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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这是第几个轮回了,或许和其他的轮回一样,又是挑衅、愤怒、举证、抗议、表态、平息等,一幕幕依次上演,像一出排练得十分熟练的戏剧,从20世纪演到了21世纪。毫无疑问,这种"戏弄"中国的剧集还会不断演下去,直至其中的一方失去耐心,而上演新的更"火爆"的剧目。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在内心问自己,问上天: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狂"?
日本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狂妄,也不是自始至终在狂妄。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一直在稳步发展。虽有小波澜,但基本上是风平浪静。而从80年代开始,所谓"军国主义复活"问题开始浮出水面。1982、1985和1986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上将日本过去的战争评价加以修改,以及首相中增根康弘以官方身分到靖国神社去祭奠战争的死难军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他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中国大陆与台湾关于京都大学生宿舍"光华寮"的所有权问题的争执,以及日本法院对此做出的有利于台方的裁决等。在此期间,北京及其他主要城市还发生了学生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和数千名日本青年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彻夜联欢过。
不无巧合的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开始"冲顶"的时候。5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中国,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日本人的自信也在这一时期相应"冲顶"。《日本可以说"不"》一书是当时日本人心态的最好写照。该书的作者之一盛田昭夫曾说:日本只要凭世界最先进的一兆电脑芯片就可以打败美国。部分日本人的狂妄有民族劣根性使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拥有充足的"本钱"之后才把压抑了许久的狂妄释放出来。如果有朝一日,日本的经济超过了美国,也许会有日本人出来组织集会,宣称"偷袭珍珠港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谎言"!理由不外乎是:当时的日本即将面临美国舰队的攻击;日本在投下炸弹前1小时已向美国宣战;炸沉的应是8艘而不是14艘军舰---其他的翻而未沉,等等。
日本为什么这么"狂"?因为它认为自己已足够强大,认为它已在对中国"实际赔偿",认为我们的证据"杂乱无章",认为和把亚洲"从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相比,它带来的"麻烦"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
在这样的民族面前,我们再和他们耐心细致地讲历史讲现实讲未来,在杀了30万还是20万、10万、2万上面讨价还价---好像生命只是一堆水果,在弄清其价值前还要先搞清斤两,用"好榜样"德国来旁敲侧击,把频繁出现的丑恶言论仅仅归结为"右翼"的冲动,那我们就只有招致更大的轻视和耻笑。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大辩论,不是空谈太多的道义、友谊、和平和恩怨,当然更不用喊打喊杀。当各自内心的感受和想法已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时候,大家只关注当前利益的交换得失好了,只默默地积蓄实力、准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较量好了。如果这是对反问中国"我们必须重复道歉到什么时候?"、"道歉已道烦"了的日本"右翼"所希望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来接受这种挑战。诚然,不甘寂寞的日本"右翼"只是少数,但"沉默的大多数"往往也是摇摆的大多数,是被一群更强有力的人物引导的大多数。
我们要做的,是要放弃幻想、抛开包袱、面对现实。
谁为中国筹款?
不空谈,意味多一些细致的证据收集挖掘工作。美国在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时,曾拍下数千英尺长的电影胶片,完整记录了全过程。几十年前,当一个日本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美国收藏胶片的档案馆购买,被美国人索以高价。这个消息一经日本媒体公布,就像风暴在日本刮过,全体国民群情激昂,极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远远超过所需款项的捐款。
中国人都会记得当年《东京日日新闻》上刊登的报道和照片,被冠以"百人斩"的杀人比赛是当时日本媒体的重头新闻。近日,在吉林又发现一张1937年12月23日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在《南京总攻击观战记( 之三)》的报道中,该报"特派员"详细记录了他进入南京城后的所见所闻,如"经助川部队和海军扫荡的败敌尸体,从这条街(离码头较近)到扬子江下游绵延二三里远,有报告称总数约有3万"等。引人注目的是,这张夹杂在伪满洲国档案里的报纸,前后都盖有"关东军司令部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的"不准复制"和带有"秘"字的公章。这张在日本公开发行的报纸,一经进入中国,便成了不准复制的"秘"级文件。日本人在担心什么呢?而"观战记"之一、之二、或者之四、之五又是些什么内容呢?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观战记"?什么时候,我们能募集到一笔巨款,把1937年12月的所有日本报纸影印件、所有日本电影胶片全部购买回来,那里,一定藏有无数的证据。
一份难言的"账单"
不空谈,意味着我们要正视中日经济已水乳交融的现实。
让我们抛开情感的一面,来看现实的一面。
中日贸易(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下同):
1972年至1997年间,中日贸易额增加了大约58倍,1997年中日贸易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38亿美元。虽然1998年的贸易额减少到569亿美元,但日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99年,日本继续保持中国第一贸易伙伴的地位,双边贸易额达662亿美元。对于日本,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
日本的对华投资:
从1979年中国开始引进外资到1998年底为止,日本的对华投资累计达到17602件,实际利用金额达到219亿美元。除香港、澳门的对华投资以外,日本和美国的对华投资均属最大。
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
从1979年以来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累计到1997年度末,总额达到22584亿日元。中国是日本经济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中国接受的双边援助中,有50%以上来自日本。对中国来说,日本是最大的经济援助提供国。
而日本政府对中国建国50周年工程的援助,仅北京地铁复八线、首都机场新旅客大楼、上海浦东新机场3项总额就近千亿日元,占到这些工程投资额的30%左右。此外,日本人还开列了一张长长的,让每个中国人都心里不舒服的单子:中国国内的电气化铁路,相当于其总长38%的3842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修建的;对华的无偿资金援助正在以农业、医疗、环境保护、培养人才等领域为中心进行。无偿资金援助还利用于建设学校、完善上下水道设施等内陆贫困地区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到1997年度为止无偿援助累计达到1050亿日元(协议金额)。这种援助遍布中国各地,项目五花八门。
1999年,在7项"利民工程计划"之后,又是18项"新的利民工程"。包括加固长江堤防计划,援助粮食增产,预防接种扩大计划,帮助最贫困县添置医疗设备等。从为新疆提供医疗设备,为河南建校舍,为重庆的乡村建蓄水池,"旨在减轻运水的劳动强度",到为北京市内100所小学置办分类垃圾箱、回收废品用的手推车以及用来搞环保教育的宣传板等;
1997年,约有260名日本专家和约100名海外青年协力队员在中国各地、在医疗、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不同的领域里从事着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活动。另外,有大约800名中国人在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等世界各个国家,接受着由日本提供援助的研修。到1997
年度为止技术援助累计达到大约990亿日元;
……
真实的一面
与这种援助相伴随的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涉入中国经济事务的程度相比拟"。例如,在签署了于1997年把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的联合声明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自豪地宣布,中国政府同意接待一个大型英国贸易代表团。但是,当10位英国高级工业家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发现一个由100人组成的日本商会的访问团级别超过了他们。日本代表团见到了邓小平,而英国代表团则没有。一位西方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在与中国接触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比。"
不可否认,在许多时候,有偿或无偿的援助成了日本人手中的一个筹码。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日本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冻结预期在1990年4月提供的810亿日元的第3期政府贷款。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实施导弹试射演习,日本政府决定推迟原定于3月举行的第4批日元贷款第一年1800亿日元贷款的磋商,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
此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日本也以停止对华援助施加压力。而1998年底江泽民主席访日过程中更是遇到数十个右翼团体的示威,他们高叫着"停止对华贷款"等口号,其以"施舍者"自居的丑恶心态暴露无遗。这种援助的私利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援助外交,不仅保证了自己能得到长期的原材料的供应(特别是能源),而且也极大加强了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分析家指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成为一种长期的现象。这种援助外交在赢得中国人心方面是有相当成果的。日本人往往比其他国家的官员更好地保持与中国政府的接触。这种社会网络活动对日本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有极大帮助。
至于"讲面子"的日本人是否将此当成一种对中国侵略的实际"赔偿",日方一直未有明确说法。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日本到年底就恢复对华援助,日本外务省强调:"政府所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日中关系当然不同于美中关系(亦即考虑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在华的军事侵略行为)。"
"超越"的竞赛
无疑,日本有一双金钱铸就的强有力的翅膀,但它只有一颗怯弱的心。
据报载,1月21日,旅美华人画家李自健的"人性与爱---李自健油画环球巡回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苏富比艺术大厅开幕,然而,一幅被评论界称为"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品"的巨作《南京大屠杀》却没有展出。获悉李自健将在苏富比荷兰分部举办画展,少数日本人通过各种渠道向画展组织者施加影响,要求撤消这一艺术活动,但未能达到目的。这些人的企图落空后,仍不死心,多次通过日本外交官向苏富比公司施压,要求禁展《南京大屠杀》。在日方的压力下,苏富比公司最终作出了让步。李先生告诉记者,苏富比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收藏和拍卖公司,日本人经常出高价收购苏富比的拍卖品,受商业利益驱动,苏富比不敢得罪日本人。外表的强硬掩饰不了内心的怯弱,心灵的包袱使日本成为亚洲领袖的机会日益渺茫。当它无法正视过去的时候,它就绝没有做亚洲领袖的道义依据。而中国呢?在不能混淆是非、宽恕罪恶、忘记历史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解开"心结",就像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荷兰女王说:"永不原谅,永不忘记,但是要向前看。"百年来,我们对先进的东西一直学得太迟、太慢、太被动,就像西方学者评价的那样,遵循一种"刺激---反应"模式,有外来刺激才有内部反应。这实际上是因為很多中国人解不开历史"心结"。尤其当我们在20世纪初,满怀热情地向"文明和先进"学习时,还未"毕业"就被"西方老师"痛击,那种心灵的创伤一直在伴随我们,甚至阻碍着我们进步。"师夷长技以制夷"始终只是仁人志士的一个梦。
1997年,《中国青年报》作了一次名为"中国青年眼里的日本"的大型读者调查。在被调查的10万多青年读者中,在被问到"你心目中的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时候,最高一项选择是"残忍",占56.1%。不过,如果日本只有劣根性的一面,它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的。如果我们也能想到日本人的"认真进取"、"团队合作"和"技术优势",我们将更加理性和成熟。放下包袱,更早、更快、更主动地向先进学习,包括向伤害过你的人学习。学习它是为了超越它,厌恶它更要接近它。
这是一场关于"超越"的竞赛:中国要超越贫穷,日本要超越"政治侏儒"状态,同时,双方都还有一段历史需要从心灵上超越。当德国人放下心灵的包袱时,他们被欧洲大陆宽容地接受了,德国也就越发像一个欧洲的领袖。如果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我们将无法进步以致富强;如果日本无法超越历史,那他们将无法超越"政治侏儒"。只有在超越中我们才能逐步平衡我们的资金来源,平衡我们的贸易格局,平衡我们的未来。□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在内心问自己,问上天: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狂"?
日本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狂妄,也不是自始至终在狂妄。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一直在稳步发展。虽有小波澜,但基本上是风平浪静。而从80年代开始,所谓"军国主义复活"问题开始浮出水面。1982、1985和1986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上将日本过去的战争评价加以修改,以及首相中增根康弘以官方身分到靖国神社去祭奠战争的死难军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他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中国大陆与台湾关于京都大学生宿舍"光华寮"的所有权问题的争执,以及日本法院对此做出的有利于台方的裁决等。在此期间,北京及其他主要城市还发生了学生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和数千名日本青年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彻夜联欢过。
不无巧合的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开始"冲顶"的时候。5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中国,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日本人的自信也在这一时期相应"冲顶"。《日本可以说"不"》一书是当时日本人心态的最好写照。该书的作者之一盛田昭夫曾说:日本只要凭世界最先进的一兆电脑芯片就可以打败美国。部分日本人的狂妄有民族劣根性使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拥有充足的"本钱"之后才把压抑了许久的狂妄释放出来。如果有朝一日,日本的经济超过了美国,也许会有日本人出来组织集会,宣称"偷袭珍珠港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谎言"!理由不外乎是:当时的日本即将面临美国舰队的攻击;日本在投下炸弹前1小时已向美国宣战;炸沉的应是8艘而不是14艘军舰---其他的翻而未沉,等等。
日本为什么这么"狂"?因为它认为自己已足够强大,认为它已在对中国"实际赔偿",认为我们的证据"杂乱无章",认为和把亚洲"从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相比,它带来的"麻烦"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
在这样的民族面前,我们再和他们耐心细致地讲历史讲现实讲未来,在杀了30万还是20万、10万、2万上面讨价还价---好像生命只是一堆水果,在弄清其价值前还要先搞清斤两,用"好榜样"德国来旁敲侧击,把频繁出现的丑恶言论仅仅归结为"右翼"的冲动,那我们就只有招致更大的轻视和耻笑。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大辩论,不是空谈太多的道义、友谊、和平和恩怨,当然更不用喊打喊杀。当各自内心的感受和想法已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时候,大家只关注当前利益的交换得失好了,只默默地积蓄实力、准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较量好了。如果这是对反问中国"我们必须重复道歉到什么时候?"、"道歉已道烦"了的日本"右翼"所希望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来接受这种挑战。诚然,不甘寂寞的日本"右翼"只是少数,但"沉默的大多数"往往也是摇摆的大多数,是被一群更强有力的人物引导的大多数。
我们要做的,是要放弃幻想、抛开包袱、面对现实。
谁为中国筹款?
不空谈,意味多一些细致的证据收集挖掘工作。美国在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时,曾拍下数千英尺长的电影胶片,完整记录了全过程。几十年前,当一个日本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美国收藏胶片的档案馆购买,被美国人索以高价。这个消息一经日本媒体公布,就像风暴在日本刮过,全体国民群情激昂,极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远远超过所需款项的捐款。
中国人都会记得当年《东京日日新闻》上刊登的报道和照片,被冠以"百人斩"的杀人比赛是当时日本媒体的重头新闻。近日,在吉林又发现一张1937年12月23日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在《南京总攻击观战记( 之三)》的报道中,该报"特派员"详细记录了他进入南京城后的所见所闻,如"经助川部队和海军扫荡的败敌尸体,从这条街(离码头较近)到扬子江下游绵延二三里远,有报告称总数约有3万"等。引人注目的是,这张夹杂在伪满洲国档案里的报纸,前后都盖有"关东军司令部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的"不准复制"和带有"秘"字的公章。这张在日本公开发行的报纸,一经进入中国,便成了不准复制的"秘"级文件。日本人在担心什么呢?而"观战记"之一、之二、或者之四、之五又是些什么内容呢?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观战记"?什么时候,我们能募集到一笔巨款,把1937年12月的所有日本报纸影印件、所有日本电影胶片全部购买回来,那里,一定藏有无数的证据。
一份难言的"账单"
不空谈,意味着我们要正视中日经济已水乳交融的现实。
让我们抛开情感的一面,来看现实的一面。
中日贸易(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下同):
1972年至1997年间,中日贸易额增加了大约58倍,1997年中日贸易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38亿美元。虽然1998年的贸易额减少到569亿美元,但日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99年,日本继续保持中国第一贸易伙伴的地位,双边贸易额达662亿美元。对于日本,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
日本的对华投资:
从1979年中国开始引进外资到1998年底为止,日本的对华投资累计达到17602件,实际利用金额达到219亿美元。除香港、澳门的对华投资以外,日本和美国的对华投资均属最大。
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
从1979年以来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累计到1997年度末,总额达到22584亿日元。中国是日本经济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中国接受的双边援助中,有50%以上来自日本。对中国来说,日本是最大的经济援助提供国。
而日本政府对中国建国50周年工程的援助,仅北京地铁复八线、首都机场新旅客大楼、上海浦东新机场3项总额就近千亿日元,占到这些工程投资额的30%左右。此外,日本人还开列了一张长长的,让每个中国人都心里不舒服的单子:中国国内的电气化铁路,相当于其总长38%的3842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修建的;对华的无偿资金援助正在以农业、医疗、环境保护、培养人才等领域为中心进行。无偿资金援助还利用于建设学校、完善上下水道设施等内陆贫困地区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到1997年度为止无偿援助累计达到1050亿日元(协议金额)。这种援助遍布中国各地,项目五花八门。
1999年,在7项"利民工程计划"之后,又是18项"新的利民工程"。包括加固长江堤防计划,援助粮食增产,预防接种扩大计划,帮助最贫困县添置医疗设备等。从为新疆提供医疗设备,为河南建校舍,为重庆的乡村建蓄水池,"旨在减轻运水的劳动强度",到为北京市内100所小学置办分类垃圾箱、回收废品用的手推车以及用来搞环保教育的宣传板等;
1997年,约有260名日本专家和约100名海外青年协力队员在中国各地、在医疗、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不同的领域里从事着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活动。另外,有大约800名中国人在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等世界各个国家,接受着由日本提供援助的研修。到1997
年度为止技术援助累计达到大约990亿日元;
……
真实的一面
与这种援助相伴随的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涉入中国经济事务的程度相比拟"。例如,在签署了于1997年把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的联合声明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自豪地宣布,中国政府同意接待一个大型英国贸易代表团。但是,当10位英国高级工业家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发现一个由100人组成的日本商会的访问团级别超过了他们。日本代表团见到了邓小平,而英国代表团则没有。一位西方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在与中国接触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比。"
不可否认,在许多时候,有偿或无偿的援助成了日本人手中的一个筹码。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日本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冻结预期在1990年4月提供的810亿日元的第3期政府贷款。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实施导弹试射演习,日本政府决定推迟原定于3月举行的第4批日元贷款第一年1800亿日元贷款的磋商,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
此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日本也以停止对华援助施加压力。而1998年底江泽民主席访日过程中更是遇到数十个右翼团体的示威,他们高叫着"停止对华贷款"等口号,其以"施舍者"自居的丑恶心态暴露无遗。这种援助的私利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援助外交,不仅保证了自己能得到长期的原材料的供应(特别是能源),而且也极大加强了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分析家指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成为一种长期的现象。这种援助外交在赢得中国人心方面是有相当成果的。日本人往往比其他国家的官员更好地保持与中国政府的接触。这种社会网络活动对日本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有极大帮助。
至于"讲面子"的日本人是否将此当成一种对中国侵略的实际"赔偿",日方一直未有明确说法。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日本到年底就恢复对华援助,日本外务省强调:"政府所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日中关系当然不同于美中关系(亦即考虑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在华的军事侵略行为)。"
"超越"的竞赛
无疑,日本有一双金钱铸就的强有力的翅膀,但它只有一颗怯弱的心。
据报载,1月21日,旅美华人画家李自健的"人性与爱---李自健油画环球巡回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苏富比艺术大厅开幕,然而,一幅被评论界称为"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品"的巨作《南京大屠杀》却没有展出。获悉李自健将在苏富比荷兰分部举办画展,少数日本人通过各种渠道向画展组织者施加影响,要求撤消这一艺术活动,但未能达到目的。这些人的企图落空后,仍不死心,多次通过日本外交官向苏富比公司施压,要求禁展《南京大屠杀》。在日方的压力下,苏富比公司最终作出了让步。李先生告诉记者,苏富比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收藏和拍卖公司,日本人经常出高价收购苏富比的拍卖品,受商业利益驱动,苏富比不敢得罪日本人。外表的强硬掩饰不了内心的怯弱,心灵的包袱使日本成为亚洲领袖的机会日益渺茫。当它无法正视过去的时候,它就绝没有做亚洲领袖的道义依据。而中国呢?在不能混淆是非、宽恕罪恶、忘记历史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解开"心结",就像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荷兰女王说:"永不原谅,永不忘记,但是要向前看。"百年来,我们对先进的东西一直学得太迟、太慢、太被动,就像西方学者评价的那样,遵循一种"刺激---反应"模式,有外来刺激才有内部反应。这实际上是因為很多中国人解不开历史"心结"。尤其当我们在20世纪初,满怀热情地向"文明和先进"学习时,还未"毕业"就被"西方老师"痛击,那种心灵的创伤一直在伴随我们,甚至阻碍着我们进步。"师夷长技以制夷"始终只是仁人志士的一个梦。
1997年,《中国青年报》作了一次名为"中国青年眼里的日本"的大型读者调查。在被调查的10万多青年读者中,在被问到"你心目中的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时候,最高一项选择是"残忍",占56.1%。不过,如果日本只有劣根性的一面,它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的。如果我们也能想到日本人的"认真进取"、"团队合作"和"技术优势",我们将更加理性和成熟。放下包袱,更早、更快、更主动地向先进学习,包括向伤害过你的人学习。学习它是为了超越它,厌恶它更要接近它。
这是一场关于"超越"的竞赛:中国要超越贫穷,日本要超越"政治侏儒"状态,同时,双方都还有一段历史需要从心灵上超越。当德国人放下心灵的包袱时,他们被欧洲大陆宽容地接受了,德国也就越发像一个欧洲的领袖。如果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我们将无法进步以致富强;如果日本无法超越历史,那他们将无法超越"政治侏儒"。只有在超越中我们才能逐步平衡我们的资金来源,平衡我们的贸易格局,平衡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