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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移民作家罗曼·加里（笔名埃米尔·阿雅尔）的作品《来日方长》自发表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荣获1975年度龚古尔文学大奖。本文从身份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和解读主要人物形象，使广大读者体会到这部作品在书写外来移民的身份困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而对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身份，身份困境，身份书写，罗曼·加里
引言
1956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原籍俄罗斯的法国作家罗曼·加里（Romain Gary），于1975年用笔名埃米尔·阿雅尔（Emile Ajar）发表了小说《来日方长》（La Vie devant soi）。作品通过主人公毛毛（Momo）的叙述，生动地讲述了一位十四岁的阿拉伯孤儿和收养他的犹太妇女罗莎太太（Madame Rosa）相依为命、同种种社会不公和非正义抗争的故事，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外来移民的悲惨处境，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反思。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作者以埃米尔·阿雅尔这个笔名再次问鼎龚古尔大奖，成为法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两度荣获此奖项的作家。
作为移民作家，罗曼·加里有意模仿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对当代法国的“悲惨者们”——犹太人、阿拉伯人、黑人等外来移民进行文学书写，揭露了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值得一提的是，作品的关注点并非仅限于此，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前殖民地人民文化心理和身份意识的嬗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要到何方去？诸如此类的拷问贯穿整部小说。有鉴于此，笔者拟从身份的角度对主要人物罗莎太太、毛毛的艺术形象进行分析，以期加深读者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一、挥之不去的身份梦魇
对前殖民地人民来说，背井离乡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自然渴望放下历史的包袱，开创光明的未来，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在异国他乡，深陷“他者”的汪洋大海，重塑自我自有它不可承受之重，等待他们的往往是痛苦而无奈的身份焦虑。
这正是主人公罗莎太太的处境。她身兼三种身份：首先，从种族的角度来说，她是犹太人，亲身经历了二次大战期间的犹太大劫难和纳粹集中营；其次，从职业身份来看，她以前是妓女，为生计不得不出卖身体，如今开了一家地下托儿所，照看妓女所生的“黑孩子们”；最后一点大家很容易忽略，她本人是一位年过花甲、疾病缠身的老年妇女。我们发现，这三种身份在罗莎太太身上相互交织，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让她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
罗莎太太的恐惧首先源自她的战争记忆。身为犹太人，她无法回避那一段压抑的历史。战火中的她东躲西藏，被一位皮条客告发，落人为纳粹效力的法国警察手中。她被送往德国，关进自行车赛场和集中营。虽然她和同伴得以死里逃生，可在之后的日子里，种族迫害如同噩梦一般，时时萦绕在她的脑海，使之永生不得释怀。“德国人吓破了她的胆。”（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35）“直到现在，她还在害怕。”（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9）连老太太自己都说：“从奥斯维辛出来，我就没有顺心过，总是麻烦事一大堆。”（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0）小说中的罗莎太太总是在担惊受怕，这一点肯定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战争早已结束，炮弹、空袭、纳粹的搜捕和追杀都已不复存在，然而在战争中受到惊吓的老太太却总以为这一切还没结束。她在公寓的地下室里为自己精心布置了一处“犹太窝”——一个类似于防空洞的地下藏身处。一旦恐惧袭来，她就寻求这个隐秘空间的庇护。小说通过主人公毛毛的叙述，绘声绘色地向大家展示了老太太半夜被惊醒，惊慌失措地从居住的七楼一路冲向地下室的情景：
一天夜里，老太太在睡梦中突然喊叫起来……她的脑袋不住地抖动，那两只眼睛，瞪得就像是她看见了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罗莎太太下楼……看到灯光立马尖叫起来，她以为楼道里还有别人呢。她抬头朝上看，什么也看不见，再往底下看，还是没人，于是便又迈开步子往下走。……老太太施展出印第安人的计谋，一层一层地停停走走，似乎到处都是敌人，情况越来越糟糕。（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20）
这战战兢兢的场面让人觉得战争似乎还在继续，法西斯的阴云依旧笼罩在欧洲上空，纳粹党卫队似乎随时会冲进来，将这位贴上了犹太标签的老太太重新抓进集中营。接下来，当罗莎太太终于躲进了她的“犹太窝”，就“坐在可怜的椅子上，满心欢喜，脸上堆满笑容。看她那神情，得意洋洋，甚至像打了胜仗一样。”（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21）此种情景让读者联想到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为躲避纳粹的追杀，纷纷在自己的住所设置密室，惶惶不可终日。罗莎太太在楼梯和在地下室的表现判若两人，表明她根本没有走出战争的阴影，可见战争把这位犹太妇女摧残到了何种地步。这创伤表面上看是战火带来的，可本质上却源自她的犹太身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老太太也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然而历史的包袱却时刻提醒着她自己是谁，自己从何而来。
如果说罗莎太太的种族身份在她内心种下了恐惧的种子，那么她的职业身份——“地下托儿所”老板——则进一步延续了这种恐惧。罗莎太太的托儿所专门收养妓女生的孩子。不幸的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妓女无权生养自己的孩子，否则就不能再从事妓女的工作了。这些人都是以接客为生的，为了不丢掉自己的饭碗，她们只好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孩子”。既然“黑孩子们”不被社会所承认，那么专门收养这些孩子的托儿所自然也不被法律允许。这样的场所只能是秘密开办，并且免不了社会法律机构的上门审查。如果罗莎太太的托儿所被揭发出来，理所当然要被关闭，她作为老板也得负法律责任，又要被执法人员带走了。老太太真是不走运，战争中有纳粹党卫队找麻烦，现在又换成了法国治安警察和“公共救援队”。现实的困境简直和战争中的遭遇如出一辙。幸亏罗莎太太认识一位总能保护她的警长，此外还有一位集中营里的犹太难友。战争结束后，他俩“便当面起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能让谁给逮起来了。”（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4）这位犹太难友帮她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假证件，靠着这些假证明，老太太才可以把“地下托儿所老板”这个身份隐藏起来。尽管如此，“她从来没有踏实过；要想踏实，除非人死气断。活在世上，总是提心吊胆。”（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4） 最后，罗莎太太还受老年身份的困扰。小说一开始就交代得很清楚，老太太一把年纪了，每天拖着沉重的身体在没有电梯的公寓里爬上爬下。“她常说：不知哪一天，她就会倒在楼梯上。”（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妓女们把孩子寄养在这里，但抚养费却很不固定。上了岁数，百病缠身，收入又没有保证，她的悲惨结局是注定的。从上文我们得知，她是黑户，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身份，自然也难以享受政府的福利。“她没资格生存，只能毁灭。”（武海涛，1997：211）作品的最后，老太太患上了加速型老年痴呆症，病情时好时坏。她的主治医生、犹太人卡茨大夫一直主张把她送往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因为他知道老太太病情很重，血压很高，随时有中风的危险。卡茨大夫为了罗莎太太履行医生的本分，可老太太并不想去医院呆着，因为她心里清楚，自己的病只会越来越重，医院只是利用各种医疗手段维持她的生命，这个过程不但会让病人受到很大的痛苦，而且无法从根本上阻止病情的恶化。罗莎太太不愿意到医院里受罪，她宁愿选择安乐死。然而，安乐死在当时也不被法律认可，病人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必须到医院接受最后的治疗。众所周知，老年痴呆病发作的时候，病人的思维是混乱的。患上这种病的罗莎太太特别担心自己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因此，她焦急地利用所有清醒的机会做了安排，让周围所有的人帮助自己，防止救护车把她接走。她甚至给守在自己身边的毛毛说到，“你什么时候听到奥尔良式的传言，说要送我上医院，你就去找你的伙伴，给我打上一针，然后把我的尸首送到乡下，放到灌木丛中，不要乱扔到什么地方。……整整三十五年，我把屁股交给了顾客。现在，我绝不会再把屁股交给医生。”（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17）所幸的是，毛毛最后把老太太藏在了她的“犹太窝”，她终于了却了心愿，在那儿安详地走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在记忆里，还是在现实之中，罗莎太太都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她不停地担心，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来日方长》的中文译者郭安定先生认为，主人公恐惧的生存状态是一种“情感缺失”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身份的焦虑呢？归根到底，老太太遇到的所有麻烦事，她经历的种种伤害无一不是源自她那些特定的身份：犹太人、妓女、“地下托儿所”老板和老年妇女，身份才是她内心挥之不去的梦魇。
二、孜孜不倦的身份追寻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叙述者毛毛的人生经历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毛是一位阿拉伯裔男孩，全名叫穆罕默德。他的生母也是一位妓女，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皮条客父亲失手杀死了。可怜的孩子被寄养在罗莎太太的托儿所中，从此一直陪伴在老太太身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甚至是左膀右臂。罗莎太太担心这段悲惨往事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和成长，所以她和周围的人一直对孩子隐瞒这一切。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毛却对自己的身世和前途产生了疑问。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将到哪里去？类似的问题也开始在他的头脑中徘徊。
毛毛注意到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从寻找自己的生母开始的。他被送到罗莎太太的日托所时才三岁，幼小的他还不谙世事，甚至还不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一位母亲。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懂事，发觉其他孩子的妓女母亲都定期来托儿所探望，自己却总是无人问津。他的内心开始犯嘀咕了：“大家都有母亲，除了我之外。我的母亲到哪儿去啦？”（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4）哪个孩子不想见到自己的母亲呢？即便母亲是一个“婊子”。毛毛也不例外，为了见到自己的母亲，他用了各种招数：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假装肚子疼和全身抽搐，接着是抽筋，甚至一连数天在房间里到处拉屎。可是这一切一点效果都没有，他的母亲还是不来。小家伙并不死心，他又去缠着罗莎太太、地毯商哈米勒先生和卡茨大夫，没头没脑地询问与自己身世有关的讯息，希望能得到自己生母的蛛丝马迹。他从这些人的言行举止看出来，大家心里一定还藏着自己的相关情况。可是为孩子着想，周围的人自然不会讲出实情，所以要么搪塞要么敷衍他。尽管毛毛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可寻找生母的自觉行为表明他已经萌发了强烈的自我身份意识。我们看到，从这时候开始，毛毛就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打听自己生母和生父的情况，弄清自己的身世成了他内心的一种渴望。
应当说，虽然在身世问题上，罗莎太太和其他的人对孩子隐瞒的一些东西，但他们毕竟心里清楚，毛毛拥有阿拉伯血统，是穆斯林的后代。因此，周围的人还是有意识地让孩子接触到了一些阿拉伯文化。毛毛从懂事的那一刻起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名叫穆罕默德，是个典型的穆斯林。而作品中的地毯商哈米勒先生可以看作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他经常给孩子提到“真主”，教他念《可兰经》，写“祖先的语言”。此外，哈米勒先生还对孩子讲了他去圣地麦加朝觐的事，以及一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神话。当毛毛不听话、瞎捣乱的时候，罗莎太太总是骂他“阿拉伯屁股蛋子”。因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周围人的熏陶让孩子耳濡目染，他内心意识到了自己的阿拉伯身份。“既然罗莎太太知道我叫穆罕默德，知道我是穆斯林，那不正说明我是有来历的，并非一无所有。我希望知道的，是我母亲在哪儿，她为什么不来看我。”（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23）可见，虽然拥有了族裔意识，但孩子想找到自己的生母、了解自己家庭身世的意愿更加强烈了。
在毛毛苦苦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的大事，这件事也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的高潮。那是毛毛的皮条客父亲卡迪尔·尤塞夫先生找到罗莎太太的托儿所，要求看望自己多年前寄养在这里的儿子。尤塞夫先生患神经病多年，此时的他已经病人膏肓，没有获得医生的许可就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见到罗莎太太，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要见自己的儿子，并指明了儿子的身份：阿拉伯裔、穆斯林信仰，名叫穆罕默德。随后，读者很快就明白尤塞夫先生所说的儿子就是毛毛本人。可罗莎太太和孩子相依为命多年，早已离不开他，所以根本就不打算把毛毛交还给他的父亲。于是，老太太不仅对尤塞夫早年充当皮条客并失手杀死毛毛生母的行为进行了讽刺，而且故意将另一位犹太血统的孤儿摩西说成是尤塞夫当年送来的儿子。罗莎太太还一本正经地说，当年毛毛被送来的时候，她把他和另外一个孩子的身份混淆了，错把尤塞夫先生的穆斯林孩子当作犹太人来抚养了。我们都知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彼此是水火不容的。尤塞夫先生听说自己寄予厚望的穆斯林孩子被扶养成了犹太人，感情上哪里接受得了。他本来就重病在身，此时又受到这样的打击，一时急火攻心，居然当场身亡。
毛毛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看在眼里，一开始他也被蒙在鼓里，是一个旁观者。但罗莎太太和尤塞夫先生的对话让他看透了整件事。一方面，他终于明白，尤塞夫先生所说的儿子正是自己，眼前的这个矮个子精神病人就是自己一直想找寻的生父，正是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他了解到，罗莎太太不想和自己分开，故意把自己的年龄隐瞒了几岁，他知道自己的真实年龄是十四岁，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我们看到，在小说的这一部分，主人公毛毛的身世之谜全揭开了。正因为毛毛得知了真相，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的态度就非常值得关注了：是与父亲相认，还是继续留在老太太身边？出乎读者的意料，一直以来孜孜不倦地寻找父母、追问身世的男主人公始终保持着沉默，不但没有主动去和自己的父亲相认，还一直配合着老太太，在父亲面前合演了一出双簧，丝毫不透露自己的身份，最后眼睁睁地看到生父活活气死。毛毛的行为表明，此时的他已经从被动寻找自己的身世过渡到了主动选择自己的身份。他原本可以选择与父亲相认，认祖归宗，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决心继续留在老太太身边，为她养老送终。毛毛选择了超越种族界限和民族恩怨的人类大爱！
结语
《来日方长》发表以来，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是“20世纪的《悲惨世界》。”（武海涛，1997：210）“它在揭露和控诉法国当时社会的不幸方面还是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武海涛，1997：218）这些观点当然都是有道理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作品自始至终散发出一股强烈的身份意识，身份问题成为情节展开、人物互动和主题阐释的重要线索。正所谓“文学是人的身份问题得到了最具启发性的揭示的空间”（赵炎秋等，2007：445），小说表面上展示的是一老一少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交流，可本质上却透露出外来移民那令人焦虑的身份困境。作者正是对这种身份困境进行书写，从而将冷酷无情的社会真相摆在读者面前。
关键词：身份，身份困境，身份书写，罗曼·加里
引言
1956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原籍俄罗斯的法国作家罗曼·加里（Romain Gary），于1975年用笔名埃米尔·阿雅尔（Emile Ajar）发表了小说《来日方长》（La Vie devant soi）。作品通过主人公毛毛（Momo）的叙述，生动地讲述了一位十四岁的阿拉伯孤儿和收养他的犹太妇女罗莎太太（Madame Rosa）相依为命、同种种社会不公和非正义抗争的故事，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外来移民的悲惨处境，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反思。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作者以埃米尔·阿雅尔这个笔名再次问鼎龚古尔大奖，成为法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两度荣获此奖项的作家。
作为移民作家，罗曼·加里有意模仿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对当代法国的“悲惨者们”——犹太人、阿拉伯人、黑人等外来移民进行文学书写，揭露了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值得一提的是，作品的关注点并非仅限于此，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前殖民地人民文化心理和身份意识的嬗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要到何方去？诸如此类的拷问贯穿整部小说。有鉴于此，笔者拟从身份的角度对主要人物罗莎太太、毛毛的艺术形象进行分析，以期加深读者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一、挥之不去的身份梦魇
对前殖民地人民来说，背井离乡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自然渴望放下历史的包袱，开创光明的未来，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在异国他乡，深陷“他者”的汪洋大海，重塑自我自有它不可承受之重，等待他们的往往是痛苦而无奈的身份焦虑。
这正是主人公罗莎太太的处境。她身兼三种身份：首先，从种族的角度来说，她是犹太人，亲身经历了二次大战期间的犹太大劫难和纳粹集中营；其次，从职业身份来看，她以前是妓女，为生计不得不出卖身体，如今开了一家地下托儿所，照看妓女所生的“黑孩子们”；最后一点大家很容易忽略，她本人是一位年过花甲、疾病缠身的老年妇女。我们发现，这三种身份在罗莎太太身上相互交织，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让她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
罗莎太太的恐惧首先源自她的战争记忆。身为犹太人，她无法回避那一段压抑的历史。战火中的她东躲西藏，被一位皮条客告发，落人为纳粹效力的法国警察手中。她被送往德国，关进自行车赛场和集中营。虽然她和同伴得以死里逃生，可在之后的日子里，种族迫害如同噩梦一般，时时萦绕在她的脑海，使之永生不得释怀。“德国人吓破了她的胆。”（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35）“直到现在，她还在害怕。”（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9）连老太太自己都说：“从奥斯维辛出来，我就没有顺心过，总是麻烦事一大堆。”（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0）小说中的罗莎太太总是在担惊受怕，这一点肯定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战争早已结束，炮弹、空袭、纳粹的搜捕和追杀都已不复存在，然而在战争中受到惊吓的老太太却总以为这一切还没结束。她在公寓的地下室里为自己精心布置了一处“犹太窝”——一个类似于防空洞的地下藏身处。一旦恐惧袭来，她就寻求这个隐秘空间的庇护。小说通过主人公毛毛的叙述，绘声绘色地向大家展示了老太太半夜被惊醒，惊慌失措地从居住的七楼一路冲向地下室的情景：
一天夜里，老太太在睡梦中突然喊叫起来……她的脑袋不住地抖动，那两只眼睛，瞪得就像是她看见了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罗莎太太下楼……看到灯光立马尖叫起来，她以为楼道里还有别人呢。她抬头朝上看，什么也看不见，再往底下看，还是没人，于是便又迈开步子往下走。……老太太施展出印第安人的计谋，一层一层地停停走走，似乎到处都是敌人，情况越来越糟糕。（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20）
这战战兢兢的场面让人觉得战争似乎还在继续，法西斯的阴云依旧笼罩在欧洲上空，纳粹党卫队似乎随时会冲进来，将这位贴上了犹太标签的老太太重新抓进集中营。接下来，当罗莎太太终于躲进了她的“犹太窝”，就“坐在可怜的椅子上，满心欢喜，脸上堆满笑容。看她那神情，得意洋洋，甚至像打了胜仗一样。”（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21）此种情景让读者联想到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为躲避纳粹的追杀，纷纷在自己的住所设置密室，惶惶不可终日。罗莎太太在楼梯和在地下室的表现判若两人，表明她根本没有走出战争的阴影，可见战争把这位犹太妇女摧残到了何种地步。这创伤表面上看是战火带来的，可本质上却源自她的犹太身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老太太也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然而历史的包袱却时刻提醒着她自己是谁，自己从何而来。
如果说罗莎太太的种族身份在她内心种下了恐惧的种子，那么她的职业身份——“地下托儿所”老板——则进一步延续了这种恐惧。罗莎太太的托儿所专门收养妓女生的孩子。不幸的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妓女无权生养自己的孩子，否则就不能再从事妓女的工作了。这些人都是以接客为生的，为了不丢掉自己的饭碗，她们只好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孩子”。既然“黑孩子们”不被社会所承认，那么专门收养这些孩子的托儿所自然也不被法律允许。这样的场所只能是秘密开办，并且免不了社会法律机构的上门审查。如果罗莎太太的托儿所被揭发出来，理所当然要被关闭，她作为老板也得负法律责任，又要被执法人员带走了。老太太真是不走运，战争中有纳粹党卫队找麻烦，现在又换成了法国治安警察和“公共救援队”。现实的困境简直和战争中的遭遇如出一辙。幸亏罗莎太太认识一位总能保护她的警长，此外还有一位集中营里的犹太难友。战争结束后，他俩“便当面起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能让谁给逮起来了。”（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4）这位犹太难友帮她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假证件，靠着这些假证明，老太太才可以把“地下托儿所老板”这个身份隐藏起来。尽管如此，“她从来没有踏实过；要想踏实，除非人死气断。活在世上，总是提心吊胆。”（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4） 最后，罗莎太太还受老年身份的困扰。小说一开始就交代得很清楚，老太太一把年纪了，每天拖着沉重的身体在没有电梯的公寓里爬上爬下。“她常说：不知哪一天，她就会倒在楼梯上。”（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妓女们把孩子寄养在这里，但抚养费却很不固定。上了岁数，百病缠身，收入又没有保证，她的悲惨结局是注定的。从上文我们得知，她是黑户，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身份，自然也难以享受政府的福利。“她没资格生存，只能毁灭。”（武海涛，1997：211）作品的最后，老太太患上了加速型老年痴呆症，病情时好时坏。她的主治医生、犹太人卡茨大夫一直主张把她送往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因为他知道老太太病情很重，血压很高，随时有中风的危险。卡茨大夫为了罗莎太太履行医生的本分，可老太太并不想去医院呆着，因为她心里清楚，自己的病只会越来越重，医院只是利用各种医疗手段维持她的生命，这个过程不但会让病人受到很大的痛苦，而且无法从根本上阻止病情的恶化。罗莎太太不愿意到医院里受罪，她宁愿选择安乐死。然而，安乐死在当时也不被法律认可，病人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必须到医院接受最后的治疗。众所周知，老年痴呆病发作的时候，病人的思维是混乱的。患上这种病的罗莎太太特别担心自己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因此，她焦急地利用所有清醒的机会做了安排，让周围所有的人帮助自己，防止救护车把她接走。她甚至给守在自己身边的毛毛说到，“你什么时候听到奥尔良式的传言，说要送我上医院，你就去找你的伙伴，给我打上一针，然后把我的尸首送到乡下，放到灌木丛中，不要乱扔到什么地方。……整整三十五年，我把屁股交给了顾客。现在，我绝不会再把屁股交给医生。”（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117）所幸的是，毛毛最后把老太太藏在了她的“犹太窝”，她终于了却了心愿，在那儿安详地走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在记忆里，还是在现实之中，罗莎太太都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她不停地担心，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来日方长》的中文译者郭安定先生认为，主人公恐惧的生存状态是一种“情感缺失”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身份的焦虑呢？归根到底，老太太遇到的所有麻烦事，她经历的种种伤害无一不是源自她那些特定的身份：犹太人、妓女、“地下托儿所”老板和老年妇女，身份才是她内心挥之不去的梦魇。
二、孜孜不倦的身份追寻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叙述者毛毛的人生经历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毛是一位阿拉伯裔男孩，全名叫穆罕默德。他的生母也是一位妓女，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皮条客父亲失手杀死了。可怜的孩子被寄养在罗莎太太的托儿所中，从此一直陪伴在老太太身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甚至是左膀右臂。罗莎太太担心这段悲惨往事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和成长，所以她和周围的人一直对孩子隐瞒这一切。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毛却对自己的身世和前途产生了疑问。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将到哪里去？类似的问题也开始在他的头脑中徘徊。
毛毛注意到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从寻找自己的生母开始的。他被送到罗莎太太的日托所时才三岁，幼小的他还不谙世事，甚至还不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一位母亲。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懂事，发觉其他孩子的妓女母亲都定期来托儿所探望，自己却总是无人问津。他的内心开始犯嘀咕了：“大家都有母亲，除了我之外。我的母亲到哪儿去啦？”（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4）哪个孩子不想见到自己的母亲呢？即便母亲是一个“婊子”。毛毛也不例外，为了见到自己的母亲，他用了各种招数：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假装肚子疼和全身抽搐，接着是抽筋，甚至一连数天在房间里到处拉屎。可是这一切一点效果都没有，他的母亲还是不来。小家伙并不死心，他又去缠着罗莎太太、地毯商哈米勒先生和卡茨大夫，没头没脑地询问与自己身世有关的讯息，希望能得到自己生母的蛛丝马迹。他从这些人的言行举止看出来，大家心里一定还藏着自己的相关情况。可是为孩子着想，周围的人自然不会讲出实情，所以要么搪塞要么敷衍他。尽管毛毛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可寻找生母的自觉行为表明他已经萌发了强烈的自我身份意识。我们看到，从这时候开始，毛毛就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打听自己生母和生父的情况，弄清自己的身世成了他内心的一种渴望。
应当说，虽然在身世问题上，罗莎太太和其他的人对孩子隐瞒的一些东西，但他们毕竟心里清楚，毛毛拥有阿拉伯血统，是穆斯林的后代。因此，周围的人还是有意识地让孩子接触到了一些阿拉伯文化。毛毛从懂事的那一刻起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名叫穆罕默德，是个典型的穆斯林。而作品中的地毯商哈米勒先生可以看作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他经常给孩子提到“真主”，教他念《可兰经》，写“祖先的语言”。此外，哈米勒先生还对孩子讲了他去圣地麦加朝觐的事，以及一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神话。当毛毛不听话、瞎捣乱的时候，罗莎太太总是骂他“阿拉伯屁股蛋子”。因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周围人的熏陶让孩子耳濡目染，他内心意识到了自己的阿拉伯身份。“既然罗莎太太知道我叫穆罕默德，知道我是穆斯林，那不正说明我是有来历的，并非一无所有。我希望知道的，是我母亲在哪儿，她为什么不来看我。”（罗曼·加里、郭安定，2010：23）可见，虽然拥有了族裔意识，但孩子想找到自己的生母、了解自己家庭身世的意愿更加强烈了。
在毛毛苦苦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的大事，这件事也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的高潮。那是毛毛的皮条客父亲卡迪尔·尤塞夫先生找到罗莎太太的托儿所，要求看望自己多年前寄养在这里的儿子。尤塞夫先生患神经病多年，此时的他已经病人膏肓，没有获得医生的许可就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见到罗莎太太，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要见自己的儿子，并指明了儿子的身份：阿拉伯裔、穆斯林信仰，名叫穆罕默德。随后，读者很快就明白尤塞夫先生所说的儿子就是毛毛本人。可罗莎太太和孩子相依为命多年，早已离不开他，所以根本就不打算把毛毛交还给他的父亲。于是，老太太不仅对尤塞夫早年充当皮条客并失手杀死毛毛生母的行为进行了讽刺，而且故意将另一位犹太血统的孤儿摩西说成是尤塞夫当年送来的儿子。罗莎太太还一本正经地说，当年毛毛被送来的时候，她把他和另外一个孩子的身份混淆了，错把尤塞夫先生的穆斯林孩子当作犹太人来抚养了。我们都知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彼此是水火不容的。尤塞夫先生听说自己寄予厚望的穆斯林孩子被扶养成了犹太人，感情上哪里接受得了。他本来就重病在身，此时又受到这样的打击，一时急火攻心，居然当场身亡。
毛毛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看在眼里，一开始他也被蒙在鼓里，是一个旁观者。但罗莎太太和尤塞夫先生的对话让他看透了整件事。一方面，他终于明白，尤塞夫先生所说的儿子正是自己，眼前的这个矮个子精神病人就是自己一直想找寻的生父，正是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他了解到，罗莎太太不想和自己分开，故意把自己的年龄隐瞒了几岁，他知道自己的真实年龄是十四岁，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我们看到，在小说的这一部分，主人公毛毛的身世之谜全揭开了。正因为毛毛得知了真相，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的态度就非常值得关注了：是与父亲相认，还是继续留在老太太身边？出乎读者的意料，一直以来孜孜不倦地寻找父母、追问身世的男主人公始终保持着沉默，不但没有主动去和自己的父亲相认，还一直配合着老太太，在父亲面前合演了一出双簧，丝毫不透露自己的身份，最后眼睁睁地看到生父活活气死。毛毛的行为表明，此时的他已经从被动寻找自己的身世过渡到了主动选择自己的身份。他原本可以选择与父亲相认，认祖归宗，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决心继续留在老太太身边，为她养老送终。毛毛选择了超越种族界限和民族恩怨的人类大爱！
结语
《来日方长》发表以来，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是“20世纪的《悲惨世界》。”（武海涛，1997：210）“它在揭露和控诉法国当时社会的不幸方面还是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武海涛，1997：218）这些观点当然都是有道理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作品自始至终散发出一股强烈的身份意识，身份问题成为情节展开、人物互动和主题阐释的重要线索。正所谓“文学是人的身份问题得到了最具启发性的揭示的空间”（赵炎秋等，2007：445），小说表面上展示的是一老一少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交流，可本质上却透露出外来移民那令人焦虑的身份困境。作者正是对这种身份困境进行书写，从而将冷酷无情的社会真相摆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