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3～1997年在中国驻新加坡使馆工作。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国家，1965年自马来西亚联邦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我在任时，其国家人口才300多万，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经过独立后近三十的励精图治，新加坡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成功模式为世界所承认，名望也如日中天。
　　建交晚、发展快的中新关系
　　中新建交很晚。在东南亚十国当中，新加坡是第九个同中国建交的，时间是1990年10月3日。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5%左右。而在当年的冷战背景下，种族问题一直十分敏感。李光耀强调，新加坡位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大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之间，是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因此，新中建交必须放在中印尼复交之后。这当然情有可原，但在我看来，新加坡迟迟未同中国建交，恐怕也有其内政和如何处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方面的考虑。此系个人见解，不足为凭。
　　中新建交虽晚，但两国来往却早已有之。早在1976年，李光耀总理就曾应邀访华。他是毛泽东主席晚年接见的少数几位外国领导人之一。此后，邓小平副总理于1978年应邀访新，两国领导人互访日趋频繁。两国还于1985年开通航线，一些领域的合作也逐步跟进。作为非建交国，双方能做出上述特殊安排绝非偶然，充分表明了双方的积极务实态度，也为中新建交之后的大规模交往与合作做好了前期铺垫和准备。
　　开放初期的中国从新加坡借鉴了很多做法
　　我在新工作期间，正逢两国交往的蜜月期。高层往来十分频繁，使馆每年至少要接待一到两次高层领导的来访。至于省部级代表团，则几乎每天都有。这么多团组中，有的只是单纯的交流考察，有的则旨在探讨实质性合作。其中最大的项目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中方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新方吴作栋总理亲赴江苏考察，李光耀资政一直予以具体关注和指导。那几年，江苏省和苏州市代表团不知来了多少趟，各级领导都很有实干精神，我们使馆的同志也花了大量的时间陪同，为了这个国家级的大型合作项目，大家都无怨无悔地忙碌着。
　　当时国内正处于改革开放探索的关键阶段，新加坡的很多做法都会引起我国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公务员培训、住房公积金制度、环境保护和新媒体管理等。今天回过头来看，仍觉得很有意义。
　　同新加坡交往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方便。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一开始新方用英语介绍，后来变成英、汉双语，再后来就是纯汉语介绍。新方做法务实高效，事先就针对中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做了充足准备，基本是有问必答，没有答案的也会如实相告。对我们这些使馆工作人员来说，陪同考察也成了增进对这个国家全面了解的有效途径，这是在其他国家工作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把接待大型代表团当作“练兵”，把陪同专业团组考察当作“学习”。
　　新加坡无论政府和社团，举办大型活动的能力都特别强。我刚到使馆不久，便出席了一个晋江会馆的活动。三千人的规模，席开数百，李光耀资政等高级官员应邀出席。从停车、迎宾、入席、上菜、讲话到散场，整个活动井然流畅、自然协调。我问朋友，为何能做到差不多同时上菜，告曰分桌包给不同酒家，一个领班加十几个服务员就可搞定一片。这同当年我们的办事理念相去甚远。在新参加各种活动多了，才明白事情还有不一样的做法。理念不同，效率和成本也完全不同。
　　具有东南亚特色的社团文化
　　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社团文化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那些年，新加坡宗乡总会每逢春节都在新加坡河出海口处举办一场“春到河畔”迎新年晚会，邀请中国不同省市派文艺团组前来演出。
　　新加坡各大社团有时也联合举办一些公益活动。比如有一次中华总商会等机构共同发起了为孙中山从事过革命活动的“晚晴园”修葺进行筹款的活动。那场活动的晚宴，气氛轻松、活跃，筹款收获颇丰。其中有一个环节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有一位内阁部长歌喉甚好，现场献唱，“开价”50万新元（250万人民币）才多唱一首。结果真的有人响应，慷慨解囊。很多年后，当我踏进“晚晴园”参观时，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春节是华人最大的节日。新加坡华人保留了很多传统节庆习俗。每年春节前一周，素有“唐人街”之称的牛车水就开始人头攒动，大家都开着车来置办年货。当地华人喜欢一种来自广东的银柳枝条，插在瓶里可摆放多日。柑橘象征大吉大利，家家必备，见面必送。礼篮文化在此盛行，使馆也收到不少，我们便作为年货分发给各家各户。有的当地朋友还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吃年夜饭，和我们一起度过思念亲人的时光。
　　见证频繁的中新文化交流
　　中新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我就是在新加坡首次观看到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北京人艺的《茶馆》、《天下第一楼》等经典剧目的。当时人艺的一批老演员还在，那种炉火纯青的表演今天很难见到了。

　　也是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我有幸见到了金庸、启功等文化巨人。金庸先生当时应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邀请，前来出席相关活动，宴会时刚好坐我旁边。他讲话不多，但因我们同是浙江人，乡音成了最好的沟通语言。他问及外交官生活、工作情况并要我转达对大使的问候。那次见面，激发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十几部小说。
　　启功先生到访，新加坡文化界隆重接待。潘受、刘抗等老朋友都出面安排或出席相关活动。他们既是诗友，也是画友和书友，更是心心相印、真心关心中国命运的老一代文化大家。他们之间的交流看上去云淡风轻，实质上饱含深意。他们之间的话题从未离开过国家振兴和民族大义。我想，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饱经风霜的他们来说当是最大的安慰。 　　在新加坡接待大科学家钱伟长
　　在新加坡，我还两次接待过钱伟长先生。钱老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但精神尚好，博学、儒雅、亲和。他既是大科学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来新加坡，一次是率政协代表团出访中东国家，回程途经新加坡。他和全团同志的访问十分劳累，在利比亚，为见卡扎菲，竟然驱车在沙漠里来回折腾了上千公里。他对我说，一路上他告诉大家到了新加坡就好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那里的中餐水准很高，使馆接待能力强，可以好好休整。尽管旅途十分劳累，钱老还是应约接受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林仁君总编的专访。谈科技、谈教育、谈两岸关系和大陆的改革开放。
　　钱老第二次来新是应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做学术报告。我到机场迎接他们夫妇二人。他显然没有忘记我，说上次出访中东回家后大病一场，现在已完全康复，做报告没有问题，等等。由于比较熟了，我在陪车途中问了他一些问题。钱老精神大好，侃侃而谈。他说美国最早搞导弹的一批人中，好几位是华裔，他本人是其中之一。当时觉得干了半天都是为别人在干，于是到了1946年，他就找了个理由回到北京，不再返美。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了用武之地，那是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我问他当了多少年“右派”，他屈指算来说大约十四五年。我问他有无后悔回国，他说从来没有。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周恩来总理了解我”，“四人帮”不让我搞尖端科技，我就搞基础工程，一口气成立了几十家基础科研机构，现在都派上用场了。钱老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非常高兴。他说他同费老（费孝通）一起去美国考察，两个人相约去超市转转，看有没有哪一家没卖中国货，结果真的没有找到。由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双方经济联系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钱老身上，我看到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那种立志报效祖国、改变中国命运的崇高情怀和历史担当。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值得我们永远尊敬。
　　广交各方朋友
　　那些年，我们同新加坡各类民间机构的各方人士打交道也很多，与有些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印象较深的有中华总商会的冯仲汉先生。他长期从事孙中山南洋革命活动的历史研究，早年当过记者，文笔很好。为恢复“晚晴园”革命遗址及征集史料付出过很多辛劳，其敬业精神和工作热情令人钦佩。
　　新成立起来的新中友协首任会长谢镛先生积极致力于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友协成立那天我作为临时代办到场致贺。谢镛先生虽年长我很多，但并不影响我们成为好朋友。我回北京之后，还同他保持联系。记得有一次他请我到太庙观看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中间因天公不作美，我们回到北京饭店一起喝了一瓶他最喜爱的黑方威士忌。
　　现任新中友协会长潘国驹教授也是当时认识的好朋友。他在纽约时曾同杨振宁博士在同一家研究所工作。他自己创建了一个科学出版社，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共同为促进中新民间友好关系出谋划策。
　　当年新加坡宗乡总会的会长蔡锦淞先生也是使馆的老朋友，去年他来澳门时我们还见了面。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先生，终身致力推广中华文化和书法艺术。他招收的学生当中，不乏印度裔、马来裔的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等，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声桂先生是新国宝级书法家潘受先生的高足，多年来一直为推介潘受的诗词和书法作品不遗余力。我后来去新加坡访问还专程去了书协所在地，墙上的展示充分显示出该协会同中国内地及港、澳、台书法家交往的密切。书协大门上由潘受书写的“爱我中华”四个大字尤为醒目，令人感慨！
　　在新闻界，我们当然要同各种语言的媒体和机构都打交道，广交朋友。但同《联合早报》的朋友来往更多，同当时的总经理周景锐、总编林仁君和副总编林焕章都成了多年的朋友。他们共同致力于对中国情况和中新关系的报道，写了很多有深度的文章。《联合早报》是我们了解认识新加坡的每天必读刊物之一。
　　新加坡的同行和我的同事
　　在新加坡外交部里，我们交往最多的是主管中国和东盟事务的处室。中国课有多位年轻官员，都是双语背景，后来分别被派到北京、上海、昆明、香港等地常驻，现在有的已成为资深外交官。不管在哪里遇到，当年的合作仍是我们共同的美好记忆。
　　新加坡在东盟组织中地位举足轻重。东盟那些年提出的很多思路最早都出自新加坡。而那段时间也是东盟组织吸收越、老、柬、缅和发展同中、日、韩对话机制的关键阶段。因此，我们驻新使馆除双边关系外，还负责同新方就区域合作问题保持密切联系，向国内汇报情况和工作建议，也受到国内的重视。十年后当我成为中国—东盟合作中方高官时，当时的历史经纬对我帮助甚大。
　　我本人常驻新加坡共四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担任研究室主任，后两年担任公使衔参赞，继续主管研究室工作。回过头来看，那四年中与研究室近十名同志共过事。他（她）们多为中青年骨干，后来都有很好的发展。目前有四人在当大使，一人为部发言人，还有四五人也在总领事和司局级岗位上工作。如果谈内部工作的收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认识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看到他们今天的成长，我深深为之高兴。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规律。外交事业亦然。我衷心感谢当年那批青年才俊对我工作的支持，同时希望他（她）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为我们国家的外交事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