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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整顿中两人现分歧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2月初，他开始代替生病的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就在邓小平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前，1月6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要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任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邓小平正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工作，他知道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同“四人帮”抢夺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性。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已显露成效，但由于舆论宣传掌握在“四人帮”手中，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圈发的文件，在报刊上都得不到宣传。所以，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的进一步斗争，都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恰好此时，负责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康生病重，胡乔木被吸收进整理队伍，这是一个最佳时机。6月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借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之事，打算正式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胡乔木提出，是否多找些“革命造反派”加入，被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10月中下旬，邓小平因为不满“文化大革命”挨了毛泽东严厉批评。胡乔木11月10日又提出，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要！”
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社科队伍的领导权。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邓小平坚决排斥“造反派”加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与“四人帮”对垒的舆论阵地。显然，胡乔木不想直接与“四人帮”唱对台戏，而怎样配合毛泽东才是他的固定思维。
从另外两件事情也能看出来。第一件事是，1月6日谈话后，胡乔木于2月2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泽东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毛泽东，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6月8日的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邓小平说的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就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1975年整顿。另外一件事是，胡乔木在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前，正在组织几个“隐士”编学习毛泽东理论指示的材料，胡乔木出了一批题目。参加者有邓力群、陈禹、冯兰瑞等人。最后编成一本《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后因政研室成立，就未继续进行下去了。
7月5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7人。后来政研室发展到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等机构。政研室成立仅4个月，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胡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为明哲保身揭发邓
邓小平治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当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开始涉及毛泽东不想触及的环节时，矛盾就显露出来。
1975年10月，胡乔木托邓小平转的清华大学刘冰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成为引爆的导火线。毛泽东对邓小平转的这封信大为恼火，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初起，邓小平在政治局内遭到反复批评。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决议，对“文革”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委婉地拒绝了。11月24日，毛泽东召集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会议，说要向一些老同志“打招呼”。后来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讲话要点〉的通知》。讲话要点除了谈刘冰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它的定性，说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1976年6月，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乔木受到很大的冲击。政研室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胡乔木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小平复辟翻案的黑干将”。就在毛泽东批示刘冰的信后，国务院就此召开专门会议，特意把胡乔木、胡耀邦等人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紧接着又开政治局会议，上纲上线地批评邓小平的同时，也批评了胡乔木等人。
江青在会上尖锐地批评胡乔木参加了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是对毛泽东的忘恩负义。当时胡乔木精神完全垮了。在强大压力下，为了过关，胡乔木被迫揭发邓小平，除了在政研室两次口头揭发外，他还直接给毛泽东写了18条揭发材料。
“文革”后邓对胡的宽容态度
“文革”结束后，政研室对揭批邓小平的运动做了一个总结，其中谈道：“但是，也要指出，7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1976年3月2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汲取教训，引为鉴戒。”
的确，政研室7个负责人当中，胡乔木受的压力最大，也是揭批最出格的一个。而政研室其他人都是无可奈何，被迫违心地说了一些表态但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话。
“四人帮”垮台后，高级干部对胡乔木揭发邓小平都表达了很大的不满。不过，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原谅了胡乔木。
1977年5月，胡乔木托王震、邓力群、于光远他们给邓小平带了一封检讨信。邓小平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我就讲，乔木在事实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邓小平还说，“这没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当谈到有人认为胡乔木政治动摇时，邓小平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使舵的人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宽大胸襟原谅了胡乔木，他当然知道，当下正是用人之际，自己需要胡乔木这样的笔杆子。
（摘自《时代人物》2015年第6期）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2月初，他开始代替生病的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就在邓小平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前，1月6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要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任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邓小平正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工作，他知道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同“四人帮”抢夺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性。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已显露成效，但由于舆论宣传掌握在“四人帮”手中，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圈发的文件，在报刊上都得不到宣传。所以，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的进一步斗争，都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恰好此时，负责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康生病重，胡乔木被吸收进整理队伍，这是一个最佳时机。6月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借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之事，打算正式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胡乔木提出，是否多找些“革命造反派”加入，被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10月中下旬，邓小平因为不满“文化大革命”挨了毛泽东严厉批评。胡乔木11月10日又提出，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要！”
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社科队伍的领导权。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邓小平坚决排斥“造反派”加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与“四人帮”对垒的舆论阵地。显然，胡乔木不想直接与“四人帮”唱对台戏，而怎样配合毛泽东才是他的固定思维。
从另外两件事情也能看出来。第一件事是，1月6日谈话后，胡乔木于2月2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泽东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毛泽东，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6月8日的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邓小平说的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就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1975年整顿。另外一件事是，胡乔木在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前，正在组织几个“隐士”编学习毛泽东理论指示的材料，胡乔木出了一批题目。参加者有邓力群、陈禹、冯兰瑞等人。最后编成一本《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后因政研室成立，就未继续进行下去了。
7月5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7人。后来政研室发展到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等机构。政研室成立仅4个月，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胡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为明哲保身揭发邓
邓小平治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当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开始涉及毛泽东不想触及的环节时，矛盾就显露出来。
1975年10月，胡乔木托邓小平转的清华大学刘冰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成为引爆的导火线。毛泽东对邓小平转的这封信大为恼火，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初起，邓小平在政治局内遭到反复批评。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决议，对“文革”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委婉地拒绝了。11月24日，毛泽东召集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会议，说要向一些老同志“打招呼”。后来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讲话要点〉的通知》。讲话要点除了谈刘冰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它的定性，说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1976年6月，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乔木受到很大的冲击。政研室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胡乔木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小平复辟翻案的黑干将”。就在毛泽东批示刘冰的信后，国务院就此召开专门会议，特意把胡乔木、胡耀邦等人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紧接着又开政治局会议，上纲上线地批评邓小平的同时，也批评了胡乔木等人。
江青在会上尖锐地批评胡乔木参加了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是对毛泽东的忘恩负义。当时胡乔木精神完全垮了。在强大压力下，为了过关，胡乔木被迫揭发邓小平，除了在政研室两次口头揭发外，他还直接给毛泽东写了18条揭发材料。
“文革”后邓对胡的宽容态度
“文革”结束后，政研室对揭批邓小平的运动做了一个总结，其中谈道：“但是，也要指出，7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1976年3月2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汲取教训，引为鉴戒。”
的确，政研室7个负责人当中，胡乔木受的压力最大，也是揭批最出格的一个。而政研室其他人都是无可奈何，被迫违心地说了一些表态但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话。
“四人帮”垮台后，高级干部对胡乔木揭发邓小平都表达了很大的不满。不过，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原谅了胡乔木。
1977年5月，胡乔木托王震、邓力群、于光远他们给邓小平带了一封检讨信。邓小平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我就讲，乔木在事实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邓小平还说，“这没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当谈到有人认为胡乔木政治动摇时，邓小平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使舵的人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宽大胸襟原谅了胡乔木，他当然知道，当下正是用人之际，自己需要胡乔木这样的笔杆子。
（摘自《时代人物》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