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一直运行顺畅，今年却暴露出严重风险。虽然在年初监管层就开始强调“影子银行”的危险，并在近期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
　　从整体上看，温州面临三大问题：首先是产业转型；其次是家族事业的代际传承，尤其是创业精神的继承；最后是在经历小规模经营积累之后，如何在更大的资本层面操作的问题。近期温州危机的主要问题则体现在温州产业转型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温州早期以小商品制造积累初始资本，之后向家电电子产品领域扩张。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产业应该走向升级换代，但是温州产业升级没有成功，核心原因是向上的通道存在经营环境等较多因素的阻碍。这样导致温州早期实业经营阶段积聚下来的资本没有足够的运作空间，最终这批资本以游资的形式到处寻找投资增值机会。
　　最典型的是炒房，然后是投资矿产，以致温州资本的动向成为一个媒体关注焦点。游资规模太大自然衍生出各种问题，而留下来的一批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在现有金融管制体系下又得不到满足。
　　温州企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展繁荣了民间借贷机制。早期阶段民间借贷的运作比较稳定，通过熟人关系网络来支撑各种资金需求。最后由于大量的温州游资离开本地，民间借贷从局限性的熟悉的关系网络走向了扩张性的陌生的社会个人或者团体，这样风险逐渐累积，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企业的外在经营环境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再加上金融管制造成相关协调机制的匮乏，民间借贷的风险就开始暴露。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看，自2008年中国为了应对外部危机采取宽松宏观政策以来，国有企业在资金实力与市场份额方面得到了加强，盈利能力也在提高，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则不太理想；同时，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社会上积累了大量资金；金融风险开始积聚。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虽然各大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在数据上增长很快，达到40%，但实质上受益的多是中型企业。而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资金需求没有得到基本的满足。最终这次危机本身衍生出一种倒逼机制，推动对金融体制实施相关改革以满足金融市场需求的变化。
　　虽然部分民间舆论觉得不应该救助温州，但这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观点。从政策角度来看，局部的明显的经济问题必须解决，且必须在风险还没有扩散恶化之前加以处理。
　　救助过程中必须区分真实的经营行为与纯粹的投机性行为，纯粹资金炒作则不能救助，以避免道德风险。但救助机制并不是针对所有出问题的企业，需要分析实际的情况进行针对处理。
　　首先，不应该把温州的经济全部“卡死”，对温州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老板外逃的企业必须解决一部分，区分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相关企业的财务数据与运营能力。部分企业存在运营潜力可以通过恢复生产以后把债务压力逐渐化解。政府对于这样的企业应该采取相应合理限度的救助措施。虽然这样的操作也存在一定风险，但整体测算还是利大于弊。如果仅仅为了把拯救风险降到最低而放弃救助，这最终解决不了当下的温州困境。
　　遏制投机可能会造成泡沫局部性的破灭，但所有的救市措施都存在代价问题，只是代价最终由谁支付，关键问题在于分清责任。有些责任必须由社会民间承担，这意味着相关责任人在财富收入与生活水平上会降低。但必须保持维护相关人群继续生存的机制，触到底线还是需要进行救助。
　　温州危机是否会在年底前继续恶化，资金链断裂是否会蔓延，取决于救助措施的实施效果。针对有健康运营潜力的企业，将相关债务通过谈判重新组合，通过企业的发展把原来的问题逐步化解，这是比较稳妥的解决策略。
　　根本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在宏观政策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切实实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中国比较严重，与中小银行的经营策略有关。因为在相关规定上并未强调它们只能为中小企业服务，这造成中小银行积极给予大企业贷款，而原本预设的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成了一种空想。所以应该限制中小银行的经营范围，即只为中小企业服务，而不能偏离这一主轴。
　　（作者为法国巴黎证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