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荞麦开花的时候，我的记忆就蹦出一些与荞麦有关的故事来。荞麦最初是乡村里每年必种的粮食作物，虽然产量低，但那阵倡导开荒山，烧火肥，随便在哪座山上砍出一块火茬地，晾干枝梢，一把火烧尽，然后乡亲们撒上荞种从上往下揭去火燎棒，这秋庄稼就算做上了，既省工又方便。烧过的火茬地肯长，荞茏发的七股八权，一片荞麦花开过后，荞颗粒结的密密实实，丰收的景象就堆砌在农人们的脸上。于是，乡亲们说种荞是捡庄稼收。后来，退耕还林了，山里大部分山坡地都种植了成材林或果树林，所以这种过去在岩缝窝的黑色土壤里吸收着丰富养分的养子也就自然失去了它们原先自由生长的家园。也许荞麦本身就是一种命贱的作物，把它种在平地里，要么就是疯长枝桠不结果，要么就是风一吹倒伏在地，成了“种一袜子，打一鞋”的收成。久而久之，农人们失去了再种植的热情，从而成了物以稀为贵的粮食品种。这年月，偶尔看见谁家的饭桌上有这样的美食出现，人们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馋涎欲滴，就想即刻食之。
　　荞麦红杆绿叶，叶子呈三角形，花儿红白相间，紧簇在枝头，果实灰黑成三棱形。关于荞麦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道：三片瓦盖座庙，屋里住着白老赵。这就是荞麦的颗粒形状，说的很形象。荞子成熟于秋末冬初，割荞那几天，大地霜白如雪，人走在地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哈一口冒出腾腾白气。割荞时天气很冷，没割上几把手指就冻得青疼，连刀把也握不住了。于是人们把镰刀夹在腋窝下，然后拢起十个冻得麻木的手指放在嘴边不停地哈着热气。就这样割一阵，哈一阵热气，直到冬阳慢腾腾地高悬在头顶，天气才稍为暖和一点，割荞的速度才由慢变快起来。
　　在我们家乡割荞不叫割，叫刮荞。只见割荞人左手揽一茏荞穗过来，然后用镰刀擦地皮斜着刀刃刮起来，然后再用左手一甩，荞茏就如圆锥形立于身后山坡的旷地上，远看就像一列列山里人轧制的看護庄稼的茅草人在忠实地站岗放哨一般。那阵我经常在放学后和大人们一起上坡割荞，体验这种独特的收获方式。收荞又叫打棒棒荞，它需要二人以上成双数的配合才行，或二人，或四人，或六人。他们对面站立，在早已平好的场子上将风干的荞茏用手中的木棒挑起打下，打下又挑起，如此反复，直到荞粒完全脱离为止。我无数次地站在乡亲们打荞的山坡上观察他们打荞的快乐场面，以至于后来这个场面就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今天翻出来依然是那么亲切和温馨。
　　记得邻村有个青年小伙子当兵一年后回家探亲，那时正逢荞麦花满山满岭开放、蜜蜂花间舞蹈的时节，这位兵哥哥上得山坡就看到一位头戴草帽的老农正在荞地里专心致志地扯草，于是他上前搭讪：“老大爷，这红杆杆绿叶叶是什么东西啊？”老农没抬头也没应声。他又一次上前问道：“老大爷，你知道王金山家咋走？”这时，老农真听出了来者的口音，他更不抬头了。原来这老汉就是王金山，这位兵哥哥就是那个当了一年兵后回家探亲的儿子。老人气不打一处来，回家后就给了这个不认老子、不识庄稼的“假洋鬼子”几个响亮的耳光。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荞麦开花的季节。后来这个不认亲、忘本、忘祖宗、忘乡愁的笑柄成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反面镜子，老师和父母们经常用那件事教育我们做人应该堂堂正正，来不得半点虚伪。
　　荞面确实是一种好东西。它虽然磨出的面粉不鲜洁，但做出的菜豆腐荞面吃起来滑顺、上口。荞面还能做荞面锅皮、荞面搅团、荞面片片、荞面凉粉等美食。特别是吃荞面锅皮时，母亲会专门炒一些如土豆丝、青椒丝、豇豆丝和锅皮卷在一起，吃起来非常美味。那个年代肚子经常吃不饱，偶尔吃一顿菜豆腐荞面或浆水菜荞面那就等于是在过节。
　　荞麦既是美食又有强身健体的药用价值。它可增强血管弹性，降血脂和促进新陈代谢。荞麦种在夏末，开镰在寒霜。它们择荒山僻壤、瘠薄之地旺盛生长。秋风袭来时，枝干泛红，繁穗紧簇在枝梢上，向这个深秋显露着不屈的韧性，这让我深感到一种超强的力量在身上涌动，让我无限的敬仰。目前，荞面这种在乡村里稀少罕见的美食逐渐在我的记忆里沉淀成一种浓缩的乡愁，它时时地馨香着我人生的苦短经历。（责任编辑/文风 设计/毛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