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羿
　　上海灵智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
　　
　　在中芯国际集团，包括总裁张汝京在内的基督徒员工共有800多名。为了满足这么多基督徒员工的正常信仰生活，公司教堂的诞生便顺理成章。它可能是目前中国惟一一家有教堂的公司。
　　作为一家半导体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企业，中芯国际能够有效地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建立健康廉洁的企业伦理，基督徒总裁张汝京的表率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起到了根本的作用。作为道德基石的信仰具有超越的能力，如果没有信仰为根基，道德将无所依托，更别谈抵挡诱惑。
　　赵晓在《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中，曾反思中国市场经济中信仰缺失所导致的种种败德现象。欺诈、贪污、钻法律的空子、为富不仁……面对如此严重和混乱的道德问题，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显然要大大优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已经为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所佐证。
　　自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大都注重其器物文化的一面，而对其精神文化的研究与吸取，直到今天都还远远不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总是在西方精神的殿堂之外徘徊，吸收的都是一些表面化的东西。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才会成为问题。
　　在管理领域也不例外。在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管理时期，很多中国人，包括很多专家对管理的理解，都暴露了我们精神的软肋。管理是科学不错，但它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在其本质层面，管理是一种文化和艺术，更是一种信仰生活的实践。但很多人偏偏太过于强调其科学性和精确性——这或许是现代管理所敬奉的准则。这一准则在后现代管理时代已经不合时宜。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否定其科学性与精确性，但后现代管理却更多地是在艺术性与模糊性的领域发挥着其无穷的魅力。
　　从某种角度而言，德鲁克是最不象管理学家的管理学家。因为德鲁克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谈管理，而是把管理置于社会、文化、信仰之中。因而，他更象一个“传道士”。
　　然而，真正的管理学家正是应该象德鲁克一样的“传道士”。哲学并不是哲学家的专利，所以只有大师级的管理学家才能将哲学娴熟地运用于管理之中；同样，传播信仰真道，也不是牧师的专利，所以，只有大师级的管理学家才能使信仰与管理完美地融合。
　　那么，信仰又是什么？它对管理究竟有哪些益处？
　　当我们说，IBM是用信仰的力量建立起企业帝国的时候，我们是否理解信仰的本质？
　　在管理中，在信仰的根基没有重新建立之前，通过物质主义的企业文化试图构筑一个生机的企业，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即使基本做到了，也会充满危机。
　　很多人以为，信仰上帝不过是老弱病残、孤苦无依者的虚幻的精神寄托。这种肤浅的理解暴露了我们文化的根本症结。这使我们曲解了信仰，于是也曲解了管理与信仰的关系。因此，当我们钦佩IBM的伟大时，却又对其以信仰为基石的企业精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我们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诸如通用电气、微软、戴尔等西方卓越企业的文化实质。被人们忽视的是他们的领袖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等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逾越中西方文化的真正阻隔，才能抵达信仰的山峰和管理的自由之境。否则，一切所谓的中西文化比较和文化管理行动都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