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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女性意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深陷于繁复的内囿之中：既从属于社会男权意识形态，又追求自我独立与解放。而这种内囿主要来自于对男权社会话语对于女性的压迫和异化以及女性自我的丧失。张爱玲的小说深刻地体现了女性面对双重内囿所呈现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
【关键词】张爱玲；内囿；疯狂；女性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根据女性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塑造出一个个鲜活而独特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巫婆式的金钱至上的曹七巧，还是魔女式的自私作恶的顾曼璐，更或是闺秀式的追求婚姻保障的白流苏和甘于风流的葛薇龙，她们都深陷于繁复杂乱的内囿之中。
一、自我丧失和女性原则
女性，作为在社会中第二性，其独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往往被男权的意识形态所遮蔽和瓦解。张爱玲笔下的中国女性，骨子里就深深地依赖于男性的权威和力量。她们天生具有一种同情与慈悲之感，先天的怜悯之心，有着如同神一般的殉道精神与使命。她们有着与生俱来的阴柔之美，以母体的情怀包容着男权社会所赋予的种种责任以及不公，从而导致了本真的自我的丧失。由于先天的生理和心理的弱势，她们逐渐由身体的丧失到思想的丧失，最终成为屏风上发霉腐烂的绣像。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虽是一个粗俗鄙陋、貌似强悍的女子，却也是受到了社会的无情摧残，她年轻的生命和热情都被丈夫那一坨“死肉”牢牢地锁死在岁月洪流之中。她放弃了追求爱情，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大户人家的公子，至此也就进入不幸的牢笼。她希望在这个高人一等的家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存在的意义，却往往适得其反，遭到家人的鄙夷与唾弃。粗俗强悍，不过是她的面具，用来捍卫自己少得可怜的自尊。曹七巧这一辈子几乎是没有幸福自由可言，前半生是男人的奴隶，后半生是金钱的囚徒。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则是由父亲的礼教枷锁走向了姑母的物质牢笼，她被调教成一个明艳动人的交际花，过着从未有过的生活。这让涉世未深的她，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最终她为着和乔琪镜花水月的“爱情”甘心于沉沦在香港的十里洋场，成为乔琪与姑母手中的“摇钱树”，失掉了自己。在小说的结尾处，她有些玩笑地说道“本来嘛，我和她们又有什么区别？”“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葛薇龙借着戏言，表明了她已然认识到自己是男人手中的玩意儿、金钱的奴隶，但是她却无力改变也不想改变这样的境遇。甚至，在世人眼中，她应该有着这样的殉道精神，来体味人生之苦。但与曹七巧的麻木不仁的囚徒之旅不同，葛薇龙已经开始自觉到女性的悲惨命运。正是这种自觉的转变，表明了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她们不再是单纯的没有思考能力的男权附属物，开始了对自身处境和前途的自省与思考。
在西方传统的宗教信仰中，女性往往是邪恶的象征，夏娃唆使亚当食善恶果，使男人走向罪恶。与这样的观点不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往往呈现出母性的情怀，她们怜悯身边的男性，甘于为他们付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甚至是被骗，也是甘之如饴，女性的悲惨命运，往往是在这种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形成的。
二、男权意识的遮蔽与压迫
张爱玲在散文《私语》中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张干是张爱玲小时候家里照看弟弟的乳母，因看管的是男孩，而处处高于张爱玲的乳母何干。男女差异的问题，从人出生就存在。相对于女性的柔弱，男性有着先天的强势。在社会上，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前途往往受到男性的摆布和压迫，其生活的中心，也是以男性为主。“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的喜怒哀乐深深地受到男性的左右，她们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属，其社会价值与生活价值均通过男性体现出来。没有了男性的支持和维护，她们难以在这个社会立足，找到合理的位置。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有自己的主见，抗争过命运的不公，她毅然离婚。但离婚后的生活也成了问题，兄嫂的冷嘲热讽，寄人篱下的艰辛，促使她迫切要找一个依靠———一个合法的丈夫。而范柳原追求的是爱情的美妙和调情的撩人，在一次次你来我往之中，白流苏最终在倾城之中得到了她要的依靠。她不再在意他的调情给了谁，而更在意那一份结婚声明。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反抗封建婚姻、追求新生的女性，再次心甘情愿地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女性的生活保障何来？难道离开了男性的庇护，就如同离开了水的游鱼？这不禁是一个让人深思的议题。女性的价值往往最终是靠婚姻来实现的，她在社会上不是以个体的形象存在，而是作为男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依靠着第三者来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自我”的价值往往是从“失我”开始的。为了能在男权社会存活下去，她们心甘情愿地走进牢笼之中。
《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亦是如此，为了留住祝鸿才，她搭上了自己曾经倾心构建的全部希望———顾曼桢，她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与依靠，毁灭了妹妹一辈子的幸福，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最后的希望与寄托，她彻彻底底地妥协于男性的权威。她一面痛恨着命运的不公，一面又残忍地成为了妹妹悲惨命运的助虐者。
张爱玲看到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异化与压迫，它使得女性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成为笼中的雀儿，屏风上的鸟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霉烂殆尽。女性只有对自我的价值与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才能试图摆脱这种附属的悲惨命运。
三、悲凉的觉醒与疯狂的反抗
张爱玲对于女性的悲惨命运有着深刻地认识和冷静的剖析，她在小说中也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来反抗这种命运的不公。她们要么是对男权社会和自身命运有着深刻的洞察与冷静的分析，并试图反抗自己悲惨的未来；要么是已经饱受命运的折磨，异化成巫婆妖妇，把遭受到的痛苦施加于无辜人身上，以此获得报复的快感。
在历史短篇小说《霸王别姬》中，她颠覆性地改写了剧情，使虞姬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她不再是霸王的附属品，而是有着自己独立思考与斟酌的生灵。她不愿再以项羽的壮志为她的壮志，以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她选择自绝，不再是因为霸王项羽，而是从自身的命运与前途出发。她既不愿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身份，也不想继续浮沉在这硝烟战场。因此她最终以“一个比较喜欢的收梢”结束自己的生命。张爱玲笔下虞姬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醒冷静的认识，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男人的长情之上，她预料到了自己色衰爱弛的那一天，不甘心就这样沉寂下去，所以她选择一死。
因此，在面对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残忍压迫，张爱玲用死亡来表现女性对于自身悲惨命运的控诉与反抗。虞姬对于自身生活状况和命运前途的觉醒，只是死前那一刻的悲鸣。她在看透世事人情后，自绝于霸王刀下。而有的女性在意识到自身的悲惨遭际和命运不公时，则表现出更加疯狂的反抗。
曹七巧把曾经压在她身上的种种折磨和苦痛，加倍地作用在她的一双儿女，以满足她欲反抗的病态心理。她让儿子吸食鸦片，逼死了媳妇寿芝，干涉女儿的婚姻与生活，试图掌控儿女的人生。这些干涉和掌控恰恰是曾经压在她身上的，她从这种类似报复似的循环，来找到心理安慰与反抗后的快感。她苦苦守着金钱，把它作为人生中的最后寄托，她以为掌控了金钱便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受男人的摆布，却没想把自己推向了更深的深渊，成了金钱的囚徒。
张爱玲在小说中，呈现了女性在面对男权社会沉重压迫时沉重内囿与疯狂反抗，但这种抗争，却如同一首曲调，奏到高潮处便戛然而止，空留悲凉的余响回荡在耳边。女性的不幸就在这不断的抗争和沉寂中循环往复。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既能感受男权社会的黑暗与冷酷，又到女性对不公命运的觉醒与反抗，即便是很短的一瞬间，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也深刻地反映出张爱玲对于女性主义的独特思索与领悟。
【关键词】张爱玲；内囿；疯狂；女性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根据女性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塑造出一个个鲜活而独特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巫婆式的金钱至上的曹七巧，还是魔女式的自私作恶的顾曼璐，更或是闺秀式的追求婚姻保障的白流苏和甘于风流的葛薇龙，她们都深陷于繁复杂乱的内囿之中。
一、自我丧失和女性原则
女性，作为在社会中第二性，其独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往往被男权的意识形态所遮蔽和瓦解。张爱玲笔下的中国女性，骨子里就深深地依赖于男性的权威和力量。她们天生具有一种同情与慈悲之感，先天的怜悯之心，有着如同神一般的殉道精神与使命。她们有着与生俱来的阴柔之美，以母体的情怀包容着男权社会所赋予的种种责任以及不公，从而导致了本真的自我的丧失。由于先天的生理和心理的弱势，她们逐渐由身体的丧失到思想的丧失，最终成为屏风上发霉腐烂的绣像。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虽是一个粗俗鄙陋、貌似强悍的女子，却也是受到了社会的无情摧残，她年轻的生命和热情都被丈夫那一坨“死肉”牢牢地锁死在岁月洪流之中。她放弃了追求爱情，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大户人家的公子，至此也就进入不幸的牢笼。她希望在这个高人一等的家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存在的意义，却往往适得其反，遭到家人的鄙夷与唾弃。粗俗强悍，不过是她的面具，用来捍卫自己少得可怜的自尊。曹七巧这一辈子几乎是没有幸福自由可言，前半生是男人的奴隶，后半生是金钱的囚徒。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则是由父亲的礼教枷锁走向了姑母的物质牢笼，她被调教成一个明艳动人的交际花，过着从未有过的生活。这让涉世未深的她，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最终她为着和乔琪镜花水月的“爱情”甘心于沉沦在香港的十里洋场，成为乔琪与姑母手中的“摇钱树”，失掉了自己。在小说的结尾处，她有些玩笑地说道“本来嘛，我和她们又有什么区别？”“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葛薇龙借着戏言，表明了她已然认识到自己是男人手中的玩意儿、金钱的奴隶，但是她却无力改变也不想改变这样的境遇。甚至，在世人眼中，她应该有着这样的殉道精神，来体味人生之苦。但与曹七巧的麻木不仁的囚徒之旅不同，葛薇龙已经开始自觉到女性的悲惨命运。正是这种自觉的转变，表明了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她们不再是单纯的没有思考能力的男权附属物，开始了对自身处境和前途的自省与思考。
在西方传统的宗教信仰中，女性往往是邪恶的象征，夏娃唆使亚当食善恶果，使男人走向罪恶。与这样的观点不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往往呈现出母性的情怀，她们怜悯身边的男性，甘于为他们付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甚至是被骗，也是甘之如饴，女性的悲惨命运，往往是在这种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形成的。
二、男权意识的遮蔽与压迫
张爱玲在散文《私语》中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张干是张爱玲小时候家里照看弟弟的乳母，因看管的是男孩，而处处高于张爱玲的乳母何干。男女差异的问题，从人出生就存在。相对于女性的柔弱，男性有着先天的强势。在社会上，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前途往往受到男性的摆布和压迫，其生活的中心，也是以男性为主。“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的喜怒哀乐深深地受到男性的左右，她们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属，其社会价值与生活价值均通过男性体现出来。没有了男性的支持和维护，她们难以在这个社会立足，找到合理的位置。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有自己的主见，抗争过命运的不公，她毅然离婚。但离婚后的生活也成了问题，兄嫂的冷嘲热讽，寄人篱下的艰辛，促使她迫切要找一个依靠———一个合法的丈夫。而范柳原追求的是爱情的美妙和调情的撩人，在一次次你来我往之中，白流苏最终在倾城之中得到了她要的依靠。她不再在意他的调情给了谁，而更在意那一份结婚声明。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反抗封建婚姻、追求新生的女性，再次心甘情愿地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女性的生活保障何来？难道离开了男性的庇护，就如同离开了水的游鱼？这不禁是一个让人深思的议题。女性的价值往往最终是靠婚姻来实现的，她在社会上不是以个体的形象存在，而是作为男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依靠着第三者来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自我”的价值往往是从“失我”开始的。为了能在男权社会存活下去，她们心甘情愿地走进牢笼之中。
《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亦是如此，为了留住祝鸿才，她搭上了自己曾经倾心构建的全部希望———顾曼桢，她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与依靠，毁灭了妹妹一辈子的幸福，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最后的希望与寄托，她彻彻底底地妥协于男性的权威。她一面痛恨着命运的不公，一面又残忍地成为了妹妹悲惨命运的助虐者。
张爱玲看到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异化与压迫，它使得女性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成为笼中的雀儿，屏风上的鸟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霉烂殆尽。女性只有对自我的价值与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才能试图摆脱这种附属的悲惨命运。
三、悲凉的觉醒与疯狂的反抗
张爱玲对于女性的悲惨命运有着深刻地认识和冷静的剖析，她在小说中也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来反抗这种命运的不公。她们要么是对男权社会和自身命运有着深刻的洞察与冷静的分析，并试图反抗自己悲惨的未来；要么是已经饱受命运的折磨，异化成巫婆妖妇，把遭受到的痛苦施加于无辜人身上，以此获得报复的快感。
在历史短篇小说《霸王别姬》中，她颠覆性地改写了剧情，使虞姬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她不再是霸王的附属品，而是有着自己独立思考与斟酌的生灵。她不愿再以项羽的壮志为她的壮志，以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她选择自绝，不再是因为霸王项羽，而是从自身的命运与前途出发。她既不愿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身份，也不想继续浮沉在这硝烟战场。因此她最终以“一个比较喜欢的收梢”结束自己的生命。张爱玲笔下虞姬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醒冷静的认识，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男人的长情之上，她预料到了自己色衰爱弛的那一天，不甘心就这样沉寂下去，所以她选择一死。
因此，在面对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残忍压迫，张爱玲用死亡来表现女性对于自身悲惨命运的控诉与反抗。虞姬对于自身生活状况和命运前途的觉醒，只是死前那一刻的悲鸣。她在看透世事人情后，自绝于霸王刀下。而有的女性在意识到自身的悲惨遭际和命运不公时，则表现出更加疯狂的反抗。
曹七巧把曾经压在她身上的种种折磨和苦痛，加倍地作用在她的一双儿女，以满足她欲反抗的病态心理。她让儿子吸食鸦片，逼死了媳妇寿芝，干涉女儿的婚姻与生活，试图掌控儿女的人生。这些干涉和掌控恰恰是曾经压在她身上的，她从这种类似报复似的循环，来找到心理安慰与反抗后的快感。她苦苦守着金钱，把它作为人生中的最后寄托，她以为掌控了金钱便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受男人的摆布，却没想把自己推向了更深的深渊，成了金钱的囚徒。
张爱玲在小说中，呈现了女性在面对男权社会沉重压迫时沉重内囿与疯狂反抗，但这种抗争，却如同一首曲调，奏到高潮处便戛然而止，空留悲凉的余响回荡在耳边。女性的不幸就在这不断的抗争和沉寂中循环往复。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既能感受男权社会的黑暗与冷酷，又到女性对不公命运的觉醒与反抗，即便是很短的一瞬间，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也深刻地反映出张爱玲对于女性主义的独特思索与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