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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随着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失业率的下降和GDP增长率的回升，国内外经济界有相当多人认为，世界经济正在走出危机。真的是这样吗？
本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全球经济脆弱平衡的破坏。因此，判断全球经济是否正在走出危机，主要看再平衡是否正在逐步实现。
解析内部失衡
在本轮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全球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类失衡经济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这两类经济，一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另外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这两类经济都存在内部失衡，它们就像照镜子一样，失衡的方向正好相反。
要解决内部失衡的问题，就需了解其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中国经济而言，在我看来，其内部失衡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次是在现行体制下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和国企手里。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是靠投资拉动的，资本对勞动(包括专业人员的劳动)的比率愈来愈高。由于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各种生产因素对产出贡献份额决定的，生产要素的这种结构，使收入分配也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在现行体制下，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和国企，然后是其他的富裕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人的份额历来较低。上世纪八十年代约占国民收人总额的三分之二；到21世纪初，已经下跌到略多于50%。与之相呼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居民消费约占GDP的45%(世界平均水平约为60% ) ，到2007年已降到36%。于是，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变得愈来愈严重。
消费率过低、劳动者收人占比下降和最终需求不足，不但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而且造成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困扰中国多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其实，历史上西方国家也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也是主要靠资本积累，结果导致最终需求不断萎缩，劳动者收人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使资本主义的生存“面临危机”。马克思正是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的结论。西方国家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呢？
据经济史家的研究，西方国家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开始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投人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模式转换。这一转型在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得到全面实现。由于现代经济增长依赖的是“基于科学的技术”，或称“人力资本”即具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白领工人”，或称“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二战”结束以后，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这使得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仍有很多动荡，但都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即使发生危机，也并不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
预警出口导向
缓解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是学习“二战”结束以后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采用过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选项呢？
答案是肯定的。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结束以后的高速增长阶段也遇到过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后来，它们采取了抑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出超)需求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不但成功地缓解了内需不足的矛盾，而且以出口为动力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成长，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
问题在于，“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支持经济稳定成长的政策。所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十年、二十年以后，都出现了外汇存底大增、货币因之超发和资产泡沫形成以及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等问题，一旦遇到内部或外部冲击，就会酿成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出现日本“失去二十年”一类问题。我在2008年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的增订版里专辟一章(“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来讨论这个问题，意在发出预警信号。不过，我国是否能够避免重蹈东亚一些国家的覆辙，看来还有待观察。
寻找根本出路
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吸取西方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历史教训，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走弯路，这也是“后发优势”的一种体现。
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惟一的办法就只有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从2009年和2010年的情形来看，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相反，还有某些恶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各界的严重关注。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扭转这种状况。根本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力资本即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这部分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和他们的收人在国民收人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决定中正确地指出，我国的收人分配方针，应当是“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人者比重”和“提高低收人者的收人水平”，以期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显然，这样的分配方针只有在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总之在我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应从大规模投入资源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扭转中国经济目前的被动局面，走向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转型成败，在此一举。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改革必须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本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全球经济脆弱平衡的破坏。因此，判断全球经济是否正在走出危机，主要看再平衡是否正在逐步实现。
解析内部失衡
在本轮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全球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类失衡经济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这两类经济，一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另外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这两类经济都存在内部失衡，它们就像照镜子一样，失衡的方向正好相反。
要解决内部失衡的问题，就需了解其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中国经济而言，在我看来，其内部失衡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次是在现行体制下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和国企手里。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是靠投资拉动的，资本对勞动(包括专业人员的劳动)的比率愈来愈高。由于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各种生产因素对产出贡献份额决定的，生产要素的这种结构，使收入分配也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在现行体制下，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和国企，然后是其他的富裕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人的份额历来较低。上世纪八十年代约占国民收人总额的三分之二；到21世纪初，已经下跌到略多于50%。与之相呼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居民消费约占GDP的45%(世界平均水平约为60% ) ，到2007年已降到36%。于是，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变得愈来愈严重。
消费率过低、劳动者收人占比下降和最终需求不足，不但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而且造成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困扰中国多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其实，历史上西方国家也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也是主要靠资本积累，结果导致最终需求不断萎缩，劳动者收人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使资本主义的生存“面临危机”。马克思正是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的结论。西方国家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呢？
据经济史家的研究，西方国家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开始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投人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模式转换。这一转型在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得到全面实现。由于现代经济增长依赖的是“基于科学的技术”，或称“人力资本”即具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白领工人”，或称“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二战”结束以后，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这使得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仍有很多动荡，但都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即使发生危机，也并不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
预警出口导向
缓解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是学习“二战”结束以后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采用过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选项呢？
答案是肯定的。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结束以后的高速增长阶段也遇到过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后来，它们采取了抑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出超)需求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不但成功地缓解了内需不足的矛盾，而且以出口为动力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成长，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
问题在于，“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支持经济稳定成长的政策。所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十年、二十年以后，都出现了外汇存底大增、货币因之超发和资产泡沫形成以及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等问题，一旦遇到内部或外部冲击，就会酿成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出现日本“失去二十年”一类问题。我在2008年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的增订版里专辟一章(“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来讨论这个问题，意在发出预警信号。不过，我国是否能够避免重蹈东亚一些国家的覆辙，看来还有待观察。
寻找根本出路
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吸取西方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历史教训，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走弯路，这也是“后发优势”的一种体现。
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惟一的办法就只有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从2009年和2010年的情形来看，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相反，还有某些恶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各界的严重关注。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扭转这种状况。根本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力资本即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这部分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和他们的收人在国民收人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决定中正确地指出，我国的收人分配方针，应当是“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人者比重”和“提高低收人者的收人水平”，以期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显然，这样的分配方针只有在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总之在我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应从大规模投入资源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扭转中国经济目前的被动局面，走向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转型成败，在此一举。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改革必须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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