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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花一个月时间走七个省，结果因为我们不幸身为北京人，在陕西就被困了25天
4月15日，带着报社发的中药和口罩，降落在陕西咸阳机场，我不无欣慰地地长出了一口气：哎！总算是暂时摆脱疫区北京了！可怜我那帮陷在北京的同事们……
我当然不知道，随后25天的经历给了我一大闷棍。
深山惊见板蓝根
我和总编室副主任康守永这次出来的任务是“农民收入调研行”，计划在七个省调研一个月，革命老区陕西延安是第一站。一周下来，采访比较顺手，5篇报道发回报社。报社通知我们放慢点节奏，也不要太辛苦。哪知打此之后，就再没有顺手过。
这天我们要从延安回西安。也就是在这一天，有小道消息来了：陕西发现一例“非典”，但当天陕西省长贾治邦在电视上说没有。小心为妙，我们在离西安40公里之外就停下。但栖身之处，遍寻不获，因为住店的人太多。陕西本地人对非典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
但形势发展之快令人心惊。第二天，我们到秦岭深处采访一位老农，在四壁萧然的农舍里，我发现桌子下有个黑乎乎的茶缸。“是板蓝根，我从秦岭的后山上挖的，不是现在闹非典吗？”老农一副“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的表情！
晚上，三则消息改变我们的计划：一是布满雪花点的电视上发出通知，让乘坐广东开往四川的××次列车某车厢的旅客就地检查；二是中央发出通知，要高度重视“防止非典向农村扩散”；三是朋友的劝告“你说从广东回四川老家的民工有多少啊?”我们请示报社后，从南下四川改为了北上宁夏。
泾源县长的宏论
刚进宁夏，就有手机短信发过来：银川已有5例，说是内蒙古一个县的广播电视局局长来银川治病，他的小舅子、连襟、夫人、司机俱称看护，这几个看护的人还逛了不少商场。一天突然确诊局长得的是非典，不治而亡，其他4人也开始发烧，定为疑似。一路上宁夏人开口都是骂：“干嘛跑到我们宁夏来？”
一进宁夏泾源县，便遇到交警和防疫人员示意停车检查、消毒、登记。县长俯允所请，接见我们，但没客套几句就道：“现在了，你们还采访什么？” 我心中略有不快。
边吃边聊。他突然当着我们的面责怪办公室主任：“以后接待一律分餐制。赶快上饭！”饭桌上的话题自然也是非典。县长曾在军营二十多年，雷厉风行。他说：“我们是国家级贫困县，10万人，县财政只有300多万，全县算上乡镇医生不过几十个，怎么防？没办法，凡是外地来的一律隔离观察！一旦出现非典，马上包围隔离，等他自生自灭，然后一把火烧了！”
一时听得我们不寒而栗。下午顺路采访一个养牛村，没有再见县长大人，便匆匆而去。车上他的那句话让我打盹不成：“你想想，按我们现在的条件，这是最负责任的办法。”
北京人惹谁了？
现在我们的严重问题是不幸身为北京人。沿途许多地方都明确要求对来自北京的人进行隔离，包括从北京出差回乡的人。当地人已发展到一听到说普通话的人就面露恐惧之色。
4月25日，继续采访已然无望。驱车到陕北神木县。一位老友安排我们住神木宾馆。住宿登记时，我们一开口，前台服务员马上露出警觉之色。下楼吃饭时，一个人惊慌失措地把我们拦住，并当着我们的面用对讲机报告：“这儿出现两个北京人……”我们被勒令回房间，不得妄动。大约半小时之后，门外进来两个蒙面人。
他们全副武装，面带口罩，提问声色俱厉：“哪来的？经过哪儿？几天了？坐什么车来？车去哪了……”最后要测体温。
我伸手去接体温计，不料那口罩大喝一声“不要过来”，并连退两步。我也讪讪地后退半步，接过温度计，靠在床边。说实话，如此严格的审查，我们打心里非常欢迎。这意味着这儿是一块净土，我们在这儿是安全的。不过以前谈非典，大都感觉自己是旁观者。现在被人逼着查体温，顿时感觉自己像个疑似病人，已在“潜伏期”数日了。
三十六度二，没事，我如释重负。
我们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电视屏幕的下方，不断滚动着“乘坐××航班、××列车的乘客马上到当地医院检查”的字样，也不时传来相邻某县让出不让进的消息。那意味着我们出了某县但进不了下一个县，也回不去原来的县。县和县的交界有多大呢？能容下我们吗？
宾馆里无聊，终日大睡。但总有敲门声：“量体温！”我半梦半醒说：“中午再说。”“中午再量就不准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匆匆起床开门，量完体温和衣再睡。不一时，敲门声又起，一个身背大塑料桶的人进来，对着墙和地一顿猛喷，见我在侧旁观，以商量和迟疑的口气问我：“把你身上的衣服也喷喷？”被我当场谢绝。我看他走时还不死心。
整个宾馆最少能住200人，现在连我们只住3人。而饭厅和客房的服务员就有20多人。他们称，现在来往的人不多了。
服务员来去匆匆，不多言语，甚至还没看清长什么样，放下热水瓶马上就消失了。我宁肯相信这是因为她是一个纯朴、害羞的小女孩。
以邻为壑？
神木县姓姜的常务副县长与康主任有过交情，不时来看望我们。他天天紧锣密鼓抓非典。陕西神木与内蒙古和山西交界，姜副县长说，随着这两省区的疫情与日俱增，县领导和老百姓都很紧张，恐怕一旦传入陕北这块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以目前的医疗条件恐难阻挡。许多农民也自发地在村口巡逻，有的不惜挖断村里的路。
不料后来交通部发了通知，不许以任何形式中断交通，在陕北与内蒙古、山西重要疫区的岗哨被强行撤除。老百姓意见很大，县里也很为难。因为他们统计，每天从疫区进入陕北的客车就有1000多辆、3万人，难免有漏网之鱼。
在实地了解情况后，我们连夜给报社、国务院防治非典领导小组、交通部写了一个“紧急情况”，反映当地领导“暂停一段疫区客运”的请求。交通部一位司长第二天专门打来电话，解释称：该举措是汲取广东经验。如果中断客运，客流会分散到不同渠道偷偷过境，更无法统计和管理，还不如集中登记来的安全。
但县里认为，如果给予明确的暂停信号，人流总量会减少，传染的机会也会减少。到底哪个效果好，都是值得我们事后考量的。
正在此时，与内蒙古交界的神木县大柳塔镇发现一疑似病人，高烧不退四五天，已被送往内蒙古鄂尔多斯医院。人们对普通话的恐惧飞速扩展到了蒙古话和山西话。我开始偷偷琢磨神木人怎么发音。
对北京的抱怨仍在升温。从非典引发的怨气，扩展到对北京的其他诸多不满，一直揪到警察对打工仔的侮辱、高考分数线的不公、“跑部钱进”……
灰溜溜，沿墙走，爬上火车头
几日后，从大柳塔回来检疫人员被隔离在神木宾馆一楼，服务员愈发惊慌。姜县长建议我们安全第一，转移为上。
怎么转移呢？电视上不断滚动的字样告诉我们列车已经不安全了，公共汽车进不了邻县。康主任的老关系又起了作用：我们决定从神木乘拉煤的火车头，横穿山西，到河北西柏坡，向北京靠拢。报社当机立断，派车接应。啊，非典时期，“北京来的”的光环、记者的方便全然失去，关键时刻，还是组织温暖啊！
我向楼层两个服务员致谢，感谢她们这几天非典时期的非常关照。当然，我继续用仅会的那几句地道的神木话。那两个服务员说，“不用谢。我们怕死了，都不敢给你们送水，现在不怕了。我们还以为你是北京来的呢，原来你是神木人”。
5月10日上午10时，我们带着无非典病症的证明爬上开往山西神池的6070次列车火车头。我问开车的师傅：“你不怕我们有非典？”“有非典调度就不会让你们上来。”59岁的周师傅如此回答。
火车穿过陕西山西交界的黄河大桥，隔窗可看见公路上排起的汽车长龙绕进山里。足有四五公里，“山西保德县和陕西府谷县都互相查，这样的长队已有10多天了”。
下午５点钟左右，车到河北西柏坡。一个盹醒来，两岸景色都错过，火车已过万重山……
4月15日，带着报社发的中药和口罩，降落在陕西咸阳机场，我不无欣慰地地长出了一口气：哎！总算是暂时摆脱疫区北京了！可怜我那帮陷在北京的同事们……
我当然不知道，随后25天的经历给了我一大闷棍。
深山惊见板蓝根
我和总编室副主任康守永这次出来的任务是“农民收入调研行”，计划在七个省调研一个月，革命老区陕西延安是第一站。一周下来，采访比较顺手，5篇报道发回报社。报社通知我们放慢点节奏，也不要太辛苦。哪知打此之后，就再没有顺手过。
这天我们要从延安回西安。也就是在这一天，有小道消息来了：陕西发现一例“非典”，但当天陕西省长贾治邦在电视上说没有。小心为妙，我们在离西安40公里之外就停下。但栖身之处，遍寻不获，因为住店的人太多。陕西本地人对非典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
但形势发展之快令人心惊。第二天，我们到秦岭深处采访一位老农，在四壁萧然的农舍里，我发现桌子下有个黑乎乎的茶缸。“是板蓝根，我从秦岭的后山上挖的，不是现在闹非典吗？”老农一副“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的表情！
晚上，三则消息改变我们的计划：一是布满雪花点的电视上发出通知，让乘坐广东开往四川的××次列车某车厢的旅客就地检查；二是中央发出通知，要高度重视“防止非典向农村扩散”；三是朋友的劝告“你说从广东回四川老家的民工有多少啊?”我们请示报社后，从南下四川改为了北上宁夏。
泾源县长的宏论
刚进宁夏，就有手机短信发过来：银川已有5例，说是内蒙古一个县的广播电视局局长来银川治病，他的小舅子、连襟、夫人、司机俱称看护，这几个看护的人还逛了不少商场。一天突然确诊局长得的是非典，不治而亡，其他4人也开始发烧，定为疑似。一路上宁夏人开口都是骂：“干嘛跑到我们宁夏来？”
一进宁夏泾源县，便遇到交警和防疫人员示意停车检查、消毒、登记。县长俯允所请，接见我们，但没客套几句就道：“现在了，你们还采访什么？” 我心中略有不快。
边吃边聊。他突然当着我们的面责怪办公室主任：“以后接待一律分餐制。赶快上饭！”饭桌上的话题自然也是非典。县长曾在军营二十多年，雷厉风行。他说：“我们是国家级贫困县，10万人，县财政只有300多万，全县算上乡镇医生不过几十个，怎么防？没办法，凡是外地来的一律隔离观察！一旦出现非典，马上包围隔离，等他自生自灭，然后一把火烧了！”
一时听得我们不寒而栗。下午顺路采访一个养牛村，没有再见县长大人，便匆匆而去。车上他的那句话让我打盹不成：“你想想，按我们现在的条件，这是最负责任的办法。”
北京人惹谁了？
现在我们的严重问题是不幸身为北京人。沿途许多地方都明确要求对来自北京的人进行隔离，包括从北京出差回乡的人。当地人已发展到一听到说普通话的人就面露恐惧之色。
4月25日，继续采访已然无望。驱车到陕北神木县。一位老友安排我们住神木宾馆。住宿登记时，我们一开口，前台服务员马上露出警觉之色。下楼吃饭时，一个人惊慌失措地把我们拦住，并当着我们的面用对讲机报告：“这儿出现两个北京人……”我们被勒令回房间，不得妄动。大约半小时之后，门外进来两个蒙面人。
他们全副武装，面带口罩，提问声色俱厉：“哪来的？经过哪儿？几天了？坐什么车来？车去哪了……”最后要测体温。
我伸手去接体温计，不料那口罩大喝一声“不要过来”，并连退两步。我也讪讪地后退半步，接过温度计，靠在床边。说实话，如此严格的审查，我们打心里非常欢迎。这意味着这儿是一块净土，我们在这儿是安全的。不过以前谈非典，大都感觉自己是旁观者。现在被人逼着查体温，顿时感觉自己像个疑似病人，已在“潜伏期”数日了。
三十六度二，没事，我如释重负。
我们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电视屏幕的下方，不断滚动着“乘坐××航班、××列车的乘客马上到当地医院检查”的字样，也不时传来相邻某县让出不让进的消息。那意味着我们出了某县但进不了下一个县，也回不去原来的县。县和县的交界有多大呢？能容下我们吗？
宾馆里无聊，终日大睡。但总有敲门声：“量体温！”我半梦半醒说：“中午再说。”“中午再量就不准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匆匆起床开门，量完体温和衣再睡。不一时，敲门声又起，一个身背大塑料桶的人进来，对着墙和地一顿猛喷，见我在侧旁观，以商量和迟疑的口气问我：“把你身上的衣服也喷喷？”被我当场谢绝。我看他走时还不死心。
整个宾馆最少能住200人，现在连我们只住3人。而饭厅和客房的服务员就有20多人。他们称，现在来往的人不多了。
服务员来去匆匆，不多言语，甚至还没看清长什么样，放下热水瓶马上就消失了。我宁肯相信这是因为她是一个纯朴、害羞的小女孩。
以邻为壑？
神木县姓姜的常务副县长与康主任有过交情，不时来看望我们。他天天紧锣密鼓抓非典。陕西神木与内蒙古和山西交界，姜副县长说，随着这两省区的疫情与日俱增，县领导和老百姓都很紧张，恐怕一旦传入陕北这块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以目前的医疗条件恐难阻挡。许多农民也自发地在村口巡逻，有的不惜挖断村里的路。
不料后来交通部发了通知，不许以任何形式中断交通，在陕北与内蒙古、山西重要疫区的岗哨被强行撤除。老百姓意见很大，县里也很为难。因为他们统计，每天从疫区进入陕北的客车就有1000多辆、3万人，难免有漏网之鱼。
在实地了解情况后，我们连夜给报社、国务院防治非典领导小组、交通部写了一个“紧急情况”，反映当地领导“暂停一段疫区客运”的请求。交通部一位司长第二天专门打来电话，解释称：该举措是汲取广东经验。如果中断客运，客流会分散到不同渠道偷偷过境，更无法统计和管理，还不如集中登记来的安全。
但县里认为，如果给予明确的暂停信号，人流总量会减少，传染的机会也会减少。到底哪个效果好，都是值得我们事后考量的。
正在此时，与内蒙古交界的神木县大柳塔镇发现一疑似病人，高烧不退四五天，已被送往内蒙古鄂尔多斯医院。人们对普通话的恐惧飞速扩展到了蒙古话和山西话。我开始偷偷琢磨神木人怎么发音。
对北京的抱怨仍在升温。从非典引发的怨气，扩展到对北京的其他诸多不满，一直揪到警察对打工仔的侮辱、高考分数线的不公、“跑部钱进”……
灰溜溜，沿墙走，爬上火车头
几日后，从大柳塔回来检疫人员被隔离在神木宾馆一楼，服务员愈发惊慌。姜县长建议我们安全第一，转移为上。
怎么转移呢？电视上不断滚动的字样告诉我们列车已经不安全了，公共汽车进不了邻县。康主任的老关系又起了作用：我们决定从神木乘拉煤的火车头，横穿山西，到河北西柏坡，向北京靠拢。报社当机立断，派车接应。啊，非典时期，“北京来的”的光环、记者的方便全然失去，关键时刻，还是组织温暖啊！
我向楼层两个服务员致谢，感谢她们这几天非典时期的非常关照。当然，我继续用仅会的那几句地道的神木话。那两个服务员说，“不用谢。我们怕死了，都不敢给你们送水，现在不怕了。我们还以为你是北京来的呢，原来你是神木人”。
5月10日上午10时，我们带着无非典病症的证明爬上开往山西神池的6070次列车火车头。我问开车的师傅：“你不怕我们有非典？”“有非典调度就不会让你们上来。”59岁的周师傅如此回答。
火车穿过陕西山西交界的黄河大桥，隔窗可看见公路上排起的汽车长龙绕进山里。足有四五公里，“山西保德县和陕西府谷县都互相查，这样的长队已有10多天了”。
下午５点钟左右，车到河北西柏坡。一个盹醒来，两岸景色都错过，火车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