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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Lawrence & Lorsch所区分的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依据大连装备制造业64家企业的一组调研问卷数据，试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就装备制造业而言，环境不确定性的不同水平与类型（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和恶意性）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何种尺度影响企业创新？结果显示，装备制造企业所感知的环境动态性和复杂性越高，以创新投入和产出所衡量的创新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环境恶意也与创新呈正相关的关系，且企业规模大小对这种相关性存在着影响。这一结论即验证了之前的相关研究，又呈现出了局部差异，本文对其原因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创新；环境不确定性；装备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401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08)04-0033-08
一、引言
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创新一直是当代企业的核心问题。在对于不确定性影响的认识中，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效率模型里，企业家的作用被限定于去获取已知的市场机会；而奥地利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则一直强调不确定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并因此肯定了企业家决策的作用。可以说，尽管这些经典学派对不确定性的定义大致相同，然而对不确定性的影响却各持己见。比如，熊彼特（1934）就不同意不确定性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先决条件，其著名的论断就是“正是企业家创造了不确定性”，是“创造性破坏”带来了不确定性；而凯恩斯则认为企业家实在“察觉到不确定”之后，才开始有所作为以“服从主流的常规、惯例和规则”，这就存在着一个先与后的差别。概括而言，早期的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结果，而在后期，不确定性则成了阻碍。到了目前，学术界和商界都较为认同的是：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原因，而非熊彼特所认为的结果（Van Gelderen et al．，2000），而且既然环境不确定性是经济生活的必然，企业家们就必须学会基于此承担风险和进行创新，进一步的可以说正是环境不确定性为企业家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和成功的机会。由此，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显而易见，理应建立起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决策之间的桥梁，研究企业家所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其创新。
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是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March&Simon，1958；Thompson，1967），它指的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信息”或者“难以区别相关和非相关数据”，从而“无法对组织环境做出准确的预测”（Milliken，1987）。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本质，众多研究者都强调它不是单纯的指组织所处环境的变化与难以预测，而是目睹者眼中的知觉现象（Milliken，1987），而且这种对环境的主观知觉要比真实环境确是如何来得重要（Achrol et al．，1983；Duncan，1972；Hambrick &Snow，1977；Miller，1988），与其说是外部环境影响着组织选择，不如说是人对环境的感知决定着组织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因此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关注的并非是客观环境，而是人对环境的感知过程和结果，因此这一研究必将杂糅组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环境不确定性本身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和其他变量关系的时候，环境被划分为不同的维度（Lawrence & Lorsch，1967；Dess & Beard，1984； Nicholls-nixon，2000）：环境动态性（Dynamism）、环境复杂性（Complexity）和环境恶意性（Hostility）（或称环境敌对性、环境宽松性），其中环境动态性指环境变化的不可预测性和环境的不稳定性；环境复杂性指决策过程中所需考虑的环境因素的数量和异质性；环境恶意性指竞争的恶劣程度和企业所需资源的稀缺程度（Aldrich，1979；Child，1972；Dess & Beard，1984；Duncan，1972；Lawrence & Lorsch，1967；Miller & Friesen，1983；Tung，1979）。早期的研究往往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程度的高低，而后期，则越来越倾向于以环境不确定性三个维度的细分来判断其影响和变化关系，在本文中也将区分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和恶意性为基础来比较不确定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一个大课题，具体到不同行业的研究将得出具有差异化的结论，国外学者往往将服务业与制造业区分开来进行研究，或者通过比较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或者深入更为具体的行业探寻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独特之处（Stone&Fiorito，1986；Sawyerr，1993；Jefferson，Rawski&Zheng，1997；Brouthers et al．，2002；Freel，2005）。在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行业是影响企业研发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产业间劳动力、资本、技术与知识等要素禀赋的不同”，使研发“呈现内生化的行业差异”（安同良，2006），这亦说明基于具体行业研究创新行为的必要性。本文试图以在制造业中地位重要又颇具代表性的装备制造业为例，来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我国，制造业占工业企业数的九成，占主营业务收入的85%还多，居于工业的主导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国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体系整合正逐步迈向制造业大国，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离制造业强国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体现在制造业企业规模效益、技术创新水平、产品档次等诸多方面。制造业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工程机械等重大行业的发展，这些重工业是制造行业的基础，是提高技术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必经之路，而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更是工业创新的源头和动力。很难想象没有良性的创新研发体系，没有装备制造业创新的支撑，中国制造业将如何制造出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快速提升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因而，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创新一直是倍受业界和学术界广为关注的问题，而如何选择创新策略更成为这一问题的关键，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曾以引进国外的大型关键设备为主，然而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一，只引进不消化，陷入引进一批落后一批的死循环，秦山核电站一期、二期就是这样的实例；其二，存在盲目、重复引进现象，引进技术设备与现有技术基础不衔接，又缺乏相应技术人才，无法实现有效率的本土化，造成技术荒废设备闲置；其三，重硬件、轻软件，主要以成套设备进口为主，以软件技术和其他方式为辅。这种技术贸易旨在快速形成生产能力，并未抓住关键技术，影响企业对技术的进一步吸收和再创新。从理论上讲，自主创新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推进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但在现实条件下是什么影响了创新选择与实施，进而影响创新绩效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的目的有三个：其一，回顾与评述有关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以及二者关系的不同观点；其二，在装备制造业产业背景下，分析相关企业不确定性和创新的特质；其三，报告对大连市装制造业64家企业的统计结果，以此检验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差异及其影响的假设。
二、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的研究假设
整体而言，环境不确定性引致和影响着创新。Russell & Russell（1992）提出创新与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这一结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创新引致了更多的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带来了更多的创新，也就是说，更多的创新使得决策者感觉所面临的环境更为不确定，与之相对，理性选择使得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诞生更多的创新，这些创新更多的表现为采取适应性的行为和试图寻觅更多的市场机会。正如引言中所述，目前得到公认的是后一种解释，即环境不确定性为企业家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和成功的机会，是它带来并影响创新。
当环境不确定性被区分为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和恶意性三个维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就试图超越两者正相关这样一个结论，将环境水平和不确定性类型的不同影响纳入考虑范畴之内。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装备制造业而言，环境的动态性、复杂性和恶意性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何种尺度影响企业创新？
1．环境动态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系
环境动态性指的是环境变动的程度和方式，尤其是这种变动和预测能力相关的时候（Duncan, 1972），进一步的还可以解释为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动荡性（Lawrence and Lorsch，1967）。当环境呈现高度动态时，企业需要不断监控变化着的环境条件，评价其对组织的影响，并努力应对。在这种环境中的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和分析信息（Child，1994），尤其是当某些信息处于隐性状态的时候（Root，1988）。创新的相关文献指出，当环境变化加剧时，企业会采取更为前摄的激进的战略（zsomer et al．，1997）；企业的决策者往往会表现得更高效和更乐于创新（Berg，Duncan & Friedman，1982）。环境的变化刺激了市场细分战略，外部环境变化得越迅速、越显而易见，越迫使企业通过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来捍卫其市场地位。
具体到装备制造业，据访谈和调研的结果来看，环境动态性的表现并非十分剧烈。由于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周期长、产业链条长、产品技术水平要求高，尤其某些行业还有规模的限制，比如石化、重工、造船等，企业所面对的市场、客户、供应商等的短期内变化不十分明显，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但其长期趋势仍影响着创新的选择，比如，随着造船产业的国际分工的转变，集装箱船、干散货船、油轮和部分LNG轮的生产制造纷纷向劳动力密集型国家转移，在拥有集装箱船、干散货船技术能力的基础上，快速消化、吸收油轮和LNG轮的技术就成为承接国际转移和新增竞争力的关键，这使得造船行业有计划地转变产品种类，实施产品创新战略，这一点在其它的大型装备行业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此，提出假设1：环境动态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
2．环境复杂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系
环境复杂性指的是与企业相关联的因素以及企业必须对其做出反应的不同信号的数量。复杂的环境意味着存在着大量的影响决策的因素（Duncan，1972），尤其是当这些因素又不尽相同时（Miller & Friesen，1983），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质性高时。
之前的研究指出超过50%的产品或技术革新产生是由于复杂的竞争市场或企业环境的影响（Myers& Marquis，1969；Miller & Friesen，1982）。“环境越为复杂，越有创新的必要，企业也就越倾向于进行创新”（Khan & Manopichetwattana, 1989；Russell&Russell，1992；Bhidé，2000）。复杂的环境提高了处理信息和管理任务的需求（Hambrick，1983）。当环境比较复杂时，搜寻和传递信息的成本会增加，在新兴的市场中更是如此（Williamson，1991）。同时，复杂的环境同时也使得评估企业所处现状变得更为困难，评价战略计划的成本和风险也会增加。最终，环境复杂性带来了更高程度的市场细分和异质性，因而迫使生产成本提高和相应客户费用增加（Tan & Litschert，1994)。
装备制造业的企业环境复杂性体现在环境要素数量和异质性两个方面，往往与供应商的数量、变动频率和种类、主要客户的数量、变动频率和种类、竞争者的相对数量和地位变动情况以及融资来源的数量和依赖程度等相关。以客户变动情况为例，在装备制造业中这一点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有的制造企业只向固定的一个或者几个客户提供产品、设备，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比如石化设备制造企业、发动机制造企业；有的则向较为固定的行业群体提供产品设备，而这些特定行业中的大宗客户变动情况也不大，比如某些专用设备制造企业，耐酸泵、专用机床、船用发动机等制造企业；还有的则面对着数量庞大、且变动频繁的客户群，比如各种通用设备，轴承、锅炉、传感器等制造企业。此时，后者往往比前两类由于维护客户的压力大，因而产生更大的创新需求。
由此，提出假设2：环境复杂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
3．环境恶意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系
环境恶意性指的是企业运营所需的重要资源的稀缺，比如客户、原材料、资本和信息（Dess & Beard）。资源能力评价企业环境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当环境变得不那么宽松，或者说是更为恶意的时候，企业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实证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中的企业将它们大部分的资源用来构建稳固的环境，同时在有限的产品市场领域采取一些常规的经营措施（Shan，1991；Shenkar，1990）。通过这些活动，企业能够克服环境恶意性的风险并减轻它们面对恶意环境的不足。一般认为在敌意环境中，激烈的竞争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导致他们寻求财务上的节约，而非创新（Lumpkin&Dess，2001）。也就是说，“如果竞争环境表现为更为激烈的价格战，那么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成本，而非产品差异化”（Covin et al．，1999）。企业此时通常着眼于提高生产能力，减少存货或者控制成本，而不是创新。相反，在良性的环境中，存在着相对较高的边际收益，竞争不那么激烈，顾客忠诚度较高，竞争不单纯由价格来主宰，此时，企业则有创新的意愿，企业努力通过提供不同的产品来区别于竞争者，在他们厚利市场获得加价和价值最大化（Covin et al．，1999）。但也有与之相反的观点，Pearce（1994）、Tan（1996）认为，以不良的市场结构、不清晰的产权界定和不足够的制度支持所代表的环境恶意恰与创新成正向关系，且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家会通过寻求人际关系来获得资源。
当被问及与环境恶意相关的问题时，装备制造业企业人员较为一致地认为并不乐观，他们的忧虑主要表现在市场方面，尤其是国有或者改制后的大型、老字号装备制造企业，很大一部分面临着逐渐兴起的民营中小型企业、甚至是一些家庭作坊的产品替代和恶性价格竞争，这时前者是选择技术创新、更新产品；还是控制成本，血拼市场？从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拥有技术、人才储备、市场渠道等多方面的优势，倾向于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脱离低端竞争；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着眼于流程改造、减员增效和加大营销力度，这就与之前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环境恶意和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的相关性中，依据企业规模存在一个转折点，或者可以大体分成两部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由此，提出假设3：存在一个临界值点（3a），当企业规模大于该点时，环境恶意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正相关（3b）；当企业规模小于该点时，环境恶意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负相关（3c）。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1．样本
本文以大连市装备制造业企业为调研对象。大连市装备制造业具有百年历史，目前已经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装备制造业体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装备制造业7大类、46个中类中，大连的门类分布分占100%和84．8%，几乎囊括了装备制造业所有制造种类），总体规模在东北地区具有领先地位。2006年大连市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1479．6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43．05%，利润总额65．34亿元，企业个数1349家，从业人员32．7万人。
本文调研了大连市102家装备制造企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虽然大连市2006年有装备制造企业1300余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在2001年时只有300余家，在近5年的时间里猛增了超过270%，而新增的装备制造企业基本以民营小型企业为主按照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取企业人数为标准，工业企业2000人以上为大型企业、300-200人之间为中型企业，300人以下为小型企业。。筛选出的最终有效样本数为64家，仅占全市总数的4．7%，但其工业总产值总和为282亿元，企业全员职工数总和为5．9万，分别占大连市的19%和18%，远大于其企业数所占比例，可见这些企业在大连市装备制造行业中是颇具重要性和代表性的。
对所选取的大连市装备制造业企业，首先进行了实地调研和面对面的访谈，接下来发放了问卷，采取邮寄的方式回收。共计发放102份问卷，回收83份，通过筛选最后确定64份有效样本。为了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所发放问卷的设计参考了已有文献中的题项。
2．测量
（1）环境不确定性
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本文主要依据Tan & Litschert（1994）的量表进行修正。这一量表和其他很多环境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一样，都在Miles & Snow（1978）环境不确定性量表中所使用的六类题项基础上调整得来，同时该量表还参照了Khandwalla（1977）和Glucck（1980）的研究，将题项扩展为八类4题项，此八类分别为竞争者、客户、供应商、技术、规制、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因素（见表1）。在问卷中，受访者被要求以选择七点利克特量表的方式，回答涉及对环境复杂性、环境动态性和环境恶意性程度的感知的问题，共涉及6个问题，其中用评价环境要素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两个问题来测量环境复杂性；用评价环境要素的可变性和可预测性的两个问题来测量环境动态性；用评价所掌控资源的重要性和可用性的两个问题来测量环境恶意性。这些问题根据以上八类要素进行区分，也就是说考察的结果并非是所感知的环境整体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恶意性，而是竞争者、客户、供应商、技术、规制、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因素八个方面各自的三个环境不确定性维度的特质，然后对其进行均权加总得到每个样本的环境复杂性、动态性和恶意性数值。
从问卷统计的结果来看，在投入和产出六项指标中，受访者对技术人员数、研发成果数和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三项基本上给出了答案，而R&D经费支出、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三项则部分留有空白，尤其是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两项仅有个位数受访者作答。究其原因，R&D经费支出一项部分企业未统计，而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在部分企业未发生。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取消了创新量表中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两项指标，并去除了未统计R&D经费支出的企业样本。
最终，统计了64个样本的R&D经费支出（万元）、技术人员数（人）、研发成果数（项）和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万元），首先将其换算成人均数，然后对其以
从问卷统计的结果来看，在投入和产出六项指标中，受访者对技术人员数、研发成果数和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三项基本上给出了答案，而R&D经费支出、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三项则部分留有空白，尤其是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两项仅有个位数受访者作答。究其原因，R&D经费支出一项部分企业未统计，而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在部分企业未发生。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取消了创新量表中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两项指标，并去除了未统计R&D经费支出的企业样本。
最终，统计了64个样本的R&D经费支出（万元）、技术人员数（人）、研发成果数（项）和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万元），首先将其换算成人均数，然后对其以
2．检验假设3
对于假设3中提出的临界值点，根据调研的情况，我们发现大中型装备制造企业和小型装备制造企业可能会因其所感知的环境恶意程度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创新决策，具体的说，即大中型企业在环境恶意程度高的条件下，会倾向于更多的创新；而小型企业则致力于成本的降低。依据我国工业企业规模标准，企业全员人数300人是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界限，因此在这里首先以300人为标准将64个装备制造企业样本划分为两部分：企业人数300人以上（含300人）的44家和企业人数300人以下的20家。那么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变成，企业人数为300人这样一个临界点是否存在？
首先，假设3中两个变量环境恶意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散点图（如图1）显示出，两者呈现出一定的线性关系，且有明显的折点，但并未出现改变方向的临界值点。
接下来，对样本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基于前文所论述的环境恶意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系提出方程：
其中因变量Y为创新程度，自变量X为环境恶意水平。为确定企业规模对环境恶意和创新相关性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A，设：
A = 1当企业人数超过或等于300人时
0当企业人数小于300人时
此时方程为：
将样本数据代入，使用SPSS13．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表4结果。
从检验结果中可见，该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各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1，其结果具有参考意义。基于对假设3的检验，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首先γ不显著为0，说明在环境恶意和装备制造业创新相关性中存在临界值点，通过该点后，两者的关系会发生改变；其次，将结果代入原方程可得：
说明无论是否超过临界值点，环境恶意与装备制造业创新都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中，无论规模大小，装备制造企业所感知的环境恶意程度越高，其创新的水平也就越高，只不过这种相关程度可能会随着规模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既然假设3a中提及的临界值点是区别环境恶意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点，即使在回归分析中得到γ不显著为0的结论，也不能表明假设3a得到支持。由此，根据检验结果，仅假设3b得到支持，假设3a和假设3c均未得到支持，整体上假设3并未得到支持。
接下来分别针对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做环境恶意与创新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可见，在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1的情况下，规模较大的企业环境恶意和创新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这和我们实际调研的情况也是部分吻合的。
五、结论与思考
基于对大连市64家装备制造企业调研的研究显示，装备制造业的创新与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其中装备制造企业所感知的环境动态性和复杂性越高，以创新投入和产出所衡量的创新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环境恶意也与创新呈正相关的关系，且企业规模大小对这种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影响。
这个结论使我们对于装备制造业这一特定行业中，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首先，在装备制造业企业中，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并未脱离之前研究所展现的正向关系。装备制造业即是制造业，乃至工业的重要行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为其他行业生产技术设备的特殊行业，它的创新必然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市场需求、政策支持、人力资本供给、技术升级等等都是影响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又通过企业决策人员对环境的感知而归结为环境不确定性。既然环境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不论政府和企业都应正视并有效利用这种较高的动荡和复杂性，探索对环境监控和评估的方法，整合资源、规避风险，将环境压力转化为创新的动力。
其次，比较环境复杂性和环境动态性两者，前者对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可以看出，企业的决策者更关注于目前环境中多种要素的综合影响，疲于应对来自多方面的环境压力，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过去环境变动的比较和对未来的预测，这就解释了行业中存在的盲目跟风、扎堆的短视现象。拿中小型挖沙船这一产品为例，2002年之后随着渔业捕捞市场的逐步萎缩和建筑行业的兴起，挖沙这一热门行业迅速催生了挖沙船的市场，结果众多相关企业一哄而上，挖沙船的市场供应量急速放大，产品价格却从数万元跌至一万元左右，产品的质量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结果这一市场又很快衰落。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这一结论所引发的思考是，企业应改变只注重眼前环境而忽略长远考虑的做法，更多关注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预测和分析，以长期趋势作为企业经营和创新的决策依据将更为稳妥。
再次，在环境恶意这一方面，装备制造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呈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虽然并不像假设3中的那样，规模大的企业面对恶意环境勇于创新而规模小的企业则急于降低成本，但仍可从样本的检验结果中观测到，与小型装备制造企业相比，大中型企业面临不良环境时会产生更高程度的创新。推进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即要以技术基础雄厚的大中型企业为主导，又要兼顾中小型企业的技术进步，随着装备制造业中小型企业的大幅增多（见前文2002年-2006年关于企业数目的描述），后者的创新水平对行业整体实力的影响不容小觑，同时它们又会在面对不良环境时，更容易在创新上退缩不前。从这一点出发，政府每年用于扶持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各项优惠政策，比如贴息贷款、技改投入、技术进步奖励等等，是否应向中小型企业倾斜，改变从前几乎全部支持重大项目的局面，这样似乎更有利于推进整个行业的创新水平。
最后，分析一下本文的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其一，在实证数据方面，调研形式、调研对象和测量手段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必定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继续扩展样本规模和改进调研方式。其二，关于企业规模的影响，仅在环境恶意和创新关系部分进行了分析，这是由于在调研中观测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而对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分析之中，没有引入规模的影响，但这并不说明规模没有起到类似环境恶意中的区分作用。此外，以“300人”作为分界点来研究规模问题也有待斟酌。其三，在结论部分对文中的检验结果做了初步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不深入和全面。甚至某些细节还存在着“谜”，比如说从实践观测来看，中小型企业面临高程度的环境恶意时，是不会选择继续投入沉没成本进行创新的，可是实证的结果却显示相反，那么到底哪一种结论是正确的呢？这需要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其四，环境不确定性的三个维度：复杂性、动态性和恶意性之间是动态相关的，从这一点上说，割裂地研究其各自对创新的影响并不科学。如何将三者整合在一起，以揭示它们的交互作用是今后我将主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同时这也是目前西方学者研究的着眼点，也许构建多个权变框架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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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兰桂杰)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创新；环境不确定性；装备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401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08)04-0033-08
一、引言
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创新一直是当代企业的核心问题。在对于不确定性影响的认识中，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效率模型里，企业家的作用被限定于去获取已知的市场机会；而奥地利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则一直强调不确定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并因此肯定了企业家决策的作用。可以说，尽管这些经典学派对不确定性的定义大致相同，然而对不确定性的影响却各持己见。比如，熊彼特（1934）就不同意不确定性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先决条件，其著名的论断就是“正是企业家创造了不确定性”，是“创造性破坏”带来了不确定性；而凯恩斯则认为企业家实在“察觉到不确定”之后，才开始有所作为以“服从主流的常规、惯例和规则”，这就存在着一个先与后的差别。概括而言，早期的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结果，而在后期，不确定性则成了阻碍。到了目前，学术界和商界都较为认同的是：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原因，而非熊彼特所认为的结果（Van Gelderen et al．，2000），而且既然环境不确定性是经济生活的必然，企业家们就必须学会基于此承担风险和进行创新，进一步的可以说正是环境不确定性为企业家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和成功的机会。由此，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显而易见，理应建立起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决策之间的桥梁，研究企业家所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其创新。
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是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March&Simon，1958；Thompson，1967），它指的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信息”或者“难以区别相关和非相关数据”，从而“无法对组织环境做出准确的预测”（Milliken，1987）。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本质，众多研究者都强调它不是单纯的指组织所处环境的变化与难以预测，而是目睹者眼中的知觉现象（Milliken，1987），而且这种对环境的主观知觉要比真实环境确是如何来得重要（Achrol et al．，1983；Duncan，1972；Hambrick &Snow，1977；Miller，1988），与其说是外部环境影响着组织选择，不如说是人对环境的感知决定着组织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因此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关注的并非是客观环境，而是人对环境的感知过程和结果，因此这一研究必将杂糅组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环境不确定性本身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和其他变量关系的时候，环境被划分为不同的维度（Lawrence & Lorsch，1967；Dess & Beard，1984； Nicholls-nixon，2000）：环境动态性（Dynamism）、环境复杂性（Complexity）和环境恶意性（Hostility）（或称环境敌对性、环境宽松性），其中环境动态性指环境变化的不可预测性和环境的不稳定性；环境复杂性指决策过程中所需考虑的环境因素的数量和异质性；环境恶意性指竞争的恶劣程度和企业所需资源的稀缺程度（Aldrich，1979；Child，1972；Dess & Beard，1984；Duncan，1972；Lawrence & Lorsch，1967；Miller & Friesen，1983；Tung，1979）。早期的研究往往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程度的高低，而后期，则越来越倾向于以环境不确定性三个维度的细分来判断其影响和变化关系，在本文中也将区分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和恶意性为基础来比较不确定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一个大课题，具体到不同行业的研究将得出具有差异化的结论，国外学者往往将服务业与制造业区分开来进行研究，或者通过比较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或者深入更为具体的行业探寻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独特之处（Stone&Fiorito，1986；Sawyerr，1993；Jefferson，Rawski&Zheng，1997；Brouthers et al．，2002；Freel，2005）。在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行业是影响企业研发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产业间劳动力、资本、技术与知识等要素禀赋的不同”，使研发“呈现内生化的行业差异”（安同良，2006），这亦说明基于具体行业研究创新行为的必要性。本文试图以在制造业中地位重要又颇具代表性的装备制造业为例，来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我国，制造业占工业企业数的九成，占主营业务收入的85%还多，居于工业的主导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国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体系整合正逐步迈向制造业大国，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离制造业强国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体现在制造业企业规模效益、技术创新水平、产品档次等诸多方面。制造业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工程机械等重大行业的发展，这些重工业是制造行业的基础，是提高技术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必经之路，而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更是工业创新的源头和动力。很难想象没有良性的创新研发体系，没有装备制造业创新的支撑，中国制造业将如何制造出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快速提升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因而，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创新一直是倍受业界和学术界广为关注的问题，而如何选择创新策略更成为这一问题的关键，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曾以引进国外的大型关键设备为主，然而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一，只引进不消化，陷入引进一批落后一批的死循环，秦山核电站一期、二期就是这样的实例；其二，存在盲目、重复引进现象，引进技术设备与现有技术基础不衔接，又缺乏相应技术人才，无法实现有效率的本土化，造成技术荒废设备闲置；其三，重硬件、轻软件，主要以成套设备进口为主，以软件技术和其他方式为辅。这种技术贸易旨在快速形成生产能力，并未抓住关键技术，影响企业对技术的进一步吸收和再创新。从理论上讲，自主创新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推进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但在现实条件下是什么影响了创新选择与实施，进而影响创新绩效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的目的有三个：其一，回顾与评述有关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以及二者关系的不同观点；其二，在装备制造业产业背景下，分析相关企业不确定性和创新的特质；其三，报告对大连市装制造业64家企业的统计结果，以此检验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差异及其影响的假设。
二、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的研究假设
整体而言，环境不确定性引致和影响着创新。Russell & Russell（1992）提出创新与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这一结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创新引致了更多的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带来了更多的创新，也就是说，更多的创新使得决策者感觉所面临的环境更为不确定，与之相对，理性选择使得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诞生更多的创新，这些创新更多的表现为采取适应性的行为和试图寻觅更多的市场机会。正如引言中所述，目前得到公认的是后一种解释，即环境不确定性为企业家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和成功的机会，是它带来并影响创新。
当环境不确定性被区分为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和恶意性三个维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就试图超越两者正相关这样一个结论，将环境水平和不确定性类型的不同影响纳入考虑范畴之内。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装备制造业而言，环境的动态性、复杂性和恶意性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何种尺度影响企业创新？
1．环境动态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系
环境动态性指的是环境变动的程度和方式，尤其是这种变动和预测能力相关的时候（Duncan, 1972），进一步的还可以解释为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动荡性（Lawrence and Lorsch，1967）。当环境呈现高度动态时，企业需要不断监控变化着的环境条件，评价其对组织的影响，并努力应对。在这种环境中的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和分析信息（Child，1994），尤其是当某些信息处于隐性状态的时候（Root，1988）。创新的相关文献指出，当环境变化加剧时，企业会采取更为前摄的激进的战略（zsomer et al．，1997）；企业的决策者往往会表现得更高效和更乐于创新（Berg，Duncan & Friedman，1982）。环境的变化刺激了市场细分战略，外部环境变化得越迅速、越显而易见，越迫使企业通过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来捍卫其市场地位。
具体到装备制造业，据访谈和调研的结果来看，环境动态性的表现并非十分剧烈。由于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周期长、产业链条长、产品技术水平要求高，尤其某些行业还有规模的限制，比如石化、重工、造船等，企业所面对的市场、客户、供应商等的短期内变化不十分明显，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但其长期趋势仍影响着创新的选择，比如，随着造船产业的国际分工的转变，集装箱船、干散货船、油轮和部分LNG轮的生产制造纷纷向劳动力密集型国家转移，在拥有集装箱船、干散货船技术能力的基础上，快速消化、吸收油轮和LNG轮的技术就成为承接国际转移和新增竞争力的关键，这使得造船行业有计划地转变产品种类，实施产品创新战略，这一点在其它的大型装备行业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此，提出假设1：环境动态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
2．环境复杂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系
环境复杂性指的是与企业相关联的因素以及企业必须对其做出反应的不同信号的数量。复杂的环境意味着存在着大量的影响决策的因素（Duncan，1972），尤其是当这些因素又不尽相同时（Miller & Friesen，1983），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质性高时。
之前的研究指出超过50%的产品或技术革新产生是由于复杂的竞争市场或企业环境的影响（Myers& Marquis，1969；Miller & Friesen，1982）。“环境越为复杂，越有创新的必要，企业也就越倾向于进行创新”（Khan & Manopichetwattana, 1989；Russell&Russell，1992；Bhidé，2000）。复杂的环境提高了处理信息和管理任务的需求（Hambrick，1983）。当环境比较复杂时，搜寻和传递信息的成本会增加，在新兴的市场中更是如此（Williamson，1991）。同时，复杂的环境同时也使得评估企业所处现状变得更为困难，评价战略计划的成本和风险也会增加。最终，环境复杂性带来了更高程度的市场细分和异质性，因而迫使生产成本提高和相应客户费用增加（Tan & Litschert，1994)。
装备制造业的企业环境复杂性体现在环境要素数量和异质性两个方面，往往与供应商的数量、变动频率和种类、主要客户的数量、变动频率和种类、竞争者的相对数量和地位变动情况以及融资来源的数量和依赖程度等相关。以客户变动情况为例，在装备制造业中这一点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有的制造企业只向固定的一个或者几个客户提供产品、设备，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比如石化设备制造企业、发动机制造企业；有的则向较为固定的行业群体提供产品设备，而这些特定行业中的大宗客户变动情况也不大，比如某些专用设备制造企业，耐酸泵、专用机床、船用发动机等制造企业；还有的则面对着数量庞大、且变动频繁的客户群，比如各种通用设备，轴承、锅炉、传感器等制造企业。此时，后者往往比前两类由于维护客户的压力大，因而产生更大的创新需求。
由此，提出假设2：环境复杂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
3．环境恶意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系
环境恶意性指的是企业运营所需的重要资源的稀缺，比如客户、原材料、资本和信息（Dess & Beard）。资源能力评价企业环境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当环境变得不那么宽松，或者说是更为恶意的时候，企业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实证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中的企业将它们大部分的资源用来构建稳固的环境，同时在有限的产品市场领域采取一些常规的经营措施（Shan，1991；Shenkar，1990）。通过这些活动，企业能够克服环境恶意性的风险并减轻它们面对恶意环境的不足。一般认为在敌意环境中，激烈的竞争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导致他们寻求财务上的节约，而非创新（Lumpkin&Dess，2001）。也就是说，“如果竞争环境表现为更为激烈的价格战，那么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成本，而非产品差异化”（Covin et al．，1999）。企业此时通常着眼于提高生产能力，减少存货或者控制成本，而不是创新。相反，在良性的环境中，存在着相对较高的边际收益，竞争不那么激烈，顾客忠诚度较高，竞争不单纯由价格来主宰，此时，企业则有创新的意愿，企业努力通过提供不同的产品来区别于竞争者，在他们厚利市场获得加价和价值最大化（Covin et al．，1999）。但也有与之相反的观点，Pearce（1994）、Tan（1996）认为，以不良的市场结构、不清晰的产权界定和不足够的制度支持所代表的环境恶意恰与创新成正向关系，且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家会通过寻求人际关系来获得资源。
当被问及与环境恶意相关的问题时，装备制造业企业人员较为一致地认为并不乐观，他们的忧虑主要表现在市场方面，尤其是国有或者改制后的大型、老字号装备制造企业，很大一部分面临着逐渐兴起的民营中小型企业、甚至是一些家庭作坊的产品替代和恶性价格竞争，这时前者是选择技术创新、更新产品；还是控制成本，血拼市场？从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拥有技术、人才储备、市场渠道等多方面的优势，倾向于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脱离低端竞争；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着眼于流程改造、减员增效和加大营销力度，这就与之前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环境恶意和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的相关性中，依据企业规模存在一个转折点，或者可以大体分成两部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由此，提出假设3：存在一个临界值点（3a），当企业规模大于该点时，环境恶意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正相关（3b）；当企业规模小于该点时，环境恶意性与装备制造业创新负相关（3c）。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1．样本
本文以大连市装备制造业企业为调研对象。大连市装备制造业具有百年历史，目前已经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装备制造业体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装备制造业7大类、46个中类中，大连的门类分布分占100%和84．8%，几乎囊括了装备制造业所有制造种类），总体规模在东北地区具有领先地位。2006年大连市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1479．6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43．05%，利润总额65．34亿元，企业个数1349家，从业人员32．7万人。
本文调研了大连市102家装备制造企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虽然大连市2006年有装备制造企业1300余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在2001年时只有300余家，在近5年的时间里猛增了超过270%，而新增的装备制造企业基本以民营小型企业为主按照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取企业人数为标准，工业企业2000人以上为大型企业、300-200人之间为中型企业，300人以下为小型企业。。筛选出的最终有效样本数为64家，仅占全市总数的4．7%，但其工业总产值总和为282亿元，企业全员职工数总和为5．9万，分别占大连市的19%和18%，远大于其企业数所占比例，可见这些企业在大连市装备制造行业中是颇具重要性和代表性的。
对所选取的大连市装备制造业企业，首先进行了实地调研和面对面的访谈，接下来发放了问卷，采取邮寄的方式回收。共计发放102份问卷，回收83份，通过筛选最后确定64份有效样本。为了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所发放问卷的设计参考了已有文献中的题项。
2．测量
（1）环境不确定性
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本文主要依据Tan & Litschert（1994）的量表进行修正。这一量表和其他很多环境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一样，都在Miles & Snow（1978）环境不确定性量表中所使用的六类题项基础上调整得来，同时该量表还参照了Khandwalla（1977）和Glucck（1980）的研究，将题项扩展为八类4题项，此八类分别为竞争者、客户、供应商、技术、规制、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因素（见表1）。在问卷中，受访者被要求以选择七点利克特量表的方式，回答涉及对环境复杂性、环境动态性和环境恶意性程度的感知的问题，共涉及6个问题，其中用评价环境要素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两个问题来测量环境复杂性；用评价环境要素的可变性和可预测性的两个问题来测量环境动态性；用评价所掌控资源的重要性和可用性的两个问题来测量环境恶意性。这些问题根据以上八类要素进行区分，也就是说考察的结果并非是所感知的环境整体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恶意性，而是竞争者、客户、供应商、技术、规制、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因素八个方面各自的三个环境不确定性维度的特质，然后对其进行均权加总得到每个样本的环境复杂性、动态性和恶意性数值。
从问卷统计的结果来看，在投入和产出六项指标中，受访者对技术人员数、研发成果数和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三项基本上给出了答案，而R&D经费支出、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三项则部分留有空白，尤其是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两项仅有个位数受访者作答。究其原因，R&D经费支出一项部分企业未统计，而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在部分企业未发生。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取消了创新量表中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两项指标，并去除了未统计R&D经费支出的企业样本。
最终，统计了64个样本的R&D经费支出（万元）、技术人员数（人）、研发成果数（项）和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万元），首先将其换算成人均数，然后对其以
从问卷统计的结果来看，在投入和产出六项指标中，受访者对技术人员数、研发成果数和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三项基本上给出了答案，而R&D经费支出、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三项则部分留有空白，尤其是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两项仅有个位数受访者作答。究其原因，R&D经费支出一项部分企业未统计，而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在部分企业未发生。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取消了创新量表中购买技术支出、技术转让收入两项指标，并去除了未统计R&D经费支出的企业样本。
最终，统计了64个样本的R&D经费支出（万元）、技术人员数（人）、研发成果数（项）和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万元），首先将其换算成人均数，然后对其以
2．检验假设3
对于假设3中提出的临界值点，根据调研的情况，我们发现大中型装备制造企业和小型装备制造企业可能会因其所感知的环境恶意程度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创新决策，具体的说，即大中型企业在环境恶意程度高的条件下，会倾向于更多的创新；而小型企业则致力于成本的降低。依据我国工业企业规模标准，企业全员人数300人是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界限，因此在这里首先以300人为标准将64个装备制造企业样本划分为两部分：企业人数300人以上（含300人）的44家和企业人数300人以下的20家。那么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变成，企业人数为300人这样一个临界点是否存在？
首先，假设3中两个变量环境恶意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散点图（如图1）显示出，两者呈现出一定的线性关系，且有明显的折点，但并未出现改变方向的临界值点。
接下来，对样本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基于前文所论述的环境恶意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系提出方程：
其中因变量Y为创新程度，自变量X为环境恶意水平。为确定企业规模对环境恶意和创新相关性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A，设：
A = 1当企业人数超过或等于300人时
0当企业人数小于300人时
此时方程为：
将样本数据代入，使用SPSS13．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表4结果。
从检验结果中可见，该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各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1，其结果具有参考意义。基于对假设3的检验，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首先γ不显著为0，说明在环境恶意和装备制造业创新相关性中存在临界值点，通过该点后，两者的关系会发生改变；其次，将结果代入原方程可得：
说明无论是否超过临界值点，环境恶意与装备制造业创新都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中，无论规模大小，装备制造企业所感知的环境恶意程度越高，其创新的水平也就越高，只不过这种相关程度可能会随着规模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既然假设3a中提及的临界值点是区别环境恶意与装备制造业创新的点，即使在回归分析中得到γ不显著为0的结论，也不能表明假设3a得到支持。由此，根据检验结果，仅假设3b得到支持，假设3a和假设3c均未得到支持，整体上假设3并未得到支持。
接下来分别针对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做环境恶意与创新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可见，在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1的情况下，规模较大的企业环境恶意和创新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这和我们实际调研的情况也是部分吻合的。
五、结论与思考
基于对大连市64家装备制造企业调研的研究显示，装备制造业的创新与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其中装备制造企业所感知的环境动态性和复杂性越高，以创新投入和产出所衡量的创新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环境恶意也与创新呈正相关的关系，且企业规模大小对这种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影响。
这个结论使我们对于装备制造业这一特定行业中，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首先，在装备制造业企业中，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并未脱离之前研究所展现的正向关系。装备制造业即是制造业，乃至工业的重要行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为其他行业生产技术设备的特殊行业，它的创新必然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市场需求、政策支持、人力资本供给、技术升级等等都是影响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又通过企业决策人员对环境的感知而归结为环境不确定性。既然环境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不论政府和企业都应正视并有效利用这种较高的动荡和复杂性，探索对环境监控和评估的方法，整合资源、规避风险，将环境压力转化为创新的动力。
其次，比较环境复杂性和环境动态性两者，前者对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可以看出，企业的决策者更关注于目前环境中多种要素的综合影响，疲于应对来自多方面的环境压力，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过去环境变动的比较和对未来的预测，这就解释了行业中存在的盲目跟风、扎堆的短视现象。拿中小型挖沙船这一产品为例，2002年之后随着渔业捕捞市场的逐步萎缩和建筑行业的兴起，挖沙这一热门行业迅速催生了挖沙船的市场，结果众多相关企业一哄而上，挖沙船的市场供应量急速放大，产品价格却从数万元跌至一万元左右，产品的质量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结果这一市场又很快衰落。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这一结论所引发的思考是，企业应改变只注重眼前环境而忽略长远考虑的做法，更多关注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预测和分析，以长期趋势作为企业经营和创新的决策依据将更为稳妥。
再次，在环境恶意这一方面，装备制造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呈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虽然并不像假设3中的那样，规模大的企业面对恶意环境勇于创新而规模小的企业则急于降低成本，但仍可从样本的检验结果中观测到，与小型装备制造企业相比，大中型企业面临不良环境时会产生更高程度的创新。推进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即要以技术基础雄厚的大中型企业为主导，又要兼顾中小型企业的技术进步，随着装备制造业中小型企业的大幅增多（见前文2002年-2006年关于企业数目的描述），后者的创新水平对行业整体实力的影响不容小觑，同时它们又会在面对不良环境时，更容易在创新上退缩不前。从这一点出发，政府每年用于扶持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各项优惠政策，比如贴息贷款、技改投入、技术进步奖励等等，是否应向中小型企业倾斜，改变从前几乎全部支持重大项目的局面，这样似乎更有利于推进整个行业的创新水平。
最后，分析一下本文的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其一，在实证数据方面，调研形式、调研对象和测量手段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必定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继续扩展样本规模和改进调研方式。其二，关于企业规模的影响，仅在环境恶意和创新关系部分进行了分析，这是由于在调研中观测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而对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分析之中，没有引入规模的影响，但这并不说明规模没有起到类似环境恶意中的区分作用。此外，以“300人”作为分界点来研究规模问题也有待斟酌。其三，在结论部分对文中的检验结果做了初步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不深入和全面。甚至某些细节还存在着“谜”，比如说从实践观测来看，中小型企业面临高程度的环境恶意时，是不会选择继续投入沉没成本进行创新的，可是实证的结果却显示相反，那么到底哪一种结论是正确的呢？这需要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其四，环境不确定性的三个维度：复杂性、动态性和恶意性之间是动态相关的，从这一点上说，割裂地研究其各自对创新的影响并不科学。如何将三者整合在一起，以揭示它们的交互作用是今后我将主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同时这也是目前西方学者研究的着眼点，也许构建多个权变框架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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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兰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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