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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要求。传统诚信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深厚的底蕴和精华并将继续被传承和发扬下去。但是由于它产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烙印,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 传统诚信 内涵 局限
诚信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项根本性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人生在世,以诚为本,以信而立。诚信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而且是占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为历代统治者所推荐和倡导,且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但由于传统诚信起源、发展于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必定会呈现某些时代局限。
一、传统诚信的内涵
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单音字构成,各有意义,又可互训。
(一)“诚”。
“诚”作为传统伦理规范,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期,“诚”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和道德范畴,它既代表物理、事理,又代表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人的品性。
其一,从哲学范畴来看,《礼记·中庸》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诚”的思想,认为:“诚者,天之道也。”即诚是“天道”。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是这样注释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又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说:“诚,实也。”可见,“诚”就是实际有、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
其二,从道德范畴来看,“诚”是人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即“人道”,朱熹在《四书章句·中庸》中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指人必须率性,修道,真诚地恪守一定的伦理规范。“诚”作为道德范畴,其指向是人本身。
作为万事万物运行的事实与规律的“天地之诚”,与“人之诚”之间具有统一性;“诚”是天地的根本特征,“人道之诚”只是对“天地之诚”的尊敬和效法。这些为重视“诚”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信”。
“信”字,从字形结构上从人从言,讲的是言谈的诚实性,言由心生,表里一致。“信”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祷告和盟誓的诚实不欺之语,后逐渐摆脱了宗教色彩,在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倡导,言行不悖、严守诺言成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即信守承诺,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这里的“信”就是说话算话,不弄虚作假,不欺人之信。孟子将“信”作为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之一,提出“朋友有信”。管子曰:“忠信者,交之度也。”韩非子把“信”引入与法权相并的重要地位,指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概括起来,这里“信”的含义指:一是言行相符,严守信用的品德;二是信守诺言的负责精神和态度及治国之道。
(三)“诚”和“信”的连用和互训。
在中国古代,“诚”和“信”就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往往具有同等的意义。因而,人们常常把“诚”和“信”联系在一起使用,或用“诚”和“信”相互训释。
一般来讲,传统诚信的基本内涵是指真实无妄,恪守信用。其基本道德要求有三:第一,诚实信仰,忠实信奉。这是诚信的最高境界和要求。《礼记·祭统》说:“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把诚信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表达出诚实信仰、忠诚信奉、恭敬等道德要求。第二,诚实信用,诚实守诺。诚实守信是诚信道德的基本要求。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集注》中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古人把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上升到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第三,忠诚信义,真诚负责。这是诚信的最终归宿。《管子·形势解》中说:”圣人之诺己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诚信必须与道义相结合,才能体现公平和正义,体现忠于职责的责任感。
二、传统诚信的局限
诚信美德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已经流传了数千年,某些方面已经内化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和行为模式中去了,其深厚的底蕴和精华将继续被传承和发扬下去。但它产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其形式过程是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及传统政治法律思想紧密结合的,是一种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工具。因此,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传统诚信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烙印,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从哲学上看,传统诚信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
它起源于对鬼神的虔诚和信仰,其内涵的阐发大多是唯心主义的。如孟子强调:“是故诚者,天之道也。”《中庸》把“诚”提升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高度,从而影响了其他学派。《吕氏春秋》就称“信”乃“通于天”。此后的宋明理学家,也将“诚信”归为天理的外在规约,而使“诚信”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和异化。如朱熹认为“诚”乃“天理之本然”。
(二)从阶级性质上看,传统诚信多具有封建主义的烙印。
在封建社会,它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不可避免地沦为了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工具。从先秦时代起,诚信一直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就是对传统诚信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儒家思想家,也十分强调诚信首先是下对上的忠诚与守信。儒家诚信并未摆脱“礼”的制约,是以对宗教等级制度的信守为前提和要求的,如“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人所以主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弃君之命,不信”,这些无不表现出“诚信”依存于“礼”、“义”的国家伦理色彩。虽然孔子非常重视“信”,把“信”看作“文、行、忠、信”四教之一,并把其正式列为一个重要德目,弟子曾参也把“信”看作是“吾日三省吾身”之一省,但是,在孔子眼里,“信”在四教中列于末位,它只是普通人也常具有的品质,而不是最高的品德,“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一》中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修饬也。”正式形成与“三纲”相配的“五常”,但“信”居于“五常”之末,主要是在朋友一伦中起作用,在与其他义务如孝亲、忠君相矛盾时还是要服从它们。可见,在儒家眼里,“信”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基本的道德要求,而是从属于“亲亲”、“尊尊”、“贤贤”等大义的,所以,传统的诚信道德是从属于“忠”、“孝”、“礼”、“义”等基本道德义务的次要道德义务,只是维护封建礼制秩序前提的附属性原则。
(三)从范围上看,由于受教育的原因,传统诚信较多地局限在“君子”、“士大夫”的圈子里。
诚信作为道德规范,在历代往往限于规范君子、士大夫的个人品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诚信”基本上是一种自我道德要求,一种主观心性修养。因此,“诚信”表达多采取单向表态和主观立誓形式,其直接目标是修养成“君子”,如“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存诸己之谓信”,“诚者,自诚也”,“诚善于心之谓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等等。而一旦感到自己做到了“诚信”,便油然产生一种道德自我完善的满足感,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诚信”主要适用于亲情、准亲情的“熟人”关系,如“信”,就明确“信”是处理“朋友”关系的伦理原则。如“朋友信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荀子开始将“信”用于君民关系,却也仍未超出差序固定的“熟人”关系。中国传统诚信道德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伦理文化,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人们往往很难超越血缘关系的局限,对家庭、朋友之外的人产生信任。在相互熟悉的圈子里,人们崇尚诚信,努力践行;如果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就会遭到乡邻的唾弃。另外,一旦超出宗法人情的小圈子,就会戒备、猜疑、疏远。因而,传统“诚信”具有亲缘性和地域性。
(四)从约束力看,传统诚信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未进入法律领域。
传统的“信”与“义”是结合在一起的,“讲信”总是与“重义”相连,或者说“信”随“义”走,“义”指向哪里,“信”就实践到哪里。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信从于义的意思非常明确。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理想色彩很重,诚信范畴没有蕴涵利益关系,它把诚信仅仅当作发自人本体的道德需求,而没有非伦理因素的参与,同个体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功用性的联系。它特别强调道德自律,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是最高层次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制约,人们即使不诚信,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无法保障人们应有的权利。清代蔡磷在朋友亡故后,把没有凭据的、朋友寄托的千金交付朋友之子,这一故事被传为佳话,蔡磷言“券在心,不在纸”,他被奉为诚信典范。这一方面说明蔡磷讲求诚信、重视自律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又说明我国古代不重视“契约”,不重视他律的传统,使得诚信原则的遵循缺乏可操作性。
传统诚信突出诚信作为美德的层面,长期的历史积淀使人们容易对其产生认同,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有局限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立足于社会经济关系,参考历史传统中的诚信资源,实现传统诚信的现代转变。
参考文献:
[1]宋连利.传统诚信及其当代价值.道德与文明,2002,(3):42-46.
[2]焦国成.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2-7.
[3]赵士辉.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道德与文明,2003,(1):55-57.
[4]董红亚.古代诚信观与现代诚信观之比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第25卷,(6):108-110:146.
[5]蒋璟萍.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略论.求索,2004,(2):107-109.
[6]朱振玉,姜晓丽.中国传统诚信及其现代化研究.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9,第4卷,(3):57-60.
关键词: 传统诚信 内涵 局限
诚信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项根本性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人生在世,以诚为本,以信而立。诚信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而且是占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为历代统治者所推荐和倡导,且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但由于传统诚信起源、发展于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必定会呈现某些时代局限。
一、传统诚信的内涵
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单音字构成,各有意义,又可互训。
(一)“诚”。
“诚”作为传统伦理规范,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期,“诚”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和道德范畴,它既代表物理、事理,又代表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人的品性。
其一,从哲学范畴来看,《礼记·中庸》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诚”的思想,认为:“诚者,天之道也。”即诚是“天道”。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是这样注释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又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说:“诚,实也。”可见,“诚”就是实际有、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
其二,从道德范畴来看,“诚”是人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即“人道”,朱熹在《四书章句·中庸》中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指人必须率性,修道,真诚地恪守一定的伦理规范。“诚”作为道德范畴,其指向是人本身。
作为万事万物运行的事实与规律的“天地之诚”,与“人之诚”之间具有统一性;“诚”是天地的根本特征,“人道之诚”只是对“天地之诚”的尊敬和效法。这些为重视“诚”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信”。
“信”字,从字形结构上从人从言,讲的是言谈的诚实性,言由心生,表里一致。“信”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祷告和盟誓的诚实不欺之语,后逐渐摆脱了宗教色彩,在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倡导,言行不悖、严守诺言成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即信守承诺,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这里的“信”就是说话算话,不弄虚作假,不欺人之信。孟子将“信”作为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之一,提出“朋友有信”。管子曰:“忠信者,交之度也。”韩非子把“信”引入与法权相并的重要地位,指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概括起来,这里“信”的含义指:一是言行相符,严守信用的品德;二是信守诺言的负责精神和态度及治国之道。
(三)“诚”和“信”的连用和互训。
在中国古代,“诚”和“信”就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往往具有同等的意义。因而,人们常常把“诚”和“信”联系在一起使用,或用“诚”和“信”相互训释。
一般来讲,传统诚信的基本内涵是指真实无妄,恪守信用。其基本道德要求有三:第一,诚实信仰,忠实信奉。这是诚信的最高境界和要求。《礼记·祭统》说:“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把诚信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表达出诚实信仰、忠诚信奉、恭敬等道德要求。第二,诚实信用,诚实守诺。诚实守信是诚信道德的基本要求。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集注》中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古人把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上升到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第三,忠诚信义,真诚负责。这是诚信的最终归宿。《管子·形势解》中说:”圣人之诺己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诚信必须与道义相结合,才能体现公平和正义,体现忠于职责的责任感。
二、传统诚信的局限
诚信美德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已经流传了数千年,某些方面已经内化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和行为模式中去了,其深厚的底蕴和精华将继续被传承和发扬下去。但它产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其形式过程是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及传统政治法律思想紧密结合的,是一种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工具。因此,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传统诚信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烙印,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从哲学上看,传统诚信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
它起源于对鬼神的虔诚和信仰,其内涵的阐发大多是唯心主义的。如孟子强调:“是故诚者,天之道也。”《中庸》把“诚”提升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高度,从而影响了其他学派。《吕氏春秋》就称“信”乃“通于天”。此后的宋明理学家,也将“诚信”归为天理的外在规约,而使“诚信”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和异化。如朱熹认为“诚”乃“天理之本然”。
(二)从阶级性质上看,传统诚信多具有封建主义的烙印。
在封建社会,它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不可避免地沦为了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工具。从先秦时代起,诚信一直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就是对传统诚信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儒家思想家,也十分强调诚信首先是下对上的忠诚与守信。儒家诚信并未摆脱“礼”的制约,是以对宗教等级制度的信守为前提和要求的,如“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人所以主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弃君之命,不信”,这些无不表现出“诚信”依存于“礼”、“义”的国家伦理色彩。虽然孔子非常重视“信”,把“信”看作“文、行、忠、信”四教之一,并把其正式列为一个重要德目,弟子曾参也把“信”看作是“吾日三省吾身”之一省,但是,在孔子眼里,“信”在四教中列于末位,它只是普通人也常具有的品质,而不是最高的品德,“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一》中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修饬也。”正式形成与“三纲”相配的“五常”,但“信”居于“五常”之末,主要是在朋友一伦中起作用,在与其他义务如孝亲、忠君相矛盾时还是要服从它们。可见,在儒家眼里,“信”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基本的道德要求,而是从属于“亲亲”、“尊尊”、“贤贤”等大义的,所以,传统的诚信道德是从属于“忠”、“孝”、“礼”、“义”等基本道德义务的次要道德义务,只是维护封建礼制秩序前提的附属性原则。
(三)从范围上看,由于受教育的原因,传统诚信较多地局限在“君子”、“士大夫”的圈子里。
诚信作为道德规范,在历代往往限于规范君子、士大夫的个人品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诚信”基本上是一种自我道德要求,一种主观心性修养。因此,“诚信”表达多采取单向表态和主观立誓形式,其直接目标是修养成“君子”,如“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存诸己之谓信”,“诚者,自诚也”,“诚善于心之谓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等等。而一旦感到自己做到了“诚信”,便油然产生一种道德自我完善的满足感,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诚信”主要适用于亲情、准亲情的“熟人”关系,如“信”,就明确“信”是处理“朋友”关系的伦理原则。如“朋友信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荀子开始将“信”用于君民关系,却也仍未超出差序固定的“熟人”关系。中国传统诚信道德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伦理文化,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人们往往很难超越血缘关系的局限,对家庭、朋友之外的人产生信任。在相互熟悉的圈子里,人们崇尚诚信,努力践行;如果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就会遭到乡邻的唾弃。另外,一旦超出宗法人情的小圈子,就会戒备、猜疑、疏远。因而,传统“诚信”具有亲缘性和地域性。
(四)从约束力看,传统诚信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未进入法律领域。
传统的“信”与“义”是结合在一起的,“讲信”总是与“重义”相连,或者说“信”随“义”走,“义”指向哪里,“信”就实践到哪里。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信从于义的意思非常明确。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理想色彩很重,诚信范畴没有蕴涵利益关系,它把诚信仅仅当作发自人本体的道德需求,而没有非伦理因素的参与,同个体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功用性的联系。它特别强调道德自律,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是最高层次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制约,人们即使不诚信,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无法保障人们应有的权利。清代蔡磷在朋友亡故后,把没有凭据的、朋友寄托的千金交付朋友之子,这一故事被传为佳话,蔡磷言“券在心,不在纸”,他被奉为诚信典范。这一方面说明蔡磷讲求诚信、重视自律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又说明我国古代不重视“契约”,不重视他律的传统,使得诚信原则的遵循缺乏可操作性。
传统诚信突出诚信作为美德的层面,长期的历史积淀使人们容易对其产生认同,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有局限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立足于社会经济关系,参考历史传统中的诚信资源,实现传统诚信的现代转变。
参考文献:
[1]宋连利.传统诚信及其当代价值.道德与文明,2002,(3):42-46.
[2]焦国成.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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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红亚.古代诚信观与现代诚信观之比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第25卷,(6):108-11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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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振玉,姜晓丽.中国传统诚信及其现代化研究.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9,第4卷,(3):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