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 江藩；汉学师承记；清代学术；乾嘉考据学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2-0067-05
《汉学师承记》原名《国朝汉学师承记》，今天诸版本皆删“国朝”二字，清江藩撰。全书共《记》八卷，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原籍安徽旌德，后迁至江苏甘泉（江苏扬州）。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终年71岁。一生未获功名，虽颠沛流离，却好学不倦，著述颇丰。曾先后师从皆为惠栋弟子的余萧客、江声。江藩淹贯经史，博通群籍，于经学、史学、辞章、考据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于嘉庆十五年（1810）始撰《汉学师承记》，十七年成稿，二十三年得两广总督阮元的资助刊行。
全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汇编了自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下迄嘉庆时期尚健在的顾广圻、刘逢禄、王引之、王念孙等人，构建了清代经学研究者的学术师承、渊源、成就的大体框架；在《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对六经传承谱系进行梳理，远绍汉世儒林，近承清代汉学。此书是一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如阮元所云“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1）
一
此书是江藩晚年的一部著作，“多取材于当时诸家碑状传记，删汰剪裁，错讹丛出”。①故有注家多人对其纠谬驳正。在书撰成之后，后世学者对其多持批评意见，主要在于江藩以“汉学”作为书名，心存轩轾，扬汉抑宋，谨守门户。如同时代的龚自珍对此就有异议，曾遗书以为书名不妥，主张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并举出十个理由，强调“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①江藩却固执己见，没有接受龚的意见，②今人张舜徽也说：“始乾嘉诸经师宗尚古注，精研许、郑，亦特以求是而已，初未尝树一汉学之帜以炫异于世也。其标立名义，且述为专书以张之者，则自藩始。”③后世学者对此也多有评议。另外，《汉学师承记》的出现也使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明朗化，尤其是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与江藩针锋相对，并借此对汉学派学者大张挞伐。
实际上这些只是皮相之见，从江藩所撰全书的特点来看，他采用了寓作于编的方式，其编撰用意并不尽在此，在他为《汉学师承记》所做的自序中有所表露，亦即他对满清统治下文化学术的繁荣持深深的肯定和认同。在序中他认为三代礼乐兴隆，一坏于秦之焚书，而复振于汉；再坏于晋之清谈，唐虽有所成绩，但也是“弃尊彝而宝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砾”，而“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迨有甚焉”，总而言之，在江藩看来，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鼎盛时期，如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卷首中所言：
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
江藩在极力贬低宋明道学使得圣人之道衰微的同时，却盛赞清代尤其乾隆年间为儒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吴派、皖派的学术领袖三惠、戴震及其弟子们。这种表彰，其实蕴含着一种深意：一方面藉此来推尊、标榜清代学术之昌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汉学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这种心态更是体现了江藩对清廷统治的文化认同及合法性认同。这种观念在《汉学师承记》中多有体现，如云：
我世祖章皇帝握贞符，膺图簶，拨乱反正，伐罪吊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顺治十三年，敕大学士传以渐撰《易经通注》，以《永乐大全》繁冗芜陋，刊其舛讹，补其阙漏，勒为是书，颁之学官。[1]（2）
圣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遗孽，亲征西番，戡定三番，永清六合，然万机之暇，栖身坟典，悦志艺文，阐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线九章之术，天亶睿智，典学宏深，尹古以来，所未有也。[1]（2）
高宗纯皇帝御极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则耆定十全，文德则旁敷四海，富既舆地乎侔訾，贵乃于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我皇上诞敷文教，敦尚经术，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天下之众，向风随流，耸然兴道而迁义，家怀克让之风，人诵康哉之咏，猗欤伟欤，何其盛也。[1]（3）
惟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慕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1]（4）
在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充斥着江藩对满清诸帝文治武功的鼓吹，体现出他对清廷统治的强烈认同感，就此而言，江藩异于清初以来汉族儒士大夫对满清政权的排斥或不合作。江藩的这种心态，表明了自清初以来，清朝诸帝基于道、学、政，对中原汉地统治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清代中后期有了结果。
当然，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对中原的有效统治，并赢得了江藩等汉儒的高度认同，与中原汉族儒士大夫的推动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清建国后，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就极力迎合统治者，并鼓动清帝将道统、治统合而为一，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道统与治统的合一，才能接续尧舜以来汉族内圣外王的统治理念，才能有效地统治中原汉地，才能最终赢得中原汉儒的政治认同，如其所谓：
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续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④ 于是在李光地等汉儒的鼓动下，清朝确立了“崇儒重道” 的基本国策和独尊理学的文化政策。由于清统治者出于实用而尊崇理学，使得理学成为高居庙堂之上的幌子，其理论的发展不能随时而更新，以致陷入僵化。乾隆初年，“究心、理学者盖鲜”，“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①，“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②可以说，在乾隆时期，从事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注解、考据的研究成为一种风尚，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③汉学考据蔚为一代风气。江藩作为传统儒士大夫，以明道、传道为己任，认同汉学，并将汉学视为儒学正统，并撰写《汉学师承记》弘扬这种学术风气。如其在《汉学师承记》卷首中说道：“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江藩此言，体现了他作为传统士人深深的责任意识和对立言不朽的追求，更是在认同清朝统治观念下的一种具体实践。
二
《汉学师承记》是江藩基于传统儒士明道、传道以备经世致用的理念而作，他通过寓作于编的方式充分展现传统儒士的身份意识。在这部书中，江藩处处体现了他对汉学的尊崇，对清廷统治的文化认同，极力以一个清廷的护卫者的形象出现。
首先，江藩撰写此书，所用材料多取自于当时诸家碑状传记，与己意相左者，就对之进行删汰剪裁，曲从己意。他甚至改动他人已有的墓志传记，比如王昶曾经为朱筠写《墓志》为：“君少英敏，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取宋元诸儒之说。”但是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改为：“先生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说经宗汉儒，不取宋元诸家之说。”[1]（68）在这部书中，江藩为了宣扬汉学，不惜改动将朱筠“兼取宋元诸儒之说”改为“不取宋元诸儒之说”，两者意义完全相反，旨趣也大变。对此漆永祥教授就考证分析说：
江氏此数句，采自王昶《墓表》，然曲改其意，王昶《墓表》：“君少英敏，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取宋元诸儒之说。”王氏语为“兼取宋元诸儒之说”，江改为“不取宋元诸家之说”，可谓相差悬远矣。④漆教授认为江藩由于对宋元学者通过义理解经非常反感，就擅自将朱筠“兼采”改为“不取”，意思完全相反，“相差悬远”。江藩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对汉学的推崇，而对宋明理学的排斥。在他看来，只有汉学才是圣人之道，才是可以用以经世致用的学问，而宋学“析理至微”，空言无用，如其所云：“盖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于虚而无涯涘，斯乃贤者过之之病，《中庸》之所以为难能也。儒生读圣人书，期于明道，明道在于修身，无他，身体力行而已，岂徒以口舌争哉？”[2]（1）
另外，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人物的选编原则上，注重纯粹汉学之儒，对兼采汉宋之学的儒学基本不取。如其所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固不著录”。这样一来，江藩《汉学师承记》甚至将开启清代汉学风气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排斥在外，而取有一孔之见的武亿、徐复、李钟泗等人，以光表汉学。之所以不取顾炎武、黄宗羲，江藩解释说：
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135）
江藩认为，之所以不取他们二人，就是因为黄宗羲、顾炎武尽管都强调实践，与宋学立异，但却都对宋学有一定的认可，观点上“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非真正汉学之儒。另外，黄宗羲、顾炎武曾经极力抗拒清朝的统治，“甲申乙酉之变，二君策名于波浪砾滩之上，窜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蛙龟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有不败者矣！”[1]（135）江藩认为清朝入主中原之际，顾、黄二人“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与清廷对抗。从整个行文措辞来看，此时的江藩俨然是站在清廷的立场上在言说，以维护清廷的统治。当然，江藩对顾、黄二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并没有否定，如认为“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1]（128）并在其《经师经义目录》中著录顾炎武的汉学研究著述多部。
此外，从江藩撰述此书所选择的人物来看，首卷主记阎若璩、胡渭二人，是因为两人对清代汉学研究的开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卷二、卷三记载吴派的主要学者，卷五、卷六记载皖派的主要学者，卷七主要是扬州学派的学者，虽然清代学派的划分肇始于近人章太炎，⑤但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的人物编排上已经体现了这种学派观念，可以说成为以地域划分清代学派的滥觞。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分列，彼此之间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1]（4）扬州学派仅次吴派、皖派，由此彰显了江藩推重扬州学派之意。张舜徽先生后来进一步在江藩的基础上说道：“予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①张的思想基本上源于江藩，进一步对扬州学派的学术地位及贡献予以肯定与推崇。
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一脉相承，其中他对扬州学派的如此编排，既是对汉学的尊崇，更是以一个儒学正统嫡传的身份自居，以此来表明自己在传道、明道以经世方面的作为。江藩出生江苏甘泉，在清代，扬州府治（乾嘉时期），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作为以地域而得名的扬州学派，在空间范围上应是此二州六县，扬州学派是清代汉学中继吴皖之后的重要学派，尤其此学派中的阮元对嘉道年间汉学的继续发展以及考据学风的南移有巨大贡献，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之为“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②黄爱平认为“扬州学派是直接渊源于吴派、皖派，尤与皖派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学术流派。”③江藩在卷七记载扬州的学者标目的就有14人，远为它派所不及，自然有推重扬州学者之意。不仅如此，江藩还认为扬州学派学术思想源于吴派，尤其是清代汉学大师惠栋。故在其《汉学师承记》多次推尊其师祖惠栋： 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1]（4）
（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传其略于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申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2]（23）
（惠栋）授业弟子最知名者余古农，同宗艮庭两先生，如王光禄名盛，钱少詹大昕，戴编修震，王侍郎兰全先生，皆执经问难，以师礼事之。钱少詹为先生作传，论曰：“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抄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2]（28）
江藩极力推尊惠栋，将之视为清代汉学的开山，儒学的正统。这种推尊的真正蕴义在于标榜惠栋对于汉代所传章句训诂之学的继承，亦可以说是对儒学道统的继承。毕竟，在江藩看来，汉学才是儒学正统所在，而非宋学。这种理念在其《经师经义目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江藩盛谈《六经》，而不言《大学》、《中庸》、《孟子》等宋儒所尊崇的《四书》，此实有代宋儒而遥承儒学正统之意。加上，江藩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过程中，重点叙述汉代和清代儒学，而不谈宋学，甚至对中古魏晋与宋代的学者在儒学上的成就持否定态度，由此更体现了他的这种心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江藩对清廷道统和治统合一的一种变相鼓吹，体现了对以汉学为正统学术的清廷统治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总之，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通过多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汉学的尊崇，对清廷统治的认同。更为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传统儒士，江藩借此想重建一个新的儒家道统谱系，他以惠氏为儒学正统嫡传，这有别于宋代以及清代宋学派所持的道统谱系，且自己又出自惠栋门下，故俨然一个儒学正统嫡传的身份自居。也正是江藩的如此用意，激起了以圣人道统自居的宋学派姚鼐、方东树等人的不满，作《汉学商兑》指摘汉学，并与之针锋相对。
结语
总的看来，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是特定历史情境下时代思想观念的一种外在体现，也是江藩本人对当时社会和学术的一种理解与诠释。此书推尊汉学，体现了江藩和他所记述的汉学家们在传播“斯文”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的背后自然有一种深沉的信念在支撑，否则就江藩本人而言，他也不会在“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载途，饥寒切体”[2]（32）的情况下，仍不负师训，著书立说。在江藩心中，除了基本的谋食之外，根本在于谋道、明道、传道以行道，此道乃是孔孟对于儒士身份、角色的一种界定。清代建国后，尊朱子，励精图治，创造了康乾盛世，①士人阶层所企慕的三代之王道政治得以实现，从而形成了清朝道、学、政的合一。江藩推尊汉学，认同清廷统治，这种学术宗趣，正是清代中期儒士大夫们比较普遍的思想观念。
当然，在嘉庆时期，清廷衰微，道政趋于分离，汉学面临着挑战，其历史景况已非乾隆盛世所能比拟，故对当时士人阶层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治学旨趣必然对新的形势挑战有所应对。由于儒家知识阶层出于先天的明道治世的忧患意识，故纷纷对知识和现实、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重新予以思考，汉学内部由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因内在问题而产生的所谓‘典范危机’”②。江藩《汉学师承记》的成书，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更是严守汉学正统，希望借助推尊汉学继续维护清廷的统治与稳定。不过，随着江藩《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问世，他们之间的交锋，或者说两种基于不同学术立场、不同出发点的学术思考，引发了儒士们新的思考：出于维护清朝的统治，究竟是要继续坚守汉学，还是兼采汉宋或者推尊宋学，这两种观念既是当时学术思想的客观展现，也反映了当时儒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
〔参考文献〕
[1] 江藩. 汉学师承记[M]. 上海：上海书店，1983.
[2] 江藩. 宋学师承记[M]. 上海：上海书店，1983.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江藩；汉学师承记；清代学术；乾嘉考据学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2-0067-05
《汉学师承记》原名《国朝汉学师承记》，今天诸版本皆删“国朝”二字，清江藩撰。全书共《记》八卷，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原籍安徽旌德，后迁至江苏甘泉（江苏扬州）。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终年71岁。一生未获功名，虽颠沛流离，却好学不倦，著述颇丰。曾先后师从皆为惠栋弟子的余萧客、江声。江藩淹贯经史，博通群籍，于经学、史学、辞章、考据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于嘉庆十五年（1810）始撰《汉学师承记》，十七年成稿，二十三年得两广总督阮元的资助刊行。
全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汇编了自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下迄嘉庆时期尚健在的顾广圻、刘逢禄、王引之、王念孙等人，构建了清代经学研究者的学术师承、渊源、成就的大体框架；在《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对六经传承谱系进行梳理，远绍汉世儒林，近承清代汉学。此书是一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如阮元所云“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1）
一
此书是江藩晚年的一部著作，“多取材于当时诸家碑状传记，删汰剪裁，错讹丛出”。①故有注家多人对其纠谬驳正。在书撰成之后，后世学者对其多持批评意见，主要在于江藩以“汉学”作为书名，心存轩轾，扬汉抑宋，谨守门户。如同时代的龚自珍对此就有异议，曾遗书以为书名不妥，主张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并举出十个理由，强调“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①江藩却固执己见，没有接受龚的意见，②今人张舜徽也说：“始乾嘉诸经师宗尚古注，精研许、郑，亦特以求是而已，初未尝树一汉学之帜以炫异于世也。其标立名义，且述为专书以张之者，则自藩始。”③后世学者对此也多有评议。另外，《汉学师承记》的出现也使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明朗化，尤其是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与江藩针锋相对，并借此对汉学派学者大张挞伐。
实际上这些只是皮相之见，从江藩所撰全书的特点来看，他采用了寓作于编的方式，其编撰用意并不尽在此，在他为《汉学师承记》所做的自序中有所表露，亦即他对满清统治下文化学术的繁荣持深深的肯定和认同。在序中他认为三代礼乐兴隆，一坏于秦之焚书，而复振于汉；再坏于晋之清谈，唐虽有所成绩，但也是“弃尊彝而宝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砾”，而“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迨有甚焉”，总而言之，在江藩看来，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鼎盛时期，如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卷首中所言：
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
江藩在极力贬低宋明道学使得圣人之道衰微的同时，却盛赞清代尤其乾隆年间为儒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吴派、皖派的学术领袖三惠、戴震及其弟子们。这种表彰，其实蕴含着一种深意：一方面藉此来推尊、标榜清代学术之昌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汉学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这种心态更是体现了江藩对清廷统治的文化认同及合法性认同。这种观念在《汉学师承记》中多有体现，如云：
我世祖章皇帝握贞符，膺图簶，拨乱反正，伐罪吊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顺治十三年，敕大学士传以渐撰《易经通注》，以《永乐大全》繁冗芜陋，刊其舛讹，补其阙漏，勒为是书，颁之学官。[1]（2）
圣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遗孽，亲征西番，戡定三番，永清六合，然万机之暇，栖身坟典，悦志艺文，阐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线九章之术，天亶睿智，典学宏深，尹古以来，所未有也。[1]（2）
高宗纯皇帝御极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则耆定十全，文德则旁敷四海，富既舆地乎侔訾，贵乃于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我皇上诞敷文教，敦尚经术，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天下之众，向风随流，耸然兴道而迁义，家怀克让之风，人诵康哉之咏，猗欤伟欤，何其盛也。[1]（3）
惟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慕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1]（4）
在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充斥着江藩对满清诸帝文治武功的鼓吹，体现出他对清廷统治的强烈认同感，就此而言，江藩异于清初以来汉族儒士大夫对满清政权的排斥或不合作。江藩的这种心态，表明了自清初以来，清朝诸帝基于道、学、政，对中原汉地统治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清代中后期有了结果。
当然，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对中原的有效统治，并赢得了江藩等汉儒的高度认同，与中原汉族儒士大夫的推动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清建国后，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就极力迎合统治者，并鼓动清帝将道统、治统合而为一，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道统与治统的合一，才能接续尧舜以来汉族内圣外王的统治理念，才能有效地统治中原汉地，才能最终赢得中原汉儒的政治认同，如其所谓：
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续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④ 于是在李光地等汉儒的鼓动下，清朝确立了“崇儒重道” 的基本国策和独尊理学的文化政策。由于清统治者出于实用而尊崇理学，使得理学成为高居庙堂之上的幌子，其理论的发展不能随时而更新，以致陷入僵化。乾隆初年，“究心、理学者盖鲜”，“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①，“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②可以说，在乾隆时期，从事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注解、考据的研究成为一种风尚，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③汉学考据蔚为一代风气。江藩作为传统儒士大夫，以明道、传道为己任，认同汉学，并将汉学视为儒学正统，并撰写《汉学师承记》弘扬这种学术风气。如其在《汉学师承记》卷首中说道：“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江藩此言，体现了他作为传统士人深深的责任意识和对立言不朽的追求，更是在认同清朝统治观念下的一种具体实践。
二
《汉学师承记》是江藩基于传统儒士明道、传道以备经世致用的理念而作，他通过寓作于编的方式充分展现传统儒士的身份意识。在这部书中，江藩处处体现了他对汉学的尊崇，对清廷统治的文化认同，极力以一个清廷的护卫者的形象出现。
首先，江藩撰写此书，所用材料多取自于当时诸家碑状传记，与己意相左者，就对之进行删汰剪裁，曲从己意。他甚至改动他人已有的墓志传记，比如王昶曾经为朱筠写《墓志》为：“君少英敏，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取宋元诸儒之说。”但是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改为：“先生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说经宗汉儒，不取宋元诸家之说。”[1]（68）在这部书中，江藩为了宣扬汉学，不惜改动将朱筠“兼取宋元诸儒之说”改为“不取宋元诸儒之说”，两者意义完全相反，旨趣也大变。对此漆永祥教授就考证分析说：
江氏此数句，采自王昶《墓表》，然曲改其意，王昶《墓表》：“君少英敏，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取宋元诸儒之说。”王氏语为“兼取宋元诸儒之说”，江改为“不取宋元诸家之说”，可谓相差悬远矣。④漆教授认为江藩由于对宋元学者通过义理解经非常反感，就擅自将朱筠“兼采”改为“不取”，意思完全相反，“相差悬远”。江藩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对汉学的推崇，而对宋明理学的排斥。在他看来，只有汉学才是圣人之道，才是可以用以经世致用的学问，而宋学“析理至微”，空言无用，如其所云：“盖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于虚而无涯涘，斯乃贤者过之之病，《中庸》之所以为难能也。儒生读圣人书，期于明道，明道在于修身，无他，身体力行而已，岂徒以口舌争哉？”[2]（1）
另外，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人物的选编原则上，注重纯粹汉学之儒，对兼采汉宋之学的儒学基本不取。如其所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固不著录”。这样一来，江藩《汉学师承记》甚至将开启清代汉学风气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排斥在外，而取有一孔之见的武亿、徐复、李钟泗等人，以光表汉学。之所以不取顾炎武、黄宗羲，江藩解释说：
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135）
江藩认为，之所以不取他们二人，就是因为黄宗羲、顾炎武尽管都强调实践，与宋学立异，但却都对宋学有一定的认可，观点上“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非真正汉学之儒。另外，黄宗羲、顾炎武曾经极力抗拒清朝的统治，“甲申乙酉之变，二君策名于波浪砾滩之上，窜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蛙龟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有不败者矣！”[1]（135）江藩认为清朝入主中原之际，顾、黄二人“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与清廷对抗。从整个行文措辞来看，此时的江藩俨然是站在清廷的立场上在言说，以维护清廷的统治。当然，江藩对顾、黄二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并没有否定，如认为“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1]（128）并在其《经师经义目录》中著录顾炎武的汉学研究著述多部。
此外，从江藩撰述此书所选择的人物来看，首卷主记阎若璩、胡渭二人，是因为两人对清代汉学研究的开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卷二、卷三记载吴派的主要学者，卷五、卷六记载皖派的主要学者，卷七主要是扬州学派的学者，虽然清代学派的划分肇始于近人章太炎，⑤但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的人物编排上已经体现了这种学派观念，可以说成为以地域划分清代学派的滥觞。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分列，彼此之间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1]（4）扬州学派仅次吴派、皖派，由此彰显了江藩推重扬州学派之意。张舜徽先生后来进一步在江藩的基础上说道：“予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①张的思想基本上源于江藩，进一步对扬州学派的学术地位及贡献予以肯定与推崇。
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一脉相承，其中他对扬州学派的如此编排，既是对汉学的尊崇，更是以一个儒学正统嫡传的身份自居，以此来表明自己在传道、明道以经世方面的作为。江藩出生江苏甘泉，在清代，扬州府治（乾嘉时期），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作为以地域而得名的扬州学派，在空间范围上应是此二州六县，扬州学派是清代汉学中继吴皖之后的重要学派，尤其此学派中的阮元对嘉道年间汉学的继续发展以及考据学风的南移有巨大贡献，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之为“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②黄爱平认为“扬州学派是直接渊源于吴派、皖派，尤与皖派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学术流派。”③江藩在卷七记载扬州的学者标目的就有14人，远为它派所不及，自然有推重扬州学者之意。不仅如此，江藩还认为扬州学派学术思想源于吴派，尤其是清代汉学大师惠栋。故在其《汉学师承记》多次推尊其师祖惠栋： 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1]（4）
（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传其略于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申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2]（23）
（惠栋）授业弟子最知名者余古农，同宗艮庭两先生，如王光禄名盛，钱少詹大昕，戴编修震，王侍郎兰全先生，皆执经问难，以师礼事之。钱少詹为先生作传，论曰：“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抄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2]（28）
江藩极力推尊惠栋，将之视为清代汉学的开山，儒学的正统。这种推尊的真正蕴义在于标榜惠栋对于汉代所传章句训诂之学的继承，亦可以说是对儒学道统的继承。毕竟，在江藩看来，汉学才是儒学正统所在，而非宋学。这种理念在其《经师经义目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江藩盛谈《六经》，而不言《大学》、《中庸》、《孟子》等宋儒所尊崇的《四书》，此实有代宋儒而遥承儒学正统之意。加上，江藩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过程中，重点叙述汉代和清代儒学，而不谈宋学，甚至对中古魏晋与宋代的学者在儒学上的成就持否定态度，由此更体现了他的这种心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江藩对清廷道统和治统合一的一种变相鼓吹，体现了对以汉学为正统学术的清廷统治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总之，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通过多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汉学的尊崇，对清廷统治的认同。更为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传统儒士，江藩借此想重建一个新的儒家道统谱系，他以惠氏为儒学正统嫡传，这有别于宋代以及清代宋学派所持的道统谱系，且自己又出自惠栋门下，故俨然一个儒学正统嫡传的身份自居。也正是江藩的如此用意，激起了以圣人道统自居的宋学派姚鼐、方东树等人的不满，作《汉学商兑》指摘汉学，并与之针锋相对。
结语
总的看来，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是特定历史情境下时代思想观念的一种外在体现，也是江藩本人对当时社会和学术的一种理解与诠释。此书推尊汉学，体现了江藩和他所记述的汉学家们在传播“斯文”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的背后自然有一种深沉的信念在支撑，否则就江藩本人而言，他也不会在“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载途，饥寒切体”[2]（32）的情况下，仍不负师训，著书立说。在江藩心中，除了基本的谋食之外，根本在于谋道、明道、传道以行道，此道乃是孔孟对于儒士身份、角色的一种界定。清代建国后，尊朱子，励精图治，创造了康乾盛世，①士人阶层所企慕的三代之王道政治得以实现，从而形成了清朝道、学、政的合一。江藩推尊汉学，认同清廷统治，这种学术宗趣，正是清代中期儒士大夫们比较普遍的思想观念。
当然，在嘉庆时期，清廷衰微，道政趋于分离，汉学面临着挑战，其历史景况已非乾隆盛世所能比拟，故对当时士人阶层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治学旨趣必然对新的形势挑战有所应对。由于儒家知识阶层出于先天的明道治世的忧患意识，故纷纷对知识和现实、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重新予以思考，汉学内部由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因内在问题而产生的所谓‘典范危机’”②。江藩《汉学师承记》的成书，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更是严守汉学正统，希望借助推尊汉学继续维护清廷的统治与稳定。不过，随着江藩《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问世，他们之间的交锋，或者说两种基于不同学术立场、不同出发点的学术思考，引发了儒士们新的思考：出于维护清朝的统治，究竟是要继续坚守汉学，还是兼采汉宋或者推尊宋学，这两种观念既是当时学术思想的客观展现，也反映了当时儒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
〔参考文献〕
[1] 江藩. 汉学师承记[M]. 上海：上海书店，1983.
[2] 江藩. 宋学师承记[M]. 上海：上海书店，1983.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