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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建议，对传统文化中某些关键词，是不是应该像雷蒙·威廉斯那样，做一番梳理和考察。不过这是一项很难的工作，历史上一度极为流行的概念，随着文化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似已边缘化了，但是又不尽然，私人之间的“报恩”就是其中之一。
“报恩”往往指困顿或落难时受人恩惠者为施恩者的利益效力，如武松醉打蒋门神。在有的场合，“报恩”以不成比例的物质回报为基本特征，韩信早年曾受漂母一饭之恩，封为楚王后找到那位洗衣妇，“赐千金”。这一类“报恩”与“礼尚往来”和激励普通人向善的“感恩”是有所不同的，受恩者必须具备由卑贱而腾达的经历，始于清朝前期的吴六奇对查继佐“涌泉相报”的几种传说也属于此类。查继佐（一六0一至一六七六）号伊璜，浙江海宁人，明崇祯六年（一六三三）举人，工书画。据说他在杭州黄泥潭的真修庵遇到来自广东的乞丐吴六奇，判断他不是凡人，惠以酒饭，并出资让他购置衣履，回粤中老家。吴六奇（一六0七至一六六五）是广东丰顺人，字鉴伯，别字葛如，在刘禹轮民国年间编撰的《潮州府志》有传：“幼读书，有雄略，慷慨尚气，家故饶以财，以博中落贫乏，为邮卒，历山川厄塞，皆心识之。落魄于浙，海宁查孝廉伊璜，见而奇之，资而归。”吴六奇回到广东后，清军入关，一路南下。他因当过“邮卒”，熟悉地理形势，协助清军平定粤东以及东南沿海一带，深受新政权的赏识，官至广东水陆师提督，死后叙功加官少师兼太子太保，谥顺恪。笔者无意查考吴六奇生平事迹的真伪，也不对他在易代之际的选择做价值判断，却想请读者关注他“涌泉相报”的故事如何在几种文本中呈现。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清文选》（刘世南、刘松来选注）收有王士禛〔一度因避讳雍正名字胤禛而改写为王士祯（一六三四至一七一一）〕著作《香祖笔记》〔刻行于康熙四十四年（一七0五）〕中的《吴顺恪六奇传》。文章的起首叙述了查继佐如何与“铁丐”吴六奇在杭州相遇：
海宁孝廉查伊璜继佐，崇祯中名士也。尝冬雪，偶步门外，见一丐避庑下，貌殊异，呼问曰：“闻市中有铁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饮乎？”曰：“能。”引入发醅，坐而对饮。查已酩酊，而丐殊无酒容。衣以絮衣，不谢径去。明年，复遇之西湖放鹤亭下，露肘跣行。询其衣。曰：“入夏不须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读书识文字乎？”曰：“不读书识字，何至為丐耶！”查奇其言，为具汤沐而衣履之。询其氏里，曰：“吴姓，六奇名，东粤人。”问何以丐，曰：“少好博，尽败其产，故流转江湖。自念叩门乞食，昔贤不免，仆何人，敢以为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吴生海内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吴生矣！”留与痛饮一月，厚资遣之。
这些文字里也有些众人熟悉的套路。历史上的英雄也曾流浪行乞，如晋文公重耳和朱元璋;铁丐善饮，是狂士的标配之一;“露肘跣行”，更得先贤真传，根据常见于诗文的醉感美学，即使“千金裘”也“呼儿将出换美酒”，夏日里把一件过冬的棉袍典当给酒家，当然是不过分的，甚至带几分神韵。
想不到吴六奇回乡不久就为清军立下勋业。他当上新朝大官，知恩图报，派手下一位牙将专程从广东赶到江南拜谒查继佐。这位军官一见到自己上司的恩主，就用拜寿的名目送上三千两银子，并邀请他南下将军的地盘。一路上查继佐像是钦差大臣，受到场面隆重的接待，过了梅岭，吴六奇之子在路边迎候，众多部下则全副武装开道。抵达惠州，“吴躬自出迎，导从杂沓，拟于侯王。至戟门，则蒲伏泥首”。吴六奇泥首谢罪，表示自己忘恩失义，然后他立即让查继佐见识到他不受制约的权力。晚间备有盛宴，除了美酒，还有歌舞乐团助兴，竟闹了个通宵。查继佐在粤居留整整一年，各种款待自不待言，还收到礼物无数（“装累巨万”），准备回浙江了，吴六奇再次动用各种可以想得出的资源，水陆师提督库房里的贮存应有尽有，而且还像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某作品里的金块，喷涌不息：
将归， 复以三千金为寿，锦绮珠贝珊瑚犀象之属，不可訾计。查既归数年，值吴兴私史之狱，牵连及之。吴抗疏为之奏辩，获免于难。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游后圃，圃有英石一峰，高二丈许，深赏异之。再往，已失此石。问之，用以巨舰载至吴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
编选者在此文后作注：“有关吴六奇与查继佐之间的传奇交往，吴骞《拜经楼诗话》曾引继佐语予以否认。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至于“吴兴私史之狱”，倒是真有其事，指发生在清顺治、康熙年间的庄廷鑨明史狱：“浙江湖州人庄廷鑨召集学人私修《明书》，……后被人告发，庄廷鑨被戮尸，庄氏家属与刻印、买卖此书的有关人员，以及地方官吏多人受牵连，分别被处死刑或流放为奴，成为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这部明朝史略刊刻前，为了提高身价，将十余位江南名士列名参校，查继佐为其中之一。清初大兴文字狱，私修明史惹祸，导致近百人重辟、凌迟或磔尸。查继佐在案中究竟是何种角色，并非本文的关注点。吴六奇报恩兴师动众，礼数尽到，甚至还在私史案发后不怕引来杀身之祸，上奏为涉案者抗辩，确实可以传为美谈了。查继佐从私史案中安全脱身，文章似已完毕，王士禛却补上一笔，将报恩的故事推向顶点，那就是关于英石一峰的细节。查继佐无非是在将军府署赞赏一番这峰英石，吴六奇就悄悄派巨舰把它运送到杭州，人力物力，也是所费不赀。据说奇石名“绉云峰”，上有篆书题刻，还是查继佐的书法，现存杭州江南名石园。这个园林位于西湖景区曲院风荷的近北山街处，离岳坟一两百米，在九十年代才与竹素园一起重建。修毕，“绉云峰”即从杭州花圃移来，在此安家已二十余年。要证明它就是吴六奇当年赠送查伊璜的英石，还应出示传承有序的史料。历史的真相或许已不堪诸多传说的重压，偷偷逃遁了。
吴六奇功成名就后对恩人涌泉相报，成为好几位清初文人书写的对象，而且每位作者都会根据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修饰装点这则故事。渔洋山人渲染吴六奇报恩之举，不必问那些银子和各色贵重礼物来自何处。建功立业了，自然有资财无数，霸占窃取都是理所当然，公帑也成了私房钱，可以任意调遣。他报恩不惜成本，日后将如何维护水陆师提督名下的舰队？能否建造、购买新的船舰？他手下的众多官兵是否能领到足额的军饷？私人之间报恩故事的书写者，忘记了吴六奇身为将军，首先必须履行公共职责，管好库府的钱财，不许任何人挪作私用。然而公私不分是吴六奇报恩故事讲述者的共同特点。 王士禛这则笔记的写作时间，或在《聊斋志异》中的《大力将军》一文之后。蒲松龄比王士禛小六岁，同为山东淄博地区人。王士禛一六七八年入仕南书房，一七0四年官至刑部尚书，《聊斋志异》的主要部分在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已经基本完成，《大力将军》或在其中。书初成后，周围士人争相借阅，王士禛可能为其中之一：“当时诗坛盟主、官运亨通的王士禛在回乡丁忧期间，也看到了《聊斋志异》的部分篇章。尽管当时《聊斋志异》尚未全部完稿誊清，王士禛还是迫不及待地按篇索阅，有时还加以批点。”王士禛在题《聊斋志异》的七言古诗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作和：“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于天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脞说》）《 大力将军》不像《聊斋》中多数作品，不涉及花妖狐媚。故事讲的是查继佐在一个僻远的寺院里见到殿前地上有一口古钟，其重无比，却像是有人曾经将它掀开，留下了手印。他出于好奇，俯身窥探，发现里面竟有一个不小的竹筐，后来继续观察，见一位健壮的“乞儿”时常掀起古钟，往竹筐里存放食物。查继佐见这位乞丐力大无穷，食量也是五六倍于常人，就与他交谈，劝他入伍，并送五十两银子。十余年后，查继佐已将此事淡忘，受惠者却念念不忘他的恩情。《大力将军》的框架与王士禛所讲故事非常相像，只是几个要素稍有出入，比如主角名字为吴六一，他做将军的地方在福建而非广东，向查继佐转达邀请的是查的“犹子”（侄），等等。恩人到了福建，吴六一待之如君父，却不允告辞（“投辖下钥，锢闭之”），原来他是在清点聚敛的数万两银子以及“堂内外罗列几满”的财物，包括众多姬婢仆佣，欲与查继佐平分。蒲松龄这一版本的特殊之处，是查继佐进了将军的“私廨”，得见“群姬列侍”的场面。作者书写将军极尽奢靡的生活，不问是否与他担任公职的身份相称。也许立下战功，就应该享享福了，于是他更像大观园里的宝玉，日常起居都由丫鬟照应。所不同的是将军在内室，也是威仪凛然，一声令下，“百声悚应”。这些女子和男仆都属主人的动产，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真正的身份更像奴隶。在《大力将军》的末尾，蒲松龄以“异史氏”的语气评论道：“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而将军之报，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仅见。如此胸襟，自不应老于沟渎。以是知两贤之相遇，非偶然也。”查继佐施不望报，固然君子，但是吴六奇的高墙大院和“慷慨豪爽”，却会令今天稍有公共意识的读者生出许多疑问，首先个人荣达后回报昔日施恩者的举动就不能以“贤”字来概括。如果吴六一感动于查继佐热心帮助陌生“乞儿”的事迹，那么自己居于高位时就应该把这一善举的意义从个人恩惠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尽他所能救助贫苦无告者，哪怕是路人。然而《聊斋志异》的评点者一律从个人之间的施报来欣赏《大力将军》，如王芑孙的评语：“厚施而不望其报，先生之肚量超越也;报之而百倍其物，将军之襟怀更豪爽也。”走笔至此，笔者突然意识到似乎在暗示，这种夸张的报恩未被慈善（英文charity）的精神照亮，终究是无助于社会和共同体的。
蒲松龄文末的评点中“老于沟渎”四字，或是他的自叹。在《聊斋自志》〔作于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的结尾，作者写道：“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笔下的痴狂人士大都是他的同情所在，书写他们的浮沉，作者也是在抒发“孤愤”。他四十岁到淄川王村西铺的刺史毕际有家做塾师，一做就是三十几年，报酬却不高。吴将军豪富的程度怕是蒲松龄诸多报恩故事中所罕见的。
金庸在《鹿鼎记》第一回就派祖上查继佐和吴六奇出场。他引了钮琇（一六四四至一七0四）《觚賸》卷七《粤觚上·雪遘》起首描述查继佐风度的文字，接着根据晚清之后形成的政治正确立场把以往私人间报恩的故事变成民族反抗的英雄叙述。这是他的创作自由，姑置勿论。钮琇是江苏吴江人，多年游宦，据《清史列传·文苑传》，他在广东高明县做知县时成《觚賸》一书。《雪遘》中的细节与《吴顺恪六奇传》基本上雷同，除了一处：查继佐从明史案脫免不久，尽其所有组建了一个女子歌舞团：“孝廉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这个插曲或受《大力将军》的启发。
在《鹿鼎记》中，吴六奇居广东省通省水陆提督之职后，也是铭记当年一饭一袍之惠，派军官领兵四名，赴杭州查家送两只朱漆烫金圆盒，一只礼盒装的是五十两黄金，另一盒是六瓶洋酒，酒瓶上缀有明珠翡翠。过了数月，吴六奇侄子又到他府上，请他去广东盘桓数月。查伊璜入住将军府，成为贵客，广东的巡抚不知他底细，以为是朝廷钦差大臣，送了厚礼，其他文武百官也纷纷送礼，数日之间，提督府中礼物有如山积。查伊璜在提督幕中住了六七个月，回到杭州，旧宅旁边冒出好大一片新屋，“原来吴六奇派人携了广东大小官员所送礼金，来到查家大兴土木，营建楼台”（《鹿鼎记》）。亭台楼阁建成后，应该是一个杭州可数的园林了。
王士禛、蒲松龄和钮琇都出生于明末清初，他们所记载的吴六奇的事迹，至多不过发生在四五十年之前。相隔这么一段时期，要如实记述这个故事已非常困难。司马迁追述一两百年前某些未见于同时代史料的人物（如屈原），称他与日月同光，用的怕也是文学笔法。不过这是题外话。如果这类涌泉相报的故事依然有人津津乐道，或者是隐含的传统价值观已进入集体无意识并且支配着当今某些感激“知遇之恩”和“提携之恩”的腐败行为，那就要引起警觉了。
“报恩”往往指困顿或落难时受人恩惠者为施恩者的利益效力，如武松醉打蒋门神。在有的场合，“报恩”以不成比例的物质回报为基本特征，韩信早年曾受漂母一饭之恩，封为楚王后找到那位洗衣妇，“赐千金”。这一类“报恩”与“礼尚往来”和激励普通人向善的“感恩”是有所不同的，受恩者必须具备由卑贱而腾达的经历，始于清朝前期的吴六奇对查继佐“涌泉相报”的几种传说也属于此类。查继佐（一六0一至一六七六）号伊璜，浙江海宁人，明崇祯六年（一六三三）举人，工书画。据说他在杭州黄泥潭的真修庵遇到来自广东的乞丐吴六奇，判断他不是凡人，惠以酒饭，并出资让他购置衣履，回粤中老家。吴六奇（一六0七至一六六五）是广东丰顺人，字鉴伯，别字葛如，在刘禹轮民国年间编撰的《潮州府志》有传：“幼读书，有雄略，慷慨尚气，家故饶以财，以博中落贫乏，为邮卒，历山川厄塞，皆心识之。落魄于浙，海宁查孝廉伊璜，见而奇之，资而归。”吴六奇回到广东后，清军入关，一路南下。他因当过“邮卒”，熟悉地理形势，协助清军平定粤东以及东南沿海一带，深受新政权的赏识，官至广东水陆师提督，死后叙功加官少师兼太子太保，谥顺恪。笔者无意查考吴六奇生平事迹的真伪，也不对他在易代之际的选择做价值判断，却想请读者关注他“涌泉相报”的故事如何在几种文本中呈现。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清文选》（刘世南、刘松来选注）收有王士禛〔一度因避讳雍正名字胤禛而改写为王士祯（一六三四至一七一一）〕著作《香祖笔记》〔刻行于康熙四十四年（一七0五）〕中的《吴顺恪六奇传》。文章的起首叙述了查继佐如何与“铁丐”吴六奇在杭州相遇：
海宁孝廉查伊璜继佐，崇祯中名士也。尝冬雪，偶步门外，见一丐避庑下，貌殊异，呼问曰：“闻市中有铁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饮乎？”曰：“能。”引入发醅，坐而对饮。查已酩酊，而丐殊无酒容。衣以絮衣，不谢径去。明年，复遇之西湖放鹤亭下，露肘跣行。询其衣。曰：“入夏不须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读书识文字乎？”曰：“不读书识字，何至為丐耶！”查奇其言，为具汤沐而衣履之。询其氏里，曰：“吴姓，六奇名，东粤人。”问何以丐，曰：“少好博，尽败其产，故流转江湖。自念叩门乞食，昔贤不免，仆何人，敢以为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吴生海内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吴生矣！”留与痛饮一月，厚资遣之。
这些文字里也有些众人熟悉的套路。历史上的英雄也曾流浪行乞，如晋文公重耳和朱元璋;铁丐善饮，是狂士的标配之一;“露肘跣行”，更得先贤真传，根据常见于诗文的醉感美学，即使“千金裘”也“呼儿将出换美酒”，夏日里把一件过冬的棉袍典当给酒家，当然是不过分的，甚至带几分神韵。
想不到吴六奇回乡不久就为清军立下勋业。他当上新朝大官，知恩图报，派手下一位牙将专程从广东赶到江南拜谒查继佐。这位军官一见到自己上司的恩主，就用拜寿的名目送上三千两银子，并邀请他南下将军的地盘。一路上查继佐像是钦差大臣，受到场面隆重的接待，过了梅岭，吴六奇之子在路边迎候，众多部下则全副武装开道。抵达惠州，“吴躬自出迎，导从杂沓，拟于侯王。至戟门，则蒲伏泥首”。吴六奇泥首谢罪，表示自己忘恩失义，然后他立即让查继佐见识到他不受制约的权力。晚间备有盛宴，除了美酒，还有歌舞乐团助兴，竟闹了个通宵。查继佐在粤居留整整一年，各种款待自不待言，还收到礼物无数（“装累巨万”），准备回浙江了，吴六奇再次动用各种可以想得出的资源，水陆师提督库房里的贮存应有尽有，而且还像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某作品里的金块，喷涌不息：
将归， 复以三千金为寿，锦绮珠贝珊瑚犀象之属，不可訾计。查既归数年，值吴兴私史之狱，牵连及之。吴抗疏为之奏辩，获免于难。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游后圃，圃有英石一峰，高二丈许，深赏异之。再往，已失此石。问之，用以巨舰载至吴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
编选者在此文后作注：“有关吴六奇与查继佐之间的传奇交往，吴骞《拜经楼诗话》曾引继佐语予以否认。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至于“吴兴私史之狱”，倒是真有其事，指发生在清顺治、康熙年间的庄廷鑨明史狱：“浙江湖州人庄廷鑨召集学人私修《明书》，……后被人告发，庄廷鑨被戮尸，庄氏家属与刻印、买卖此书的有关人员，以及地方官吏多人受牵连，分别被处死刑或流放为奴，成为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这部明朝史略刊刻前，为了提高身价，将十余位江南名士列名参校，查继佐为其中之一。清初大兴文字狱，私修明史惹祸，导致近百人重辟、凌迟或磔尸。查继佐在案中究竟是何种角色，并非本文的关注点。吴六奇报恩兴师动众，礼数尽到，甚至还在私史案发后不怕引来杀身之祸，上奏为涉案者抗辩，确实可以传为美谈了。查继佐从私史案中安全脱身，文章似已完毕，王士禛却补上一笔，将报恩的故事推向顶点，那就是关于英石一峰的细节。查继佐无非是在将军府署赞赏一番这峰英石，吴六奇就悄悄派巨舰把它运送到杭州，人力物力，也是所费不赀。据说奇石名“绉云峰”，上有篆书题刻，还是查继佐的书法，现存杭州江南名石园。这个园林位于西湖景区曲院风荷的近北山街处，离岳坟一两百米，在九十年代才与竹素园一起重建。修毕，“绉云峰”即从杭州花圃移来，在此安家已二十余年。要证明它就是吴六奇当年赠送查伊璜的英石，还应出示传承有序的史料。历史的真相或许已不堪诸多传说的重压，偷偷逃遁了。
吴六奇功成名就后对恩人涌泉相报，成为好几位清初文人书写的对象，而且每位作者都会根据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修饰装点这则故事。渔洋山人渲染吴六奇报恩之举，不必问那些银子和各色贵重礼物来自何处。建功立业了，自然有资财无数，霸占窃取都是理所当然，公帑也成了私房钱，可以任意调遣。他报恩不惜成本，日后将如何维护水陆师提督名下的舰队？能否建造、购买新的船舰？他手下的众多官兵是否能领到足额的军饷？私人之间报恩故事的书写者，忘记了吴六奇身为将军，首先必须履行公共职责，管好库府的钱财，不许任何人挪作私用。然而公私不分是吴六奇报恩故事讲述者的共同特点。 王士禛这则笔记的写作时间，或在《聊斋志异》中的《大力将军》一文之后。蒲松龄比王士禛小六岁，同为山东淄博地区人。王士禛一六七八年入仕南书房，一七0四年官至刑部尚书，《聊斋志异》的主要部分在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已经基本完成，《大力将军》或在其中。书初成后，周围士人争相借阅，王士禛可能为其中之一：“当时诗坛盟主、官运亨通的王士禛在回乡丁忧期间，也看到了《聊斋志异》的部分篇章。尽管当时《聊斋志异》尚未全部完稿誊清，王士禛还是迫不及待地按篇索阅，有时还加以批点。”王士禛在题《聊斋志异》的七言古诗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作和：“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于天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脞说》）《 大力将军》不像《聊斋》中多数作品，不涉及花妖狐媚。故事讲的是查继佐在一个僻远的寺院里见到殿前地上有一口古钟，其重无比，却像是有人曾经将它掀开，留下了手印。他出于好奇，俯身窥探，发现里面竟有一个不小的竹筐，后来继续观察，见一位健壮的“乞儿”时常掀起古钟，往竹筐里存放食物。查继佐见这位乞丐力大无穷，食量也是五六倍于常人，就与他交谈，劝他入伍，并送五十两银子。十余年后，查继佐已将此事淡忘，受惠者却念念不忘他的恩情。《大力将军》的框架与王士禛所讲故事非常相像，只是几个要素稍有出入，比如主角名字为吴六一，他做将军的地方在福建而非广东，向查继佐转达邀请的是查的“犹子”（侄），等等。恩人到了福建，吴六一待之如君父，却不允告辞（“投辖下钥，锢闭之”），原来他是在清点聚敛的数万两银子以及“堂内外罗列几满”的财物，包括众多姬婢仆佣，欲与查继佐平分。蒲松龄这一版本的特殊之处，是查继佐进了将军的“私廨”，得见“群姬列侍”的场面。作者书写将军极尽奢靡的生活，不问是否与他担任公职的身份相称。也许立下战功，就应该享享福了，于是他更像大观园里的宝玉，日常起居都由丫鬟照应。所不同的是将军在内室，也是威仪凛然，一声令下，“百声悚应”。这些女子和男仆都属主人的动产，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真正的身份更像奴隶。在《大力将军》的末尾，蒲松龄以“异史氏”的语气评论道：“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而将军之报，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仅见。如此胸襟，自不应老于沟渎。以是知两贤之相遇，非偶然也。”查继佐施不望报，固然君子，但是吴六奇的高墙大院和“慷慨豪爽”，却会令今天稍有公共意识的读者生出许多疑问，首先个人荣达后回报昔日施恩者的举动就不能以“贤”字来概括。如果吴六一感动于查继佐热心帮助陌生“乞儿”的事迹，那么自己居于高位时就应该把这一善举的意义从个人恩惠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尽他所能救助贫苦无告者，哪怕是路人。然而《聊斋志异》的评点者一律从个人之间的施报来欣赏《大力将军》，如王芑孙的评语：“厚施而不望其报，先生之肚量超越也;报之而百倍其物，将军之襟怀更豪爽也。”走笔至此，笔者突然意识到似乎在暗示，这种夸张的报恩未被慈善（英文charity）的精神照亮，终究是无助于社会和共同体的。
蒲松龄文末的评点中“老于沟渎”四字，或是他的自叹。在《聊斋自志》〔作于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的结尾，作者写道：“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笔下的痴狂人士大都是他的同情所在，书写他们的浮沉，作者也是在抒发“孤愤”。他四十岁到淄川王村西铺的刺史毕际有家做塾师，一做就是三十几年，报酬却不高。吴将军豪富的程度怕是蒲松龄诸多报恩故事中所罕见的。
金庸在《鹿鼎记》第一回就派祖上查继佐和吴六奇出场。他引了钮琇（一六四四至一七0四）《觚賸》卷七《粤觚上·雪遘》起首描述查继佐风度的文字，接着根据晚清之后形成的政治正确立场把以往私人间报恩的故事变成民族反抗的英雄叙述。这是他的创作自由，姑置勿论。钮琇是江苏吴江人，多年游宦，据《清史列传·文苑传》，他在广东高明县做知县时成《觚賸》一书。《雪遘》中的细节与《吴顺恪六奇传》基本上雷同，除了一处：查继佐从明史案脫免不久，尽其所有组建了一个女子歌舞团：“孝廉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这个插曲或受《大力将军》的启发。
在《鹿鼎记》中，吴六奇居广东省通省水陆提督之职后，也是铭记当年一饭一袍之惠，派军官领兵四名，赴杭州查家送两只朱漆烫金圆盒，一只礼盒装的是五十两黄金，另一盒是六瓶洋酒，酒瓶上缀有明珠翡翠。过了数月，吴六奇侄子又到他府上，请他去广东盘桓数月。查伊璜入住将军府，成为贵客，广东的巡抚不知他底细，以为是朝廷钦差大臣，送了厚礼，其他文武百官也纷纷送礼，数日之间，提督府中礼物有如山积。查伊璜在提督幕中住了六七个月，回到杭州，旧宅旁边冒出好大一片新屋，“原来吴六奇派人携了广东大小官员所送礼金，来到查家大兴土木，营建楼台”（《鹿鼎记》）。亭台楼阁建成后，应该是一个杭州可数的园林了。
王士禛、蒲松龄和钮琇都出生于明末清初，他们所记载的吴六奇的事迹，至多不过发生在四五十年之前。相隔这么一段时期，要如实记述这个故事已非常困难。司马迁追述一两百年前某些未见于同时代史料的人物（如屈原），称他与日月同光，用的怕也是文学笔法。不过这是题外话。如果这类涌泉相报的故事依然有人津津乐道，或者是隐含的传统价值观已进入集体无意识并且支配着当今某些感激“知遇之恩”和“提携之恩”的腐败行为，那就要引起警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