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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14年11月15日到清华大学做讲座,谈《史记》。主办单位是清华大学国学社,给了我一个题目——《史记人物分析》。一开场,我就和主办单位“唱了反调”。我说,这题目其实我不喜欢,因为这恰恰跟我做学问的方向背道而驰,我向来不喜欢分析。世间的学问有两种可以分析:第一,西方学问可以分析;第二,现代的实用学问也可以分析。然而,中国传统的学问却最不适合分析。清华大学的师生一向很会分析,可是清华最缺乏的视角,是把这些经典与自己的生命产生联系。这样的视角,不止清华缺乏,几乎整个中国所有的学院体系都付之阙如。
我这开场白一讲完,就有人开始退席,陆陆续续走了六、七个。后来又有人进场,陆陆续续也有好几位。结果大家听得挺入神,反应也甚好,因此我这儿就不妨再说说。
西方自两河流域开始就是一个契约社会,他们习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得很清楚。西方的学问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主观与客观也永远存在着天堑。因此,他们强调抽离自身,去进行所谓的客观分析。可中国文明肇始,便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中国人想尽办法要与别人、与历史、与天地万物建立联系,甚至成为一体。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人都活在人情温厚里,活在历史长河中,也活在天地万物的紧密关系中时,就会把许多现代人所焦虑的东西给消解掉。因此,中国学问从来不是把所有的事情厘清、厘清、再厘清,而是把所有的事物纳进我们的生命里。中国学问的重点不在分析,而在于感受与领略。中国学问的最大成就是海纳百川、气象万千。
在这样的态度下读《史记》,既不是冷眼旁观,也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像看着身旁亲近之人,甚至像是看着自己一样。这时,《史记》就有了温度,就会与你的生命产生连结;这时,《史记》就变成一本生命之书。
譬如我们读张良。司马迁写张良,先交代“五世相韩”的显赫家世,再谈秦灭韩后,张良一心复仇,即使弟弟死了,也不办丧礼,只因为要把所有的财产拿来刺杀秦始皇。结果,博浪沙暗杀失败,张良开始亡命,躲到下邳,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司马迁写这段,是为了交代张良原是个血气汹涌之人,性格颇似荆轲,还有那么一点匹夫之勇。这与后来那位极度淡定、高瞻远瞩的张良先生,显然相距甚远。箇中转变的关键,是黄石公。
张良与黄石公相遇,看似巧合,实则不然。说白了,黄石公打量张良已久,显然觉得这个年轻人可寄予厚望,才决定对他进行一次“彻底”的教育。于是,黄石公蓄意将鞋子往下一掉,再用轻蔑的口吻对张良说:“娃娃,帮我捡起来!”《史记》接着写了很重要的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多半匆匆扫过,不甚留意。但大家可以稍稍停驻,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张良,脾气原本那么坏,血气又那么汹涌,面对黄石公这“莫名其妙”的举动,会是怎么反应?也许,你会对黄石公说,你有毛病呀,谁理你这死老头?那么,显然你的脾气还比张良好;换言之,你的血气还没有那么汹涌,可能干不了暗杀这种事。张良没那么好脾气,当时反应,据《史记》所载,“欲殴之”。翻译成白话,就是张良想揍黄石公。“欲殴之”这三个字,是《史记·留侯世家》的关键字。
后来我常笑着说,别以为当一个好老师有那么容易,有时是得担风险的。如果张良果真一拳下去,黄石公的鼻子肯定就歪了,黄石公恐怕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毕竟,神仙打鼓有时错,这回算他误判了。所幸就在此时,不知道怎地,张良忽然忍住了怒气,气一沉,自忖:算了,看这老头这么老,就帮他捡了吧!于是,张良不太情愿地捡了起来。接着,黄石公又把脚伸出来,毫不客气地说道:“娃娃,帮我穿上!”这时,张良大概有点犯傻,刚刚气一沉,来不及再发作,既然刚刚帮忙捡了,干脆就再帮着穿吧。
这时,张良跪着穿鞋,黄石公突然对着他露出微笑。若用传统小说的写法,这一笑,简直是“泄漏天机”。这微笑,太诡异、太丰富了;张良何等聪明,于是便震慑住了,整个人好像瞬间惊醒。读到这里,不妨大家也停下来回头一问:换成你我,会被震动,会警醒吗?
黄石公看张良已进入状态,便故意往前走了一段路,然后再来个回马枪。张良望着黄石公离去的身影,痴痴地站着。黄石公倘若真走了,戏就没得唱了,但他欲留还走,还是要先走一段,再掉个头,这又是为了什么?显然,黄石公得让张良琢磨片晌,让悬念达到某个临界点。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有了悬念的临界点。
黄石公走回来后,又对张良说:“娃娃,五天之后,天亮前来这里等我。”于是,就有后头那五天再五天又五天的故事。张良自从警醒之后,开始心里有数,便与早先血气汹汹、“欲殴之”的张良,判若两人。后来他几乎是任由摆布,无论黄石公怎么“整”他,都心甘情愿,变得啥脾气都没有了。
最后,我们不妨再玩味一回,为什么黄石公需要一次次地让张良五天后再来呢?第一个五天,既然张良准时天亮之前到,既守时,又有诚意,这时直接把书给他,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呢?这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就叫作“磨”。生命的某些状态,倘真要翻转,的确得累积时间,得足够过程,才有办法由量变产生质变,进而产生翻转生命的能量。如果第一次就给他,显然因缘尚未俱足,能量还不够,因此得根据他的状态,再磨几次,就像用砂纸慢慢地磨那颗本来粗糙的心,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十五天,才把张良的状态磨平。
张良如此聪明之人,经过一次次状况铺垫,前后十五天才总算把他原来的浮躁和冲动给磨掉。那么,换成是我们,能磨得掉这些根柢的习气吗?如果能,那又得需要多长时间?短短十五天,我们有此能耐吗?如果旁边有黄石公这种看似啥都没讲、啥也不教,却一下子碰到真正要害的“大师”,我们会看得出来,会虚心受教吗?当我们如此体会与玩味,进而返观自身、照见自己时,张良就不止是张良;张良跟自己,就可以是同一回事。这时,《史记》的人物就不是一个个客观分析的对象,而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紧密挂钩的活生生之人。这时,《史记》就可以宛如源头活水一般,汩汩不绝地汇入我们的生命之河。
我这开场白一讲完,就有人开始退席,陆陆续续走了六、七个。后来又有人进场,陆陆续续也有好几位。结果大家听得挺入神,反应也甚好,因此我这儿就不妨再说说。
西方自两河流域开始就是一个契约社会,他们习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得很清楚。西方的学问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主观与客观也永远存在着天堑。因此,他们强调抽离自身,去进行所谓的客观分析。可中国文明肇始,便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中国人想尽办法要与别人、与历史、与天地万物建立联系,甚至成为一体。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人都活在人情温厚里,活在历史长河中,也活在天地万物的紧密关系中时,就会把许多现代人所焦虑的东西给消解掉。因此,中国学问从来不是把所有的事情厘清、厘清、再厘清,而是把所有的事物纳进我们的生命里。中国学问的重点不在分析,而在于感受与领略。中国学问的最大成就是海纳百川、气象万千。
在这样的态度下读《史记》,既不是冷眼旁观,也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像看着身旁亲近之人,甚至像是看着自己一样。这时,《史记》就有了温度,就会与你的生命产生连结;这时,《史记》就变成一本生命之书。
譬如我们读张良。司马迁写张良,先交代“五世相韩”的显赫家世,再谈秦灭韩后,张良一心复仇,即使弟弟死了,也不办丧礼,只因为要把所有的财产拿来刺杀秦始皇。结果,博浪沙暗杀失败,张良开始亡命,躲到下邳,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司马迁写这段,是为了交代张良原是个血气汹涌之人,性格颇似荆轲,还有那么一点匹夫之勇。这与后来那位极度淡定、高瞻远瞩的张良先生,显然相距甚远。箇中转变的关键,是黄石公。
张良与黄石公相遇,看似巧合,实则不然。说白了,黄石公打量张良已久,显然觉得这个年轻人可寄予厚望,才决定对他进行一次“彻底”的教育。于是,黄石公蓄意将鞋子往下一掉,再用轻蔑的口吻对张良说:“娃娃,帮我捡起来!”《史记》接着写了很重要的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多半匆匆扫过,不甚留意。但大家可以稍稍停驻,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张良,脾气原本那么坏,血气又那么汹涌,面对黄石公这“莫名其妙”的举动,会是怎么反应?也许,你会对黄石公说,你有毛病呀,谁理你这死老头?那么,显然你的脾气还比张良好;换言之,你的血气还没有那么汹涌,可能干不了暗杀这种事。张良没那么好脾气,当时反应,据《史记》所载,“欲殴之”。翻译成白话,就是张良想揍黄石公。“欲殴之”这三个字,是《史记·留侯世家》的关键字。
后来我常笑着说,别以为当一个好老师有那么容易,有时是得担风险的。如果张良果真一拳下去,黄石公的鼻子肯定就歪了,黄石公恐怕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毕竟,神仙打鼓有时错,这回算他误判了。所幸就在此时,不知道怎地,张良忽然忍住了怒气,气一沉,自忖:算了,看这老头这么老,就帮他捡了吧!于是,张良不太情愿地捡了起来。接着,黄石公又把脚伸出来,毫不客气地说道:“娃娃,帮我穿上!”这时,张良大概有点犯傻,刚刚气一沉,来不及再发作,既然刚刚帮忙捡了,干脆就再帮着穿吧。
这时,张良跪着穿鞋,黄石公突然对着他露出微笑。若用传统小说的写法,这一笑,简直是“泄漏天机”。这微笑,太诡异、太丰富了;张良何等聪明,于是便震慑住了,整个人好像瞬间惊醒。读到这里,不妨大家也停下来回头一问:换成你我,会被震动,会警醒吗?
黄石公看张良已进入状态,便故意往前走了一段路,然后再来个回马枪。张良望着黄石公离去的身影,痴痴地站着。黄石公倘若真走了,戏就没得唱了,但他欲留还走,还是要先走一段,再掉个头,这又是为了什么?显然,黄石公得让张良琢磨片晌,让悬念达到某个临界点。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有了悬念的临界点。
黄石公走回来后,又对张良说:“娃娃,五天之后,天亮前来这里等我。”于是,就有后头那五天再五天又五天的故事。张良自从警醒之后,开始心里有数,便与早先血气汹汹、“欲殴之”的张良,判若两人。后来他几乎是任由摆布,无论黄石公怎么“整”他,都心甘情愿,变得啥脾气都没有了。
最后,我们不妨再玩味一回,为什么黄石公需要一次次地让张良五天后再来呢?第一个五天,既然张良准时天亮之前到,既守时,又有诚意,这时直接把书给他,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呢?这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就叫作“磨”。生命的某些状态,倘真要翻转,的确得累积时间,得足够过程,才有办法由量变产生质变,进而产生翻转生命的能量。如果第一次就给他,显然因缘尚未俱足,能量还不够,因此得根据他的状态,再磨几次,就像用砂纸慢慢地磨那颗本来粗糙的心,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十五天,才把张良的状态磨平。
张良如此聪明之人,经过一次次状况铺垫,前后十五天才总算把他原来的浮躁和冲动给磨掉。那么,换成是我们,能磨得掉这些根柢的习气吗?如果能,那又得需要多长时间?短短十五天,我们有此能耐吗?如果旁边有黄石公这种看似啥都没讲、啥也不教,却一下子碰到真正要害的“大师”,我们会看得出来,会虚心受教吗?当我们如此体会与玩味,进而返观自身、照见自己时,张良就不止是张良;张良跟自己,就可以是同一回事。这时,《史记》的人物就不是一个个客观分析的对象,而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紧密挂钩的活生生之人。这时,《史记》就可以宛如源头活水一般,汩汩不绝地汇入我们的生命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