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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是一个深层的问题。10多年来决策层就一直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客观上，几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不尽如人意。
2006年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有什么新东西呢？我认为，应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三点新情况。
第一个，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对中国资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不久前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除了知识产权、市场以外，就是关于中国资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中美两国政界商界有识之士关心的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想这种关注有两个着眼点：
一个着眼点，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过去3年（2003—2005）增速分别为10%、10.1%、10.2%，2006年估计10.5%，2007年估计也应在9—10 %。问题是，下一步能不能保持持续性的增长，中国的资源、环境能不能支撑，这是中美两国有识之士的看点，看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发展。
第二个着眼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大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2004年进口原油1.2281亿吨，进口成品油3787 万吨，合计1.6亿吨；2005年进口原油1.2682亿吨，进口成品油3143 万吨，合计1.58亿吨；铁矿石，2004年进口2亿吨，2005年进口2.75 亿吨。在国际上买石油、买铁矿石，不会不对世界资源供求大格局产生影响，因为我们还是以国内供给为主的，但美国经济界从他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关注这个问题也是自然的。此外还有环境问题，更与周边国家有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已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而且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对这一新情况必须高度重视。
第二个新情况是，能耗和环保两个重要指标没有完成。
2006年，社会财富积累速度很快，国家财税收入估计4万亿元，比上年增收8000—9000亿元。国企利润也很可观，仅中央企业利润即达7000多亿元。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年能耗和环保两个重要考核指标没有完成。
一个是能源消耗指标。2005年我国能耗是每万元GDP耗1.22吨标准煤，“十一五”规划要求到2010年降到0.98吨，下降20%，折算到每一年应该是下降4.4%。2006年全年约下降0.5%左右，距离4.4%的降幅差距较大。
第二个就是环境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化学需氧量，2005年是1414万吨，要求2010年降到1269万吨，降幅10.2%，平均年降2%多，但今年1到6月却是大幅度上升3.7%，一降一升五点多。另外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量。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要求2010年下降到2260 万吨，降幅11.3%，2006年1—6月也是大幅度上升4.2%。
评估2006年经济发展情况，我觉得“有喜有忧”。如看GDP、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确是一个增长年。但是看资源耗费、环境保护问题严重，我感到很不乐观。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应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发展；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今天之发展已经不同于以往之发展。我们应把问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衡量。按照新的涵义，应对能耗和环保两个约束性指标重点考核，但这两个重要指标没有完成，对2006年的整个发展大大打了折扣。
第三个新情况是，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向利润高、耗能也高的竞争性行业加大投资的取向。
这个问题2004、2005年就已出现，今年仍然存在。我在实际调查中了解到，一些直接使用资源的原材料行业，像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利润较高，资源税又较低，因此，一些地方出现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向此类行业增加投资的现象。2005年全国粗钢生产能力已达3.6亿吨，钢材能力达4.6亿吨，水泥生产能力达13亿吨。作为企业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无可指摘，但作为政府在投资时如何考虑行业状况，特别是如何推进而不是延缓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这个问题还需研究。
这是2006年的三点新情况。
（二）
怎样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我觉得，有三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在结构上找出路。
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在联系是最紧密的，以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成一个“包”，放在第一个“着力推进”中。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出路，突出抓以下三点：
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将是中国近几年乃至更长期间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一则，它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中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二则它也是扩大 “内源性”需求、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三则也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实际选择。北京2005年万元能耗0.8吨标准煤，而天津则是1.11吨，重庆则是1.42吨，关键在于第三产业比重不同（北京三产比重占7成，天津、重庆占4成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的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尤其是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
二是用先进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2006年中国各地推进工业化的热情很高。不少地方都把工业化作为立市之本，但现在的问题是，靠大量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现象仍然存在，工业技术含量提高不多。为此，必须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发展，尤其是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
三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涉及到创新问题，创新问题又涉及到对人激励的问题，这是一个出路。
第二条出路，要在发展循环经济等重大举措上找出路。
这方面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其中循环经济就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好招”。相对于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价值取向，大有天地。我曾对山东济南钢铁集团做了考察，这些年他们搞循环经济，蛮有成效。他们算了一笔帐，仅吨钢耗煤减少这一方面，10年相当于节约1000多万吨标准煤。一个“济钢”尚且如此，全国工业企业如果学习“济钢”将会如何？可以把它作为老工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向全国推行。
当然，发展循环经济不只是企业层面：区域层面，应打造循环型区域，社会层面，应打造循环型、节约型社会。不要满足于口号，要有实实在在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及综合利用的举措。并且要列入领导干部业绩考核。
第三条出路，切实推进改革，在制度变革方面找出路。
为什么2006年我们摆脱传统增长方式的进展不理想？它折射出什么问题？我认为它折射出的是深刻的体制问题，折射出在我们经济机体内部与“粗放性”相配套的经济体制仍在“惯性运作”，并由此形成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改革力度”的明显落差。改革到了今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改革，需要通盘考虑，而且要有新的方略。
这里仅从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适应的角度，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简要谈基本看法。
政府层面：切实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2006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转变滞后，与政府自身管理方面缺位、越位有关。“位”定在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锁定“服务型政府”，为此，政府职能要做重大调整或转变。在这方面，既要有“官本位”的自上而下的科学发展观考核机制，也要有“民本位”的自下而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约束机制。在政府的理念上，除了讲“三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外，恐怕还要有第四条“权为民所授”。这样合起来，方为“有水有源，本固枝荣”。
市场层面：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现在资源价格问题很多，需抓紧资源价格改革，通过改革使各种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与价格改革相适应还要改革资源税制度）。同时转变出口增长方式。2006年出口增长25%以上，外贸顺差1600多亿美元，其中有不少“粗放因素”，要通过关税调整等措施，控制耗费资源量较大的商品出口。
企业层面：推进主体创新。为什么很多企业成为吞噬资源的“黑洞”？症结在于这些企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在这方面，垄断性行业的细胞单位创新任务更艰巨。最近，有关部门推出了对煤、油、电、运等7大行业实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安排，而其中就有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在“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格局下，如何建立企业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从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还有待于创新性探索。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所）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是一个深层的问题。10多年来决策层就一直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客观上，几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不尽如人意。
2006年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有什么新东西呢？我认为，应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三点新情况。
第一个，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对中国资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不久前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除了知识产权、市场以外，就是关于中国资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中美两国政界商界有识之士关心的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想这种关注有两个着眼点：
一个着眼点，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过去3年（2003—2005）增速分别为10%、10.1%、10.2%，2006年估计10.5%，2007年估计也应在9—10 %。问题是，下一步能不能保持持续性的增长，中国的资源、环境能不能支撑，这是中美两国有识之士的看点，看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发展。
第二个着眼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大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2004年进口原油1.2281亿吨，进口成品油3787 万吨，合计1.6亿吨；2005年进口原油1.2682亿吨，进口成品油3143 万吨，合计1.58亿吨；铁矿石，2004年进口2亿吨，2005年进口2.75 亿吨。在国际上买石油、买铁矿石，不会不对世界资源供求大格局产生影响，因为我们还是以国内供给为主的，但美国经济界从他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关注这个问题也是自然的。此外还有环境问题，更与周边国家有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已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而且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对这一新情况必须高度重视。
第二个新情况是，能耗和环保两个重要指标没有完成。
2006年，社会财富积累速度很快，国家财税收入估计4万亿元，比上年增收8000—9000亿元。国企利润也很可观，仅中央企业利润即达7000多亿元。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年能耗和环保两个重要考核指标没有完成。
一个是能源消耗指标。2005年我国能耗是每万元GDP耗1.22吨标准煤，“十一五”规划要求到2010年降到0.98吨，下降20%，折算到每一年应该是下降4.4%。2006年全年约下降0.5%左右，距离4.4%的降幅差距较大。
第二个就是环境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化学需氧量，2005年是1414万吨，要求2010年降到1269万吨，降幅10.2%，平均年降2%多，但今年1到6月却是大幅度上升3.7%，一降一升五点多。另外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量。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要求2010年下降到2260 万吨，降幅11.3%，2006年1—6月也是大幅度上升4.2%。
评估2006年经济发展情况，我觉得“有喜有忧”。如看GDP、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确是一个增长年。但是看资源耗费、环境保护问题严重，我感到很不乐观。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应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发展；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今天之发展已经不同于以往之发展。我们应把问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衡量。按照新的涵义，应对能耗和环保两个约束性指标重点考核，但这两个重要指标没有完成，对2006年的整个发展大大打了折扣。
第三个新情况是，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向利润高、耗能也高的竞争性行业加大投资的取向。
这个问题2004、2005年就已出现，今年仍然存在。我在实际调查中了解到，一些直接使用资源的原材料行业，像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利润较高，资源税又较低，因此，一些地方出现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向此类行业增加投资的现象。2005年全国粗钢生产能力已达3.6亿吨，钢材能力达4.6亿吨，水泥生产能力达13亿吨。作为企业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无可指摘，但作为政府在投资时如何考虑行业状况，特别是如何推进而不是延缓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这个问题还需研究。
这是2006年的三点新情况。
（二）
怎样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我觉得，有三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在结构上找出路。
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在联系是最紧密的，以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成一个“包”，放在第一个“着力推进”中。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出路，突出抓以下三点：
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将是中国近几年乃至更长期间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一则，它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中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二则它也是扩大 “内源性”需求、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三则也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实际选择。北京2005年万元能耗0.8吨标准煤，而天津则是1.11吨，重庆则是1.42吨，关键在于第三产业比重不同（北京三产比重占7成，天津、重庆占4成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的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尤其是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
二是用先进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2006年中国各地推进工业化的热情很高。不少地方都把工业化作为立市之本，但现在的问题是，靠大量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现象仍然存在，工业技术含量提高不多。为此，必须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发展，尤其是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
三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涉及到创新问题，创新问题又涉及到对人激励的问题，这是一个出路。
第二条出路，要在发展循环经济等重大举措上找出路。
这方面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其中循环经济就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好招”。相对于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价值取向，大有天地。我曾对山东济南钢铁集团做了考察，这些年他们搞循环经济，蛮有成效。他们算了一笔帐，仅吨钢耗煤减少这一方面，10年相当于节约1000多万吨标准煤。一个“济钢”尚且如此，全国工业企业如果学习“济钢”将会如何？可以把它作为老工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向全国推行。
当然，发展循环经济不只是企业层面：区域层面，应打造循环型区域，社会层面，应打造循环型、节约型社会。不要满足于口号，要有实实在在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及综合利用的举措。并且要列入领导干部业绩考核。
第三条出路，切实推进改革，在制度变革方面找出路。
为什么2006年我们摆脱传统增长方式的进展不理想？它折射出什么问题？我认为它折射出的是深刻的体制问题，折射出在我们经济机体内部与“粗放性”相配套的经济体制仍在“惯性运作”，并由此形成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改革力度”的明显落差。改革到了今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改革，需要通盘考虑，而且要有新的方略。
这里仅从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适应的角度，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简要谈基本看法。
政府层面：切实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2006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转变滞后，与政府自身管理方面缺位、越位有关。“位”定在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锁定“服务型政府”，为此，政府职能要做重大调整或转变。在这方面，既要有“官本位”的自上而下的科学发展观考核机制，也要有“民本位”的自下而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约束机制。在政府的理念上，除了讲“三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外，恐怕还要有第四条“权为民所授”。这样合起来，方为“有水有源，本固枝荣”。
市场层面：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现在资源价格问题很多，需抓紧资源价格改革，通过改革使各种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与价格改革相适应还要改革资源税制度）。同时转变出口增长方式。2006年出口增长25%以上，外贸顺差1600多亿美元，其中有不少“粗放因素”，要通过关税调整等措施，控制耗费资源量较大的商品出口。
企业层面：推进主体创新。为什么很多企业成为吞噬资源的“黑洞”？症结在于这些企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在这方面，垄断性行业的细胞单位创新任务更艰巨。最近，有关部门推出了对煤、油、电、运等7大行业实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安排，而其中就有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在“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格局下，如何建立企业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从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还有待于创新性探索。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