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启了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典论·论文》使文学批评思维方法开始走向理性，开了文体分类的先河，把文学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作家个性与其作品气质的相关性的“文气说”促进了文人的个性发展。它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典论·论文》；文学觉醒；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
一、 引言
1927年，鲁迅先生指出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自此，“魏晋文学自觉说”就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被广泛接受。本文则在学习前人研究“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方法上，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的观点出发来探究在魏晋南北朝時期的这个大背景下的文学觉醒，并提出自己的一点新的见解。
二、 从《典论·论文》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觉醒
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觉醒”前，我们首先给“文学觉醒”下一个定义。这里借鉴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提出的“文学自赏”的三个标准：一、文学从广大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这三条标准与魏晋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典论·论文》有许多契合之处。
（一） 文学批评思维方法上的觉醒——开始走向理性
从文章开头到第四段，作者研究了文学的作用及其与作家的关系，并对当时七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具体的评析，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曹丕在文章开篇提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的观点，批判了文人自古以来的积习，并运用实例论证——“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这段话说的是班固很看不起与自己的名气不差上下的傅毅，认为他虽然擅长写作，却不能自如驾驭文字。
之后，两种错误的批评态度被曹丕明确指出： 一、“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其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他以“建安七子”为例，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过度看高自己的才能，才会导致难以相互钦服。他指出：王粲擅长写辞赋；徐干行文舒缓，却缺乏迅疾有力的气势；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在当时最出彩；应砀行文温和却不够宏壮，刘桢则是雄壮却不够细密；孔融的气质才性脱俗，但他不擅长议论，文章道理不足、文辞有余。这个评价是立于客观现实的。例如王粲，他的抒情小赋《登楼》写得情景交融，文质并美，可见确实擅长辞赋。再看孔融，他的《荐祢衡表》和《论盛孝章书》辞藻华美，对偶工整，具有浓重的骈俪之美；但他的议论却有强词夺理之嫌，如《汝颖优劣论》中都是以一些皮毛小节为论据来否定颍川名士真正的才能。由此，曹丕提出 “君子审己以度人”，要求文人正确估量自己并全面看待他人，这样才可避免“文人相轻”的拖累。
曹丕的批评见解独到，辩证而公允，为以后的文学批评指明了方向。如刘勰，他就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从作家文学才能的角度，以精确的语言揭示了先秦以来近百位作家的各有所长的成就或特色。可见，《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思维方法开始走向理性的标志。
（二） 文学理论上的觉醒
1. 首次提出完整的文体论，开了文体分类的先河
曹丕在提出文体论时，首先提出“本同而末异”，意思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但这些文章在体裁和形式上也有不同点。因此，“本”与“末”都应归入对文章的研究。在文学理论史上，曹丕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本末结合的看法的。
接着，曹丕对文体论做了具体论述：“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意思是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应该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辞藻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他将文章分为四科八类，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的“末异”又从“雅”、“理”、“实”、“丽”等修辞上进行区分。此外，他还论述了文章的体裁同作家的个性、天赋的关系，从而开创了文学理论领域中首个完整的文体论。曹丕之前，先秦两汉关于文体的论述大多局限于个体，论述角度比较单一、琐碎。如《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解说，王充《论衡》对论说文体的论述，桓谭《新论》对“小说”的论述，蔡邕《独断》对诏令、奏议等文体的论述。这样看，《典论·论文》中相当系统、明晰的文体论，就有了开创性的意义。
另外，曹丕对文体的见解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对文章类科分体，不仅把文学的体裁和特征区分开来，而且明确地划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把文学作品同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划分开来（在此之前文学和学术概念是混淆的），使文学概念趋于明晰，促进了文学的独立。
后来的批评家，陈陈相因，大都继承了这种理论，把文体越分越细。如：李充的《翰林论》残篇涉及文体十五种：书、议、文、赞、表、驳、论、难、议、奏、盟、檄、诫、诰、诗。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残篇亦涉及文体十二种：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图谶。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用专篇具体而详尽地区别各种文体，而且追溯着各种文体的来源，探讨它的演变，以及各种文体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作用，这就把文体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2. 把文学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但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得到相应的重视。先秦时期，孔子虽有“文、行、忠、信”之说，但“文”只能是实践孝弟忠信之余事：“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汉代，则甚至把《诗经》之外的诗赋之类，看作“雕虫篆刻”或“贤于倡优博弈”之类。在这种情况下，曹丕却给予文学著作的意义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把立言的地位与立德、立功相并列，就把文章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不朽之盛事”是指曹丕认为只有文章才能使生命存在的意义得以延续，只有文章才能使作家的声名无限地传于后世，只有文章才是真正的事业。他不仅从国家和个人两个角度，第一个把文学创作当作一项独立的、崇高的事业，还使文学价值独立出来，摆脱了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样就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激励和引领的作用，开启了“文学的自觉”。 价值论对后世刘勰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文心雕龙·原道》 篇末尾就说到了经典作为文章，有“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的功能，与《典论·论文》中“经国之大业”的观点相契合。与此同时，《典论·论文》 称文章是“不朽之盛世”，刘勰则在《文心雕龙·序志》 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他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
（三） 文学创作上的觉醒——促进了文学散文的出现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意思就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决定作品的风格，而气质才性分为“清”、“浊”两类，“清”是指劲雄刚健，“浊”是指柔和婉顺，并且，它是天赋的、固有的，不可通过外力强加。“文气说”提倡了文人的个性发展，促进了文人对个人生活体验和内心情感的抒发，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特性，表现便是文学散文的出现。
文学散文在魏晋时期出现。此前，先秦散文主要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它们多是学者的思想、学术论著；到了汉代，散文文体的划分更细了，各种散文样式不断涌现，有政论文、疏牍文、说理散文、信体散文、奏疏文、历史散文，还有游记、碑体等新的散文样式。这些散文虽文采飞扬但仍不是“文学作品”。因为，作者在其中追求的更多的是手段的特征，而不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所以这些作品还是属于应用文。魏晋时期，强烈的个体意识极大地丰富了散文题材，山水、景物入文，增强了文章的审美特性。例如：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和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前一篇为叙写真挚友情的抒情佳作，后一篇则为抒情写景的游记佳作。梁代萧统在编选《文选》的时候，把这两篇纳入其中，可见这些书信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具有审美的价值。
另外，“文气”的概念在其后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有所体现，包括曹丕自己在内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的作品都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确立了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即所谓 “建安风骨”，这可以说是 “文气” 最直接的体现。
三、 结言
《典论·论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从它开始，文学批评开始走向理性，文体有了具体而完整的分类，文学的价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人的個性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了文学散文的出现。它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陈柯言.《典论·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J].文学研究，2011.
[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刘勰，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 张锐，张启胜.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昭示——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观[J]. 滁州学院学报，2011，13（6）：46-47.
关键词：《典论·论文》；文学觉醒；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
一、 引言
1927年，鲁迅先生指出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自此，“魏晋文学自觉说”就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被广泛接受。本文则在学习前人研究“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方法上，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的观点出发来探究在魏晋南北朝時期的这个大背景下的文学觉醒，并提出自己的一点新的见解。
二、 从《典论·论文》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觉醒
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觉醒”前，我们首先给“文学觉醒”下一个定义。这里借鉴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提出的“文学自赏”的三个标准：一、文学从广大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这三条标准与魏晋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典论·论文》有许多契合之处。
（一） 文学批评思维方法上的觉醒——开始走向理性
从文章开头到第四段，作者研究了文学的作用及其与作家的关系，并对当时七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具体的评析，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曹丕在文章开篇提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的观点，批判了文人自古以来的积习，并运用实例论证——“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这段话说的是班固很看不起与自己的名气不差上下的傅毅，认为他虽然擅长写作，却不能自如驾驭文字。
之后，两种错误的批评态度被曹丕明确指出： 一、“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其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他以“建安七子”为例，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过度看高自己的才能，才会导致难以相互钦服。他指出：王粲擅长写辞赋；徐干行文舒缓，却缺乏迅疾有力的气势；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在当时最出彩；应砀行文温和却不够宏壮，刘桢则是雄壮却不够细密；孔融的气质才性脱俗，但他不擅长议论，文章道理不足、文辞有余。这个评价是立于客观现实的。例如王粲，他的抒情小赋《登楼》写得情景交融，文质并美，可见确实擅长辞赋。再看孔融，他的《荐祢衡表》和《论盛孝章书》辞藻华美，对偶工整，具有浓重的骈俪之美；但他的议论却有强词夺理之嫌，如《汝颖优劣论》中都是以一些皮毛小节为论据来否定颍川名士真正的才能。由此，曹丕提出 “君子审己以度人”，要求文人正确估量自己并全面看待他人，这样才可避免“文人相轻”的拖累。
曹丕的批评见解独到，辩证而公允，为以后的文学批评指明了方向。如刘勰，他就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从作家文学才能的角度，以精确的语言揭示了先秦以来近百位作家的各有所长的成就或特色。可见，《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思维方法开始走向理性的标志。
（二） 文学理论上的觉醒
1. 首次提出完整的文体论，开了文体分类的先河
曹丕在提出文体论时，首先提出“本同而末异”，意思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但这些文章在体裁和形式上也有不同点。因此，“本”与“末”都应归入对文章的研究。在文学理论史上，曹丕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本末结合的看法的。
接着，曹丕对文体论做了具体论述：“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意思是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应该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辞藻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他将文章分为四科八类，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的“末异”又从“雅”、“理”、“实”、“丽”等修辞上进行区分。此外，他还论述了文章的体裁同作家的个性、天赋的关系，从而开创了文学理论领域中首个完整的文体论。曹丕之前，先秦两汉关于文体的论述大多局限于个体，论述角度比较单一、琐碎。如《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解说，王充《论衡》对论说文体的论述，桓谭《新论》对“小说”的论述，蔡邕《独断》对诏令、奏议等文体的论述。这样看，《典论·论文》中相当系统、明晰的文体论，就有了开创性的意义。
另外，曹丕对文体的见解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对文章类科分体，不仅把文学的体裁和特征区分开来，而且明确地划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把文学作品同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划分开来（在此之前文学和学术概念是混淆的），使文学概念趋于明晰，促进了文学的独立。
后来的批评家，陈陈相因，大都继承了这种理论，把文体越分越细。如：李充的《翰林论》残篇涉及文体十五种：书、议、文、赞、表、驳、论、难、议、奏、盟、檄、诫、诰、诗。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残篇亦涉及文体十二种：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图谶。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用专篇具体而详尽地区别各种文体，而且追溯着各种文体的来源，探讨它的演变，以及各种文体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作用，这就把文体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2. 把文学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但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得到相应的重视。先秦时期，孔子虽有“文、行、忠、信”之说，但“文”只能是实践孝弟忠信之余事：“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汉代，则甚至把《诗经》之外的诗赋之类，看作“雕虫篆刻”或“贤于倡优博弈”之类。在这种情况下，曹丕却给予文学著作的意义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把立言的地位与立德、立功相并列，就把文章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不朽之盛事”是指曹丕认为只有文章才能使生命存在的意义得以延续，只有文章才能使作家的声名无限地传于后世，只有文章才是真正的事业。他不仅从国家和个人两个角度，第一个把文学创作当作一项独立的、崇高的事业，还使文学价值独立出来，摆脱了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样就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激励和引领的作用，开启了“文学的自觉”。 价值论对后世刘勰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文心雕龙·原道》 篇末尾就说到了经典作为文章，有“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的功能，与《典论·论文》中“经国之大业”的观点相契合。与此同时，《典论·论文》 称文章是“不朽之盛世”，刘勰则在《文心雕龙·序志》 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他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
（三） 文学创作上的觉醒——促进了文学散文的出现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意思就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决定作品的风格，而气质才性分为“清”、“浊”两类，“清”是指劲雄刚健，“浊”是指柔和婉顺，并且，它是天赋的、固有的，不可通过外力强加。“文气说”提倡了文人的个性发展，促进了文人对个人生活体验和内心情感的抒发，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特性，表现便是文学散文的出现。
文学散文在魏晋时期出现。此前，先秦散文主要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它们多是学者的思想、学术论著；到了汉代，散文文体的划分更细了，各种散文样式不断涌现，有政论文、疏牍文、说理散文、信体散文、奏疏文、历史散文，还有游记、碑体等新的散文样式。这些散文虽文采飞扬但仍不是“文学作品”。因为，作者在其中追求的更多的是手段的特征，而不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所以这些作品还是属于应用文。魏晋时期，强烈的个体意识极大地丰富了散文题材，山水、景物入文，增强了文章的审美特性。例如：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和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前一篇为叙写真挚友情的抒情佳作，后一篇则为抒情写景的游记佳作。梁代萧统在编选《文选》的时候，把这两篇纳入其中，可见这些书信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具有审美的价值。
另外，“文气”的概念在其后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有所体现，包括曹丕自己在内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的作品都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确立了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即所谓 “建安风骨”，这可以说是 “文气” 最直接的体现。
三、 结言
《典论·论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从它开始，文学批评开始走向理性，文体有了具体而完整的分类，文学的价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人的個性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了文学散文的出现。它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陈柯言.《典论·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J].文学研究，2011.
[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刘勰，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 张锐，张启胜.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昭示——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观[J]. 滁州学院学报，2011，13（6）：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