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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运动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充分利用通讯社、报纸、杂志等都市社会舆论空间以及书局、学校等文化传媒,从各个不同方面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苏维埃俄国,为中共的建立制造舆论、创造条件。这一历史进程充分反映了先进文化在中共建立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大事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与都市工人阶级密切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都市文化;中国共产党建立
[中图分类号]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9-0007-03
五四运动前后,上海等地的都市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充分利用通讯社、报纸、杂志等都市社会舆论空间以及书局、学校等文化传媒,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苏维埃俄国,为中共的建立制造舆论、创造条件。这一历史进程充分反映了先进文化在中共建立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大事变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与都市工人阶级密切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建党史的研究中鲜有从都市文化视角切入进行研究的论著,笔者以史实为依据,试图作一尝试,从而论证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前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通都大邑有效掌控了部分都市社会舆论空间与文化传媒机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广造革命舆论,为中共建立打下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与组织基础。这些都市社会舆论空间与文化传媒机关主要有:
1.通讯社。1920年7月,在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通讯社设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也即是杨明斋任校长的外国语学社和青年团中央所在地。中俄通讯社的消息来源主要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另有一部分来自英美等国的进步杂志,翻译后发往中国的进步报刊,以供采用。该社通讯稿内容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运、妇女、领袖人物活动等各个方面。在共产党员、上海《民国日报》经理及副刊《觉悟》编辑邵力子的支持下,上海《民国日报》的《世界要闻》栏目逐日发表中俄通讯社(及其以后的华俄通讯社)的大量通讯稿电讯稿。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底一年中,上海《民国日报》共发表中俄通讯社新闻稿电讯稿212篇。在上海,刊载中俄通讯社稿件的不止是《民国日报》一家,《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2号也发表了中俄通讯社的《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介绍苏俄的粮食购销分配制度和教育制度。与此同时,中俄通讯社也将国内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自1921年1月起中俄通讯社改称华俄通讯社,5月7日起又称上海华俄通讯社,实际上是华俄通讯社的上海分社。此外还有俄华通讯社。当时上海各报的国际新闻,多采自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其有关苏俄的报道难免失真,于是中俄通讯社的正确报道就愈显得难能可贵。在广州也有类似的通讯社建立。
中俄通讯社、俄华通讯社、华俄通讯社是俄共(布)帮助建立中共的舆论机关,也是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联系苏俄的桥梁与纽带。这些通讯社在中共创立与早期发展阶段起了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功不可没。
2.报纸。1919年6月20日至7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社的《觉悟》副刊连续刊载了留日学生李达从东京寄来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和《陈独秀与新思潮》等文,这些文章表达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以及对军阀迫害陈独秀的抗议,发表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民国日报》于1915年底开办,前身是《民立报》,邵力子为经理兼编辑。次年6月16日《觉悟》副刊创刊,由邵力子主编。自1920年起《觉悟》副刊就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著称。上海还有《上海俄文生活报》。该报1919年9月21日创刊,1920年2月为俄共(布)官员出资5000美元买断,同年5月成了在上海刚组建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报刊,英国上海情报局1920年8月报告称该报是“亲苏的刊物”[1]。该报的工作人员有的是陈独秀的“俄国朋友”[2],还有的是陈独秀介绍进去的,如担任英文译员的袁振英。
3.杂志。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新无神论》等文章,对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0年8月李达结束留学生涯,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理事身份来沪,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他首先访问陈独秀商谈组党之事。陈当即请李住进老渔阳里2号,参加编辑《新青年》月刊。陈还邀请“广东游东记者团”成员、北大毕业生袁振英回国后直接来上海参加编辑《新青年》,并为之安排好了食宿。《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l号发表了陈独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文章《谈政治》。《新青年》从这一期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的机关刊物,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由袁振英任主编。该专栏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至于胡适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3]
1919年6月8日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同样以研究与介绍社会主义、劳动运动而闻名。1920年2月陈独秀抵沪,打算“利用上海为劳工运动的基地和他工作的中心”,并很快与《星期评论》社同仁形成“中国共产党的胚胎”[4]。《星期评论》到1920年6月中止刊行,共出版了53期。“《星期评论》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5]1920年陈望道到上海后就“住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评论》所在处,邵力子也在这里”[6]。陈望道回忆说,翻译《共产党宣言》最初“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上发表”[7]。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不久,于1920年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的机关刊物。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曾高度赞扬了上海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共产党》月刊十分注重反映工人的生活状况,第6号刊登的《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写道:上海劳动界的阶级觉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听见。
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由上海新青年社发行,每星期日出版。“《劳动界》告白”中强调要把该刊办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主要撰稿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袁振英、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大都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劳动创造价值、劳资分立、工人阶级的使命、工人阶级解放的途径等等。1920年10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支持下,面向店员的刊物《上海伙友》创刊,一度由上海新青年杂志代为编辑、发行,每星期日出版。李汉俊等人利用这些刊物,直接向劳工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运动,还具体指导劳工运动。《劳动界》、《上海伙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形式,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北京与广东的共产主义者也仿效《劳动界》,出版了《劳动音》与《劳动者》。
湖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出版过两种刊物:一种是在利群书社内部发行的《我们的》;一种是1921年春创刊由恽代英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公开发行。恽代英去四川后,由陈潭秋主编,实际上这个刊物是武汉党支部的机关刊物。湖南长沙则有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主编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称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被捕将“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建党前后,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成了进步杂志引领的两大主要受众群体,而其中的先进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党员。
4.书局。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由新青年社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也由新青年社公开发行。1920年初恽代英在武昌横街创办利群书社。利群书社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介绍新文化,推销了许多进步的书报杂志,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读者也可以在书社阅览这些书刊。由于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利群书社成了当时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与进步青年活动的重要场所。1920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湖南自治运动史》(上册)收录了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湖南自治活动的文章。泰东书局在长沙也开了一个分店,销售的书影响很大。1920年7月初,毛泽东离沪返湘,途经武汉时与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商谈在长沙办文化书社问题。10月22日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透露,正式约定与该社进行出版物交易的,有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该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据该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212种书刊杂志中,《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销量最多。[8]
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掌控的报纸、杂志与书社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传播者与辐射源,是筹建党组织的重要文化阵地与媒介。
5.学校。在建党初期,一些学校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容纳先进知识分子的场所,如上海的外国语学校和博文女校。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首次刊登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外国语学社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青年团所在地。杨明斋为学社负责人,俞秀松为学社秘书,教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女,维经斯基夫人)、王元龄(女,教俄文)、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教英文)。学生少时有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该校主要教习俄语,为赴苏俄学习的青年人做语言上的准备,学生在学俄文期间,也兼学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学社每周举行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外国语学社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培养青年与党团干部建立的第一所学校。包惠僧指出,新渔阳里6号所设“通讯社、学校、青年团都是党的事业”[9]。外国语学社是“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一些事公开活动的机关……党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集会都在这里进行”[10],“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此处是我们的联络机关”[11]。
近代上海有不少中外人士开办的学校,其中有一所是位于法租界的博文女校。1919年7月,上海女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该校召开。该校的董事长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为黄绍兰。1921年7月,时任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秘书兼理事的李达夫人王会悟(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与黄绍兰商洽,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商借博文女校楼上空着的教室,作为外地到沪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的住处。
6.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是20世纪20年代的新生事物,是都市中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之一,多半与各种样式的工人非学历教育的学校有密切的联系。上海工人俱乐部就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沪西小沙渡纱厂集中区试办的工人半日学校直接相关。当时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李启汉主持工人半日学校校务。后因工人读书困难,学校一度停顿,暂时改名“上海工人游艺会”,用开展文娱活动的方式吸引与教育工人。1921年春工人半日学校重新开学,几位教员一边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一边挤出时间参加工人夜校工作。1921年1月16日出版的《劳动界》刊登了题为《发起劳工俱乐会的商榷》的“来件”,提出想发起劳工俱乐会,宗旨是“用正当娱乐方法,增进工人高尚纯洁的知识,和优美愉快的道德”,“为将来做事准备”。后来改称工人俱乐部,在沪东、小沙渡、吴淞都有。[12]正如邓中夏所说:“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工会通用的名称。”[13]始于上海的工人俱乐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工人、教育与动员工人的良好文化载体,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助于为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培养大批的工人干部。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即便仅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考察也是如此。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苏维埃俄国的宣传者、阐释者和维护者。在中共创建前后,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特长、文化智慧和上海等地丰富的都市文化资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社会舆论空间,并将书局和各类学校变为宣传共产主义的文化传媒。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部分通讯社、报纸、杂志、书局、学校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基本据点、信息中心与联络枢纽,在这些机构的周围集结了一批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党员。都市文化起风雷,群英结党救中华,实为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最值得瞩目的文化镜像。
参考文献:
[1][2]英国档案中所见有关陈独秀1920-1922年间活动的情报[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66.
[3]任武雄.党史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07.
[4]那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58.
[5][6][7][10][11][12][13]“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6.23.20.29.29.29.81.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9.
[9]包惠僧.回忆新渔阳里六号[J].上海党史资料,1980,(1).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研究项目。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都市文化;中国共产党建立
[中图分类号]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9-0007-03
五四运动前后,上海等地的都市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充分利用通讯社、报纸、杂志等都市社会舆论空间以及书局、学校等文化传媒,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苏维埃俄国,为中共的建立制造舆论、创造条件。这一历史进程充分反映了先进文化在中共建立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大事变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与都市工人阶级密切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建党史的研究中鲜有从都市文化视角切入进行研究的论著,笔者以史实为依据,试图作一尝试,从而论证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前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通都大邑有效掌控了部分都市社会舆论空间与文化传媒机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广造革命舆论,为中共建立打下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与组织基础。这些都市社会舆论空间与文化传媒机关主要有:
1.通讯社。1920年7月,在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通讯社设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也即是杨明斋任校长的外国语学社和青年团中央所在地。中俄通讯社的消息来源主要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另有一部分来自英美等国的进步杂志,翻译后发往中国的进步报刊,以供采用。该社通讯稿内容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运、妇女、领袖人物活动等各个方面。在共产党员、上海《民国日报》经理及副刊《觉悟》编辑邵力子的支持下,上海《民国日报》的《世界要闻》栏目逐日发表中俄通讯社(及其以后的华俄通讯社)的大量通讯稿电讯稿。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底一年中,上海《民国日报》共发表中俄通讯社新闻稿电讯稿212篇。在上海,刊载中俄通讯社稿件的不止是《民国日报》一家,《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2号也发表了中俄通讯社的《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介绍苏俄的粮食购销分配制度和教育制度。与此同时,中俄通讯社也将国内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自1921年1月起中俄通讯社改称华俄通讯社,5月7日起又称上海华俄通讯社,实际上是华俄通讯社的上海分社。此外还有俄华通讯社。当时上海各报的国际新闻,多采自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其有关苏俄的报道难免失真,于是中俄通讯社的正确报道就愈显得难能可贵。在广州也有类似的通讯社建立。
中俄通讯社、俄华通讯社、华俄通讯社是俄共(布)帮助建立中共的舆论机关,也是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联系苏俄的桥梁与纽带。这些通讯社在中共创立与早期发展阶段起了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功不可没。
2.报纸。1919年6月20日至7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社的《觉悟》副刊连续刊载了留日学生李达从东京寄来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和《陈独秀与新思潮》等文,这些文章表达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以及对军阀迫害陈独秀的抗议,发表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民国日报》于1915年底开办,前身是《民立报》,邵力子为经理兼编辑。次年6月16日《觉悟》副刊创刊,由邵力子主编。自1920年起《觉悟》副刊就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著称。上海还有《上海俄文生活报》。该报1919年9月21日创刊,1920年2月为俄共(布)官员出资5000美元买断,同年5月成了在上海刚组建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报刊,英国上海情报局1920年8月报告称该报是“亲苏的刊物”[1]。该报的工作人员有的是陈独秀的“俄国朋友”[2],还有的是陈独秀介绍进去的,如担任英文译员的袁振英。
3.杂志。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新无神论》等文章,对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0年8月李达结束留学生涯,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理事身份来沪,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他首先访问陈独秀商谈组党之事。陈当即请李住进老渔阳里2号,参加编辑《新青年》月刊。陈还邀请“广东游东记者团”成员、北大毕业生袁振英回国后直接来上海参加编辑《新青年》,并为之安排好了食宿。《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l号发表了陈独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文章《谈政治》。《新青年》从这一期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的机关刊物,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由袁振英任主编。该专栏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至于胡适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3]
1919年6月8日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同样以研究与介绍社会主义、劳动运动而闻名。1920年2月陈独秀抵沪,打算“利用上海为劳工运动的基地和他工作的中心”,并很快与《星期评论》社同仁形成“中国共产党的胚胎”[4]。《星期评论》到1920年6月中止刊行,共出版了53期。“《星期评论》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5]1920年陈望道到上海后就“住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评论》所在处,邵力子也在这里”[6]。陈望道回忆说,翻译《共产党宣言》最初“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上发表”[7]。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不久,于1920年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的机关刊物。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曾高度赞扬了上海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共产党》月刊十分注重反映工人的生活状况,第6号刊登的《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写道:上海劳动界的阶级觉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听见。
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由上海新青年社发行,每星期日出版。“《劳动界》告白”中强调要把该刊办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主要撰稿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袁振英、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大都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劳动创造价值、劳资分立、工人阶级的使命、工人阶级解放的途径等等。1920年10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支持下,面向店员的刊物《上海伙友》创刊,一度由上海新青年杂志代为编辑、发行,每星期日出版。李汉俊等人利用这些刊物,直接向劳工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运动,还具体指导劳工运动。《劳动界》、《上海伙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形式,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北京与广东的共产主义者也仿效《劳动界》,出版了《劳动音》与《劳动者》。
湖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出版过两种刊物:一种是在利群书社内部发行的《我们的》;一种是1921年春创刊由恽代英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公开发行。恽代英去四川后,由陈潭秋主编,实际上这个刊物是武汉党支部的机关刊物。湖南长沙则有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主编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称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被捕将“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建党前后,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成了进步杂志引领的两大主要受众群体,而其中的先进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党员。
4.书局。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由新青年社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也由新青年社公开发行。1920年初恽代英在武昌横街创办利群书社。利群书社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介绍新文化,推销了许多进步的书报杂志,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读者也可以在书社阅览这些书刊。由于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利群书社成了当时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与进步青年活动的重要场所。1920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湖南自治运动史》(上册)收录了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湖南自治活动的文章。泰东书局在长沙也开了一个分店,销售的书影响很大。1920年7月初,毛泽东离沪返湘,途经武汉时与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商谈在长沙办文化书社问题。10月22日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透露,正式约定与该社进行出版物交易的,有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该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据该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212种书刊杂志中,《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销量最多。[8]
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掌控的报纸、杂志与书社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传播者与辐射源,是筹建党组织的重要文化阵地与媒介。
5.学校。在建党初期,一些学校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容纳先进知识分子的场所,如上海的外国语学校和博文女校。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首次刊登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外国语学社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青年团所在地。杨明斋为学社负责人,俞秀松为学社秘书,教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女,维经斯基夫人)、王元龄(女,教俄文)、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教英文)。学生少时有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该校主要教习俄语,为赴苏俄学习的青年人做语言上的准备,学生在学俄文期间,也兼学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学社每周举行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外国语学社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培养青年与党团干部建立的第一所学校。包惠僧指出,新渔阳里6号所设“通讯社、学校、青年团都是党的事业”[9]。外国语学社是“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一些事公开活动的机关……党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集会都在这里进行”[10],“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此处是我们的联络机关”[11]。
近代上海有不少中外人士开办的学校,其中有一所是位于法租界的博文女校。1919年7月,上海女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该校召开。该校的董事长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为黄绍兰。1921年7月,时任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秘书兼理事的李达夫人王会悟(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与黄绍兰商洽,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商借博文女校楼上空着的教室,作为外地到沪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的住处。
6.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是20世纪20年代的新生事物,是都市中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之一,多半与各种样式的工人非学历教育的学校有密切的联系。上海工人俱乐部就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沪西小沙渡纱厂集中区试办的工人半日学校直接相关。当时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李启汉主持工人半日学校校务。后因工人读书困难,学校一度停顿,暂时改名“上海工人游艺会”,用开展文娱活动的方式吸引与教育工人。1921年春工人半日学校重新开学,几位教员一边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一边挤出时间参加工人夜校工作。1921年1月16日出版的《劳动界》刊登了题为《发起劳工俱乐会的商榷》的“来件”,提出想发起劳工俱乐会,宗旨是“用正当娱乐方法,增进工人高尚纯洁的知识,和优美愉快的道德”,“为将来做事准备”。后来改称工人俱乐部,在沪东、小沙渡、吴淞都有。[12]正如邓中夏所说:“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工会通用的名称。”[13]始于上海的工人俱乐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工人、教育与动员工人的良好文化载体,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助于为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培养大批的工人干部。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即便仅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考察也是如此。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苏维埃俄国的宣传者、阐释者和维护者。在中共创建前后,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特长、文化智慧和上海等地丰富的都市文化资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社会舆论空间,并将书局和各类学校变为宣传共产主义的文化传媒。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部分通讯社、报纸、杂志、书局、学校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基本据点、信息中心与联络枢纽,在这些机构的周围集结了一批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党员。都市文化起风雷,群英结党救中华,实为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最值得瞩目的文化镜像。
参考文献:
[1][2]英国档案中所见有关陈独秀1920-1922年间活动的情报[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66.
[3]任武雄.党史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07.
[4]那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58.
[5][6][7][10][11][12][13]“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6.23.20.29.29.29.81.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9.
[9]包惠僧.回忆新渔阳里六号[J].上海党史资料,1980,(1).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研究项目。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