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商西进。
　　根据经济学的“梯度发展”理论，企业向资源、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转移是一种产业升级中的自发调整过程，但由于地区间配套条件的差异，使得这种迁移有了一些悲壮和无奈的意味。
　　2007年，产业转型凝聚了十年的政策能量终于得到集中释放，中国企业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潜移默化中经历着深刻的改变，产业转型加上生态之变，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个重要节点，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作为产业升级的主体，中国企业不得已上路，并在政府意志和现实环境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前行。而在2008年这个既有奥运又是政府换届的特殊之年，中国企业生存的命运，似乎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2008年公历新年的第一天，中国企业收到一个大大的红包：新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的施行，不仅意味着内资企业税负的减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企业从此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宽松。然而，对某些企业来说，来自税收方面的不一定都是好消息。就在同一天实施的2008年关税调整方案显示，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较大幅度下调，而钢铁、焦炭等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关税则大幅提高，表明了决策层鼓励进口、控制高耗能产业的决心。这一政策的出台除了缓解贸易顺差的现实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政府从源头调控倒逼企业升级的信号。而2007年下半年，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的危机无疑更加坚定了政府加快产业升级的决心。
　　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外部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出口退税税率调整使得一些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一场适者生存的“大逃亡”顺势展开。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苏南地区一些长期以来依靠出口退税保证微薄利润的企业，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根本而正在大量消失，有些甚至是整个产业集群的消亡。这也许是中国产业升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政策环境应该给企业调整留下多大的空间，以及政府应该在产业自发升级中应起怎样的作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中国产业情况复杂，政策设计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留下特殊出口，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否则政策就会失效，但这样又会造成政策代价的不可控制，这就是政策的困惑所在。大量的企业倒闭，显然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中国产业升级又势在必行，而且只能由资源动员力最强的政府来推动。成本之重除了政策调整的压力，2007年一直笼罩在中国企业头顶的还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其对企业的直接影响就是工业基础原材料价格一路飙升。原材料成本上升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除了少数具有议价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向下游产业或者顾客身上转移成本来保持盈利，大多数企业只能自己承受原材料涨价的压力。
　　与企业成本相关的还有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与“绿色成本”。
　　内外忧虑面对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预期，2007年，政府打破了几年以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稳健”的调控思路，货币政策呈现紧缩态势。而2008年1月份，CPI指数7．1％的涨幅将可能促使进一步紧缩政策的出台。而这一切对于融资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来说，将可能引发其资金链的中断。虽然民间金融发达的江浙等地区的企业所受影响可能有限，但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信贷规模缩减的条件下，群狼争食的局面必然出现。但对于资金充裕、具有远见的企业而言，货币紧缩的冬天则可能成为它们趁机扩大市场份额机遇期。
　　残酷的冬天过后，可能留下来一些行业的寡头。需要指出的是，将要推出的创业板虽然因为门槛较高，而对近3000万家中小企业来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但对于形成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无疑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产业升级需要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正如专家所言，世界上很多强势经济体都建立在强大的国内单一市场的基础上。但一项研究显示，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现存的各种贸易壁垒，极大地阻碍了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制约了企业的做大做强。
　　中国经济必须对内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