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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攻心，历时7年，外逃德国的女贪官近乎零成本被劝返。
2007年9月13日，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进行网上通缉，潜逃境外7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项敏，从德国法兰克福搭乘飞机返回北京自首归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承办人前往首都机场，与北京边防检查总站办理交接手续后将其带回。
至此，项敏一案中4名负罪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历时7年，最终以两人被抓获，两人投案自首的结果全部归案。
2008年8月20日，房山法院认为项敏有自首情节，已退赔所有赃款，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项敏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项敏逃往国外6年多，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的三任局长、五拨承办人死死咬住每一个机会，
步步逼近，最终成功将她从德国劝返回中国自首。
据悉，项敏不仅是北京市，也是全国第个没有动用外交资源，办案人员没有出境追逃的近乎零成本被劝返的外逃贪官。
嫌疑人“人间蒸发”
2001年1月12日，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
封匿名举报信，称某大型国企下属的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项敏贪污，私分公款120多万元。
反贪局经过初查发现，公司的实际工作人员为4人，总经理项敏、副经理吴艳、会计徐劢、业务员费旭辉。66岁的项敏在该公司担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于1998年1月伙同吴艳、徐劢、费旭辉三人私分本公司公款100万元人民币，分别据为己有。
2001年4月11日，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对项敏等4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然而，在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当检察院办案人员分别到家里和单位找人时，却发现项敏失踪了。原来，由于之前被燕化公司纪委查处，4名犯罪嫌疑人十分敏感，立案前就已分别潜逃。
劝返“攻心战”
随后是漫长的追逃工作，历时7年。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吴艳、费旭辉被抓获后，2005年7月，徐劢迫于压力，在家人的陪同下投案自首。
但项敏潜逃后则如人间蒸发一般全无音讯。后来，承办人根据外交部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获悉，项敏在2001年4月5日从上海出境，目的地是德国，并且此后再无入境记录。通过户籍民警的调查得知，项敏有一个儿子，留学后定居德国。种种迹象表明，项敏在案发后很可能已潜逃至德国去了。
由于中国跟德国没有司法引渡协议，让项敏自己回来，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006年初，根据户籍民警提供的项敏儿子的北京手机号码，检察官试拨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拨通了。
“喂，哪里?”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中文声音。
“听到对方的声音，我想有门儿。”刘君亮是第四拨承办人，他回忆了跟项敏儿子电话沟通的经过。
第一次，项敏的儿子非常客气，说母亲不在德国，去哪儿了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转达。
刘君亮告诉项敏的儿子，同案犯都已经被判缓刑，项敏是有身份的人，老是这样躲不是个办法，无论什么时候被抓住，都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漏网的鱼。我希望项敏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回来自首是可以从轻处理的。”
项敏的儿子答应，如果见到母亲一定转告。
第二次的电话是刘君亮在一天上午9点拨通的。一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了吼叫声：“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原来，中国上午的9点，正是德国那边的深夜。刘君亮赶忙道歉。
但这一次项敏的儿子态度非常强硬，要求检察院不要再打电话了。“你如果不配合，我们可以通过外交司法程序通缉你母亲。”刘君亮郑重地说。对方口气明显软下来了，说事情可以商量。但当时时间太晚了，如果有可能，一定答复。
2006年4月，检察官们接到了项敏户籍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得知有人前去给项敏办理换发二代身份证事宜。
根据民警的描述，刘君亮断定，前去办理换发身份证的定是项敏的儿子。
于是，电话再一次打通了。“你现在在国内吧。”刘君亮开门见山地说。“你怎么知道的?”项敏的儿子毫无准备地脱口而出。“你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刘君亮随后说想与其见面，当面好好聊聊。
项敏的儿子一口回绝了，但答应回去跟母亲好好商量。至此，检察官终于断定了项敏的藏身地点。
检察官把重点放在了劝说自首的“攻心战”上。
检察官反复上门与其丈夫关某进行沟通，动员他协助劝说项敏回国自首。根据项敏夫妇俩均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对其进行了贴近其心理的政策感召，扭转项敏竭力逃避处罚的想法。另一方面不断与其在德国的儿子进行电话联系，将该案其他3名嫌疑人的处理结果通过他告知项敏，表明检察机关决不姑息犯罪的同时执行依法从宽，宽严相济的政策，为项敏的儿子分析利害，权衡轻重。抓住嫌疑人年岁已大，健康状况不佳的实际情况，动员其儿子劝说母亲归案自首，早日“落叶归根”，以争取度过一个内心安宁的晚年。项敏的儿子由一味抗拒转变为逐渐试探的态度。
2007年9月，项敏通过其律师，向检察机关表达了希望于近期返境自首，并希望得到宽大处理的愿望。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两次同其律师会面，了解嫌疑人立场，表明检察机关不枉不纵的态度，阐明利害，通过其律师进行动员，稳固嫌疑人回国自首的想法。
2007年9月13日11点30分，一架飞机从德国的法兰克福抵达首都国际机场。
犯罪嫌疑人项敏正是搭乘的这次航班。
“我回来自首了，我回来自首了。”见到检察官，项敏一连说了多遍。“家的感觉是难以割舍的，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项敏握着检察官的手流下了热泪。
至此，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历时7年的追逃工作圆满画上了句号。
在审讯中，项敏说起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时几次失声痛哭。她说，自己投靠在德国农村的亲戚，帮人家干点活。尽管后来拥有了长期居住权，但寄人篱下的感觉非常难受。
“爱国型”贪官的心路历程
项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原是北京某大型国有公司的一名研究员，她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世界闻名，许多外国公司跟国内企业做生意时，只要有项敏出面，再苛刻的条件外国公司都会“OK”的。
59岁前，项敏可谓一帆风顺，是行业内领头人，并且是享受国家级待遇的专家。
1992年，公司研究院搞起了第三产业，领导选中了项敏，由她组建了北京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燕海公司)，并出任公司总经理。
项敏多次被选派到国外深造。期间，国外的公司曾许诺高薪、洋房，希望项敏能够留下来工作，但项敏说：“国家花重金培养我，我应该回国报效国家。”她婉拒了多家国外公司的聘请。
那么，这个有强烈爱国情结的人又是如何成为了一个贪官的呢?
当上燕海公司的总经理，项敏踌躇满志。由于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主要负责为上级公司各厂及研究院采购部分进口仪器、仪表、设备配件等业务，研究院只出了100万元注册资金后没有再投入，项敏可谓白手起家。
没有资金，没有客户，项敏说，公司开办初期，没有任何经验，她形容自己当时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吃了不少苦”。但是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1995年，公司的业务量大增，收入也随之增长。出入各种场合，一声声“总经理”的称谓让项敏非常满足。
业务多了，外出应酬也多了，为了方便，项敏让财务人员建立了“小金库”。一些收入被截留进了“小金库”。
1998年，项敏快到退休的年龄，研究院派来了新总经理。新总经理来了，“小金库”里所有的钱也将随之移交。可是项敏觉得，那些钱是她们一点点挣出来的，就这样将钱拱手送给别人，项敏有些不甘心。
于是有人提议，将120多万元钱分了，项敏同意了，其中项敏分得最多，35万元。
项敏说之所以决定分钱，除了心有不甘外，还有就是“如果多分钱，让人感觉这个公司很有实力，业绩好，也从侧面说明我很能干。当时只想着挣钱了，别的都顾不上了”。
“背着涉嫌贪污的大包袱，压力非常大。”项敏说，“在德国的生活过得不痛快，不仅无法融入那个国家，甚至连抛头露面都不行，就像一只孤雁一样。”在审讯时，项敏多次流着泪对检察官说。
回国时，项敏看见检察官就像見到了亲人，而且检察官们没有当场给她戴上手铐，不仅让她感动，也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项敏告诉记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回国的，是检察官告诉我房山法院将几名同案犯都判处了缓刑，得知消息后，我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在检察官多次劝说下，我终于走上了回国自首的道路……”
2007年9月13日，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进行网上通缉，潜逃境外7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项敏，从德国法兰克福搭乘飞机返回北京自首归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承办人前往首都机场，与北京边防检查总站办理交接手续后将其带回。
至此，项敏一案中4名负罪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历时7年，最终以两人被抓获，两人投案自首的结果全部归案。
2008年8月20日，房山法院认为项敏有自首情节，已退赔所有赃款，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项敏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项敏逃往国外6年多，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的三任局长、五拨承办人死死咬住每一个机会，
步步逼近，最终成功将她从德国劝返回中国自首。
据悉，项敏不仅是北京市，也是全国第个没有动用外交资源，办案人员没有出境追逃的近乎零成本被劝返的外逃贪官。
嫌疑人“人间蒸发”
2001年1月12日，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
封匿名举报信，称某大型国企下属的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项敏贪污，私分公款120多万元。
反贪局经过初查发现，公司的实际工作人员为4人，总经理项敏、副经理吴艳、会计徐劢、业务员费旭辉。66岁的项敏在该公司担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于1998年1月伙同吴艳、徐劢、费旭辉三人私分本公司公款100万元人民币，分别据为己有。
2001年4月11日，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对项敏等4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然而，在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当检察院办案人员分别到家里和单位找人时，却发现项敏失踪了。原来，由于之前被燕化公司纪委查处，4名犯罪嫌疑人十分敏感，立案前就已分别潜逃。
劝返“攻心战”
随后是漫长的追逃工作，历时7年。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吴艳、费旭辉被抓获后，2005年7月，徐劢迫于压力，在家人的陪同下投案自首。
但项敏潜逃后则如人间蒸发一般全无音讯。后来，承办人根据外交部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获悉，项敏在2001年4月5日从上海出境，目的地是德国，并且此后再无入境记录。通过户籍民警的调查得知，项敏有一个儿子，留学后定居德国。种种迹象表明，项敏在案发后很可能已潜逃至德国去了。
由于中国跟德国没有司法引渡协议，让项敏自己回来，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006年初，根据户籍民警提供的项敏儿子的北京手机号码，检察官试拨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拨通了。
“喂，哪里?”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中文声音。
“听到对方的声音，我想有门儿。”刘君亮是第四拨承办人，他回忆了跟项敏儿子电话沟通的经过。
第一次，项敏的儿子非常客气，说母亲不在德国，去哪儿了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转达。
刘君亮告诉项敏的儿子，同案犯都已经被判缓刑，项敏是有身份的人，老是这样躲不是个办法，无论什么时候被抓住，都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漏网的鱼。我希望项敏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回来自首是可以从轻处理的。”
项敏的儿子答应，如果见到母亲一定转告。
第二次的电话是刘君亮在一天上午9点拨通的。一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了吼叫声：“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原来，中国上午的9点，正是德国那边的深夜。刘君亮赶忙道歉。
但这一次项敏的儿子态度非常强硬，要求检察院不要再打电话了。“你如果不配合，我们可以通过外交司法程序通缉你母亲。”刘君亮郑重地说。对方口气明显软下来了，说事情可以商量。但当时时间太晚了，如果有可能，一定答复。
2006年4月，检察官们接到了项敏户籍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得知有人前去给项敏办理换发二代身份证事宜。
根据民警的描述，刘君亮断定，前去办理换发身份证的定是项敏的儿子。
于是，电话再一次打通了。“你现在在国内吧。”刘君亮开门见山地说。“你怎么知道的?”项敏的儿子毫无准备地脱口而出。“你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刘君亮随后说想与其见面，当面好好聊聊。
项敏的儿子一口回绝了，但答应回去跟母亲好好商量。至此，检察官终于断定了项敏的藏身地点。
检察官把重点放在了劝说自首的“攻心战”上。
检察官反复上门与其丈夫关某进行沟通，动员他协助劝说项敏回国自首。根据项敏夫妇俩均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对其进行了贴近其心理的政策感召，扭转项敏竭力逃避处罚的想法。另一方面不断与其在德国的儿子进行电话联系，将该案其他3名嫌疑人的处理结果通过他告知项敏，表明检察机关决不姑息犯罪的同时执行依法从宽，宽严相济的政策，为项敏的儿子分析利害，权衡轻重。抓住嫌疑人年岁已大，健康状况不佳的实际情况，动员其儿子劝说母亲归案自首，早日“落叶归根”，以争取度过一个内心安宁的晚年。项敏的儿子由一味抗拒转变为逐渐试探的态度。
2007年9月，项敏通过其律师，向检察机关表达了希望于近期返境自首，并希望得到宽大处理的愿望。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两次同其律师会面，了解嫌疑人立场，表明检察机关不枉不纵的态度，阐明利害，通过其律师进行动员，稳固嫌疑人回国自首的想法。
2007年9月13日11点30分，一架飞机从德国的法兰克福抵达首都国际机场。
犯罪嫌疑人项敏正是搭乘的这次航班。
“我回来自首了，我回来自首了。”见到检察官，项敏一连说了多遍。“家的感觉是难以割舍的，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项敏握着检察官的手流下了热泪。
至此，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历时7年的追逃工作圆满画上了句号。
在审讯中，项敏说起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时几次失声痛哭。她说，自己投靠在德国农村的亲戚，帮人家干点活。尽管后来拥有了长期居住权，但寄人篱下的感觉非常难受。
“爱国型”贪官的心路历程
项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原是北京某大型国有公司的一名研究员，她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世界闻名，许多外国公司跟国内企业做生意时，只要有项敏出面，再苛刻的条件外国公司都会“OK”的。
59岁前，项敏可谓一帆风顺，是行业内领头人，并且是享受国家级待遇的专家。
1992年，公司研究院搞起了第三产业，领导选中了项敏，由她组建了北京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燕海公司)，并出任公司总经理。
项敏多次被选派到国外深造。期间，国外的公司曾许诺高薪、洋房，希望项敏能够留下来工作，但项敏说：“国家花重金培养我，我应该回国报效国家。”她婉拒了多家国外公司的聘请。
那么，这个有强烈爱国情结的人又是如何成为了一个贪官的呢?
当上燕海公司的总经理，项敏踌躇满志。由于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主要负责为上级公司各厂及研究院采购部分进口仪器、仪表、设备配件等业务，研究院只出了100万元注册资金后没有再投入，项敏可谓白手起家。
没有资金，没有客户，项敏说，公司开办初期，没有任何经验，她形容自己当时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吃了不少苦”。但是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1995年，公司的业务量大增，收入也随之增长。出入各种场合，一声声“总经理”的称谓让项敏非常满足。
业务多了，外出应酬也多了，为了方便，项敏让财务人员建立了“小金库”。一些收入被截留进了“小金库”。
1998年，项敏快到退休的年龄，研究院派来了新总经理。新总经理来了，“小金库”里所有的钱也将随之移交。可是项敏觉得，那些钱是她们一点点挣出来的，就这样将钱拱手送给别人，项敏有些不甘心。
于是有人提议，将120多万元钱分了，项敏同意了，其中项敏分得最多，35万元。
项敏说之所以决定分钱，除了心有不甘外，还有就是“如果多分钱，让人感觉这个公司很有实力，业绩好，也从侧面说明我很能干。当时只想着挣钱了，别的都顾不上了”。
“背着涉嫌贪污的大包袱，压力非常大。”项敏说，“在德国的生活过得不痛快，不仅无法融入那个国家，甚至连抛头露面都不行，就像一只孤雁一样。”在审讯时，项敏多次流着泪对检察官说。
回国时，项敏看见检察官就像見到了亲人，而且检察官们没有当场给她戴上手铐，不仅让她感动，也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项敏告诉记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回国的，是检察官告诉我房山法院将几名同案犯都判处了缓刑，得知消息后，我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在检察官多次劝说下，我终于走上了回国自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