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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白狗秋千架》叙述现实和回忆两种不同的语调，可辨认出隐含作者和故事叙述者声音之间的差异，继而发现其基本旋律的复调性。同时结合文中随处可见的隐喻象征，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决定性结构也仅非之前论者所述“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感”。围绕这一解读个案，倡导小说的阅读一定要以“文本”为中心。
［关键词］白狗秋千架 ；基本旋律 ；决定性结构；复调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2-0115-03
［收稿日期］2014-0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摩登主义文艺思潮”（11CZW072）
［作者简介］翟杨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
《白狗秋千架》是莫言一部重要的作品，程光炜先生就认为“《白狗秋千架》已然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全部农村成长史的缩微胶卷”［1］（Ｐ18）。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这部小说价值的认知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和不足。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却不止一次提到过这部小说对其个人创作的意义：1999年，莫言应大江健三郎之邀在京都大学做演讲，承认川端康成对自己的影响，并说这影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他写下了《白狗秋千架》的开头“东北高密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2］（Ｐ335），后来他又在《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部作品对自己非同一般的意义，指出：“为什么这部小说我特别看重呢?是因为在这篇小说里面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在这之前的我的小说从来没有提到过‘高密东北乡’。另外，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纯种’的概念。”［3］这部小说也是莫言最早引起同道嫉羡的小说，他的军艺师弟柳建伟2001年撰文回忆，说到这是第一部让自己失眠的作品，是他认为能够进入世界短篇小说经典行列的作品［4］。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出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极大启发了国内的文学理论学科建构，也影响了我们的文学观。究其实，文学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存在，它以作品（文本）为中心，对作品的理解却少不了对作者、读者以及世界的相关认知。但诚如艾布拉姆斯所言，尽管任何像样的文学艺术理论多少都考虑到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明显地倾向于一个或两个要素［5］（Ｐ6）。这也是我们在解读具体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常步入的误区。 如此看来，《白狗秋千架》的解读还有未至的空间。
一、两种声音的距离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顺叙手法，依次叙述了“我”去乡十年之后的回乡之旅，这是现实的一条线索，叙述中还插有回忆的两件事：“参军未遂”和“秋千架事故”。初读文本，就不难发现，这两条叙述线索，莫言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语气。现实的叙述多采用书面语，甚至不乏矫情的文字，比如：
“站起来，用未婚妻赠送的系列手绢中的一条揩着脸和颈。”
“暑假前，父亲到我任教的学院来看我，说起故乡事，不由感慨系之。”
“它似乎在等人，显出一副喝水并非因为口渴的消闲样子……我确凿地嗅到狗腥气和鱼腥气，甚至产生一脚踢它进水中抓鱼的恶劣想法。”
无须再引，人物叙述者“我”的性格已跃然纸上：“我”已经在城里生活了十年，已经习惯用书面语，用从文学作品中学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十年后回乡，有难以直面的负疚却也有掩饰不住的优越感。作为现代小说的读者，我们还知道在人物叙述者“我”背后还有一个主要由作者控制的“隐含作者”存在，这里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显然存在距离，或者说叙述者的叙述语调其实是由隐含作者控制的，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能听到隐含作者对叙述者“我”的戏谑；同时，与插入的回忆段落的语气相比较，现实叙述中书面语的刻意尤为明显。文本中不同的声音背后隐藏着隐含作者怎样的态度呢？是否与小说的主题密切相关？
插入的回忆段落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兼具“狂欢化”与“复调”特点的解放军过河的文字，后面会详细分析，此处不赘；另外两处就是“秋千架事故”和“参军未遂”，两处都采用了倾诉对话式的叙述语气。
“我坐着，你荡我。”你说。
“我把你荡到天上去。”
“带上白狗。”
“你别想花花点子了。”
你把白狗叫过来，你说：“白狗，让你也恣悠恣悠。”
你一只手扶住绳子，一只手揽住白狗，它委屈地嘤嘤着……你格格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梁。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
回忆将“我”从刻板的现实生活中解放出来，在回忆中我成了过去的那个少年，与心爱的女孩子分享生活中难得的甜蜜享乐，尽管两处回忆最后的结局都令人伤感。隐含作者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调叙述现实和回忆，同时现实和“我”现在身处的城市及其代表的现代文明密切关联，而回忆则和“我”与暖的青春记忆以及五味杂陈的农村生活密不可分。程光炜先生认为小说的主旋律是“负疚和忏悔”，看到了曾经的农村青年“我”成功跳出农门后对同类，尤其是自己虽不是有意为之却对其造成了终身伤害的“暖”的主要情感，立足点还是在人物叙述者这里，站在隐含作者的立场上，仔细分辨两种不同的叙述语调，我们不难发现隐含作者对“我”的揶揄（假模假式的书面语言、口是心非的自我表白等），而对“我”的揶揄不啻是对现在的“我”所置身其中的城市现代文化的揶揄，那么乡村呢？是不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非也，无论是现在（想想暖粗口的抱怨）还是过去，乡村都是农村人口里的“破地方”，叙述者回忆的语调充满了浪漫的温情，那是因为青春的记忆，而不是故乡农村的美好。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两种语调的二元对立背后，是更大的二元对立的存在：现实与回忆、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落后乃至纯粹与杂糅，等等，并且我们发现隐含作者在这些二元对立的存在中左右游移，很难确定他的位置，文本的意义由此也就多元起来。
二、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决定性结构”是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说，“一件艺术品的结构也具有我必须去认知的特性，我对他的认识总是不完美的，但虽然不完美，但正如在认识任何事物中那样，那种决定性结构仍是存在的”［6］（Ｐ169）。显然无论是从二人基本的理论立场（新批评），还是原文的上下文语境来看，他们所说的是作品文本的“决定性结构”，虽然很难排除作者的个性乃至生平经历的直接推动，作者创作心理中的决定性结构却只能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的生成动力之一，文本的决定性结构更为复杂，它需要深入文本的整体和细节，做“透视主义”的解读［7］（Ｐ103）。
程光炜先生将《白狗秋千架》的决定性结构归结为“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感”，站在实证主义的解读立场上，确实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但站在“透视主义”文本中心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感只是作家莫言写作时的直接现实推动力，是作者的心理决定性结构，这一推动力直接导致诸多相关文本的生成，但众所周知，现代小说文本经常会采用象征、隐喻乃至反讽等现代叙述技巧（程光炜先生也指出“莫言的小说是现代派小说的形式，农村题材的内容”［2］（Ｐ15）），这就使得杰出文本的决定性结构有可能溢出作者的最初心理决定性结构，而向一个更高层面的解读进发。
我们回到小说的题目，小说的题目中就镶嵌着两个重要的象征，白狗的象征意义首先是纯与杂的对比，莫言坦称“纯种”概念在《红高粱家族》中得到进一步延伸，在里面也提到“纯种高粱”和“杂交高粱”的区别，提到了纯种的好汉跟后代的退化的问题，也就是历史观念问题［3］。但纯与杂的象征意义在此颇具复杂性，为什么呢？至少我们在文本中会发现，纯和杂显然是相对的，较之纯种的白狗，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是不纯的，但较之充斥乡村的杂种花狗，它自然是纯的，同时不纯并没有改变它的秉性，它仍然一贯温良纯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土地上的人是更现实、更善于融合的一群人，所以他们能够接受村子里年龄相仿，只要没多少血缘关系的男女成家，甚至暖最后的惊人举动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能够接受“杂种”的民间意识，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是纯粹还是杂糅更能带来种的进化呢？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杂交优势已经是科学常识，但在社会领域，人类孜孜以求的却一直是思想文化的纯化。“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何尝不如是呢？既然历史证明这是死路一条，人类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在同一条相似的路上摔倒——千篇一律的城市化是不是又一次地将大家引向纯粹之道？农村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乡人对牛仔裤的态度，八叔的话），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千百年延续不已的生命力所在就是其包容的杂糅性。
再看“秋千架”，它既是故事情节结构的要素，也深具隐喻意味，两人的对话中“美不美？”“上天啦”都让人莞尔同时，难免会联想起当时历史语境赋予的独特解读，秋千架的上天眩晕感，是作为历史虚拟主体的“我”一厢情愿的玩笑，最终的结果是它必然要在不稳定的绳索处迅速断裂，给现实历史主体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
将“秋千架”的隐喻意义落实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不安全感，看到的还是小说生成的特定历史语境意义。但文本中的秋千架也好，现实语境中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也好，不可否认，初衷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将其与“白狗”身上携带的象征意义结合起来，我们能否说，文中既有对过往历史的责难，也有具体形象的思考。形而上地说，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必须谨慎，尤其是在一种真理处于独霸地位之时，人类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反复性和杂糅性，并非我们想象的单向直线运动。只有一种纯粹化的选择可能会是最坏也最危险的。
三、复调的魅力
莫言说：“好的伟大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复调式的叙述，不对各种思想做出自己的评判，作家的观点要藏起来，谁对谁错，让读者去判断考量。”［8］（Ｐ43）他也确实是中国文坛少有的擅长复调叙述的作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酒国》，无独有偶，《白狗秋千架》一文中插入的第一段回忆也是一处精彩的复调书写：一队解放军官兵过河的七七八八和站在一旁为官兵们表演《见到你们格外亲》的歌声此起彼伏，是同一时空两种声音的交织，倘若互为映衬，那也就是传统优美的和声了，莫言是不屑为此的，他笔下这两种声音奇妙对峙起来，歌颂解放军的优美歌声在军官粗鲁的言辞和士兵笨拙的举动对照下，传达出一种奇妙、荒诞的感觉。这个世界有着奇妙的热闹，比如偏远的乡村不知怎么的就来了一队解放军，甚至还在村里驻扎了一阵子，他们带来了许多乡下人不认识的玩意（一辆涂着红十字的汽车，一辆轱辘很多的车），也带来了乡里人不熟悉的军人形象，乡里人当然是不知道当时的中苏珍宝岛事变才是这些人来到这里的原因，但他们知道自己年轻的心动，暖爱上蔡队长首先是青年男女自然的化学反应，借此改变命运什么的恐怕只能是当事人和后来者潜在理由的事后发现和追认。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暖在“我”面前提及蔡队长时的羞涩和坦率“他不要我，我再嫁给你”，这是多么难得的年轻农村人的淳朴坦率啊，这样的话，接受了城市文明洗礼之后的“我”打死也说不出来。而多年后暖在认命同时豁出去最后一次抗争命运之时悠悠谈及“当年如何如何”，后悔自己当年不够主动，认为倘若自己胆大些的话，追到部队上去找蔡队长，就一定会有自己的幸福。她还问我，如果我当年瞎了一只眼，一定要嫁给你，你会要我吗？“我”拼命点头，不知道当事人暖信不信，作为旁观者的读者我们可不大相信，现实中这小子连帮人家背高粱叶子的承诺都兑现不了呢！接受了十年现代城市文明洗礼的“我”多了“几套痔疮”的同时也多了几分口是心非的虚伪。以前？谁又能回到以前呢，以前只能是回忆！
这是明显的复调描写，文中复调无处不在，我们在第一部分谈及的两种声音的对峙也是一种“复调”，诸多二元对立的存在因为不止是一种认知结构，对立因素之间的错位和游移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复调，这些恰恰是莫言这篇早期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或者可以说是其文本的“决定性结构”所在。
好在韦勒克、沃伦也说了“我们对他（决定性结构）的认识总是不完美的”，也是给了自己不够完美的解读一个借口。但既然这个文本的决定性结构一定存在，并且我们力求与其更为接近，那就一定要从文本出发（紧紧抓住中心文本，兼及有关的交互文本，比如作者的自述，不同类型的批评者的批评，有关历史语境的文本叙述还有有关的理论文本），致力于寻找文本这个语词构成的多层次结构的深层意蕴，一般而言，堪称杰作的作品不会仅仅有语言层和指向现实历史的形象层面，它丰厚的意蕴常常是指向人性和人类历史文化的深处的。我们的分析也就是要着力寻找指向意蕴层的这个文本的决定性结构，但这个结构最初的线头就在文本的语言叙述当中，就看我们能否有慧眼将之寻找出来。
［参考文献］
［1］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J］.文艺争鸣,2012(8)
［2］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3］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
［4］柳建伟.永垂不朽的声音——我看莫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3)
［5］［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孙秀昌.“决定性结构”与“透视主义” ［J］石家庄铁路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2)
［8］李乃清.莫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J］南方人物周刊,2012(36)
［责任编辑薄刚］2014年第2期(总第21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2，2014Total No21
［关键词］白狗秋千架 ；基本旋律 ；决定性结构；复调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2-0115-03
［收稿日期］2014-0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摩登主义文艺思潮”（11CZW072）
［作者简介］翟杨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
《白狗秋千架》是莫言一部重要的作品，程光炜先生就认为“《白狗秋千架》已然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全部农村成长史的缩微胶卷”［1］（Ｐ18）。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这部小说价值的认知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和不足。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却不止一次提到过这部小说对其个人创作的意义：1999年，莫言应大江健三郎之邀在京都大学做演讲，承认川端康成对自己的影响，并说这影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他写下了《白狗秋千架》的开头“东北高密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2］（Ｐ335），后来他又在《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部作品对自己非同一般的意义，指出：“为什么这部小说我特别看重呢?是因为在这篇小说里面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在这之前的我的小说从来没有提到过‘高密东北乡’。另外，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纯种’的概念。”［3］这部小说也是莫言最早引起同道嫉羡的小说，他的军艺师弟柳建伟2001年撰文回忆，说到这是第一部让自己失眠的作品，是他认为能够进入世界短篇小说经典行列的作品［4］。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出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极大启发了国内的文学理论学科建构，也影响了我们的文学观。究其实，文学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存在，它以作品（文本）为中心，对作品的理解却少不了对作者、读者以及世界的相关认知。但诚如艾布拉姆斯所言，尽管任何像样的文学艺术理论多少都考虑到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明显地倾向于一个或两个要素［5］（Ｐ6）。这也是我们在解读具体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常步入的误区。 如此看来，《白狗秋千架》的解读还有未至的空间。
一、两种声音的距离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顺叙手法，依次叙述了“我”去乡十年之后的回乡之旅，这是现实的一条线索，叙述中还插有回忆的两件事：“参军未遂”和“秋千架事故”。初读文本，就不难发现，这两条叙述线索，莫言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语气。现实的叙述多采用书面语，甚至不乏矫情的文字，比如：
“站起来，用未婚妻赠送的系列手绢中的一条揩着脸和颈。”
“暑假前，父亲到我任教的学院来看我，说起故乡事，不由感慨系之。”
“它似乎在等人，显出一副喝水并非因为口渴的消闲样子……我确凿地嗅到狗腥气和鱼腥气，甚至产生一脚踢它进水中抓鱼的恶劣想法。”
无须再引，人物叙述者“我”的性格已跃然纸上：“我”已经在城里生活了十年，已经习惯用书面语，用从文学作品中学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十年后回乡，有难以直面的负疚却也有掩饰不住的优越感。作为现代小说的读者，我们还知道在人物叙述者“我”背后还有一个主要由作者控制的“隐含作者”存在，这里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显然存在距离，或者说叙述者的叙述语调其实是由隐含作者控制的，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能听到隐含作者对叙述者“我”的戏谑；同时，与插入的回忆段落的语气相比较，现实叙述中书面语的刻意尤为明显。文本中不同的声音背后隐藏着隐含作者怎样的态度呢？是否与小说的主题密切相关？
插入的回忆段落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兼具“狂欢化”与“复调”特点的解放军过河的文字，后面会详细分析，此处不赘；另外两处就是“秋千架事故”和“参军未遂”，两处都采用了倾诉对话式的叙述语气。
“我坐着，你荡我。”你说。
“我把你荡到天上去。”
“带上白狗。”
“你别想花花点子了。”
你把白狗叫过来，你说：“白狗，让你也恣悠恣悠。”
你一只手扶住绳子，一只手揽住白狗，它委屈地嘤嘤着……你格格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梁。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
回忆将“我”从刻板的现实生活中解放出来，在回忆中我成了过去的那个少年，与心爱的女孩子分享生活中难得的甜蜜享乐，尽管两处回忆最后的结局都令人伤感。隐含作者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调叙述现实和回忆，同时现实和“我”现在身处的城市及其代表的现代文明密切关联，而回忆则和“我”与暖的青春记忆以及五味杂陈的农村生活密不可分。程光炜先生认为小说的主旋律是“负疚和忏悔”，看到了曾经的农村青年“我”成功跳出农门后对同类，尤其是自己虽不是有意为之却对其造成了终身伤害的“暖”的主要情感，立足点还是在人物叙述者这里，站在隐含作者的立场上，仔细分辨两种不同的叙述语调，我们不难发现隐含作者对“我”的揶揄（假模假式的书面语言、口是心非的自我表白等），而对“我”的揶揄不啻是对现在的“我”所置身其中的城市现代文化的揶揄，那么乡村呢？是不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非也，无论是现在（想想暖粗口的抱怨）还是过去，乡村都是农村人口里的“破地方”，叙述者回忆的语调充满了浪漫的温情，那是因为青春的记忆，而不是故乡农村的美好。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两种语调的二元对立背后，是更大的二元对立的存在：现实与回忆、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落后乃至纯粹与杂糅，等等，并且我们发现隐含作者在这些二元对立的存在中左右游移，很难确定他的位置，文本的意义由此也就多元起来。
二、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决定性结构”是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说，“一件艺术品的结构也具有我必须去认知的特性，我对他的认识总是不完美的，但虽然不完美，但正如在认识任何事物中那样，那种决定性结构仍是存在的”［6］（Ｐ169）。显然无论是从二人基本的理论立场（新批评），还是原文的上下文语境来看，他们所说的是作品文本的“决定性结构”，虽然很难排除作者的个性乃至生平经历的直接推动，作者创作心理中的决定性结构却只能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的生成动力之一，文本的决定性结构更为复杂，它需要深入文本的整体和细节，做“透视主义”的解读［7］（Ｐ103）。
程光炜先生将《白狗秋千架》的决定性结构归结为“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感”，站在实证主义的解读立场上，确实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但站在“透视主义”文本中心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感只是作家莫言写作时的直接现实推动力，是作者的心理决定性结构，这一推动力直接导致诸多相关文本的生成，但众所周知，现代小说文本经常会采用象征、隐喻乃至反讽等现代叙述技巧（程光炜先生也指出“莫言的小说是现代派小说的形式，农村题材的内容”［2］（Ｐ15）），这就使得杰出文本的决定性结构有可能溢出作者的最初心理决定性结构，而向一个更高层面的解读进发。
我们回到小说的题目，小说的题目中就镶嵌着两个重要的象征，白狗的象征意义首先是纯与杂的对比，莫言坦称“纯种”概念在《红高粱家族》中得到进一步延伸，在里面也提到“纯种高粱”和“杂交高粱”的区别，提到了纯种的好汉跟后代的退化的问题，也就是历史观念问题［3］。但纯与杂的象征意义在此颇具复杂性，为什么呢？至少我们在文本中会发现，纯和杂显然是相对的，较之纯种的白狗，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是不纯的，但较之充斥乡村的杂种花狗，它自然是纯的，同时不纯并没有改变它的秉性，它仍然一贯温良纯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土地上的人是更现实、更善于融合的一群人，所以他们能够接受村子里年龄相仿，只要没多少血缘关系的男女成家，甚至暖最后的惊人举动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能够接受“杂种”的民间意识，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是纯粹还是杂糅更能带来种的进化呢？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杂交优势已经是科学常识，但在社会领域，人类孜孜以求的却一直是思想文化的纯化。“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何尝不如是呢？既然历史证明这是死路一条，人类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在同一条相似的路上摔倒——千篇一律的城市化是不是又一次地将大家引向纯粹之道？农村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乡人对牛仔裤的态度，八叔的话），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千百年延续不已的生命力所在就是其包容的杂糅性。
再看“秋千架”，它既是故事情节结构的要素，也深具隐喻意味，两人的对话中“美不美？”“上天啦”都让人莞尔同时，难免会联想起当时历史语境赋予的独特解读，秋千架的上天眩晕感，是作为历史虚拟主体的“我”一厢情愿的玩笑，最终的结果是它必然要在不稳定的绳索处迅速断裂，给现实历史主体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
将“秋千架”的隐喻意义落实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不安全感，看到的还是小说生成的特定历史语境意义。但文本中的秋千架也好，现实语境中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也好，不可否认，初衷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将其与“白狗”身上携带的象征意义结合起来，我们能否说，文中既有对过往历史的责难，也有具体形象的思考。形而上地说，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必须谨慎，尤其是在一种真理处于独霸地位之时，人类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反复性和杂糅性，并非我们想象的单向直线运动。只有一种纯粹化的选择可能会是最坏也最危险的。
三、复调的魅力
莫言说：“好的伟大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复调式的叙述，不对各种思想做出自己的评判，作家的观点要藏起来，谁对谁错，让读者去判断考量。”［8］（Ｐ43）他也确实是中国文坛少有的擅长复调叙述的作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酒国》，无独有偶，《白狗秋千架》一文中插入的第一段回忆也是一处精彩的复调书写：一队解放军官兵过河的七七八八和站在一旁为官兵们表演《见到你们格外亲》的歌声此起彼伏，是同一时空两种声音的交织，倘若互为映衬，那也就是传统优美的和声了，莫言是不屑为此的，他笔下这两种声音奇妙对峙起来，歌颂解放军的优美歌声在军官粗鲁的言辞和士兵笨拙的举动对照下，传达出一种奇妙、荒诞的感觉。这个世界有着奇妙的热闹，比如偏远的乡村不知怎么的就来了一队解放军，甚至还在村里驻扎了一阵子，他们带来了许多乡下人不认识的玩意（一辆涂着红十字的汽车，一辆轱辘很多的车），也带来了乡里人不熟悉的军人形象，乡里人当然是不知道当时的中苏珍宝岛事变才是这些人来到这里的原因，但他们知道自己年轻的心动，暖爱上蔡队长首先是青年男女自然的化学反应，借此改变命运什么的恐怕只能是当事人和后来者潜在理由的事后发现和追认。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暖在“我”面前提及蔡队长时的羞涩和坦率“他不要我，我再嫁给你”，这是多么难得的年轻农村人的淳朴坦率啊，这样的话，接受了城市文明洗礼之后的“我”打死也说不出来。而多年后暖在认命同时豁出去最后一次抗争命运之时悠悠谈及“当年如何如何”，后悔自己当年不够主动，认为倘若自己胆大些的话，追到部队上去找蔡队长，就一定会有自己的幸福。她还问我，如果我当年瞎了一只眼，一定要嫁给你，你会要我吗？“我”拼命点头，不知道当事人暖信不信，作为旁观者的读者我们可不大相信，现实中这小子连帮人家背高粱叶子的承诺都兑现不了呢！接受了十年现代城市文明洗礼的“我”多了“几套痔疮”的同时也多了几分口是心非的虚伪。以前？谁又能回到以前呢，以前只能是回忆！
这是明显的复调描写，文中复调无处不在，我们在第一部分谈及的两种声音的对峙也是一种“复调”，诸多二元对立的存在因为不止是一种认知结构，对立因素之间的错位和游移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复调，这些恰恰是莫言这篇早期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或者可以说是其文本的“决定性结构”所在。
好在韦勒克、沃伦也说了“我们对他（决定性结构）的认识总是不完美的”，也是给了自己不够完美的解读一个借口。但既然这个文本的决定性结构一定存在，并且我们力求与其更为接近，那就一定要从文本出发（紧紧抓住中心文本，兼及有关的交互文本，比如作者的自述，不同类型的批评者的批评，有关历史语境的文本叙述还有有关的理论文本），致力于寻找文本这个语词构成的多层次结构的深层意蕴，一般而言，堪称杰作的作品不会仅仅有语言层和指向现实历史的形象层面，它丰厚的意蕴常常是指向人性和人类历史文化的深处的。我们的分析也就是要着力寻找指向意蕴层的这个文本的决定性结构，但这个结构最初的线头就在文本的语言叙述当中，就看我们能否有慧眼将之寻找出来。
［参考文献］
［1］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J］.文艺争鸣,2012(8)
［2］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3］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
［4］柳建伟.永垂不朽的声音——我看莫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3)
［5］［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孙秀昌.“决定性结构”与“透视主义” ［J］石家庄铁路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2)
［8］李乃清.莫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J］南方人物周刊,2012(36)
［责任编辑薄刚］2014年第2期(总第21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2，2014Total No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