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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辨析与界定借由三个维度展开：其一，基于否定之意义的资产阶级虚假意识说，其颠倒性与虚幻性本质上根源于唯心史观。其特质有四：人类史乃观念史;观念乃自足独立之物;对实在具备绝对支配性;改造现世可借由批判观念达成。其二，基于描述之意义的统治阶级思想说，其普遍特征即阶级性。其乃固化统治、维护阶级利益、合理合法论辩的制度化观念体系，其意义即为维持权力关系服务的话语，一则借由思想形式展现物质关系，二则其本身即统治关系的必要组成模块。其三，基于肯定之意义的革命阶级意识说，其基本特性即赋予本阶级思想以普遍性模式，其使阶级借由形势与阶级地位采取行动，其科学性在于阶级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相一致。如此三重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全方位多层次掌握其意识形态理论，方可对意识形态产生深刻洞见。
[关键词]意识形态;虚假性;阶级性;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6-0008-06
法国启蒙学者特拉西作为拿破仑执政时期的法国参议院议员，是首位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之人。在其视野中，意识形态以研究认识缘起、分界线以及认识可靠度为主要任务。“人们在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随时随地地向他们的对手表示的不信任和怀疑，都有可能被看作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直接先驱。”[1]66正如拿破仑所行，因其恢复帝制的政治理念对立于特拉西所创造的观念科学，即以民主、自由之政治见解为主旨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其便先发制人采取镇压行动，取消伦理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并将特拉西称为空想家与幻想家，即所谓创制虚假观念或编织幻想的意识形态家。这便是历史的讽刺与幽默之处，特拉西以反对、批判与摒弃宗教、形而上学等种种传统与权威，拒绝与斥责各类神秘理念以及维护其存在的古老的政治与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认为其概念于起始状态就身处误区。的确，哲学，亦即形而上学，始终不间断地被误解层层包围，而这种种误解如今大多又为如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教授们所加剧。是故，普罗大众对哲学家的批评——简单问题复杂化——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拿破仑对观念学的指责亦有其道理，纯粹、简单的感觉经验并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申出正确结果，也不能为诸多学科的改造提供可靠基础，始终只能是空想主义与不切合实际之物。亦受此影响，马克思最先于否定之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即其意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虚假意识。然而，二人意识形态批判之逻辑起点具有根本性差异，后者从维护帝制、扫除思想舆论障碍的层面出发，前者则始终居于唯物史观这种哲学观之上。
一、第一重否定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虚假意识
二人批判了以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麦·施蒂娜为典型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哲学，指明资产阶级虚假意识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具备特定认识论根源及现实基础，其意识形态虚假性体现于对社会事实的歪曲与颠倒，这种不真实性与不契合性实质上根源于其现存社会组织形式。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第一重否定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即其意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虚假意识。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其一在于观念是一种纯粹独立自足之物，即意识形态具有独立发展史，或者说精神具有自我展开史。这种思辨理性并非从社会经验事实出发引申出概念，而是把诸概念视为逻辑理念自我运动与展开的结果。由此，理念化为独立主体，现实关系化为理念所本有的内部想象行为，从而招致现实与观念关系的头足倒置，导致实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关系彻底被这种虚假观念体系所掩蔽。譬如黑格尔视家庭、社会以及国家为理念自身运动的一环，马克思便批评道，唯家庭与社会乃国家之前提，其二者乃真正活动者。其二在于人类社会史本质上是一部观念史。这种思辨唯心主义先使得概念实体化，接着把实体主体化，从而使人类史化为纯粹思辨抽象幻想物的历史，化为人类彼岸精神史，即化为一种颠倒现实关系的观念体系。随即，世俗概念逐步转化成神学概念，人类世界逐步被神圣化。相反，客观存在的历史之物被视为一种与人类日常生活毫不相干之物，一种居于现世之外，俯览其上之物。然而，事实上宗教存在之缺陷根源于国家自身之本质，只有把神学问题还原至世俗问题，只有消灭掉世俗之桎梏，方可攻克宗教之狭隘。批判之目光理应注视于此岸之尘世。否则，身处这样的社会与国家，人类自我实现的进程即自我丧失的过程，人始终只能处于人的异化，即非人的势力与关系的掌控之下。其三在于观念对实在具有绝对支配性，即现世乃观念之产物，从来便是这类观念与想法统治和支配着人类现世。“任何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必须有规则，而规则是先定的公理和逻辑，起着制约、限制和支配人的行為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这样的规则是观念存在还是现实环境。”[2]显然，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视角来看不言而喻是观念存在，其编织的意识形态之物逐一独立于人身之外，继而神秘化为统治人的精神力。亦即是说，人们由自己想象的创造物所决定，这些创造物的演化历程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一切进程。反之，在马克思看来，观念之物不外是由现实世界异化出去的精神存在之物，其穿透了意识形态所造就的一系列迷障，意识到其现实根基。其四在于借由观念的批判得以改变现实。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形态家始终坚持人类史只是一种观念更替史，改变现存社会事物的唯一路径是进行观念上的批判，即依靠理论上的演绎来达到现实世界的变革，诚如圣布鲁诺所断言的，历史的创制唯独借由批判者之力得以成形与显现。显然，这种思维理念反对一切现实斗争与群众运动，仅仅将历史活动解析为观念之扬弃、演进与发展，是故社会改造事业等同于大脑批判行为。可见，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表面上与现实惊天动地的斗争行为实质上依然展现的是意志形态俘虏的做派。
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虚假意识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唯心史观，即借以证明思想、精神、观念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的全部秘密，其借由三个环节得以完成：第一，借由割裂历史上统治者思想和统治者本身，以证明思想于社会史上的统治事实;第二，借由视思想为“自我规定的概念”，秩序化社会史上的统治思想，使交替出现的诸思想间存有神秘联系;第三，借由把统治思想转化为社会史上代表着概念的意识形态家、哲学家以及思维者，即社会史的制造与统治者，逐步蜕去了自我设定概念思辨的、神秘的外观。然而，于马、恩而言，精神乃精神世界的创造者、精神从“无”中创造自身、精神在麦·施蒂娜那里的非世俗性与超逻辑性皆是极其荒谬和不可理喻的。他们对精神创造物的来源分析走向实证，指出所谓得以成为基础之无实质上乃多类多样之物，即现实个人及其语言器官、现存语言及其方言、有听觉之耳及其身处之境等诸物。譬如宗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角度讲，基督教本身并无任何历史，基督教在各个时代的各种形态并非宗教观念、精神的自我规定和发展演变，而是必须从经验条件出发去考察研究的，必从相适应的工业以及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相继与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国家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相联系去说明阐释的。 以此可见，意识形态的虚假与真实、实在与非实在的价值尺度乃思想家所采用的历史观与认识论。实践证明，历史唯心主义即对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头足倒置，是由于从观念出发，赋予观念以独立性，从而以观念取代现实，把存在虚幻化的一种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的生长根源于其社会存在，因而对这种意识虚假性的批判最终导致了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批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迄今为止始终立于现实历史之基，并非以观念为起点来阐释物质实践，而是以实践为源起来阐释诸观念形态，是按其真实本质解析、阐释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的演变终究环绕经济关系这一中线而持续波动，但其并非消极的被动组成部分，本质上具备相对独立性。亦即是说，其一，意识形态一得以形成便具备相对稳定性，直至社会存在生发变革之时方可发生猛烈变化，否则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具有滞后性。作为一种相对保守的精神之力，旧意识形态的某些部分之所以得以显现于各类新意识形态，其缘由在于它们不能对新意识形态之本质精神构成威胁。其二，一切意识形态皆非凭空而造，皆为继承部分传统之物，以便借由先辈之言行演绎历史新场景。意识形态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出发点，择取与改造传统，传统亦于持续演化的意识形态中得以生存与延展。其三，在社会急剧变化期，新哲学、艺术、宗教等意识模式往往充当革命之先导，深切影响着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例如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同时意识形态之兴衰并非与经济基础的薄厚逐一对应，比如古希腊哲学之繁华期便是与奴隶制经济生活之衰败期牢固交织。其四，各类意识形态相生相融、相杀相灭，其并非孤立前进，而是具备相关性，也正是这种相关性为意识形态的繁荣发展开拓出广阔未来。于马克思而言，观念之物不外是植入人之身心并借由人之头脑改造之物质之物的显现。借由纯粹思维之物幻想的推动意识形态产生的动力源泉，只能构成虚假的抑或非实质的推力，在此基础上必然生发虚幻的观念体系。归根究底，意识形态家所能意识之物极其有限与肤浅，他们在沉湎于崇拜思维之独立性中完全抛弃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世界。意识形态成为虚假意识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根植唯心史观认识论的普遍现象。因而，构成意识形态有机整体的各元素不是借由观念的批判得以清除的，不是将其化为“幽灵”或自溶于“自我意识”中便可消解的，必须实际地推翻虚假意识得以产生发展演变的现实社会关系，才能彻底将其击溃消融。一切理论——历史、思想、道德、文艺、法律、哲学、宗教——之动力唯革命是矣，决无可能是批判。
二、第二重描述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
从拿破仑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演变进化史始终持有一种有关实在的政治标准。关于观念的社会学史不得不开始关注实际存在的社会思想，而非那类在某种死板僵硬的学术传统内部得以明晰阐释且使其自身永在于自足独立的观念体系之中。“如果说，以前人们是通过诉诸那能够永远可靠地揭示真实之物的神的裁决，或者说是通过纯粹的、据说可以用来发现真实观念的静观过程来检查错误的知识的话，那么，人们现在主要是通过某种从政治经验之中推论出来的本体论来发现有关实在的标准的。”[1]79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第二重描述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
诚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之思想观念于各个时代皆为居于统治之权位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实质上是以思想形式体现居于统治地位的现存物质关系，亦即言之，一则，意识形态指统治阶级为固化统治与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展开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制度化观念体系，其缘由在于法本即统治阶级意志的神圣化与客观化，因而合法性便是合统治阶级意志性。诚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言，“一些人可以依靠制度的客观性和相对自主性而居于统治地位，他们不必为直接控制别人而利用各种策略，因为暴力已被嵌入制度本身之中”[3]。这种暴力实质上是一种符号暴力，其借由柔情似水且不易察觉的暴力形式得以为人所误认，因而与其说其乃被迫接受之物不如说为自主选择之果，这便是忠诚之暴力、信任之暴力、虔诚之暴力，即一切美德之暴力。然则，置于资产阶级理性王国之内的合理性的存疑之处在于意志本身即非理性因素。一方面合理性为合法性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合法性为合理性规范界限，意识形态却永遮于二者之下。法国启蒙学者所幻想的合理性不过皆为资产阶级的正义、平等与所有权，不外乎是借由贿赂接替暴力、钱财代替刀剑、卖淫通奸取代封建领主初夜权的讽刺行径。是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不过是自我编造的一种假想。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洛姆在《超越幻想的锁链》一书中所揭示的：正是凭借合理化，人们得以接纳一种一切人之言行皆受道德與理性之推动的见解，而合理化却多为虚假之物，其功能只存在于否定意义上——真正进行错误行动之人却未得以认识其行为方式之不道德与不合理，譬如一位具有虐待冲动的父亲为泄欲而合理化自身言行为尽父之责。于是，无意识与潜在之欲得以合理化地被道德考虑所掩盖与怂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如是一类掩蔽现状之虚假性理念，因为只要人——借由传统思想方式、生活理念所具备之能量——于其本身行动的道德解释，没有为人之言行匹配不同于旧时、已生改变之状态留余地，且终使人进行的调节与转变受到蒙蔽与阻碍之时，道德解释即无效。恰如俞吾金所证，盲目经济力量于工业社会中支配着人类现实生活，人人皆身处异态，皆为社会大机器之零件，但此时人人却坚信自己乃自由之身，此种坚信即意识形态抑或幻想。二则，意识形态是其意义为维持权力关系效力的话语。马克思指出，精神产生之始便被物质所纠缠，物质便是语言，其乃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不仅是一些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再生产这些政治和社会过程，本质上是权力工具。意识形态教化亦以语言为中介，也就是说，一个人学习语言之过程即其接受教化之过程，语言并非空洞的外壳，而是一种实践。因而对于语言的运用分析，我们不能将其孤立于其使用的社会条件，精神一定要和现世之物及其关系打交道，语言必须与其在特定情形中产生适宜语句的能力相联系。这种能力不单单是掌握语法的语言才能，更是一种实践才能，其使得言语者把语言用于某些控制他人、具备大量功能且被人默默用于适应言语者间势力关系之策略中。三则，意识形态一面以思想形式体现现存物质关系，另一面其本身即统治关系的必备要素，正如马、恩所言，“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4]551，其阶级内部以思想者抑或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专家身份出现的人把制造此阶级自身之幻想作为主要谋生之法。这一部分人分属于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阶层，也就是依从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专家，唯有这些意识形态专家才能创制出符合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之意识形态。在马、恩看来，虽然统治阶级实际管理层与意识形态阶层经常发生摩擦与冲突，抑或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敌对与藐视，但当发生危及统治阶级自身存在之事件时，二者便会立即相联合以维护本阶级利益。 显而易见，阶级性乃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必备阶级特性，其乃确定阶级社会观念的整体，表达的乃本阶级历史，并未存有超阶级倾向之意识形态，而且于数个阶级联合治理的社会中，其意识形态将维护他们联合统治的利益，譬如马克思所言明的，某些社会或国家的某些时间段里统治权分享于不同阶层——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于是，得以宣称永恒规律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便是分权学说。同时，被统治阶级——人类的诸多分子，即只纯粹肩负劳动工具属性的奴隶——由于无法占有参与意识形式创造的必要生产资料，无法强力摆脱自出世起就因受制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抹杀不掉的阴影继而难以拥有自身完整的思想体系，便总是被同化于统治阶级思想中。政治、历史，抑或科学、艺术等诸物自然于奴隶之上的顶层社会框架与范畴中得以成形，而这一切又自然根源于先前确已存在的所有制模式，同时资产阶级编创的意识形态模式也仅为积累财富而服务。唯有当统治阶级身陷危机之时，在其间努力分化出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才具备为被统治阶级创造完备思想体系且借其替代统治阶级之意识形态的能力。亦即是说，唯独社会动荡之力足以使其处于交替之节点、被统治阶级得以借由革命斗争演化为新兴统治阶级之时刻，奴隶才得以于旧意识形态中解脱，新阶级原有的思想观念才得以转变为意识形态。否则，奴隶的观念抑或思想体系只能是民间意识罢矣。因而，思想领域中诸学说和主义的一切斗争，不单单是涉及理论观点的学术性斗争，本质上即各相异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争。
由此可知，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乃资产阶级利益代表，是对于资产阶级而言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东西，并非社会普遍利益唯一合理的代表，缘由在于资产阶级观念体系只由此阶级物质生活条件所支配，其映现的只可能是本阶级生产及其所有制关系。诚然，在社会历史上资产阶级曾发挥出相当程度的革命作用，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也曾反映过一定的真实社会历程，即当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还被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间的矛盾遮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暂时还能为其他所有阶级的全体利益做代表。但随着资本主义政权的逐步确立，这种虚假意识把历史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把颠倒的资本主义社会，即现存的社会组织形式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为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永恒不变性和必然性做论证，于是其意识形态便从囊括相对真理的科学理论沦落为只为资产阶级利益论辩的虚假意识形态。相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性与阶级性兼而融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展开了合理辩证的批判，点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根本态势与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及其规律，诚如卢卡奇所言：“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5]无产阶级阶级目标达成之时即社会客观发展目标实现之时，此种目标若缺失无产阶级的主动渗入只会永久停靠于抽象的可能性阶段凝滞不动。质言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与无产阶级全体利益做代表，其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生相融，是得以被实践证明与判定了的科学理论体系。
三、第三重肯定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革命阶级服务的阶级意识
“一定时代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4]551革命阶级存在的前提在于生產力的空前发展使其自身成为破坏社会现存生产关系的巨大力量，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即不堪忍受的异己力量只能由这种无法享有任何财产权和社会福利，完全被挤压于社会之下，且居于人类大多数，因而不得不由与其他所有阶级产生最猛烈对击的阶级来承担。犹如马克思所言，有产者抑或无产者皆为人自我异化之形态，有产者于异化中深感满意与被强固，故将其看作强大其身之佐证，且得人为人之生存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6]。由此，共产主义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在此阶级中发挥作用，即捣毁现存状况现实、运动、彻底的革命阶级意识。其处处表现为对实际现状，即实在之历史联系认知之果，这恰恰是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一切阶级斗争中具备特殊位置之物：无产阶级事实上于真正科学中，于明确清晰认知现实中荣获自身最为尖锐之武器。因此，在阶级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唯物史观的作用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认清形势并在这种明晰的形势中根据自身的阶级地位采取一系列正确行动。而这种革命斗争之所以必要，不单单因为这是打碎现存统治阶级政权的唯一路径，同时也因只有在革命运动中打翻统治阶级的阶级才能担任起建构异于旧社会的使命。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于第三重肯定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革命阶级服务的阶级意识。
新统治阶级企图接替旧阶级的统治，为达自身之目的便称自身之利为社会整体之利，表现在观念上即赋予自身之思想以普遍性模式，同时将其描述为唯一合乎理性且具备普遍意义之思想。这种行为并非荒谬无聊的文字游戏抑或诡辩，而必然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生存模式。无论是统治阶级为达其统治的长久，还是新阶级为争取更多异己阶层的力量，总是要使自身的意识形态以这样的一种面貌出现。一方面，统治阶级不得不借助语言，不得不借由经济、政治、法律这三种直接映射现实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为自身利益做辩护，因为这三者正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总体之基，这也是马克思之所以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把重点置于政治经济学与切实维护其经济关系的法思想之因。同时又借由一些抽象思辨的普遍理念去论证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成员的特殊利益。意识形态的这种遮蔽性和特殊阶级的这种障眼法使得语言成为思想悖论的避难所。语言既是表达观念与思想的日常工具，又是妨碍与干扰思想流通的工具;它被要求既阐释其所代表阶级神圣不可侵的利益，又致力于转移人们注意力于无所重要之物或方向上以便极力掩蔽其根本利益;它不只给予人们对于事物的判断能力，又强制人们在某些方面丧失这种能力;它在为人们思想领域供应确定性的同时划出了不得擅自进入的思想禁区。一言以蔽之，它只会让人们了知它乐意之物，却不会使人认知到危及其自身合理存在之物。特别是在宗教和哲学编织的幻想中，现实存在几乎消失了，“置身于现实世界中而又竭力忘记现实世界，难道这不正是意识形态本身颁布的‘绝对命令’吗？”[7]如斯所言，革命阶级得以如是作为，根源于其利益于初始阶段确与所有非统治阶级之利益密切相关，只因那时面对的现实情状与各类繁杂关系阻止其演化为非一般阶级之特殊利益。 以此观之，革命阶级利益于何种程度上与社会普遍利益相一致，于何种程度上与社会发展根本态势相一致，其便可于何种程度上集合一切人的力量，于何种程度上科学认识到阶级斗争基本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本质规律，其革命阶级意识便可于何种程度上具备科学性。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最初革命阶段其利益的确得以代表相当程度上的社会全体利益，其意识形态也相对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基本需求，具备相对科学性，譬如以斯密、李嘉图等为典型代表、维护产业资本、阐明劳动价值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本质规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亦如卢卡奇所示，资产阶级初期的革命史（例如法国大革命），不单单满身充斥着如是这般信任的激情之力与光辉之泽，且此种信任亦使得资产阶级之伟大科学见解（比如斯密经济学）无有狭隘与偏见，同时为力图追求至真之理灌注其见解以能量，从而使其得以毫无遮掩地表达一切认识之物。这种真理之得，乃悬置权力关系的后果，即指力图抛开一切权力关系而追求真理之历程。但自卡莱尔之社会批判以及西斯蒙第之危机理论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弱化程度与频率便飞速运转。各类陈旧过时而无有应用价值的思想方式与理论体系，皆可蜕化为各类意识形态，其功效则是遮蔽和阻碍而非揭示与阐述言行所具备的实际意义。其清晰且彻底地了知到由其所创制的一切教育、武器与神灵皆不可阻挡地回击与厌弃了其自身。于是，资产阶级再也无力凭借一己之力维护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此刻亟须无产阶级科学方法的引领——自然是被歪曲化的引领，帕尔乌斯与连施一事抑或白里安与米勒兰一事即最佳证明。在这里已然明显体现出资产阶级于意识形态上向唯物史观投降，譬如由伯恩施坦至帕尔乌斯的理论，自然是以不自觉或不肯承认的状态。只因正在进行着的经济学说不会再如同古典经济学说所身处的时代一般，乃立于纯粹资产阶级之上的产物。因此，唯物史观具备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功效，无产阶级乃使用迫使资产阶级自我认识的方式来夺取政权，这种自我认识必然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从内部开始出现问题。由此可见，正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始终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只表达对现存诸物的肯定，导致其意识形态必带有资产阶级偏见，必将歪曲一定客观存在的现实，必无法预见其未来发展态势，必为其阶级性不得不损害其科学性，从而沦为一种虚假意识，此即政治经济学理论何以逐步被庸俗化之根源，劳动者之利益何以被践踏、资本何以被视为财富源泉及生产目的之认识论根源。相反，无产阶级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指明，一切交替出现的历史状态皆为人类社会由低至高、由简至繁无穷发展演进进程中的枝节、片段，即其只具備暂时性。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渡阶段之一，绝非最后绝对之唯一形式，历史和现实运动的必然态势只能向共产主义前进。因为日益崛起并携带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无产阶级，并不能满足于仅在陈旧腐朽的资产阶级秩序内部被指定于它的有限位置。它代表了一类新的、与一类崭新的思想方式同时存有的经济观点、社会体制，而这种崭新的思想方式终将取代各类现存的得以阐释与说明这个世界的方式。因而，唯物史观借由揭示人类社会本质和基本发展规律而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时代里的武器，其科学性与正确性首先在于将这种方法论应用于自身。资产阶级强烈抵制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行为，与其说是纯粹局限性的表现不如说是其真实阶级本能的表现。其缘由在于对唯物史观的自觉认同于资产阶级而言便是自毁行为，在资产阶级中认可唯物史观科学真理的任何一员皆会因此丧失其阶级意识，因此丧失其得以合理维护自身利益之能力。另一则，于无产阶级而言，若在意识到唯物史观之科学性时依旧停滞不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认识工具，这同样亦是自杀，因为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实质正得以被规定于此种深度，即于此种斗争而言，理论与实践始终相一致，此时此刻，认识不过渡便即刻导致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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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3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4.
[7]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6.
（责任编辑：木 衫）
[收稿日期]2019-10-11
[作者简介]沈楠（1992— ），女，陕西延安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意识形态;虚假性;阶级性;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6-0008-06
法国启蒙学者特拉西作为拿破仑执政时期的法国参议院议员，是首位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之人。在其视野中，意识形态以研究认识缘起、分界线以及认识可靠度为主要任务。“人们在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随时随地地向他们的对手表示的不信任和怀疑，都有可能被看作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直接先驱。”[1]66正如拿破仑所行，因其恢复帝制的政治理念对立于特拉西所创造的观念科学，即以民主、自由之政治见解为主旨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其便先发制人采取镇压行动，取消伦理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并将特拉西称为空想家与幻想家，即所谓创制虚假观念或编织幻想的意识形态家。这便是历史的讽刺与幽默之处，特拉西以反对、批判与摒弃宗教、形而上学等种种传统与权威，拒绝与斥责各类神秘理念以及维护其存在的古老的政治与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认为其概念于起始状态就身处误区。的确，哲学，亦即形而上学，始终不间断地被误解层层包围，而这种种误解如今大多又为如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教授们所加剧。是故，普罗大众对哲学家的批评——简单问题复杂化——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拿破仑对观念学的指责亦有其道理，纯粹、简单的感觉经验并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申出正确结果，也不能为诸多学科的改造提供可靠基础，始终只能是空想主义与不切合实际之物。亦受此影响，马克思最先于否定之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即其意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虚假意识。然而，二人意识形态批判之逻辑起点具有根本性差异，后者从维护帝制、扫除思想舆论障碍的层面出发，前者则始终居于唯物史观这种哲学观之上。
一、第一重否定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虚假意识
二人批判了以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麦·施蒂娜为典型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哲学，指明资产阶级虚假意识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具备特定认识论根源及现实基础，其意识形态虚假性体现于对社会事实的歪曲与颠倒，这种不真实性与不契合性实质上根源于其现存社会组织形式。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第一重否定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即其意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虚假意识。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其一在于观念是一种纯粹独立自足之物，即意识形态具有独立发展史，或者说精神具有自我展开史。这种思辨理性并非从社会经验事实出发引申出概念，而是把诸概念视为逻辑理念自我运动与展开的结果。由此，理念化为独立主体，现实关系化为理念所本有的内部想象行为，从而招致现实与观念关系的头足倒置，导致实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关系彻底被这种虚假观念体系所掩蔽。譬如黑格尔视家庭、社会以及国家为理念自身运动的一环，马克思便批评道，唯家庭与社会乃国家之前提，其二者乃真正活动者。其二在于人类社会史本质上是一部观念史。这种思辨唯心主义先使得概念实体化，接着把实体主体化，从而使人类史化为纯粹思辨抽象幻想物的历史，化为人类彼岸精神史，即化为一种颠倒现实关系的观念体系。随即，世俗概念逐步转化成神学概念，人类世界逐步被神圣化。相反，客观存在的历史之物被视为一种与人类日常生活毫不相干之物，一种居于现世之外，俯览其上之物。然而，事实上宗教存在之缺陷根源于国家自身之本质，只有把神学问题还原至世俗问题，只有消灭掉世俗之桎梏，方可攻克宗教之狭隘。批判之目光理应注视于此岸之尘世。否则，身处这样的社会与国家，人类自我实现的进程即自我丧失的过程，人始终只能处于人的异化，即非人的势力与关系的掌控之下。其三在于观念对实在具有绝对支配性，即现世乃观念之产物，从来便是这类观念与想法统治和支配着人类现世。“任何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必须有规则，而规则是先定的公理和逻辑，起着制约、限制和支配人的行為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这样的规则是观念存在还是现实环境。”[2]显然，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视角来看不言而喻是观念存在，其编织的意识形态之物逐一独立于人身之外，继而神秘化为统治人的精神力。亦即是说，人们由自己想象的创造物所决定，这些创造物的演化历程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一切进程。反之，在马克思看来，观念之物不外是由现实世界异化出去的精神存在之物，其穿透了意识形态所造就的一系列迷障，意识到其现实根基。其四在于借由观念的批判得以改变现实。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形态家始终坚持人类史只是一种观念更替史，改变现存社会事物的唯一路径是进行观念上的批判，即依靠理论上的演绎来达到现实世界的变革，诚如圣布鲁诺所断言的，历史的创制唯独借由批判者之力得以成形与显现。显然，这种思维理念反对一切现实斗争与群众运动，仅仅将历史活动解析为观念之扬弃、演进与发展，是故社会改造事业等同于大脑批判行为。可见，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表面上与现实惊天动地的斗争行为实质上依然展现的是意志形态俘虏的做派。
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虚假意识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唯心史观，即借以证明思想、精神、观念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的全部秘密，其借由三个环节得以完成：第一，借由割裂历史上统治者思想和统治者本身，以证明思想于社会史上的统治事实;第二，借由视思想为“自我规定的概念”，秩序化社会史上的统治思想，使交替出现的诸思想间存有神秘联系;第三，借由把统治思想转化为社会史上代表着概念的意识形态家、哲学家以及思维者，即社会史的制造与统治者，逐步蜕去了自我设定概念思辨的、神秘的外观。然而，于马、恩而言，精神乃精神世界的创造者、精神从“无”中创造自身、精神在麦·施蒂娜那里的非世俗性与超逻辑性皆是极其荒谬和不可理喻的。他们对精神创造物的来源分析走向实证，指出所谓得以成为基础之无实质上乃多类多样之物，即现实个人及其语言器官、现存语言及其方言、有听觉之耳及其身处之境等诸物。譬如宗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角度讲，基督教本身并无任何历史，基督教在各个时代的各种形态并非宗教观念、精神的自我规定和发展演变，而是必须从经验条件出发去考察研究的，必从相适应的工业以及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相继与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国家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相联系去说明阐释的。 以此可见，意识形态的虚假与真实、实在与非实在的价值尺度乃思想家所采用的历史观与认识论。实践证明，历史唯心主义即对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头足倒置，是由于从观念出发，赋予观念以独立性，从而以观念取代现实，把存在虚幻化的一种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的生长根源于其社会存在，因而对这种意识虚假性的批判最终导致了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批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迄今为止始终立于现实历史之基，并非以观念为起点来阐释物质实践，而是以实践为源起来阐释诸观念形态，是按其真实本质解析、阐释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的演变终究环绕经济关系这一中线而持续波动，但其并非消极的被动组成部分，本质上具备相对独立性。亦即是说，其一，意识形态一得以形成便具备相对稳定性，直至社会存在生发变革之时方可发生猛烈变化，否则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具有滞后性。作为一种相对保守的精神之力，旧意识形态的某些部分之所以得以显现于各类新意识形态，其缘由在于它们不能对新意识形态之本质精神构成威胁。其二，一切意识形态皆非凭空而造，皆为继承部分传统之物，以便借由先辈之言行演绎历史新场景。意识形态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出发点，择取与改造传统，传统亦于持续演化的意识形态中得以生存与延展。其三，在社会急剧变化期，新哲学、艺术、宗教等意识模式往往充当革命之先导，深切影响着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例如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同时意识形态之兴衰并非与经济基础的薄厚逐一对应，比如古希腊哲学之繁华期便是与奴隶制经济生活之衰败期牢固交织。其四，各类意识形态相生相融、相杀相灭，其并非孤立前进，而是具备相关性，也正是这种相关性为意识形态的繁荣发展开拓出广阔未来。于马克思而言，观念之物不外是植入人之身心并借由人之头脑改造之物质之物的显现。借由纯粹思维之物幻想的推动意识形态产生的动力源泉，只能构成虚假的抑或非实质的推力，在此基础上必然生发虚幻的观念体系。归根究底，意识形态家所能意识之物极其有限与肤浅，他们在沉湎于崇拜思维之独立性中完全抛弃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世界。意识形态成为虚假意识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根植唯心史观认识论的普遍现象。因而，构成意识形态有机整体的各元素不是借由观念的批判得以清除的，不是将其化为“幽灵”或自溶于“自我意识”中便可消解的，必须实际地推翻虚假意识得以产生发展演变的现实社会关系，才能彻底将其击溃消融。一切理论——历史、思想、道德、文艺、法律、哲学、宗教——之动力唯革命是矣，决无可能是批判。
二、第二重描述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
从拿破仑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演变进化史始终持有一种有关实在的政治标准。关于观念的社会学史不得不开始关注实际存在的社会思想，而非那类在某种死板僵硬的学术传统内部得以明晰阐释且使其自身永在于自足独立的观念体系之中。“如果说，以前人们是通过诉诸那能够永远可靠地揭示真实之物的神的裁决，或者说是通过纯粹的、据说可以用来发现真实观念的静观过程来检查错误的知识的话，那么，人们现在主要是通过某种从政治经验之中推论出来的本体论来发现有关实在的标准的。”[1]79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第二重描述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
诚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之思想观念于各个时代皆为居于统治之权位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实质上是以思想形式体现居于统治地位的现存物质关系，亦即言之，一则，意识形态指统治阶级为固化统治与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展开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制度化观念体系，其缘由在于法本即统治阶级意志的神圣化与客观化，因而合法性便是合统治阶级意志性。诚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言，“一些人可以依靠制度的客观性和相对自主性而居于统治地位，他们不必为直接控制别人而利用各种策略，因为暴力已被嵌入制度本身之中”[3]。这种暴力实质上是一种符号暴力，其借由柔情似水且不易察觉的暴力形式得以为人所误认，因而与其说其乃被迫接受之物不如说为自主选择之果，这便是忠诚之暴力、信任之暴力、虔诚之暴力，即一切美德之暴力。然则，置于资产阶级理性王国之内的合理性的存疑之处在于意志本身即非理性因素。一方面合理性为合法性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合法性为合理性规范界限，意识形态却永遮于二者之下。法国启蒙学者所幻想的合理性不过皆为资产阶级的正义、平等与所有权，不外乎是借由贿赂接替暴力、钱财代替刀剑、卖淫通奸取代封建领主初夜权的讽刺行径。是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不过是自我编造的一种假想。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洛姆在《超越幻想的锁链》一书中所揭示的：正是凭借合理化，人们得以接纳一种一切人之言行皆受道德與理性之推动的见解，而合理化却多为虚假之物，其功能只存在于否定意义上——真正进行错误行动之人却未得以认识其行为方式之不道德与不合理，譬如一位具有虐待冲动的父亲为泄欲而合理化自身言行为尽父之责。于是，无意识与潜在之欲得以合理化地被道德考虑所掩盖与怂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如是一类掩蔽现状之虚假性理念，因为只要人——借由传统思想方式、生活理念所具备之能量——于其本身行动的道德解释，没有为人之言行匹配不同于旧时、已生改变之状态留余地，且终使人进行的调节与转变受到蒙蔽与阻碍之时，道德解释即无效。恰如俞吾金所证，盲目经济力量于工业社会中支配着人类现实生活，人人皆身处异态，皆为社会大机器之零件，但此时人人却坚信自己乃自由之身，此种坚信即意识形态抑或幻想。二则，意识形态是其意义为维持权力关系效力的话语。马克思指出，精神产生之始便被物质所纠缠，物质便是语言，其乃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不仅是一些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再生产这些政治和社会过程，本质上是权力工具。意识形态教化亦以语言为中介，也就是说，一个人学习语言之过程即其接受教化之过程，语言并非空洞的外壳，而是一种实践。因而对于语言的运用分析，我们不能将其孤立于其使用的社会条件，精神一定要和现世之物及其关系打交道，语言必须与其在特定情形中产生适宜语句的能力相联系。这种能力不单单是掌握语法的语言才能，更是一种实践才能，其使得言语者把语言用于某些控制他人、具备大量功能且被人默默用于适应言语者间势力关系之策略中。三则，意识形态一面以思想形式体现现存物质关系，另一面其本身即统治关系的必备要素，正如马、恩所言，“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4]551，其阶级内部以思想者抑或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专家身份出现的人把制造此阶级自身之幻想作为主要谋生之法。这一部分人分属于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阶层，也就是依从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专家，唯有这些意识形态专家才能创制出符合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之意识形态。在马、恩看来，虽然统治阶级实际管理层与意识形态阶层经常发生摩擦与冲突，抑或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敌对与藐视，但当发生危及统治阶级自身存在之事件时，二者便会立即相联合以维护本阶级利益。 显而易见，阶级性乃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必备阶级特性，其乃确定阶级社会观念的整体，表达的乃本阶级历史，并未存有超阶级倾向之意识形态，而且于数个阶级联合治理的社会中，其意识形态将维护他们联合统治的利益，譬如马克思所言明的，某些社会或国家的某些时间段里统治权分享于不同阶层——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于是，得以宣称永恒规律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便是分权学说。同时，被统治阶级——人类的诸多分子，即只纯粹肩负劳动工具属性的奴隶——由于无法占有参与意识形式创造的必要生产资料，无法强力摆脱自出世起就因受制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抹杀不掉的阴影继而难以拥有自身完整的思想体系，便总是被同化于统治阶级思想中。政治、历史，抑或科学、艺术等诸物自然于奴隶之上的顶层社会框架与范畴中得以成形，而这一切又自然根源于先前确已存在的所有制模式，同时资产阶级编创的意识形态模式也仅为积累财富而服务。唯有当统治阶级身陷危机之时，在其间努力分化出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才具备为被统治阶级创造完备思想体系且借其替代统治阶级之意识形态的能力。亦即是说，唯独社会动荡之力足以使其处于交替之节点、被统治阶级得以借由革命斗争演化为新兴统治阶级之时刻，奴隶才得以于旧意识形态中解脱，新阶级原有的思想观念才得以转变为意识形态。否则，奴隶的观念抑或思想体系只能是民间意识罢矣。因而，思想领域中诸学说和主义的一切斗争，不单单是涉及理论观点的学术性斗争，本质上即各相异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争。
由此可知，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乃资产阶级利益代表，是对于资产阶级而言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东西，并非社会普遍利益唯一合理的代表，缘由在于资产阶级观念体系只由此阶级物质生活条件所支配，其映现的只可能是本阶级生产及其所有制关系。诚然，在社会历史上资产阶级曾发挥出相当程度的革命作用，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也曾反映过一定的真实社会历程，即当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还被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间的矛盾遮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暂时还能为其他所有阶级的全体利益做代表。但随着资本主义政权的逐步确立，这种虚假意识把历史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把颠倒的资本主义社会，即现存的社会组织形式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为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永恒不变性和必然性做论证，于是其意识形态便从囊括相对真理的科学理论沦落为只为资产阶级利益论辩的虚假意识形态。相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性与阶级性兼而融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展开了合理辩证的批判，点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根本态势与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及其规律，诚如卢卡奇所言：“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5]无产阶级阶级目标达成之时即社会客观发展目标实现之时，此种目标若缺失无产阶级的主动渗入只会永久停靠于抽象的可能性阶段凝滞不动。质言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与无产阶级全体利益做代表，其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生相融，是得以被实践证明与判定了的科学理论体系。
三、第三重肯定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革命阶级服务的阶级意识
“一定时代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4]551革命阶级存在的前提在于生產力的空前发展使其自身成为破坏社会现存生产关系的巨大力量，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即不堪忍受的异己力量只能由这种无法享有任何财产权和社会福利，完全被挤压于社会之下，且居于人类大多数，因而不得不由与其他所有阶级产生最猛烈对击的阶级来承担。犹如马克思所言，有产者抑或无产者皆为人自我异化之形态，有产者于异化中深感满意与被强固，故将其看作强大其身之佐证，且得人为人之生存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6]。由此，共产主义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在此阶级中发挥作用，即捣毁现存状况现实、运动、彻底的革命阶级意识。其处处表现为对实际现状，即实在之历史联系认知之果，这恰恰是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一切阶级斗争中具备特殊位置之物：无产阶级事实上于真正科学中，于明确清晰认知现实中荣获自身最为尖锐之武器。因此，在阶级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唯物史观的作用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认清形势并在这种明晰的形势中根据自身的阶级地位采取一系列正确行动。而这种革命斗争之所以必要，不单单因为这是打碎现存统治阶级政权的唯一路径，同时也因只有在革命运动中打翻统治阶级的阶级才能担任起建构异于旧社会的使命。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于第三重肯定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即其意义为革命阶级服务的阶级意识。
新统治阶级企图接替旧阶级的统治，为达自身之目的便称自身之利为社会整体之利，表现在观念上即赋予自身之思想以普遍性模式，同时将其描述为唯一合乎理性且具备普遍意义之思想。这种行为并非荒谬无聊的文字游戏抑或诡辩，而必然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生存模式。无论是统治阶级为达其统治的长久，还是新阶级为争取更多异己阶层的力量，总是要使自身的意识形态以这样的一种面貌出现。一方面，统治阶级不得不借助语言，不得不借由经济、政治、法律这三种直接映射现实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为自身利益做辩护，因为这三者正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总体之基，这也是马克思之所以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把重点置于政治经济学与切实维护其经济关系的法思想之因。同时又借由一些抽象思辨的普遍理念去论证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成员的特殊利益。意识形态的这种遮蔽性和特殊阶级的这种障眼法使得语言成为思想悖论的避难所。语言既是表达观念与思想的日常工具，又是妨碍与干扰思想流通的工具;它被要求既阐释其所代表阶级神圣不可侵的利益，又致力于转移人们注意力于无所重要之物或方向上以便极力掩蔽其根本利益;它不只给予人们对于事物的判断能力，又强制人们在某些方面丧失这种能力;它在为人们思想领域供应确定性的同时划出了不得擅自进入的思想禁区。一言以蔽之，它只会让人们了知它乐意之物，却不会使人认知到危及其自身合理存在之物。特别是在宗教和哲学编织的幻想中，现实存在几乎消失了，“置身于现实世界中而又竭力忘记现实世界，难道这不正是意识形态本身颁布的‘绝对命令’吗？”[7]如斯所言，革命阶级得以如是作为，根源于其利益于初始阶段确与所有非统治阶级之利益密切相关，只因那时面对的现实情状与各类繁杂关系阻止其演化为非一般阶级之特殊利益。 以此观之，革命阶级利益于何种程度上与社会普遍利益相一致，于何种程度上与社会发展根本态势相一致，其便可于何种程度上集合一切人的力量，于何种程度上科学认识到阶级斗争基本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本质规律，其革命阶级意识便可于何种程度上具备科学性。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最初革命阶段其利益的确得以代表相当程度上的社会全体利益，其意识形态也相对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基本需求，具备相对科学性，譬如以斯密、李嘉图等为典型代表、维护产业资本、阐明劳动价值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本质规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亦如卢卡奇所示，资产阶级初期的革命史（例如法国大革命），不单单满身充斥着如是这般信任的激情之力与光辉之泽，且此种信任亦使得资产阶级之伟大科学见解（比如斯密经济学）无有狭隘与偏见，同时为力图追求至真之理灌注其见解以能量，从而使其得以毫无遮掩地表达一切认识之物。这种真理之得，乃悬置权力关系的后果，即指力图抛开一切权力关系而追求真理之历程。但自卡莱尔之社会批判以及西斯蒙第之危机理论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弱化程度与频率便飞速运转。各类陈旧过时而无有应用价值的思想方式与理论体系，皆可蜕化为各类意识形态，其功效则是遮蔽和阻碍而非揭示与阐述言行所具备的实际意义。其清晰且彻底地了知到由其所创制的一切教育、武器与神灵皆不可阻挡地回击与厌弃了其自身。于是，资产阶级再也无力凭借一己之力维护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此刻亟须无产阶级科学方法的引领——自然是被歪曲化的引领，帕尔乌斯与连施一事抑或白里安与米勒兰一事即最佳证明。在这里已然明显体现出资产阶级于意识形态上向唯物史观投降，譬如由伯恩施坦至帕尔乌斯的理论，自然是以不自觉或不肯承认的状态。只因正在进行着的经济学说不会再如同古典经济学说所身处的时代一般，乃立于纯粹资产阶级之上的产物。因此，唯物史观具备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功效，无产阶级乃使用迫使资产阶级自我认识的方式来夺取政权，这种自我认识必然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从内部开始出现问题。由此可见，正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始终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只表达对现存诸物的肯定，导致其意识形态必带有资产阶级偏见，必将歪曲一定客观存在的现实，必无法预见其未来发展态势，必为其阶级性不得不损害其科学性，从而沦为一种虚假意识，此即政治经济学理论何以逐步被庸俗化之根源，劳动者之利益何以被践踏、资本何以被视为财富源泉及生产目的之认识论根源。相反，无产阶级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指明，一切交替出现的历史状态皆为人类社会由低至高、由简至繁无穷发展演进进程中的枝节、片段，即其只具備暂时性。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渡阶段之一，绝非最后绝对之唯一形式，历史和现实运动的必然态势只能向共产主义前进。因为日益崛起并携带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无产阶级，并不能满足于仅在陈旧腐朽的资产阶级秩序内部被指定于它的有限位置。它代表了一类新的、与一类崭新的思想方式同时存有的经济观点、社会体制，而这种崭新的思想方式终将取代各类现存的得以阐释与说明这个世界的方式。因而，唯物史观借由揭示人类社会本质和基本发展规律而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时代里的武器，其科学性与正确性首先在于将这种方法论应用于自身。资产阶级强烈抵制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行为，与其说是纯粹局限性的表现不如说是其真实阶级本能的表现。其缘由在于对唯物史观的自觉认同于资产阶级而言便是自毁行为，在资产阶级中认可唯物史观科学真理的任何一员皆会因此丧失其阶级意识，因此丧失其得以合理维护自身利益之能力。另一则，于无产阶级而言，若在意识到唯物史观之科学性时依旧停滞不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认识工具，这同样亦是自杀，因为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实质正得以被规定于此种深度，即于此种斗争而言，理论与实践始终相一致，此时此刻，认识不过渡便即刻导致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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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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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6.
（责任编辑：木 衫）
[收稿日期]2019-10-11
[作者简介]沈楠（1992— ），女，陕西延安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