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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文革”小说《我们这一代》引发的风波中主要人物高斯相交甚笃。
“文革”期间，1971年我下放在苏北农村插队劳动，直到1975年，才被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后任江苏省出版局局长的高斯，调回出版社当编辑。那时被“文革”砸烂的出版社，房挤、人缺、没家底，可谓一副败相。多亏高斯排除万难，锐意开拓，没经多久，就使江苏的出版事业重新恢复生机。
高斯是新四军老报人，“文革”前曾任江苏《新华日报》总编辑，不仅文笔好，而且学识丰富，在书法、木刻、版画方面颇有造诣，为人也十分平易近人，是一位备受同仁敬重的多才多艺的领导。 1978年，他大胆放手让我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在《译林》因刊登西方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一位权威专家向中央“告状”，以至受到巨大政治压力之际，还是高斯，挺身向省委为《译林》申辩，坦承如有错误，全由他承担。身为领导勇于担责的这种态度，使我对高斯更加敬佩。
随后与他相处三十余年，彼此既是上下级，又是挚友。1999年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波涛上的足迹》时，他特意为该书写了一篇《涉难而知深浅》的序言，备加慰勉。2011年为祝贺他八十九岁生日，我不避献丑，曾作诗一首以贺：
动乱岁月笔易锄，蒙引出版改平生。 创刊译林挨闷棍，据理护弱正义伸。屡承教诲业粗成，相知情谊笃且深。 同跨耄耋师兼友，惟颂长寿扬心声。
他也赋诗一首回赠：
国际风云多变幻，有赖远见卓识看。辛勤从事植译林，三十而立成新业。为文豪爽通要处，句读疵点不避回。近年写作具匠心，大家气度当无愧。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继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谢宏同志，也对此凑趣和诗一首：
一事足可慰平生，难得二老半世情。耄耋驱鞭走百年，相扶相成好姓名。
这些喜庆时的互相唱和，虽多客气赞誉，但我对高斯的吟诵，确是发自内心的崇敬。特别是1976年前后在江苏发生的“文革小说《我们这一代》事件”，他那种坦荡的心胸和严己宽人的品格，一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引争议
1975年“四人帮”还在当权期间，江苏东辛农场插队知青卢群，根据他回到苏州参加造反派的见闻，写出了近40万字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当时正值“四人帮”鼓吹“反击右倾翻案风”，江苏省农垦局下属机构的一名科长，将这部小说书稿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荐。出版社的编辑，觉得小说的内容符合当时的出版要求，决定接受。后经省出版局副局长兼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鲁光审阅同意，于1976年春公开出版，共印了16万册。
“四人帮”刚垮台时，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许家屯，曾对批判“四人帮”采取观望态度。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进入1977年，许家屯突然以超积极的姿态，在江苏大张旗鼓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并令人费解地提出，要把批判小说《我们这一代》，当作江苏肃清“四人帮”流毒的“突破口”。
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出版适应“四人帮”要求的小说，是当时客观形势所致，许多出版社都存在这种现象。尽管如此，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还是遵照省委的指示，认真调查此书出版的每一个环节，并在全局广泛开展了批判《我们这一代》的活动。不料起初推荐出版这部小说的农垦局，在1977年9月竟向省委报告，认为《我们这一代》是“反革命小说”，随后那名科长更直接上书许家屯，指责省出版局抗拒省委指示，消极对待批判这部小说。这一下又把批判这部小说的火候升级了。许家屯立即批示，严令出版局追查出版这部小说有何反革命背景，还召开了省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发动全省批判这部小说。
这一事件，对当时江苏出版界带来了极大震动，出版局领导差一点为它丢官。更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家屯竟决定提拔农垦局那名写信点火的科长，到出版局担任副局长。凭一封告状信就能升官，这种反常做法，理所当然遭到出版局的坚决抵制而未得逞。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后来查清《我们这一代》是虛构的小说，观点有错误，但作者、编辑和终审人，都与“四人帮”没有瓜葛，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革命小说”。许家屯无非借题发挥，想表现一下自己是如何坚决揭批“四人帮”，并企图借此冲淡江苏一开始揭批不力的印象。
这件事是高斯生前亲口向我叙述，后来我又从他尚未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搞彻查
《我们这一代》这部小说创作于1974年，出版于“四人帮”横行的1976年初。那时流行出版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江苏人民出版社面对这种形势，也打算出版这部作品，出版后，还发表了三篇评论予以吹捧，这当然是错误的。“四人帮”垮台后，批判这本书，肃清其流毒，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省委的指示，江苏出版局对《我们这一代》（下简称《一代》）的出笼经过，进行了两次排查，第一次是1977年9月到11月，进行了两个月的内查外调，向省委写了第一次清查情况报告。第二次是1978年7月到11月，又搞了三个月左右的调查，并花了十天时间召集相关同志进行排查，听取批评，又写了小结上报。 江苏出版局认为，省委抓住《一代》这本小说，要求出版部门揭批“四人帮”的流毒，批判我们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正确的，坚决拥护。高斯还表示，在党组整风期间，他和此书终审的副局长鲁光同志，对有些问题是有不同看法，但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党组对出版《一代》这个严重政治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认识。他是党组一把手，理应承担领导责任。但强调出版局从来没有在批判《一代》问题上对抗省委。尽管思想上还有想不通的问题，但对于省委的指示，还是坚决执行的。
出版局何以强调“没有对抗省委”？又为什么存在“想不通的问题”？原来这跟当时省委书记许家屯的一些反常做法有关。1979年1月17日江苏省委工作会议上，高斯对此做了直率的发言，主要谈了《一代》这本小说，内容严重错误，把它作为反面教材是应该的。但是对于这本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是否也应该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这本小说固然应该，但是否一定要将它当作江苏“揭批四人帮的突破口”，在全省那么大规模地公开批？实际效果证明，这两点都值得重新认识。1978年下半年起，全省公开批判这本小说，许家屯作过三次批示，定性它是反革命小说。出版局虽也按照这顶帽子开展批判，但一直认为，反革命是敌我性质，如此上纲心存问号。最后调查下来，作者是个农场插队知青，1973年写作，是想反映苏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历程。投稿是1975年。查清此书既不是“四人帮”帮派所策划，作者、责任编辑、审稿签发的同志，也都没有发现与“四人帮”帮派有牵连。 高斯认为，作品和作者，毕竟还有不同。即使小说是阴谋文艺，也可以在批判中，看看事实真相和有关人员的态度，再作恰当的定论。譬如浩然的中篇小说《三把火》，当时曾被认为是阴谋文艺，但作者作了较好的检查后也就算了。尽管我们从农垦局的“揭发”报告中，对此书扣上“反革命”这顶帽子想不通，但为了揭批“四人帮”的大局，还是执行了省委的指示，宁可自己批得重一点。然而，省委只凭农垦局单方面出尔反尔的报告，就定下“反革命”的框框发动全省批判，恐怕太重了。
这本小说的内容、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毕竟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真人真事。把批这样一本小说，作为全省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重点，是否就能清算“四人帮”的罪行，解决江苏“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其实许多人根本没看过这本小说，当时省级机关反映批不下去，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都有此反映。打揭批“第三战役”，省委是否应该去抓更有普遍性的现实典型？对批判《一代》是否有偏听偏信、处理不公的问题？
1975年底出版社举办《一代》第一次审稿学习班时，省农垦局包括东辛农场都是积极支持这本书的。农垦局有名科长在会上讲，他们所属农场有个知青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要求出版社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可是“四人帮”垮台后，这名科长又立刻把出版此书上纲为“严重的反革命问题”。农垦局也向省委写个报告（报告没有跟出版局见面），把自己放在完全正确的地位，不经调查研究，就确定作者别有用心搞阴谋，甚至采取变相的逼供信，还要追究所谓后台。
搅浑水
直到作者来信反映他很紧张苦恼，出版局才从有关部门设法看到了农垦局的报告和许家屯的批示，并根据批示组织调查和内部批判。奇怪的是，许家屯的几次批示，批了我们，又不让我们看。1978年3月，农垦局那名科长到南京开会，并来到高斯家里。高表明出版局正在进行调查，组织内部批判，强调说明出这本书，主要责任在我们，请农场慎重对待作者。一等我们调查清楚，就立即和农场联系，请这名科长向农垦局领导如实反映。谁知后来这名科长向许家屯写信，竟说出版局在“对抗省委”，于是引起了许家屯的第二次批示。可以说，省委负责同志不了解下情，上了这名科长的当。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许家屯多次批示，大会、小会上一再动员批判《一代》，还点名出版局思想不通，不抓批判。可是从1977年9月农垦局打报告，到1978年5月那名科长给许家屯写信这么长时间里，省委却从来没有找出版局任何人问问情况。且不谈农垦局科长的信口夸大不实之处，其动机也值得分析。仅就此人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来说，也多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有的更是无中生有。比如小说里造反派唱的歌中，有“今天是农场的小青松，明天是国家的栋梁材”这样歌词，他的文章就说这是“阴谋篡夺党与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何要如此用棍子、帽子对准一个有错误但不是敌我矛盾的青年作者？为什么对兄弟单位搞突然袭击，向省委诬告“对抗领导”？省委在这件事上偏听偏信，对部门干部有亲疏之分，使出版部门完全处在一个被告的地位，连申述的机会都得不到。
突然有一天，宣传部通知高斯，农垦局那名科长要到出版局当副局长，协助高斯抓运动。因为事先毫无征兆，吓了高斯一跳。宣传部负责人讲，这是组织部几位部长谈定的，不能提意见。高斯赶紧告诉党组同志，他们也吓了一跳。有的说，来了二把手夺权来了。有的说，老高，你反正有病，趁此告病吧！
那几天，出版局里议论纷纷，没人安心工作了。有的同志说，一封诬告信就当上副局长，官太容易做了；也有同志说，让他来，看哪个日子好过。
高斯一面腾出房间，放办公桌，一面不得已，直接去找省委周泽书记说明了一切。后来组织部白林同志也向周泽同志谈了，这才改变决定，把这名科长分到研究所去了。
后来事情得到澄清，高斯说，受党组同志的委托，我还是要在党的会议上坦率直言，对我们的错误也做个检讨。希望省委尽快地采取措施，加强出版局的领导。出版工作任务繁重，我个人水平太低，实在不能胜任出版局的担子，因此把我调离出版部门是必要的。我完全是从有利于大局出发的。我想，就是犯了错误也要光明磊落，对党交心，请省委相信我的诚意。
无结论
因为没有查出此书的出版与“四人帮”有任何组织和政治牵连，许家屯发动的这场大批判运动，结果既无结论，也未作澄清，就不声不响地草草收场了。
这事件，或许只是江苏出版史中的一个插曲。如今事过境迁，人们早已淡忘，高斯也已作古。但回想起来，再联系随后几十年的变化，我不禁萌发出几点感慨。
其一、跟风出版乃出版之大忌。“文革”时期曾出现一个新词——“风派”，指的是根据政治风向随风倒的人。后来“跟风”这种现象，扩展到其他领域，社会上一出现什么时髦潮流，就有人一窝蜂地紧跟仿效，出版界当然也不例外。有些人不走正道走小道，以至造成认知误判；有的则出于急功近利，以至出现乱跟风，滥跟风，甚至错跟歪风出了糟粕。江苏出版小说《我们这一代》，就是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跟风出版的产物，其后果，对出版事业难免造成伤害。
令人叹息的是，跟风出版这种现象，在当今出版界并未消失，只是跟风出版的形式变了。有些出版人，以前喜欢跟政治风，现在更多的则是跟金钱风，跟低俗风，跟傍名风。历史告诉人们，搞出版，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传承优秀文化。出版人切不可淡忘历史教训，重蹈跟风出版酿成大错的覆辙。
其二、高斯正直坦荡的品格令人崇敬。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知青，编辑和审稿都另有其人，事件与高斯无直接牵连。他倘若怀有私心，为了保己迎上，本可以秉承许家屯的旨意，大搞靠边排查、人人自危那一套，这样的领导不是没有过。但是高斯没有这样做。
为了尊重事实真相，他多次派人深入调查，厘清过程中每一细节。当确信当事人与“四人帮”并无牵连后，为了不诬陷一个有错误但并非敌人的知青作者，他甘冒风险，向许家屯申诉力辩，并为此蒙受巨大压力与委屈。此事过去之后，高斯虽然没有离职，但据说因为他冒犯了许家屯，日子不好过。不仅工作上常感受压，就连省委本已内定调他去宣传部任职，也因许家屯个人作梗而作罢。尽管如此，他依然尽心尽责全力做好出版工作，在艰难的环境下，为江苏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曾被选为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并荣获出版界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高斯同志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格，值得后人铭记。
其三、向来恃权投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许家屯身为省委书记，“文革”中曾被造反派无情批斗，尝过被整之苦。重新掌权后，本应汲取“文革”的教训，但他在揭批“四人帮”中，依然抱着投机钻营的心理，不惜恃权轻率整人。许家屯在批小说《我们这一代》中的表现，联系到此人后来从香港出走异国，自绝于人民的行为，充分表明：恃权投机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
值此高斯同志逝世近两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出版历史，既是表达对高斯同志的怀念，更是希望通过这事件得到的经验教训，能够让更多的人受到启迪。
在1996年12月出版的《江苏省志· 出版志》中，对这起亊件曾有如下记载：“1978年，正当人们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以极大的热情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的时候，省委个别负责人批示要批判197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我们这一代》，把它作为全省揭批‘四人帮’罪行第三战役的突破口，并发动省级机关和各地市县进行批判。一时在出版界、文化界搞得人心惶惶，思想混乱。当时出版局党组认为，这部小说，为‘文革’初期‘造反有理’的谬论张目，在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但出版局已作过处理，并停止了该书的发行。把这部作品冠以‘反革命’的帽子，还要追查作者、编辑和出版社负责人的政治背景，这实际上是以左反‘左’。面对强大的压力，局党组没有搞扩大化，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这场大批判，以后还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对个别省委负责人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省委亦实事求是地作了纠正，没有造成恶果。”
“文革”期间，1971年我下放在苏北农村插队劳动，直到1975年，才被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后任江苏省出版局局长的高斯，调回出版社当编辑。那时被“文革”砸烂的出版社，房挤、人缺、没家底，可谓一副败相。多亏高斯排除万难，锐意开拓，没经多久，就使江苏的出版事业重新恢复生机。
高斯是新四军老报人，“文革”前曾任江苏《新华日报》总编辑，不仅文笔好，而且学识丰富，在书法、木刻、版画方面颇有造诣，为人也十分平易近人，是一位备受同仁敬重的多才多艺的领导。 1978年，他大胆放手让我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在《译林》因刊登西方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一位权威专家向中央“告状”，以至受到巨大政治压力之际，还是高斯，挺身向省委为《译林》申辩，坦承如有错误，全由他承担。身为领导勇于担责的这种态度，使我对高斯更加敬佩。
随后与他相处三十余年，彼此既是上下级，又是挚友。1999年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波涛上的足迹》时，他特意为该书写了一篇《涉难而知深浅》的序言，备加慰勉。2011年为祝贺他八十九岁生日，我不避献丑，曾作诗一首以贺：
动乱岁月笔易锄，蒙引出版改平生。 创刊译林挨闷棍，据理护弱正义伸。屡承教诲业粗成，相知情谊笃且深。 同跨耄耋师兼友，惟颂长寿扬心声。
他也赋诗一首回赠：
国际风云多变幻，有赖远见卓识看。辛勤从事植译林，三十而立成新业。为文豪爽通要处，句读疵点不避回。近年写作具匠心，大家气度当无愧。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继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谢宏同志，也对此凑趣和诗一首：
一事足可慰平生，难得二老半世情。耄耋驱鞭走百年，相扶相成好姓名。
这些喜庆时的互相唱和，虽多客气赞誉，但我对高斯的吟诵，确是发自内心的崇敬。特别是1976年前后在江苏发生的“文革小说《我们这一代》事件”，他那种坦荡的心胸和严己宽人的品格，一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引争议
1975年“四人帮”还在当权期间，江苏东辛农场插队知青卢群，根据他回到苏州参加造反派的见闻，写出了近40万字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当时正值“四人帮”鼓吹“反击右倾翻案风”，江苏省农垦局下属机构的一名科长，将这部小说书稿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荐。出版社的编辑，觉得小说的内容符合当时的出版要求，决定接受。后经省出版局副局长兼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鲁光审阅同意，于1976年春公开出版，共印了16万册。
“四人帮”刚垮台时，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许家屯，曾对批判“四人帮”采取观望态度。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进入1977年，许家屯突然以超积极的姿态，在江苏大张旗鼓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并令人费解地提出，要把批判小说《我们这一代》，当作江苏肃清“四人帮”流毒的“突破口”。
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出版适应“四人帮”要求的小说，是当时客观形势所致，许多出版社都存在这种现象。尽管如此，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还是遵照省委的指示，认真调查此书出版的每一个环节，并在全局广泛开展了批判《我们这一代》的活动。不料起初推荐出版这部小说的农垦局，在1977年9月竟向省委报告，认为《我们这一代》是“反革命小说”，随后那名科长更直接上书许家屯，指责省出版局抗拒省委指示，消极对待批判这部小说。这一下又把批判这部小说的火候升级了。许家屯立即批示，严令出版局追查出版这部小说有何反革命背景，还召开了省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发动全省批判这部小说。
这一事件，对当时江苏出版界带来了极大震动，出版局领导差一点为它丢官。更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家屯竟决定提拔农垦局那名写信点火的科长，到出版局担任副局长。凭一封告状信就能升官，这种反常做法，理所当然遭到出版局的坚决抵制而未得逞。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后来查清《我们这一代》是虛构的小说，观点有错误，但作者、编辑和终审人，都与“四人帮”没有瓜葛，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革命小说”。许家屯无非借题发挥，想表现一下自己是如何坚决揭批“四人帮”，并企图借此冲淡江苏一开始揭批不力的印象。
这件事是高斯生前亲口向我叙述，后来我又从他尚未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搞彻查
《我们这一代》这部小说创作于1974年，出版于“四人帮”横行的1976年初。那时流行出版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江苏人民出版社面对这种形势，也打算出版这部作品，出版后，还发表了三篇评论予以吹捧，这当然是错误的。“四人帮”垮台后，批判这本书，肃清其流毒，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省委的指示，江苏出版局对《我们这一代》（下简称《一代》）的出笼经过，进行了两次排查，第一次是1977年9月到11月，进行了两个月的内查外调，向省委写了第一次清查情况报告。第二次是1978年7月到11月，又搞了三个月左右的调查，并花了十天时间召集相关同志进行排查，听取批评，又写了小结上报。 江苏出版局认为，省委抓住《一代》这本小说，要求出版部门揭批“四人帮”的流毒，批判我们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正确的，坚决拥护。高斯还表示，在党组整风期间，他和此书终审的副局长鲁光同志，对有些问题是有不同看法，但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党组对出版《一代》这个严重政治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认识。他是党组一把手，理应承担领导责任。但强调出版局从来没有在批判《一代》问题上对抗省委。尽管思想上还有想不通的问题，但对于省委的指示，还是坚决执行的。
出版局何以强调“没有对抗省委”？又为什么存在“想不通的问题”？原来这跟当时省委书记许家屯的一些反常做法有关。1979年1月17日江苏省委工作会议上，高斯对此做了直率的发言，主要谈了《一代》这本小说，内容严重错误，把它作为反面教材是应该的。但是对于这本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是否也应该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这本小说固然应该，但是否一定要将它当作江苏“揭批四人帮的突破口”，在全省那么大规模地公开批？实际效果证明，这两点都值得重新认识。1978年下半年起，全省公开批判这本小说，许家屯作过三次批示，定性它是反革命小说。出版局虽也按照这顶帽子开展批判，但一直认为，反革命是敌我性质，如此上纲心存问号。最后调查下来，作者是个农场插队知青，1973年写作，是想反映苏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历程。投稿是1975年。查清此书既不是“四人帮”帮派所策划，作者、责任编辑、审稿签发的同志，也都没有发现与“四人帮”帮派有牵连。 高斯认为，作品和作者，毕竟还有不同。即使小说是阴谋文艺，也可以在批判中，看看事实真相和有关人员的态度，再作恰当的定论。譬如浩然的中篇小说《三把火》，当时曾被认为是阴谋文艺，但作者作了较好的检查后也就算了。尽管我们从农垦局的“揭发”报告中，对此书扣上“反革命”这顶帽子想不通，但为了揭批“四人帮”的大局，还是执行了省委的指示，宁可自己批得重一点。然而，省委只凭农垦局单方面出尔反尔的报告，就定下“反革命”的框框发动全省批判，恐怕太重了。
这本小说的内容、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毕竟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真人真事。把批这样一本小说，作为全省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重点，是否就能清算“四人帮”的罪行，解决江苏“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其实许多人根本没看过这本小说，当时省级机关反映批不下去，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都有此反映。打揭批“第三战役”，省委是否应该去抓更有普遍性的现实典型？对批判《一代》是否有偏听偏信、处理不公的问题？
1975年底出版社举办《一代》第一次审稿学习班时，省农垦局包括东辛农场都是积极支持这本书的。农垦局有名科长在会上讲，他们所属农场有个知青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要求出版社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可是“四人帮”垮台后，这名科长又立刻把出版此书上纲为“严重的反革命问题”。农垦局也向省委写个报告（报告没有跟出版局见面），把自己放在完全正确的地位，不经调查研究，就确定作者别有用心搞阴谋，甚至采取变相的逼供信，还要追究所谓后台。
搅浑水
直到作者来信反映他很紧张苦恼，出版局才从有关部门设法看到了农垦局的报告和许家屯的批示，并根据批示组织调查和内部批判。奇怪的是，许家屯的几次批示，批了我们，又不让我们看。1978年3月，农垦局那名科长到南京开会，并来到高斯家里。高表明出版局正在进行调查，组织内部批判，强调说明出这本书，主要责任在我们，请农场慎重对待作者。一等我们调查清楚，就立即和农场联系，请这名科长向农垦局领导如实反映。谁知后来这名科长向许家屯写信，竟说出版局在“对抗省委”，于是引起了许家屯的第二次批示。可以说，省委负责同志不了解下情，上了这名科长的当。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许家屯多次批示，大会、小会上一再动员批判《一代》，还点名出版局思想不通，不抓批判。可是从1977年9月农垦局打报告，到1978年5月那名科长给许家屯写信这么长时间里，省委却从来没有找出版局任何人问问情况。且不谈农垦局科长的信口夸大不实之处，其动机也值得分析。仅就此人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来说，也多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有的更是无中生有。比如小说里造反派唱的歌中，有“今天是农场的小青松，明天是国家的栋梁材”这样歌词，他的文章就说这是“阴谋篡夺党与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何要如此用棍子、帽子对准一个有错误但不是敌我矛盾的青年作者？为什么对兄弟单位搞突然袭击，向省委诬告“对抗领导”？省委在这件事上偏听偏信，对部门干部有亲疏之分，使出版部门完全处在一个被告的地位，连申述的机会都得不到。
突然有一天，宣传部通知高斯，农垦局那名科长要到出版局当副局长，协助高斯抓运动。因为事先毫无征兆，吓了高斯一跳。宣传部负责人讲，这是组织部几位部长谈定的，不能提意见。高斯赶紧告诉党组同志，他们也吓了一跳。有的说，来了二把手夺权来了。有的说，老高，你反正有病，趁此告病吧！
那几天，出版局里议论纷纷，没人安心工作了。有的同志说，一封诬告信就当上副局长，官太容易做了；也有同志说，让他来，看哪个日子好过。
高斯一面腾出房间，放办公桌，一面不得已，直接去找省委周泽书记说明了一切。后来组织部白林同志也向周泽同志谈了，这才改变决定，把这名科长分到研究所去了。
后来事情得到澄清，高斯说，受党组同志的委托，我还是要在党的会议上坦率直言，对我们的错误也做个检讨。希望省委尽快地采取措施，加强出版局的领导。出版工作任务繁重，我个人水平太低，实在不能胜任出版局的担子，因此把我调离出版部门是必要的。我完全是从有利于大局出发的。我想，就是犯了错误也要光明磊落，对党交心，请省委相信我的诚意。
无结论
因为没有查出此书的出版与“四人帮”有任何组织和政治牵连，许家屯发动的这场大批判运动，结果既无结论，也未作澄清，就不声不响地草草收场了。
这事件，或许只是江苏出版史中的一个插曲。如今事过境迁，人们早已淡忘，高斯也已作古。但回想起来，再联系随后几十年的变化，我不禁萌发出几点感慨。
其一、跟风出版乃出版之大忌。“文革”时期曾出现一个新词——“风派”，指的是根据政治风向随风倒的人。后来“跟风”这种现象，扩展到其他领域，社会上一出现什么时髦潮流，就有人一窝蜂地紧跟仿效，出版界当然也不例外。有些人不走正道走小道，以至造成认知误判；有的则出于急功近利，以至出现乱跟风，滥跟风，甚至错跟歪风出了糟粕。江苏出版小说《我们这一代》，就是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跟风出版的产物，其后果，对出版事业难免造成伤害。
令人叹息的是，跟风出版这种现象，在当今出版界并未消失，只是跟风出版的形式变了。有些出版人，以前喜欢跟政治风，现在更多的则是跟金钱风，跟低俗风，跟傍名风。历史告诉人们，搞出版，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传承优秀文化。出版人切不可淡忘历史教训，重蹈跟风出版酿成大错的覆辙。
其二、高斯正直坦荡的品格令人崇敬。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知青，编辑和审稿都另有其人，事件与高斯无直接牵连。他倘若怀有私心，为了保己迎上，本可以秉承许家屯的旨意，大搞靠边排查、人人自危那一套，这样的领导不是没有过。但是高斯没有这样做。
为了尊重事实真相，他多次派人深入调查，厘清过程中每一细节。当确信当事人与“四人帮”并无牵连后，为了不诬陷一个有错误但并非敌人的知青作者，他甘冒风险，向许家屯申诉力辩，并为此蒙受巨大压力与委屈。此事过去之后，高斯虽然没有离职，但据说因为他冒犯了许家屯，日子不好过。不仅工作上常感受压，就连省委本已内定调他去宣传部任职，也因许家屯个人作梗而作罢。尽管如此，他依然尽心尽责全力做好出版工作，在艰难的环境下，为江苏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曾被选为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并荣获出版界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高斯同志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格，值得后人铭记。
其三、向来恃权投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许家屯身为省委书记，“文革”中曾被造反派无情批斗，尝过被整之苦。重新掌权后，本应汲取“文革”的教训，但他在揭批“四人帮”中，依然抱着投机钻营的心理，不惜恃权轻率整人。许家屯在批小说《我们这一代》中的表现，联系到此人后来从香港出走异国，自绝于人民的行为，充分表明：恃权投机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
值此高斯同志逝世近两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出版历史，既是表达对高斯同志的怀念，更是希望通过这事件得到的经验教训，能够让更多的人受到启迪。
在1996年12月出版的《江苏省志· 出版志》中，对这起亊件曾有如下记载：“1978年，正当人们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以极大的热情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的时候，省委个别负责人批示要批判197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我们这一代》，把它作为全省揭批‘四人帮’罪行第三战役的突破口，并发动省级机关和各地市县进行批判。一时在出版界、文化界搞得人心惶惶，思想混乱。当时出版局党组认为，这部小说，为‘文革’初期‘造反有理’的谬论张目，在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但出版局已作过处理，并停止了该书的发行。把这部作品冠以‘反革命’的帽子，还要追查作者、编辑和出版社负责人的政治背景，这实际上是以左反‘左’。面对强大的压力，局党组没有搞扩大化，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这场大批判，以后还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对个别省委负责人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省委亦实事求是地作了纠正，没有造成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