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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历届政府推行其国家安全施政理念的重要文告。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案》，规定美国总统每年应当发布（或修订）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自1987年以来已先后发布了16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并为这份战略报告的出台发表演讲介绍主旨。
在这份战略文本中，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主基调，以“结果导向”的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渲染了美国正遭受的“多元化”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朝鲜、伊朗等“流氓政权”寻求核武器，中东激进恐怖主义组织扩张，中国、俄罗斯等“战略对手”意图侵蚀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国内由于边境管控不力导致犯罪和毒品猖獗，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带来经济和就业损失，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分担的集体防务开支存在不公平问题。报告中罕见地33次提到中國，并把中、俄定为美国未来战略竞争对手，誓言将取得与中俄战略竞争的最终胜利。虽然特朗普的演讲有意淡化了与中俄开展新冷战的色彩，但这份报告的指标意义仍不容忽视。
美式霸权具有逻辑惯性
为维护美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报告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保护美国国土、人民的安全及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繁荣；以军事实力维护和平；提升美国全球影响力。美国智库学者认为，报告试图达成三个平衡：一是打上美国优先标签的现实主义与美国例外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平衡；二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手段和举措之间的平衡；三是回应国内支持者诉求和国外盟友体系之间的平衡。但特朗普看似面面俱到、左右逢源的两面手法，却有可能使特朗普政府陷入既要迎合国内建制派和选民又要四面树敌，既要将中俄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又不得不与中俄等大国开展合作的尴尬境地，甚至陷入想两面讨好却又左支右绌最终透支其国内外信任资源的局面。因此，不难发现，国家安全报告的内容与特朗普的演讲表态有所脱节，即报告文本中针对中俄的咄咄逼人和特朗普的缓和语调之间的明显差异，尤其是特朗普专门提到前不久美国中情局帮助俄罗斯反恐的插曲，并强调将继续与中俄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这种脱节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方面的焦虑与纠结。
特朗普政府的焦虑和纠结，来自于美式霸权的逻辑惯性。美国开国精英奠定的崇尚自由、美国例外主义的精神理念，独特的地缘优势，世界超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长期以来造就了倾向于追求绝对安全的美式霸权，以小布什政府时期“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发动对外战争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式霸权意在绝对掌控美国主导的世界，否则世界在美国人的眼中就是不安全的。因此，当世界上任何一支力量或者一个国家如果发展得太快且不能为美国所掌控的话，就会被美国认为对其霸权构成了挑战，就会被美国贴上对手甚至敌人的标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浸透了中国人民的辛劳与汗水。中国的和平崛起，既在造福中国人民，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为维护地区与全球和平提供了重要保证。进入21世纪以来，为协调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中国与美国持续建立了战略、安全、经贸、网络、人文等领域的高级别对话磋商机制。但不管中国表现得多么努力，在一些美国政治精英的眼中，却总是将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其所谓的“流氓政权”、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相提并论，足见其霸道而又畸形的惯性思维。
建制派精英的战略选择走向窄化
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地缘结构等多种因素的惯性影响，大国关系之间的心理调适期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大国之间综合实力的消长却被美国政客认为是中俄等大国在有意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地位，将美国相对衰落的客观事实喧嚷成为中俄等有意为之的阴谋，说到底，体现了美国建制派精英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美国相对衰落的无奈。从历史上看，美国例外主义、“山巅之国”的自我优越感一旦受到影响，民粹主义便会沉渣泛起。
正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柯白（Robert Kapp）博士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所言：一直以来，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隐藏着一种源自19世纪的扭曲，认为无论是物质上、医学上还是道德上，中国都是散发着有毒甚至危险气息的源头。这并不是当今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主流看法，在美国大众的想象中，对中国及其人民依然有着许多良好观感。于是，他个人认为，这种恼人的中国潜在威胁论，依然是一股可能引起大众不安情绪的不稳定暗流，也可能引起政治意义上的动荡。
声称中俄等大国侵蚀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扬言同时与中俄展开战略竞争，说明美国建制派精英的战略选择空间正在走向自我窄化。遵循霸权逻辑，依然维护不合理的国际发展质量的等差序列，是特朗普执政团队展现所谓积极的竞争姿态，本质上却为美国继续介入、干涉国际事务及动员盟友伙伴资源寻求突破，并为其主导未来的国际合作埋下的伏笔。
警惕美方极端化的战略动向
竞争是大国之间关系的常态，而战争与冲突则是竞争的极端表现。以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推动全球化走向新的阶段，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犯罪、核扩散等跨国安全威胁越来越需要大国之间的紧密合作。
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大大被削弱之后，美国国内和中东地区已没有迫在眉睫的反恐战争牵制其战略资源；宣布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意图消解国际多边机制对“美国优先”政策的束缚；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增加国防开支，扩充常规军力，更新核武库，发展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尖端科技，特朗普政府势将更加重视打造美国超强的硬实力。当美国再一次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者，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加紧布局时，中国就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特朗普政府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必须着眼大国关系长远发展，主动塑造有利于中国梦顺利实现的外部战略环境，应对美国等世界大国既有战略竞争又有战略合作的双轨路线。
一是警惕美国有意布局的国家竞争战略。美国并不缺少与大国展开战略竞争的资源、力量和经验。一战、二战期间，美国与欧洲崛起大国和敌对国家展开了多年的战争较量与海权竞争，积累了干涉世界事务的丰富经验。冷战期间，美国针对苏联制定了长期的竞争战略，尤其是提出的基于成本强加的大国竞争战略，将苏联拉上了大规模军备竞赛的轨道，并通过战略传播、干涉渗透、技术封锁、经济制裁等手段与苏联开展对抗。苏联的解体，让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自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不战而胜”。
二是警惕美式霸权的机会主义蠢动。特朗普曾经是善于投机的精明商人，他治下的政府可能会采取一切利己的办法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包括强化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在朝鲜半岛、中东地区、南海等战略敏感地带激化矛盾，把中俄拖入地缘安全的泥淖，美国则可趁机从中渔利。但应看到，美国继续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打压所谓“战略对手”，或许可以取得一些战术上的小胜，但将进一步侵蚀其国际道义资源和大国形象，从而在战略后果上损失更多。
即使中国未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但在科技创新、文化影响、金融服务等领域仍与美国客观存在一定差距。因而，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核心，不仅仅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之间的竞争，更是制度、文化、战略绩效之间的竞争。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塑造，中国正在以共享发展方式致力于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进步，始终强调坚守国际道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深化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安全等领域合作的过程中，求同存异，更要增同化异，做大全球共同利益的蛋糕，丰富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发展内涵。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相互竞争，更离不开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塑造出良性竞合的战略互动关系，既是两国之幸，也是世界之福。同时，警惕和彻底放弃充斥着“零和”博弈战略动向，不仅是国家间实现和谐发展，共同赢得发展未来的时代要求，更是在人类思想进步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出路。
（摘自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在这份战略文本中，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主基调，以“结果导向”的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渲染了美国正遭受的“多元化”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朝鲜、伊朗等“流氓政权”寻求核武器，中东激进恐怖主义组织扩张，中国、俄罗斯等“战略对手”意图侵蚀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国内由于边境管控不力导致犯罪和毒品猖獗，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带来经济和就业损失，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分担的集体防务开支存在不公平问题。报告中罕见地33次提到中國，并把中、俄定为美国未来战略竞争对手，誓言将取得与中俄战略竞争的最终胜利。虽然特朗普的演讲有意淡化了与中俄开展新冷战的色彩，但这份报告的指标意义仍不容忽视。
美式霸权具有逻辑惯性
为维护美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报告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保护美国国土、人民的安全及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繁荣；以军事实力维护和平；提升美国全球影响力。美国智库学者认为，报告试图达成三个平衡：一是打上美国优先标签的现实主义与美国例外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平衡；二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手段和举措之间的平衡；三是回应国内支持者诉求和国外盟友体系之间的平衡。但特朗普看似面面俱到、左右逢源的两面手法，却有可能使特朗普政府陷入既要迎合国内建制派和选民又要四面树敌，既要将中俄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又不得不与中俄等大国开展合作的尴尬境地，甚至陷入想两面讨好却又左支右绌最终透支其国内外信任资源的局面。因此，不难发现，国家安全报告的内容与特朗普的演讲表态有所脱节，即报告文本中针对中俄的咄咄逼人和特朗普的缓和语调之间的明显差异，尤其是特朗普专门提到前不久美国中情局帮助俄罗斯反恐的插曲，并强调将继续与中俄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这种脱节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方面的焦虑与纠结。
特朗普政府的焦虑和纠结，来自于美式霸权的逻辑惯性。美国开国精英奠定的崇尚自由、美国例外主义的精神理念，独特的地缘优势，世界超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长期以来造就了倾向于追求绝对安全的美式霸权，以小布什政府时期“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发动对外战争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式霸权意在绝对掌控美国主导的世界，否则世界在美国人的眼中就是不安全的。因此，当世界上任何一支力量或者一个国家如果发展得太快且不能为美国所掌控的话，就会被美国认为对其霸权构成了挑战，就会被美国贴上对手甚至敌人的标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浸透了中国人民的辛劳与汗水。中国的和平崛起，既在造福中国人民，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为维护地区与全球和平提供了重要保证。进入21世纪以来，为协调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中国与美国持续建立了战略、安全、经贸、网络、人文等领域的高级别对话磋商机制。但不管中国表现得多么努力，在一些美国政治精英的眼中，却总是将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其所谓的“流氓政权”、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相提并论，足见其霸道而又畸形的惯性思维。
建制派精英的战略选择走向窄化
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地缘结构等多种因素的惯性影响，大国关系之间的心理调适期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大国之间综合实力的消长却被美国政客认为是中俄等大国在有意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地位，将美国相对衰落的客观事实喧嚷成为中俄等有意为之的阴谋，说到底，体现了美国建制派精英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美国相对衰落的无奈。从历史上看，美国例外主义、“山巅之国”的自我优越感一旦受到影响，民粹主义便会沉渣泛起。
正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柯白（Robert Kapp）博士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所言：一直以来，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隐藏着一种源自19世纪的扭曲，认为无论是物质上、医学上还是道德上，中国都是散发着有毒甚至危险气息的源头。这并不是当今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主流看法，在美国大众的想象中，对中国及其人民依然有着许多良好观感。于是，他个人认为，这种恼人的中国潜在威胁论，依然是一股可能引起大众不安情绪的不稳定暗流，也可能引起政治意义上的动荡。
声称中俄等大国侵蚀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扬言同时与中俄展开战略竞争，说明美国建制派精英的战略选择空间正在走向自我窄化。遵循霸权逻辑，依然维护不合理的国际发展质量的等差序列，是特朗普执政团队展现所谓积极的竞争姿态，本质上却为美国继续介入、干涉国际事务及动员盟友伙伴资源寻求突破，并为其主导未来的国际合作埋下的伏笔。
警惕美方极端化的战略动向
竞争是大国之间关系的常态，而战争与冲突则是竞争的极端表现。以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推动全球化走向新的阶段，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犯罪、核扩散等跨国安全威胁越来越需要大国之间的紧密合作。
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大大被削弱之后，美国国内和中东地区已没有迫在眉睫的反恐战争牵制其战略资源；宣布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意图消解国际多边机制对“美国优先”政策的束缚；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增加国防开支，扩充常规军力，更新核武库，发展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尖端科技，特朗普政府势将更加重视打造美国超强的硬实力。当美国再一次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者，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加紧布局时，中国就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特朗普政府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必须着眼大国关系长远发展，主动塑造有利于中国梦顺利实现的外部战略环境，应对美国等世界大国既有战略竞争又有战略合作的双轨路线。
一是警惕美国有意布局的国家竞争战略。美国并不缺少与大国展开战略竞争的资源、力量和经验。一战、二战期间，美国与欧洲崛起大国和敌对国家展开了多年的战争较量与海权竞争，积累了干涉世界事务的丰富经验。冷战期间，美国针对苏联制定了长期的竞争战略，尤其是提出的基于成本强加的大国竞争战略，将苏联拉上了大规模军备竞赛的轨道，并通过战略传播、干涉渗透、技术封锁、经济制裁等手段与苏联开展对抗。苏联的解体，让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自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不战而胜”。
二是警惕美式霸权的机会主义蠢动。特朗普曾经是善于投机的精明商人，他治下的政府可能会采取一切利己的办法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包括强化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在朝鲜半岛、中东地区、南海等战略敏感地带激化矛盾，把中俄拖入地缘安全的泥淖，美国则可趁机从中渔利。但应看到，美国继续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打压所谓“战略对手”，或许可以取得一些战术上的小胜，但将进一步侵蚀其国际道义资源和大国形象，从而在战略后果上损失更多。
即使中国未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但在科技创新、文化影响、金融服务等领域仍与美国客观存在一定差距。因而，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核心，不仅仅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之间的竞争，更是制度、文化、战略绩效之间的竞争。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塑造，中国正在以共享发展方式致力于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进步，始终强调坚守国际道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深化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安全等领域合作的过程中，求同存异，更要增同化异，做大全球共同利益的蛋糕，丰富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发展内涵。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相互竞争，更离不开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塑造出良性竞合的战略互动关系，既是两国之幸，也是世界之福。同时，警惕和彻底放弃充斥着“零和”博弈战略动向，不仅是国家间实现和谐发展，共同赢得发展未来的时代要求，更是在人类思想进步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出路。
（摘自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