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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祠旧时指一个家族为祭祀祖先而修建的祠堂，具有敬宗收族、制定族规、排除纠纷诸多社会功能。贵州省清水江流域目前留存历史宗祠多且密集，尤以天柱、锦屏两县为最，且呈现于清水江文书之中，研究宗祠历史和社会功能，对于探讨其地方社会发展，挖掘历史传统优秀文化，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天柱文书；宗祠
宗祠是宗人祭祀祖先和从事家族事务活动的场所，清水江流域宗祠较多，其中以贵州的天柱、锦屏等地分布尤为集中，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主要有《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化述论》、《清江祠韵》、《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概述》、《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清水江流域开发与文化传承—以天柱白市水电站库区宗祠保护为例》等①。这些成果对于深化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为深入此题域，本文拟结合清水江流域留存的大量文书，对宗祠的修建及其功能诸方面进行探讨。
一、清水江流域宗祠修建特点
清水江流域留存的宗祠，据不完全统计，天柱县最多，共158座，锦屏60座，黎平4座，三穗3座，麻江6座，凯里5座，台江1座②；因留存长达百年以上等特点，多被列为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史料的角度诠释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宗祠特点主要如下：
（1）宗祠大多修建在清代以后。清代以降，天柱、锦屏二县掀起了民间建立祠堂高潮。如三门塘建于康熙末年的王氏宗祠和乾隆初年的刘氏宗祠，远口镇建于乾隆年间的吴氏总祠、中团吴氏宗祠等，坌处王氏宗祠则建于民国时期③。学者对天柱县宗祠进行统计，新建70座，其中最早为邦洞镇杨氏宗祠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晚至1949年在蓝田镇新建了梁氏、杨氏、罗氏宗祠，近期修葺的暂不予统计④。锦屏平秋魁胆一契约“民国七年五月初七日，立包建家祠字人杨裕春，今包到魁胆寨王邦乐、邦宇……彦亨等建造家祠”⑤书家祠修建于民国初年。瓮洞镇潘氏祠堂“于乾隆年间纪我两房建造祠堂”⑥，宗祠修建时间在文书中亦有部分体现。
（2）宗祠多分布在清水江流域政治中心、教育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天柱县凤城宗祠较多，共建14座，重修1座⑦，这应该与历史上该地区为全县经济、政治与教育中心相关，且受内地传统文化影响甚大。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贵州统部镇远府”项载，天柱县凤城城内及临近地区，书院有万历年间置的开化书院，乾隆二十七年置的凤城书院，康熙二十三年置的天柱县学等，促进宗祠发展。同时，其便利的自然条件也甚为重要，经济相对发达的林木贸易码头，也是宗祠分布较为集中区。位处清水江干流及较大支流上的坌处、竹林、远口、白市、渡马乡等五个乡镇，新建宗祠37座，重修8次，占天柱全县大半。目前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土地、林木等买卖文书，足证。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如康熙年间，远口置有延陵书院。乾隆年间，竹林鲍塘置有凤鸣学馆，地坌置有地坌私塾学校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象蒋代盛、唐寅等学人，他们后来在修建宗祠中皆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此锦屏诸地亦然，如锦屏铜鼓原为明铜鼓卫治地，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内地影响大，置有刘氏、杨氏、徐氏、曹氏、张氏等宗祠。锦屏卦治为重要的林木贸易码头，经济发达，乾隆年间置有文岳书院、文盲书院、文澜书院等。
（3）宗祠文书再现宗族发展史。清水江流域现存祠堂系新建和重修组成。祠堂的兴建由有一定权势和较高威望的人主持修建家祠，即宗族发展比较好的一房或几房带头修建，或由宗族列房共同进行修建。大体反映了宗族和房支兴衰史。以瓮洞镇黄巡村弢藏契约“潘固富后裔重修祠堂等事合同”⑧为例，契约订立于民国十三年四月十日，首先阐述了潘氏祠堂历史变迁，乾隆年间新建，同治丁卯年间被毁，现第一次筹建重修；其次彰显了家族房支力量变化史，原来为两房建造，但“因我房人烟未几”，现为双福和富财后裔为首，列房同修；再次规定重修后各房族的责任和义务：重修费用按烟户缴纳，一改过去不共祠堂和分房修谱现象，同祠合修族谱。合祠合谱但阴地不得任意混葬、祖坟各自祭祀等。潘氏宗祠的修建虽然有首倡者，但明确了宗族成员责任与义务，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故出现典当出卖田土等资产筹集此项费用文书，趁祠堂重修之际，同姓不同房族者开始合谱，使宗族队伍扩大、宗族凝聚力更强。
（4）文书反映了宗祠公产经济来源。宗祠修建及族产收入一是在宗族成员中募集资金，即主要由首倡者或宗族成员捐建。宗族中仕官或富商往往成为主要贡献者，或由宗族中兴盛的一房或几房集资。前述潘固富后裔重修祠堂，首倡者另出钱一千一百文，甚至贡献更多。道光六年“算捐祠谱钱弍阡（千）伍百文，望公叔升加碑记”⑨、“众议愿将泰本捐入祠内荒山壹团”⑩。文书中龙氏曾经向宗祠捐入荒山壹团，说明捐献物不局限于钱，也包括土地财产等物。
二是族产由比较固定的社会组织或专人负责经营创收，从而获取新的收益。宗族文书中，设立的社会组织出现频率最高的为清明会。清明会，当地村寨的乡民会社组织之一，据文书，全名为清明祖宗会或清明朝宗会等?，该组织由专人经营，从“自己登门问到本房清明会钱经手人伍华廷名下承借（典）”?中可见，由清明会钱经手人伍华廷承典，充分说明其机构拥有大笔公益性的资产，客观上可以用于發挥慈善公益作用，通过后面清明会功能阐述可知。
祠堂资金筹集后，出现买卖族产获利情况。高酿镇“立卖祠基契人吴恩祥等，今因祠之左边尚有余地，宁可出售以资用度。……其钱付与祠堂公用”?。契约中吴恩祥等族人于光绪三十四年集体同意出卖祠堂边空地，卖资用于补充祠堂所用。
三是宗族成员定期上缴费用。祠堂修建后，为了维持日常运转，需要向宗族成员硬性征收资金等。如民国二十六年，石洞镇摆洞村杨氏家族为祭祖之赀订捐银买田列产业草书?：让会能够恒久，最好的措施是“将赀置买粮田，永垂后世，可谓诚心报本”。要求房族凑集会钱，购买粮田。待每届清明节将田谷出售获得收益，以备祭扫。宗族子弟为了宗族的强大，或迫于宗族压力，需交纳资金，文书中捐修祠收条和核对收条可足证，兹举几例见表一： 上表一中捐修祠款收条及核对条格式统一，印章多，经办人、钱的地方有两个印章，“发”上盖“龙氏总祠”印章，并有收条和核条程序，足见为宗祠组织收取及对收条的重视程度。由房长收款，协理监管，说明参与资金管理人员多，并进行分工，名为捐，实则应该是必须上缴总祠的，从宗族成員借款或典当买卖家产来捐修祠堂可以看出。当族人经济拮据，为筹措修建祠堂或族谱资金时，靠出卖、典当家产救急。契约“今因为系族谱缺少资费，无从得处，今我众族邀约商议情愿将土名硬塖冲油树一半”?、“留遗祖业屋基三间，因为祠款无所出处，众等将议，……自愿将到土名登冲寨屋地基三间出卖。”?前者为江东乡杨氏因缺少修族谱资金而卖油树。后者系龙氏为筹集祠款，将祖遗房屋地基进行变卖。足见修祠堂族谱者并非都是名门望族，只要是宗族成员，就需要承担相应义务，通过借贷、变卖、典当等方式筹集。
清水江流域宗祠兼有内地与地方特点。居民在民族文化互动中，其宗祠文化有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同时又兼具有自身的特点。此在宗祠对联、建祠碑刻、族谱以及建筑风格上体现尤为明显。如天柱邦洞高野郑氏宗祠门联写到，“荥阳发迹分鼎山东福建江西皆故里，玉屏生枝伶仃晃贡贵州天柱又老乡”?，联中讲述了郑氏家族的迁徙与分布，反映了对氏族居住地的眷恋，也体现对今生息地的认同等等。如宗祠牌墙多狮子、龙等图案等，这些显然是内地文化的特征。但有些图案又为青菜、白菜等，显然是融合了地方乡土的认同，体现了宗族族训。故要了解以上特点，就不能不对清水江流域宗祠的功能做一分析。
二、清水江流域宗祠的功能
历史上宗祠是宗族文化的象征地，是族人祭祀先祖英灵的地方，同时又是维持社会稳定，传播道德文化的场所。故探讨清水江流域宗祠功能时，亦需对其自身的地域功能进行一定分析：
（一）祭祀活动集收族和强化宗族观念之功用
首先建造祠堂能凝聚宗族合力。宗族通过大兴土木、建造祠堂，有利于增强族众的宗族观念。平秋魁胆王“谢和余立承认包王通柏等所造家祠砖”?，民国九年双方言定砖、瓦数量、价钱、质量及费用，所造价格不菲。但王通柏等九人为了修建家祠这一集体事业都参与契约订立。
其次宗祠举办各类祭祀活动，进一步宣传和弘扬了宗法思想观念。一般言，宗祠是族人添丁、婚嫁、议事等之重要场所。清水江流域的宗祠祭祀活动种类凡多，一般每年举行2-3次，如清明节讨论族中扫墓、坟山事宜等、六月六日晾晒家谱，让儿孙入祠拜读家谱，听长者讲述家世源流等、秋末冬至由族中德望者宣讲家规族训，化解族中纠纷等?。黎平文书“杨先邦等致杨鼎先等关于宗祠定期祭扫及捐资信函”细数返回老祠之目的及事宜。
祭祀活动的日子易于被选做订立合约、还款的日子。多份文书显示在清明节这天订立契约。如“其租费每年到清明节照数缴清，不得延悮。”?“民国拾九年三月清明日立”?。前者要求租费归还时间、后者卖契订立均在清明日。足见人们对这个日子的重视和公信力。
再次宗族祠堂牌位等祝福语的使用频率高。分关合同阄名常以牌位为阄名，以示吉祥寓意。如契约“拟福、禄、寿三股均派，拈阄为准”?、“今凭祖宗牌位捡福、寿二字为阄安定”?。前者为高酿镇光绪二十七年潘通爵两兄弟分关，以福禄寿为阄名，后者系竹林乡民国十五年杨通明等分关字，凭牌位福、寿二字为阄名。民国三十五年白市镇宋景秀立分关承养合同书“真是天合螟蛉宗祠”?，可见是发生在房族之内，故用宗祠二字。
（二）宗族设立相应的社会组织强化宗族管理，保护宗族公产，维护宗族内部稳定
前述宗族重要的社会组织是清明会。清水江流域存在各种民间组织，如渡船会、老人会、休烙会、路会、岩神会等，都以特定群体为对象的组织，其活动和涵盖人群范围因目的不同而异。清明会只能是同宗房族成员参加。
清明会除了组织祭扫外，也协助处理宗族公共财产，要为宗祠创造利益，让族产不断增值，从而成为维系宗族成员的牢固经济纽带。宗祠主要通过资助会员、放贷钱谷、承典等方式获得。“今借到清明会钱二千四文整”?，清明会出借会钱，以解其成员燃眉之急，还期可商量，其文“不限远近”足证，避免族产外流风险，“自己问到清明朝宗公会主承典”，契约中田付与公会耕作为典息，清明会通过耕种收花再转化为公会利益，当族人无法回赎时，一般由宗族机构直接承买，让族产资产不断增值扩大，从而达到稳定族产作用。或主持族内资产流动，见诸文书颇多的承契者名字前附上“亲房”、“本房”、“堂弟”、“堂侄”、“弟”、“伯父”等词予以表达族内交易。如“立契卖屋场地基人蒋门廖氏有妹……请中招到血侄泰芳天二人兄弟名下承买为业”?“请中招到血兄蒋泰芳名下承买为业”?，“凭众等出卖本祠龙泽芳名下承买。”?特别注明是“血侄”“血兄”“本祠”承买，进一步强化“产不出族”。
祠堂资金筹集后，存在族产处置问题，当宗族缺少费用支付时，可能变卖族产用来应急。高酿镇“立卖祠基契人吴恩祥等，今因祠之左边尚有余地，宁可出售以资用度。……其钱付与祠堂公用”?。契约中吴恩祥等族人于光绪三十四年集体同意出卖祠堂边空地，卖资用于补充祠堂。“今因要钱与龙泰本公房下立墓碑使用，无从得处，众议愿将泰本捐入祠内荒山壹团”?，即是卖掉已经捐入宗祠的荒山给本宗祠成员，说明族产捐入后，一定程度上需要时可以处理。
（三）缓和宗族内外矛盾，一定程度上起到纠纷调解作用
在封建时代，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衙门，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如清水江流域文书中，同宗中涉及典当买卖、立嗣等契约，反复提及“先问亲房”、“凭族”、“凭房长”等，征得房族认同，在宗祠内举行签字仪式，即文书所言的“酒席画字”。如发生变故，宗祠内请宗族长“理落”。分关书“欲敢建弱又起争端，即鸣亲族一同攻奸”?。此举实是防范日后纠纷，一定程度上对纠纷起到了有效防范，利于社会稳定。
宗族与族人之间、房支之间的种种利害冲突，即同宗之间出现纠纷，主要借助宗祠的力量自行解决。如龙连楷与龙爱音之间婚姻文书共六份?，时间跨度为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内容涉及请求离异，到摩结，问询再婚，到再婚关系确认及费用事宜，离婚双方均系龙姓宗族，离婚没有依靠官府裁决，而是在龙氏总祠进行，召集了族长们进行劝解，从“龙氏总祠”“各族长排解”“龙氏总祠锦屏筹办处印”等词均显现宗祠在处理同宗事务中的作用。 宗祠自行处罚违反规定者。平秋魁胆文书“立犯祠修祠犯木培木字人本祠王有敖……情因一时愚业，冒砍杉木，因此可犯祠上之条，甘愿罚酒食一餐，扣钱弍仟弍佰八十文，亦愿将地名王杉木地土一团……交与祠上等永远管业”?，王有敖因犯祠砍杉木，甘愿接受处罚，罚酒食、钱和地土。说明违反祠堂规定就会得到相应的处罚，富有一定成效。但也必须注意宗族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面临异宗纠纷，处理方法不一，宗族有时也起到官府调节的作用。如契约“而我槐是以邀请折婚酉于乡公处，旋央父老潘世才、吴生禄、生集、生才、沛文等向先香胞族兄相议”?，契约退婚因缘于以求助官府解决为羞耻的观念，选择寻求宗族力量来解决，故演变为吴姓和龙姓两大宗族之间事情。文中用“而槐房族人等亦不得藉生事端”“与龙姓不干”来强调宗族具有保护族内成员不受外人欺侮的义务，有处理对外纠纷的责任。面对潘姓外族介入，则同宗之间抛弃了门房之区别，特意加上“本房”二字，以强调同宗。另婚契“此事非小强奸明拐胜大，估族欺房，灭伦宗支，欺督太甚”?，系典型的宗族召集处理事件案例，文中龚占富为寻求宗族力量来解决，认为此事已是估族欺房，灭伦宗支，从而将家事上升到宗族受欺侮至宗支灭的高度，演变为双方所在宗族之间事情。龙九长与吴兰汝离婚事宜婚书凡四份?，其中两份为天柱县堂谕代判书，另两份系白契（此处指没有官府参与，靠宗族协调而签订的契约，因无官方印章，故名）。龙九长起初求助官府，官府裁断之后“又复争讼不休”，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故转而求助宗族，反而使问题获得了根本性解决。可见宗族法规以及藉以维系的伦理秩序无形之中协调了婚姻关系。
（四）宗祠执行家规家法族规，强化家国一体，有利于民间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利于社会的稳定
古代宗祠体现了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议定的各项族规，具有规范族人、教化子孙、宣传德化等功能。族规是维护宗族发展的基石，常载于族谱或祠堂中，留存的文书中亦能加以体现。宗祠是国家小家的体现，故亦有严明的宗族规约。如民国二十六年石洞镇摆洞村杨氏家族契约?，“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方不愧为人子之道”强调了宗祠的重要性，并通过三议对族员进行约束。“再正通光昌胜秀，朝庭文武永晋国安邦，万世英传彰”，从家庭和国家层面都对族人做出希冀。道光八年“忠公后裔杨廷标等议约束族人合同”?，制定了规约细则八项，凡犯规约者，宗族族长与各相关负责人，按照条款对违规者，在宗祠内执行宗法，以儆效尤。這些宗族规约，对于社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上可见，宗祠建立—方面表达了后人对宗族先辈传统的继续，维护家族团结的意愿，客观上加深了家国情节，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宗族族训大都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宗祠建筑上，如三门塘刘氏宗祠正殿的左右山墙，皆楷书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时刻警醒子孙后代。现存文书中亦多有体现。分关文书民国三十三年以“荣华富贵”为阄名?，从家族层面希冀家庭兴旺，家庭稳定国家稳定。以“仁义礼智信”?、“孝弟（悌）忠信四字拈龛”?为阄书名，以及平秋魁胆“定国统安邦 裕后启人文才全德沛成”?等，即着眼于族内人才的发达和昌盛，又提倡从大局出发，维护国家利益。
祠堂最初的基本功能、作用就是纪念先人，激励子孙。此在清水江流域的修宗祠碑刻中多有记载。如留存在锦屏县钟灵乡高寨村《高寨欧家祠碑》，时值光绪二十三年，上书“俾祖宗之得所凭依，而子孙之赤可知其敬宗睦族也……是此碑也，非敢纪其功，亦不过将以励，后世子子孙孙知其根培枝茂焉云尔”?，记载要“敬宗睦族”，祭祀祖先，教育后代等。清水江流域宗祠的敬宗收族功能，特别是收族一事上，主要是同姓的血缘宗族，异性非血缘宗族极少，即使有者，先须征得族人的同意，还得到宗祠内举行重大收族仪式。
三、余论
宗祠是族人祭祀祖先、先祖、始祖的地方。每一座宗祠不仅是一部家族的迁徒史、创业史，更是一部家族文化史。历史上，宗祠虽然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在当今则有其新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可以说，今天的宗祠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了，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积极意义，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可以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加强宗祠文化研究，对今天我们新农村建设，推进祖国的和平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故加强清水江宗祠文化研究，还得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清水江流域的宗祠需做深入探讨。查阅目前有关清水江流域宗祠研究成果，大都还停留在描述、资源开发等层面上，对宗祠建筑、宗祠风水、宗族史、宗族族规诸多方面还存在研究不足。故需要多学科参与，跨学科研究，以抽象出清水江宗祠的历史文化特点，以服务今天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的大研究。
（2）扩大资料搜集范围，需对清水江流域宗祠做精细化研究。据粗步统计，单就清水江流域宗祠数量目前统计差异甚大，与资料搜集不够有关系，故要做精细化研究，加强乡土文献，田野调查等资料搜集整理就显得甚为必要了。此外还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勘比，挖掘其间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清水江文书亦与宗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梳理清水江文书，讲好宗祠文化故事显得甚为重要。
（3）需要与全国内各区域的宗祠文化做对比研究。宗祠文化目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产出成果甚多。但目前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研究大都还停留在该流域有限的空间内，比较研究缺乏。宗祠祭祀的对象是否发生变化：从自然崇拜的山神、水神、天神、地神到祖先崇拜的英烈先贤，或者家族的尊长。与其它地方到底有哪些不同都得做细致的对比研究。也只有这样的宗祠文化对比研究，才可以为今天清水江流域的宗祠开发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必须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开发，不是等待，也不是封闭不开放，需要本土的专家学者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以真正推动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的良性保护、开发与研究。
注释： ①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化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袁显荣著：《清江祠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概述》，载《天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与汉族地区宗祠文化与汉族地区宗祠文化的比较与建议》，载《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巴蜀书社，2014年.《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4期；秦秀强等著：《清水江流域开发与文化传承—以天柱白市水电站库区宗祠保护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3期.
②袁显荣.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与汉族地区宗祠文化的比较与建议.第838页.
③李斌，秦秀强.清水江流域开发与文化传承——以天柱白市水电站库区宗祠保护为例.见其文《天柱需搬迁宗祠情况表》.
④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书述论.第46-50页表一、表二.
⑤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册第222页.
⑥张新民.天柱文书（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册第147页.（下注只注书名及页码）.
⑦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书述论.第46-50页表一、表二.
⑧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书述论.第46-50页表一、表二.
⑨《天柱文书》，第6册第147页.
⑩《天柱文书》，第7册181页.
?《天柱文书》，第18册第390页.
?《天柱文书》，第14册第60页.契约书“问到清明朝宗公会主承典”.
?《天柱文书》，第12册第150页.
?《天柱文书》，第22册第267页.
?《天柱文书》，第2册第137-144页.
?《天柱文书》，第5册第257页.
?《天柱文书》，第10册第349页.
?《天柱文书》，第10册第350页.
?《天柱文书》，第21册第178页.
?《天柱文书》，第3册第124页.
?《天柱文书》，第16册第119页.
?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书述论.第138页.
?张应强，王宗勋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第7册第204页.
?袁显荣.《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
?《天柱文书》，第22册第347页.
?《天柱文书》，第18册第390页.
?《天柱文书》，第21册第243页.
?《天柱文书》，第4册第332页.
?《天柱文书》，第1册第135页.
?《天柱文书》，第14册第62页.
?《天柱文书》，第9册第253页.
?《天柱文书》，第9册第259页.
?《天柱文书》，第18册第390页.
?《天柱文书》，第22册第267页.
?《天柱文书》，第19册第390页.
?《天柱文书》，第3册第131页.
?天柱文书第12册中相关文书为：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龙氏宗祠出具龙登然、龙爱音到祠请求离异判决书；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计抄龙登然摹结；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计抄龙爱音摹结；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关于龙爱音再嫁吴永贤事宜询问函；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五日龙連楷负责龙爱音再嫁伍永贤事宜承认字；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六日解决龙连楷处理爱音离异再嫁费用事宜判文.
?张应强、王宗勋编：《清水江文书》第2 辑第7册，第58页.
?《天柱文书》，第21册第289页.
?《天柱文书》，第22册第333-336页.
?《天柱文书》，第2册第137-144页.
?《天柱文书》，第3册第148页.
?《天柱文书》，第16册第81-86页.
?《天柱文书》，第13册第294页.
?《天柱文书》，第一册第33页.
?张应强，王宗勋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第10册第205、206页.
?姚炽昌.锦屏碑文选辑.贵州省锦屏县印刷厂，1997年印刷，第139页.
参考文献：
[1]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化述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2]袁显荣.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与汉族地区宗祠文化的比较与建议[J].载《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成都：巴蜀书社.2014.
[3]李斌，秦秀强.清水江流域开发与文化传承——以天柱白市水电站库区宗祠保护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3）.
[4]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9.
[5]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一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袁显荣.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4）.
[7]姚炽昌.锦屏碑文选辑[M].贵州省锦屏县印刷厂，1997年印刷.
作者简介：王凤梅（1973—），女，湖南新邵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史研究。
马国君（1977—），男，湖南麻阳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南生态史、边疆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清水江流域宗族关系文书研究”（12YJC77005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水江流域典当文书研究”（14BZS121）。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天柱文书；宗祠
宗祠是宗人祭祀祖先和从事家族事务活动的场所，清水江流域宗祠较多，其中以贵州的天柱、锦屏等地分布尤为集中，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主要有《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化述论》、《清江祠韵》、《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概述》、《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清水江流域开发与文化传承—以天柱白市水电站库区宗祠保护为例》等①。这些成果对于深化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为深入此题域，本文拟结合清水江流域留存的大量文书，对宗祠的修建及其功能诸方面进行探讨。
一、清水江流域宗祠修建特点
清水江流域留存的宗祠，据不完全统计，天柱县最多，共158座，锦屏60座，黎平4座，三穗3座，麻江6座，凯里5座，台江1座②；因留存长达百年以上等特点，多被列为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史料的角度诠释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宗祠特点主要如下：
（1）宗祠大多修建在清代以后。清代以降，天柱、锦屏二县掀起了民间建立祠堂高潮。如三门塘建于康熙末年的王氏宗祠和乾隆初年的刘氏宗祠，远口镇建于乾隆年间的吴氏总祠、中团吴氏宗祠等，坌处王氏宗祠则建于民国时期③。学者对天柱县宗祠进行统计，新建70座，其中最早为邦洞镇杨氏宗祠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晚至1949年在蓝田镇新建了梁氏、杨氏、罗氏宗祠，近期修葺的暂不予统计④。锦屏平秋魁胆一契约“民国七年五月初七日，立包建家祠字人杨裕春，今包到魁胆寨王邦乐、邦宇……彦亨等建造家祠”⑤书家祠修建于民国初年。瓮洞镇潘氏祠堂“于乾隆年间纪我两房建造祠堂”⑥，宗祠修建时间在文书中亦有部分体现。
（2）宗祠多分布在清水江流域政治中心、教育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天柱县凤城宗祠较多，共建14座，重修1座⑦，这应该与历史上该地区为全县经济、政治与教育中心相关，且受内地传统文化影响甚大。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贵州统部镇远府”项载，天柱县凤城城内及临近地区，书院有万历年间置的开化书院，乾隆二十七年置的凤城书院，康熙二十三年置的天柱县学等，促进宗祠发展。同时，其便利的自然条件也甚为重要，经济相对发达的林木贸易码头，也是宗祠分布较为集中区。位处清水江干流及较大支流上的坌处、竹林、远口、白市、渡马乡等五个乡镇，新建宗祠37座，重修8次，占天柱全县大半。目前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土地、林木等买卖文书，足证。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如康熙年间，远口置有延陵书院。乾隆年间，竹林鲍塘置有凤鸣学馆，地坌置有地坌私塾学校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象蒋代盛、唐寅等学人，他们后来在修建宗祠中皆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此锦屏诸地亦然，如锦屏铜鼓原为明铜鼓卫治地，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内地影响大，置有刘氏、杨氏、徐氏、曹氏、张氏等宗祠。锦屏卦治为重要的林木贸易码头，经济发达，乾隆年间置有文岳书院、文盲书院、文澜书院等。
（3）宗祠文书再现宗族发展史。清水江流域现存祠堂系新建和重修组成。祠堂的兴建由有一定权势和较高威望的人主持修建家祠，即宗族发展比较好的一房或几房带头修建，或由宗族列房共同进行修建。大体反映了宗族和房支兴衰史。以瓮洞镇黄巡村弢藏契约“潘固富后裔重修祠堂等事合同”⑧为例，契约订立于民国十三年四月十日，首先阐述了潘氏祠堂历史变迁，乾隆年间新建，同治丁卯年间被毁，现第一次筹建重修；其次彰显了家族房支力量变化史，原来为两房建造，但“因我房人烟未几”，现为双福和富财后裔为首，列房同修；再次规定重修后各房族的责任和义务：重修费用按烟户缴纳，一改过去不共祠堂和分房修谱现象，同祠合修族谱。合祠合谱但阴地不得任意混葬、祖坟各自祭祀等。潘氏宗祠的修建虽然有首倡者，但明确了宗族成员责任与义务，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故出现典当出卖田土等资产筹集此项费用文书，趁祠堂重修之际，同姓不同房族者开始合谱，使宗族队伍扩大、宗族凝聚力更强。
（4）文书反映了宗祠公产经济来源。宗祠修建及族产收入一是在宗族成员中募集资金，即主要由首倡者或宗族成员捐建。宗族中仕官或富商往往成为主要贡献者，或由宗族中兴盛的一房或几房集资。前述潘固富后裔重修祠堂，首倡者另出钱一千一百文，甚至贡献更多。道光六年“算捐祠谱钱弍阡（千）伍百文，望公叔升加碑记”⑨、“众议愿将泰本捐入祠内荒山壹团”⑩。文书中龙氏曾经向宗祠捐入荒山壹团，说明捐献物不局限于钱，也包括土地财产等物。
二是族产由比较固定的社会组织或专人负责经营创收，从而获取新的收益。宗族文书中，设立的社会组织出现频率最高的为清明会。清明会，当地村寨的乡民会社组织之一，据文书，全名为清明祖宗会或清明朝宗会等?，该组织由专人经营，从“自己登门问到本房清明会钱经手人伍华廷名下承借（典）”?中可见，由清明会钱经手人伍华廷承典，充分说明其机构拥有大笔公益性的资产，客观上可以用于發挥慈善公益作用，通过后面清明会功能阐述可知。
祠堂资金筹集后，出现买卖族产获利情况。高酿镇“立卖祠基契人吴恩祥等，今因祠之左边尚有余地，宁可出售以资用度。……其钱付与祠堂公用”?。契约中吴恩祥等族人于光绪三十四年集体同意出卖祠堂边空地，卖资用于补充祠堂所用。
三是宗族成员定期上缴费用。祠堂修建后，为了维持日常运转，需要向宗族成员硬性征收资金等。如民国二十六年，石洞镇摆洞村杨氏家族为祭祖之赀订捐银买田列产业草书?：让会能够恒久，最好的措施是“将赀置买粮田，永垂后世，可谓诚心报本”。要求房族凑集会钱，购买粮田。待每届清明节将田谷出售获得收益，以备祭扫。宗族子弟为了宗族的强大，或迫于宗族压力，需交纳资金，文书中捐修祠收条和核对收条可足证，兹举几例见表一： 上表一中捐修祠款收条及核对条格式统一，印章多，经办人、钱的地方有两个印章，“发”上盖“龙氏总祠”印章，并有收条和核条程序，足见为宗祠组织收取及对收条的重视程度。由房长收款，协理监管，说明参与资金管理人员多，并进行分工，名为捐，实则应该是必须上缴总祠的，从宗族成員借款或典当买卖家产来捐修祠堂可以看出。当族人经济拮据，为筹措修建祠堂或族谱资金时，靠出卖、典当家产救急。契约“今因为系族谱缺少资费，无从得处，今我众族邀约商议情愿将土名硬塖冲油树一半”?、“留遗祖业屋基三间，因为祠款无所出处，众等将议，……自愿将到土名登冲寨屋地基三间出卖。”?前者为江东乡杨氏因缺少修族谱资金而卖油树。后者系龙氏为筹集祠款，将祖遗房屋地基进行变卖。足见修祠堂族谱者并非都是名门望族，只要是宗族成员，就需要承担相应义务，通过借贷、变卖、典当等方式筹集。
清水江流域宗祠兼有内地与地方特点。居民在民族文化互动中，其宗祠文化有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同时又兼具有自身的特点。此在宗祠对联、建祠碑刻、族谱以及建筑风格上体现尤为明显。如天柱邦洞高野郑氏宗祠门联写到，“荥阳发迹分鼎山东福建江西皆故里，玉屏生枝伶仃晃贡贵州天柱又老乡”?，联中讲述了郑氏家族的迁徙与分布，反映了对氏族居住地的眷恋，也体现对今生息地的认同等等。如宗祠牌墙多狮子、龙等图案等，这些显然是内地文化的特征。但有些图案又为青菜、白菜等，显然是融合了地方乡土的认同，体现了宗族族训。故要了解以上特点，就不能不对清水江流域宗祠的功能做一分析。
二、清水江流域宗祠的功能
历史上宗祠是宗族文化的象征地，是族人祭祀先祖英灵的地方，同时又是维持社会稳定，传播道德文化的场所。故探讨清水江流域宗祠功能时，亦需对其自身的地域功能进行一定分析：
（一）祭祀活动集收族和强化宗族观念之功用
首先建造祠堂能凝聚宗族合力。宗族通过大兴土木、建造祠堂，有利于增强族众的宗族观念。平秋魁胆王“谢和余立承认包王通柏等所造家祠砖”?，民国九年双方言定砖、瓦数量、价钱、质量及费用，所造价格不菲。但王通柏等九人为了修建家祠这一集体事业都参与契约订立。
其次宗祠举办各类祭祀活动，进一步宣传和弘扬了宗法思想观念。一般言，宗祠是族人添丁、婚嫁、议事等之重要场所。清水江流域的宗祠祭祀活动种类凡多，一般每年举行2-3次，如清明节讨论族中扫墓、坟山事宜等、六月六日晾晒家谱，让儿孙入祠拜读家谱，听长者讲述家世源流等、秋末冬至由族中德望者宣讲家规族训，化解族中纠纷等?。黎平文书“杨先邦等致杨鼎先等关于宗祠定期祭扫及捐资信函”细数返回老祠之目的及事宜。
祭祀活动的日子易于被选做订立合约、还款的日子。多份文书显示在清明节这天订立契约。如“其租费每年到清明节照数缴清，不得延悮。”?“民国拾九年三月清明日立”?。前者要求租费归还时间、后者卖契订立均在清明日。足见人们对这个日子的重视和公信力。
再次宗族祠堂牌位等祝福语的使用频率高。分关合同阄名常以牌位为阄名，以示吉祥寓意。如契约“拟福、禄、寿三股均派，拈阄为准”?、“今凭祖宗牌位捡福、寿二字为阄安定”?。前者为高酿镇光绪二十七年潘通爵两兄弟分关，以福禄寿为阄名，后者系竹林乡民国十五年杨通明等分关字，凭牌位福、寿二字为阄名。民国三十五年白市镇宋景秀立分关承养合同书“真是天合螟蛉宗祠”?，可见是发生在房族之内，故用宗祠二字。
（二）宗族设立相应的社会组织强化宗族管理，保护宗族公产，维护宗族内部稳定
前述宗族重要的社会组织是清明会。清水江流域存在各种民间组织，如渡船会、老人会、休烙会、路会、岩神会等，都以特定群体为对象的组织，其活动和涵盖人群范围因目的不同而异。清明会只能是同宗房族成员参加。
清明会除了组织祭扫外，也协助处理宗族公共财产，要为宗祠创造利益，让族产不断增值，从而成为维系宗族成员的牢固经济纽带。宗祠主要通过资助会员、放贷钱谷、承典等方式获得。“今借到清明会钱二千四文整”?，清明会出借会钱，以解其成员燃眉之急，还期可商量，其文“不限远近”足证，避免族产外流风险，“自己问到清明朝宗公会主承典”，契约中田付与公会耕作为典息，清明会通过耕种收花再转化为公会利益，当族人无法回赎时，一般由宗族机构直接承买，让族产资产不断增值扩大，从而达到稳定族产作用。或主持族内资产流动，见诸文书颇多的承契者名字前附上“亲房”、“本房”、“堂弟”、“堂侄”、“弟”、“伯父”等词予以表达族内交易。如“立契卖屋场地基人蒋门廖氏有妹……请中招到血侄泰芳天二人兄弟名下承买为业”?“请中招到血兄蒋泰芳名下承买为业”?，“凭众等出卖本祠龙泽芳名下承买。”?特别注明是“血侄”“血兄”“本祠”承买，进一步强化“产不出族”。
祠堂资金筹集后，存在族产处置问题，当宗族缺少费用支付时，可能变卖族产用来应急。高酿镇“立卖祠基契人吴恩祥等，今因祠之左边尚有余地，宁可出售以资用度。……其钱付与祠堂公用”?。契约中吴恩祥等族人于光绪三十四年集体同意出卖祠堂边空地，卖资用于补充祠堂。“今因要钱与龙泰本公房下立墓碑使用，无从得处，众议愿将泰本捐入祠内荒山壹团”?，即是卖掉已经捐入宗祠的荒山给本宗祠成员，说明族产捐入后，一定程度上需要时可以处理。
（三）缓和宗族内外矛盾，一定程度上起到纠纷调解作用
在封建时代，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衙门，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如清水江流域文书中，同宗中涉及典当买卖、立嗣等契约，反复提及“先问亲房”、“凭族”、“凭房长”等，征得房族认同，在宗祠内举行签字仪式，即文书所言的“酒席画字”。如发生变故，宗祠内请宗族长“理落”。分关书“欲敢建弱又起争端，即鸣亲族一同攻奸”?。此举实是防范日后纠纷，一定程度上对纠纷起到了有效防范，利于社会稳定。
宗族与族人之间、房支之间的种种利害冲突，即同宗之间出现纠纷，主要借助宗祠的力量自行解决。如龙连楷与龙爱音之间婚姻文书共六份?，时间跨度为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内容涉及请求离异，到摩结，问询再婚，到再婚关系确认及费用事宜，离婚双方均系龙姓宗族，离婚没有依靠官府裁决，而是在龙氏总祠进行，召集了族长们进行劝解，从“龙氏总祠”“各族长排解”“龙氏总祠锦屏筹办处印”等词均显现宗祠在处理同宗事务中的作用。 宗祠自行处罚违反规定者。平秋魁胆文书“立犯祠修祠犯木培木字人本祠王有敖……情因一时愚业，冒砍杉木，因此可犯祠上之条，甘愿罚酒食一餐，扣钱弍仟弍佰八十文，亦愿将地名王杉木地土一团……交与祠上等永远管业”?，王有敖因犯祠砍杉木，甘愿接受处罚，罚酒食、钱和地土。说明违反祠堂规定就会得到相应的处罚，富有一定成效。但也必须注意宗族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面临异宗纠纷，处理方法不一，宗族有时也起到官府调节的作用。如契约“而我槐是以邀请折婚酉于乡公处，旋央父老潘世才、吴生禄、生集、生才、沛文等向先香胞族兄相议”?，契约退婚因缘于以求助官府解决为羞耻的观念，选择寻求宗族力量来解决，故演变为吴姓和龙姓两大宗族之间事情。文中用“而槐房族人等亦不得藉生事端”“与龙姓不干”来强调宗族具有保护族内成员不受外人欺侮的义务，有处理对外纠纷的责任。面对潘姓外族介入，则同宗之间抛弃了门房之区别，特意加上“本房”二字，以强调同宗。另婚契“此事非小强奸明拐胜大，估族欺房，灭伦宗支，欺督太甚”?，系典型的宗族召集处理事件案例，文中龚占富为寻求宗族力量来解决，认为此事已是估族欺房，灭伦宗支，从而将家事上升到宗族受欺侮至宗支灭的高度，演变为双方所在宗族之间事情。龙九长与吴兰汝离婚事宜婚书凡四份?，其中两份为天柱县堂谕代判书，另两份系白契（此处指没有官府参与，靠宗族协调而签订的契约，因无官方印章，故名）。龙九长起初求助官府，官府裁断之后“又复争讼不休”，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故转而求助宗族，反而使问题获得了根本性解决。可见宗族法规以及藉以维系的伦理秩序无形之中协调了婚姻关系。
（四）宗祠执行家规家法族规，强化家国一体，有利于民间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利于社会的稳定
古代宗祠体现了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议定的各项族规，具有规范族人、教化子孙、宣传德化等功能。族规是维护宗族发展的基石，常载于族谱或祠堂中，留存的文书中亦能加以体现。宗祠是国家小家的体现，故亦有严明的宗族规约。如民国二十六年石洞镇摆洞村杨氏家族契约?，“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方不愧为人子之道”强调了宗祠的重要性，并通过三议对族员进行约束。“再正通光昌胜秀，朝庭文武永晋国安邦，万世英传彰”，从家庭和国家层面都对族人做出希冀。道光八年“忠公后裔杨廷标等议约束族人合同”?，制定了规约细则八项，凡犯规约者，宗族族长与各相关负责人，按照条款对违规者，在宗祠内执行宗法，以儆效尤。這些宗族规约，对于社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上可见，宗祠建立—方面表达了后人对宗族先辈传统的继续，维护家族团结的意愿，客观上加深了家国情节，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宗族族训大都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宗祠建筑上，如三门塘刘氏宗祠正殿的左右山墙，皆楷书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时刻警醒子孙后代。现存文书中亦多有体现。分关文书民国三十三年以“荣华富贵”为阄名?，从家族层面希冀家庭兴旺，家庭稳定国家稳定。以“仁义礼智信”?、“孝弟（悌）忠信四字拈龛”?为阄书名，以及平秋魁胆“定国统安邦 裕后启人文才全德沛成”?等，即着眼于族内人才的发达和昌盛，又提倡从大局出发，维护国家利益。
祠堂最初的基本功能、作用就是纪念先人，激励子孙。此在清水江流域的修宗祠碑刻中多有记载。如留存在锦屏县钟灵乡高寨村《高寨欧家祠碑》，时值光绪二十三年，上书“俾祖宗之得所凭依，而子孙之赤可知其敬宗睦族也……是此碑也，非敢纪其功，亦不过将以励，后世子子孙孙知其根培枝茂焉云尔”?，记载要“敬宗睦族”，祭祀祖先，教育后代等。清水江流域宗祠的敬宗收族功能，特别是收族一事上，主要是同姓的血缘宗族，异性非血缘宗族极少，即使有者，先须征得族人的同意，还得到宗祠内举行重大收族仪式。
三、余论
宗祠是族人祭祀祖先、先祖、始祖的地方。每一座宗祠不仅是一部家族的迁徒史、创业史，更是一部家族文化史。历史上，宗祠虽然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在当今则有其新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可以说，今天的宗祠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了，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积极意义，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可以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加强宗祠文化研究，对今天我们新农村建设，推进祖国的和平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故加强清水江宗祠文化研究，还得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清水江流域的宗祠需做深入探讨。查阅目前有关清水江流域宗祠研究成果，大都还停留在描述、资源开发等层面上，对宗祠建筑、宗祠风水、宗族史、宗族族规诸多方面还存在研究不足。故需要多学科参与，跨学科研究，以抽象出清水江宗祠的历史文化特点，以服务今天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的大研究。
（2）扩大资料搜集范围，需对清水江流域宗祠做精细化研究。据粗步统计，单就清水江流域宗祠数量目前统计差异甚大，与资料搜集不够有关系，故要做精细化研究，加强乡土文献，田野调查等资料搜集整理就显得甚为必要了。此外还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勘比，挖掘其间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清水江文书亦与宗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梳理清水江文书，讲好宗祠文化故事显得甚为重要。
（3）需要与全国内各区域的宗祠文化做对比研究。宗祠文化目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产出成果甚多。但目前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研究大都还停留在该流域有限的空间内，比较研究缺乏。宗祠祭祀的对象是否发生变化：从自然崇拜的山神、水神、天神、地神到祖先崇拜的英烈先贤，或者家族的尊长。与其它地方到底有哪些不同都得做细致的对比研究。也只有这样的宗祠文化对比研究，才可以为今天清水江流域的宗祠开发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必须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开发，不是等待，也不是封闭不开放，需要本土的专家学者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以真正推动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的良性保护、开发与研究。
注释： ①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化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袁显荣著：《清江祠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概述》，载《天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与汉族地区宗祠文化与汉族地区宗祠文化的比较与建议》，载《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巴蜀书社，2014年.《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4期；秦秀强等著：《清水江流域开发与文化传承—以天柱白市水电站库区宗祠保护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3期.
②袁显荣.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与汉族地区宗祠文化的比较与建议.第838页.
③李斌，秦秀强.清水江流域开发与文化传承——以天柱白市水电站库区宗祠保护为例.见其文《天柱需搬迁宗祠情况表》.
④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书述论.第46-50页表一、表二.
⑤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册第222页.
⑥张新民.天柱文书（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册第147页.（下注只注书名及页码）.
⑦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书述论.第46-50页表一、表二.
⑧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书述论.第46-50页表一、表二.
⑨《天柱文书》，第6册第147页.
⑩《天柱文书》，第7册181页.
?《天柱文书》，第18册第390页.
?《天柱文书》，第14册第60页.契约书“问到清明朝宗公会主承典”.
?《天柱文书》，第12册第150页.
?《天柱文书》，第22册第267页.
?《天柱文书》，第2册第137-144页.
?《天柱文书》，第5册第257页.
?《天柱文书》，第10册第349页.
?《天柱文书》，第10册第350页.
?《天柱文书》，第21册第178页.
?《天柱文书》，第3册第124页.
?《天柱文书》，第16册第119页.
?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书述论.第138页.
?张应强，王宗勋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第7册第204页.
?袁显荣.《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
?《天柱文书》，第22册第347页.
?《天柱文书》，第18册第390页.
?《天柱文书》，第21册第243页.
?《天柱文书》，第4册第332页.
?《天柱文书》，第1册第135页.
?《天柱文书》，第14册第62页.
?《天柱文书》，第9册第253页.
?《天柱文书》，第9册第259页.
?《天柱文书》，第18册第390页.
?《天柱文书》，第22册第267页.
?《天柱文书》，第19册第390页.
?《天柱文书》，第3册第131页.
?天柱文书第12册中相关文书为：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龙氏宗祠出具龙登然、龙爱音到祠请求离异判决书；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计抄龙登然摹结；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计抄龙爱音摹结；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关于龙爱音再嫁吴永贤事宜询问函；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五日龙連楷负责龙爱音再嫁伍永贤事宜承认字；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六日解决龙连楷处理爱音离异再嫁费用事宜判文.
?张应强、王宗勋编：《清水江文书》第2 辑第7册，第58页.
?《天柱文书》，第21册第289页.
?《天柱文书》，第22册第333-336页.
?《天柱文书》，第2册第137-144页.
?《天柱文书》，第3册第148页.
?《天柱文书》，第16册第81-86页.
?《天柱文书》，第13册第294页.
?《天柱文书》，第一册第33页.
?张应强，王宗勋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第10册第205、206页.
?姚炽昌.锦屏碑文选辑.贵州省锦屏县印刷厂，1997年印刷，第139页.
参考文献：
[1]李斌等著.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化述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2]袁显荣.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与汉族地区宗祠文化的比较与建议[J].载《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成都：巴蜀书社.2014.
[3]李斌，秦秀强.清水江流域开发与文化传承——以天柱白市水电站库区宗祠保护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3）.
[4]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9.
[5]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一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袁显荣.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4）.
[7]姚炽昌.锦屏碑文选辑[M].贵州省锦屏县印刷厂，1997年印刷.
作者简介：王凤梅（1973—），女，湖南新邵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史研究。
马国君（1977—），男，湖南麻阳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南生态史、边疆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清水江流域宗族关系文书研究”（12YJC77005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水江流域典当文书研究”（14BZS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