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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太需要娱乐了!但作为媒体,该娱乐谁,仍要有个界限。该怎样娱乐,也要有个尺度。越界了,冒进了,似乎都不太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生前因为卷入盗画事件一度被媒体用娱乐化的手法广泛报道,之后媒体似乎一发而不可收,连季先生葬礼上也曝出了“乌龟门”。好在随着时间推移,一切归于平静。
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按新闻规律操盘的娱乐更受欢迎。《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出书《娱乐没有圈》,说的就是自己这些年认真做娱乐的事,赢得的公信度自不必说,还因此和圈中名流成了朋友,算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而有些本不该被娱乐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就事说事为上。
季羡林坚辞大师而不能
按照稍有常识的界定,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娱乐报道范畴的,但非常遗憾地是,季羡林先生生前身后都被一些媒体故弄玄虚的报道包围着,也让季老身后不宁。
近些年很多媒体在扩大娱乐疆土的同时把原有的文化板块收编,纳入娱乐麾下,文化学术界名家的相关新闻也只得跻身娱乐板块,难免被娱乐化。仔细看来,全国保留文化板块的媒体已经不多。但一个民族是需要文化根基的,从目前国学热的兴起就可以看出百姓对传统文化的渴求。
那么,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呢?社会对文化学术偶像有强烈需求,媒体当然是敏感的,自然要在报道中定位这样的人物。形容一个人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成就的,大师和泰斗应该是最高级别了,媒体毫不吝啬地把“大师”和“泰斗”派发给了不少人,其中,季老头上的帽子便有三顶:一曰“学术泰斗”、二曰“国学大师”、三曰“国宝”。季老曾一再坚辞,无奈去之不得,即使有关季老辞世的消息中,仍能看到“国学大师”的字眼。季羡林的弟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曾经这样总结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并撰写《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羡林先生》文章,出版有《季门立雪》一书,进行准确描述。基于此,季老认为自己在传统文化领域并没有顶尖的建树,“国学大师“之称是断不能受的。但定位一个大师级的标志性人物不仅是媒体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
众人在被娱乐中很无奈
季老一度被媒体彻底地娱乐化。季老藏画被盗卖本人早已知晓,但不愿意陷入是非,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点着了导火线,先生被动地卷入娱乐式的报道旋涡中。在严肃非严肃的娱乐方式下,季先生的媒体曝光率激增,好在先生人品学品极佳,绝不怕晒,否则不知在这场“混战”中会遭到怎么的诟病。在争相报道中,连北大的党委副书记都有涉及,还是先生,不愿因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才使一场纷争暂时告一段落。不过,一段舆论喧闹之后,也有值得欣慰之处:先生相隔13年的父子因此得以团聚,也如愿更换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别有用心之人又在季老的葬礼上闹出“乌龟门”事件,害得先是被指亲自偷乌龟后又被指指使人偷乌龟的钱文忠在博客中撰文《季羡林先生事件背后的罪人快要露出来了》,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也不得不在博客文章中说一说《“乌龟门”中的乌龟》。事件中,钱文忠险成当事人,唐师曾极度看不惯,当然都要以正视听,而“乌龟”事件难免又牵扯出曾被热炒的盗画事件和相关当事人,登上《百家讲坛》讲西游说三字经的钱文忠一时也成了娱乐中心的人。
热度消减才能尘埃落定
媒体的热度都有一个周期,喧嚣总有尘埃落定的一天。在先生去年7月11日驾鹤西去四个月之后,又突然传出先生旧居被盗、家中线装书籍被洗劫一空的消息,媒体虽然又是一阵忙碌,但与以往关注盗画事件的热度相比,已是消减了不少。再加上消息曝出几天后两个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抓获,使这一事件被广泛娱乐化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够大,而两名犯罪嫌疑人一个是曾被季老原秘书李玉洁雇用看管季老房屋的方咸如,另一个嫌疑人王如据说是李玉洁的干女儿。这两个人的浮出水面使之前扑溯迷离的盗画案、“乌龟门”等事件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由于事情的渐渐明朗,与季羡林有关的新闻正渐渐远离被娱乐。
4月5日,又有了一条与季羡林有关的新闻:季羡林部分骨灰被安葬在故里山东临清的父母墓边,季羡林纪念馆也于当日开放。新华社在播发这条稿件时,标题是《季羡林先生骨灰清明归葬山东故里》,内文中对季羡林的身份是这样表述的:“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骨灰归葬故里——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一切都变得平实,语言也完全接近了新闻本体。但也有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仍然“顽固不化”地称其为“国学大师季羡林”,也算是“不可教也”的典型。
季羡林之后又娱乐了谁
分析造成新闻泛娱乐化的原因,应该归结于信息平台的增多,相互之间的竞争,使各色报道充斥各种媒体。回眸梳理:季老去世之后,有网络媒体迅速开始调查谁能排在大师队伍的首位,也有媒体很快刊文忧虑谁堪胜任新的重要大师名号。调查中居首的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此打趣:“我不是大师,是大猪。‘大师’是佛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也许是饶宗颐态度明朗,在季老去世半年多以来,并没有所谓的第一“大师”名号落在他的头上,他也并没有成为新的娱乐对象,对饶先生来说,这算是一大幸事。
在这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季羡林先生去世半年多来,媒体没有娱乐饶宗颐,又娱乐了谁呢?扳着指头数来数去,好像是娱乐了余秋雨。从表象上看,余秋雨与季羡林不同,应该是很爱大师这个称谓的,好像也不怕被媒体娱乐。早前单是封笔不封笔的新闻就翻烧饼一样地炒,后来在上海成立了大师工作室,就自封大师一事,又引得媒体好一阵争论。
(作者为大河报文娱版编辑)
编校:郑艳
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按新闻规律操盘的娱乐更受欢迎。《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出书《娱乐没有圈》,说的就是自己这些年认真做娱乐的事,赢得的公信度自不必说,还因此和圈中名流成了朋友,算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而有些本不该被娱乐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就事说事为上。
季羡林坚辞大师而不能
按照稍有常识的界定,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娱乐报道范畴的,但非常遗憾地是,季羡林先生生前身后都被一些媒体故弄玄虚的报道包围着,也让季老身后不宁。
近些年很多媒体在扩大娱乐疆土的同时把原有的文化板块收编,纳入娱乐麾下,文化学术界名家的相关新闻也只得跻身娱乐板块,难免被娱乐化。仔细看来,全国保留文化板块的媒体已经不多。但一个民族是需要文化根基的,从目前国学热的兴起就可以看出百姓对传统文化的渴求。
那么,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呢?社会对文化学术偶像有强烈需求,媒体当然是敏感的,自然要在报道中定位这样的人物。形容一个人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成就的,大师和泰斗应该是最高级别了,媒体毫不吝啬地把“大师”和“泰斗”派发给了不少人,其中,季老头上的帽子便有三顶:一曰“学术泰斗”、二曰“国学大师”、三曰“国宝”。季老曾一再坚辞,无奈去之不得,即使有关季老辞世的消息中,仍能看到“国学大师”的字眼。季羡林的弟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曾经这样总结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并撰写《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羡林先生》文章,出版有《季门立雪》一书,进行准确描述。基于此,季老认为自己在传统文化领域并没有顶尖的建树,“国学大师“之称是断不能受的。但定位一个大师级的标志性人物不仅是媒体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
众人在被娱乐中很无奈
季老一度被媒体彻底地娱乐化。季老藏画被盗卖本人早已知晓,但不愿意陷入是非,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点着了导火线,先生被动地卷入娱乐式的报道旋涡中。在严肃非严肃的娱乐方式下,季先生的媒体曝光率激增,好在先生人品学品极佳,绝不怕晒,否则不知在这场“混战”中会遭到怎么的诟病。在争相报道中,连北大的党委副书记都有涉及,还是先生,不愿因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才使一场纷争暂时告一段落。不过,一段舆论喧闹之后,也有值得欣慰之处:先生相隔13年的父子因此得以团聚,也如愿更换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别有用心之人又在季老的葬礼上闹出“乌龟门”事件,害得先是被指亲自偷乌龟后又被指指使人偷乌龟的钱文忠在博客中撰文《季羡林先生事件背后的罪人快要露出来了》,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也不得不在博客文章中说一说《“乌龟门”中的乌龟》。事件中,钱文忠险成当事人,唐师曾极度看不惯,当然都要以正视听,而“乌龟”事件难免又牵扯出曾被热炒的盗画事件和相关当事人,登上《百家讲坛》讲西游说三字经的钱文忠一时也成了娱乐中心的人。
热度消减才能尘埃落定
媒体的热度都有一个周期,喧嚣总有尘埃落定的一天。在先生去年7月11日驾鹤西去四个月之后,又突然传出先生旧居被盗、家中线装书籍被洗劫一空的消息,媒体虽然又是一阵忙碌,但与以往关注盗画事件的热度相比,已是消减了不少。再加上消息曝出几天后两个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抓获,使这一事件被广泛娱乐化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够大,而两名犯罪嫌疑人一个是曾被季老原秘书李玉洁雇用看管季老房屋的方咸如,另一个嫌疑人王如据说是李玉洁的干女儿。这两个人的浮出水面使之前扑溯迷离的盗画案、“乌龟门”等事件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由于事情的渐渐明朗,与季羡林有关的新闻正渐渐远离被娱乐。
4月5日,又有了一条与季羡林有关的新闻:季羡林部分骨灰被安葬在故里山东临清的父母墓边,季羡林纪念馆也于当日开放。新华社在播发这条稿件时,标题是《季羡林先生骨灰清明归葬山东故里》,内文中对季羡林的身份是这样表述的:“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骨灰归葬故里——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一切都变得平实,语言也完全接近了新闻本体。但也有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仍然“顽固不化”地称其为“国学大师季羡林”,也算是“不可教也”的典型。
季羡林之后又娱乐了谁
分析造成新闻泛娱乐化的原因,应该归结于信息平台的增多,相互之间的竞争,使各色报道充斥各种媒体。回眸梳理:季老去世之后,有网络媒体迅速开始调查谁能排在大师队伍的首位,也有媒体很快刊文忧虑谁堪胜任新的重要大师名号。调查中居首的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此打趣:“我不是大师,是大猪。‘大师’是佛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也许是饶宗颐态度明朗,在季老去世半年多以来,并没有所谓的第一“大师”名号落在他的头上,他也并没有成为新的娱乐对象,对饶先生来说,这算是一大幸事。
在这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季羡林先生去世半年多来,媒体没有娱乐饶宗颐,又娱乐了谁呢?扳着指头数来数去,好像是娱乐了余秋雨。从表象上看,余秋雨与季羡林不同,应该是很爱大师这个称谓的,好像也不怕被媒体娱乐。早前单是封笔不封笔的新闻就翻烧饼一样地炒,后来在上海成立了大师工作室,就自封大师一事,又引得媒体好一阵争论。
(作者为大河报文娱版编辑)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