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天寒地冻，庄稼不用怎么侍弄，马深义就去刨树根，准备春节时晒晒当柴烧。大冬天，他干得满头大汗。“抗病毒药物一直在吃，身体还不错，（今年）连感冒都没有。”马深义说，他一个人种了5亩多地。
　　对记者“今年有什么新变化不？”的问题，马深义想了好半天：“好像没什么（变化），就买了个豆浆机，花了399元，算不算？”
　　12月15日，国内很多地方下了雪。马深义所在的上蔡文楼村天阴着，冷风嗖嗖的，他起得很早，多少年了——要给两个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饭。提起做饭，这个年届40的汉子连连抱怨：“想死的心都有了，提起来就烦……”
　　也难怪，从妻子雷妹死后，快10年了，他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当爹又当妈，生活的风霜早已爬满额头。大女儿马妞虽然不上学了，但毕竟还是个孩子。今年秋天离家时，她连个招呼都没和他打，这让他颇感伤心。
　　本来，大女儿马妞在离家不远的鞋厂上班，每月一千多元，在马深义看来，“已不算少了”。可女儿爱玩，8点钟下班，有时候到11点她才回家。这让作为父亲的马深义感觉很糟糕：“一个女孩子，哪能这么晚回家？!”
　　当面责怪了几次，也苦口婆心地劝——“我知道她妈死得早，她心里有阴影”。可一切都没大的改观。终于，在一次激烈争吵后，马深义抽了女儿几个嘴巴——“心里蛮不是滋味的，我脾气不大好……”
　　很快，家里不见了女儿的踪影，后来得知是去了郑州。结果，工作没找到，加上消费贵，每天吃住要几十元，大女儿给他打来电话要钱。这让马深义有些疑虑，“要求打钱的那个卡号怎么不是她名字呢？”
　　出于谨慎，马深义没有给大女儿寄钱。再过一阵，得到消息，说是到了上海打工，这让他的疑虑更深了：“说没钱，怎么去的上海呢？”
　　怀疑归怀疑，女儿毕竟是女儿。离家三四个月，马深义给孩子打过两次电话：一次说在上班，噪音大，没讲几句就挂了；第二次，女儿告诉他，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今年春节她不回去了。
　　“孩子大了不由爷啊！”这句老话，马深义重复了好几遍，有些意兴萧索。好在另外两个孩子让他欣慰——“马茹（二女儿）在上六年级，明年上初中，马占槽（三儿子）在三年级，他们俩学习成绩都还可以。”
　　“马茹眼中有活（方言，懂事、会来事之意），已经学会了做简单饭菜。我不在家，她也能带着马占槽吃吃了，就是现在天冷，不让他们做，怕手冻坏了……”马深义说，“抗病毒的药物，这俩孩子一直在吃。马茹吃胖了，马占槽还是经常拉肚子，喝个豆浆都拉，所以很瘦。”
　　
　　（马深义，河南上蔡文楼村的农民，1990年代因卖血染上艾滋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妻子雷妹生下两个得病的孩子：二女儿马茹和三儿子马占槽。2001年，妻子因艾滋病过世，留下马深义，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生活。马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都因卖血染上艾滋病，父亲2007年去世。从2004年起，本刊每年都派出记者访问马深义一家，记录这个豫东平原农家小院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