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纪违法干部对抗组织调查的现象并不鲜见。部分干部在面对调查时，心里想的不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而是处心积虑加以对抗，从而上演了各种奇葩“戏码”。
　　绞尽脑汁企图蒙混过关
　　“查我，你们要考虑后果！”江西省德兴市委原书记何金铭在接受调查时公然叫嚣，态度之嚣张跋扈让人叹为观止。据了解，2014年4月，江西省委第四巡视组收到关于举报德兴市委书记何金铭有关违纪违法的材料。为了达到“速查速结，形成震慑”的效果，巡视组领导及时对举报材料进行研判，协同当地纪委及时开展工作。
　　工作刚一启动，何金铭就有了警觉，开始四处打探消息，并试图通过关系向巡视组主要领导说情打招呼。巡视组不断接到何金铭的亲朋好友说情电话，有的甚至还是巡视组负责同志的老上级、老领导来电话要求给予“关照”，也有同志建议缓一缓。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对抗组织审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员与利益相关人员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另一种则是给审查人员施加压力。而串供、转移赃款赃物越来越成为一些官员对抗组织调查的“标配”。
　　制造假象掩盖违法事实
　　不少腐败官员热衷于“造假”，企图消灭证据于“无形”，瞒天过海、蒙混过关。安徽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方克友，为掩盖多起违纪事实真相，与多人串通，编造虚假还款协议和催款、承诺还款手机短信，统一口径，对抗组织审查。
　　2015年12月，龙岩市纪委接到福建省委县市区第七巡视组交办的龙岩市机场管委会副主任、连城县政府党组成员吴大东涉嫌违纪问题线索。吴大东听说有人举报自己受贿，立即到行贿者某公司副总经理陈某芳家中商讨对策。为掩盖违纪事实，吴大东伪造了其妻黄某向陈某芳之妻借款30万元的借条。为把戏演得逼真一点，陈某芳还让妻子拿着借条去县法院起诉黄某，后又撤诉。吴大东还与手下谢某搞“沙盘推演”，嘱咐他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如果说与行贿对象联合实施“造假”还比较“低级”，那么对内部文件、资料进行造假则显得更为隐蔽。2015年初，安徽省阜南县方集镇马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方跃武利用职务之便，在洪干堤马街堤段实施除险加固工程征地拆迁工作中，隐瞒其养殖场所占用土地系马街居委会集体所有的真实权属，将其养殖场所占用土地登记确权在自己名下，获得国家土地征收补偿款179634元。
　　在面对组织调查时，方跃武通过找镇党政办有关人员篡改镇党委会会议记录的方式，制造补偿款是经会议研究补偿给他的假象。方跃武自以为所作所为“天衣无缝”，但在调查人员的“火眼金睛”之下，终究掩盖不了自己违纪违法的事实。
　　串供“模拟”纪委问话
　　为了对抗组织调查，防止事端败露，江西省赣南医学院原党委书记黄林邦专门请了心理咨询师为妻子进行心理辅导；在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张国华面对贿款感到焦虑时，心理医生出身的妻子刘淑平不是对其耐心开导，劝其“回头”，而是通过一次次“心理辅导”，助其胆子越来越大，并且共同参与受贿，最终双双锒铛入狱。
　　2013年8月，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在网络上被人实名举报，虽然举报内容不属实，但她却成了惊弓之鸟，利用手中权力与老板们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对抗组织调查。她把老板们一个个叫过来“模拟谈话”，自以为“准备充分”“一切尽在掌控中”。不料，事到臨头，老板们纷纷背弃“承诺”交代了问题，袁菱的一切策划都成了空。2013年9月，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随后被免职、开除党籍。
　　“天欲令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个别违纪违法干部大肆销毁证据材料，给“封口费”阻止他人揭发，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绞尽脑汁对抗组织调查。事实证明，这些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 （综合《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