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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白在《万物花开》中以诗性的想象和魔幻的笔法描绘了王榨村民们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原生态生存景观，将狂欢化的时空场景、狂欢化的形象以及狂欢化的语言等诗学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建构了一个众声喧哗、情欲恣肆的狂欢化民间世界。小说在彰显自然野性的民间本质力量和诗意狂欢的理想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展现了当下民间社会暗藏的各种苦难与罪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表现形式上，小说通过不可靠叙述者的设置与块茎叙事手法的运用，实现了文本的狂欢化、戏谑化和叙事的自由化、开放化。此外，叙述者的不可靠叙事与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在悖论与冲突中形成对话，使小说具有复调的结构特征。
关键词：林白;万物花开;狂欢化;民间世界;自由生命形态
一座处于传统和现代、文明和野蛮、悲凉和嬉乐之间的村庄，一群沸腾激昂、喧哗骚动的灵魂，架构起了林白对新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无处安放的古老乡村文化和原生态的乡民生存现实状况的诗性想象和魔幻呈现。在《万物花开》这部不到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林白此前笔下那些得心应手的叙事元素——如自怨自艾、悲天悯人、优雅性感、神秘魅惑的女性形象不复存在，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肉体的感觉和迷恋，从感官到心灵的个人经验世界以及独身女性在男权文化体系中被孤立以后所滋生出的反抗、绝望、痛苦乃至于报复的情绪等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头脑里长着五个瘤子的怪异少年形象。这个少年凭借其奇特玄妙的生理特征，游弋于生与死、自由与束缚的两端，驰骋在梦幻想象与现实人生的多维空间里。他迥乎常人的思维模式和话语逻辑，在向我们展现一个古老乡村情欲恣肆、眾声喧哗的繁盛场面的同时，也颠覆了我们对农民、对乡土的认知惯性以及那些我们自以为是的所谓“合情合理”的傲慢与偏见。
一、从不可靠的叙述者、
块茎叙事和双声叠唱说起
在《万物花开》整部小说中，我们难以找到一个贯穿始终、具有因果相通关系的情节主线。小说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个名唤“大头”的奇异少年和他眼中碎片化的世界图像。这些错乱交叠的生活断片，以一种狂欢随性的形式，拼接成独属于王榨这个小山村的粗粝鄙俗却又生机澎湃的野性风景。小说甫一开场，我们便发现小说的主人公即小说唯一的叙事人“大头”，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那么什么是不可靠叙述者呢？这一理论由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来以后，便在学术界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对它进行阐释和发散，由此形成了一个立体化、多向度的理论——实践场域。具体而言，学术界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以是否符合“隐含作者”的情感意图和思想规范为评判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物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叙述”[1]78，文学史上的这一类不可靠叙述者有鲁迅小说《祝福》中的“我”、芥川龙之介小说《竹林里》的武士和妻子等。其二，以叙述者的思维能力、智力情商、认知方式、精神状况是否与现实中的常人一致作为评判标准，依照此种标准，我们可以把精神异常的狂人、疯子、痴傻之人和心智未成熟的儿童等叙述者形象归入不可靠的叙述者一类，《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家的傻儿子、《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以及《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都属于这一范畴。
分别从以上两种标准来考量《万物花开》中的叙述者——少年“大头”，我们会发现，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悖论。从叙述者的智力文化、身份等角度考量，少年“大头”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小说中的少年“大头”是一个不成熟的少年且脑子里如花开一般长着五个瘤子，因此，他的一切言说话语都被浸染了癫狂的色彩，心智不全和神经机能性的压迫导致他眼中所呈现的世界永远是混沌的、迷乱的。跟随着他的脚步，我们会发现现实与梦境、想象与回忆之间的界限被打破，颠倒错乱地交织一起，形成一幅难以名状的魔幻图景，读者只能努力地从这图景中辨认每一帧细小的场面是神奇瑰丽的寓言想象还是荒诞不经的现实呈现。正如小说第二章题名“游荡”，小说的主体部分所展现的是少年“大头”视角的游移和意识的飘忽。在小说中，林白并没有遵循从一而终、有头有尾的叙事法则，而是将故事链条改装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叙事块茎以宣泄小说文本的狂欢性。那么何为块茎叙事呢？块茎叙事是与线性叙事相对应的一种叙事方式。西方著名思想家德勒兹曾以“块茎”这一不寻常的比喻来图解阐释自己的思想见解，他认为块茎“是无结构、开放性的、构成‘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2]168。根据他对块茎的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块茎叙事是一种叙事自由、情节结构纵横蔓延、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叙事方法。在《万物花开》中，林白运用穿插、延宕、交叉、阻隔、跳跃、杂糅、叙述者的言与思并置等多重手法，将大头少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的叙事块茎，而将这些叙事块茎缝合起来的绳索则是王榨这个乡村的野性生存状况。如小说中的“面容”“面容（二）”“面容（三）”等小节，主要述说的是王大钱、四丫姨和五丫姨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四丫姨在丈夫与妹妹双重背叛下的几度整容事件。这些内容本应该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片段，但作者却有意将其肢解分裂，并从中插入数十节与之不相干的片段，当然这些零碎的片段也脱胎于另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这其中就有三躲悲戚的遭遇、二皮叔庖丁解牛般的杀猪技艺、整个村庄为了“搭救”二皮叔与官方展开的一场滑稽且野蛮的斗争以及“我”对“妞儿”的情欲迷离等，诸般种种使得小说以灵动飘逸的姿态实现了文本的狂欢化、戏谑化和叙事的自由化、开放化。从隐含作者的角度来考量，少年“大头”又似乎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可靠叙述者，因为林白在小说的一开篇便先入为主地写道：“无论如何，我就是大头。”[3]1这就意味着作者毫不掩饰地宣告了小说主人公具备着代表作者言说一切真实的话语权威，他那种离奇古怪、颠三倒四、含混不清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机制以及那神灵凭附般的意识流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林白表现乡村野性文化、民间欢乐以及生命最本真的自由等叙事意图的最有效载体。 两个角度的考量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少年“大头”的叙述到底可不可靠呢？笔者认为，少年大头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智力障碍注定了他的叙述永远处在一个被人质疑和否定的凝固空间中。但是从整部作品来看，所有台前幕后的叙述者（隐含作者和显性叙述者）以及其他叙事元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文本的叙述是可靠的，作者有意制造了这种叙述上可靠与不可靠共存的矛盾，通过矛盾使小说产生张力。具体而言，作者有意识地将叙述者设置为一个与常人迥然不同的大头少年，以达到言说魔幻景象的便利，但林白的本意并非是虚构一个非人间的神话，她必须使她的叙述效果具备可靠性，于是她借助隐含作者的力量完成了这一目的，使一种生发于自然的野性狂欢从文本中横逸斜出。基于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引申：这种叙述上的可靠与不可靠的诘难冲突，为小说形成双声叠唱的复调性叙事结构提供了发生场域。巴赫金曾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对“复调”做了如下界定和说明：“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和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4]29在小说《万物花开》中，叙述者大头与隐含作者的两套话语系统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隐形的双声叠唱的对话关系，两者是独立的声部，却又相辅相成，互相不可取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操控着显在的不可靠的叙事声音，一面暗藏着隐在的可靠的叙述效果。此外，读者在探索叙述者的不可靠叙事声音以及发掘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时，不可避免地与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发生对话关系，于是多重对话关系油然而生，交织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复调结构。
二、狂欢化民间世界的诗性建构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乡土进行描绘与书写的叙事模式不外乎以下几种：启蒙型批判和反思式、眷戀型牧歌和挽歌式、主旋律型颂歌式。而林白的《万物花开》却无法归类到以上任何一种模式之中，它以诗性的笔调建构了一个间于乌托邦和异托邦的狂欢化民间世界。巴赫金曾经根据中世纪的狂欢节以及由此而生的狂欢化文化，提出了存在两种生活的推论。所谓两种生活，指的是日常化的生活与狂欢化的生活，日常化生活里有一套既定的象征秩序、伦理机制、权利网络和道德体系，人们生活其中，莫不遵守其中的规章法度，自然的情感体验与情爱需求都受到节制和束缚。而在狂欢化生活（巴赫金又将其称为“第二种生活”）的世界里，一切等级制度都被颠覆和解构了，自由、快乐与平等是唯一的社会法度和生活原则，这种生活短暂混乱而又多变，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走向没落。《万物花开》中，王榨村民主要的生活状态就是狂欢化的：他们昼夜不息地打麻将，肆无忌惮地言说着常人难以启齿的性爱经验，以打架为乐，炸鱼偷西瓜更是拿手好戏，喜欢观看血肉模糊的杀猪场面，整个村庄沉溺于膨胀的欲望之中，媾和淫乱之事随处可见，人与动物皆纵情于声色，连植物都沾染了情欲的迷狂。在这里，男女之间的情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男女老少把打群架当成了一场盛大的节日仪式。这些行为超越了道德规范，挑战了传统伦理的底线，撕破了一切生命禁忌的面纱，在混乱、无序、暴力中营造了一种狂欢节的气氛。当然，林白调动诸多笔墨反复涂抹描绘这些场面，并非是为了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提倡人们以一种野蛮暴力、原始野性的方式生活，而是为了彰显这种狂欢背后所隐含的哲学思维与精神内涵：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平等自由精神的推崇以及对快乐哲学和理想精神的张扬。实际上，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值得彰显和颂扬的只是这种生活所隐含的狂欢精神，这种精神存在于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彼岸，却是拯救现代人类日益干瘪的灵魂的一剂良药。
林白不仅以汪洋恣肆、潇洒随意的笔调展现了王榨村人们狂欢化的生活场景，还充分运用和调动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里的诸多元素，建构了一个嘈杂沸腾、众生百态的狂欢化民间世界。下面笔者将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力图将《万物花开》中作者所描绘的狂欢化民间世界一一还原。
（一）狂欢化的时空场景，是狂欢化世界建构的重要基础。狂欢的世界是“翻了个的生活”[4]176，因此，这个世界里的时空也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时空。总的来说，林白笔下的这个王榨村，虽然有一定的真实素材支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空间体，小说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标识。这就意味着小说中的时空已经超越了现实的时空观，“它的进程遵循着狂欢体的特殊规律”[4]245。在这一时空中，存在着无数狂欢的广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万物花开》中不仅存在着实在的广场，还存在着超现实的虚幻的广场。所谓实在的广场即村庄中发生闹剧、打架斗殴事件的一些场景，如二皮叔被警车抓走时，众人簇拥着二皮婶与公家人大闹并大打出手的场面便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广场。这样的狂欢广场小说中还有很多，无论是众人掩护二皮叔从杀猪的现场火速逃离，还是王榨村男女老少与张村人发生群殴械斗，都极具民间谐趣和野性，给人以深思的余地。所谓超现实的虚幻广场，即叙述者“大头”的精神漫游。在这一个广场之上，万物花开，所有张扬的情欲都竞相迸发，弥漫着一种诗意唯美的气氛：当大头的瘤子在油菜花的上空盘旋时，猪、狗、蚂蚁、牛、麻雀和花等万物都被赋予了追求情欲的灵性，它们纵情飞舞，渴望彼此肌肤相亲，沉溺于欲望的海洋。这一狂欢的广场景观，蕴含着林白“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哲学思维。
（二）狂欢化的形象是狂欢化世界建构的重要元素。狂欢化的形象分为广场人物形象、怪诞人物形象和物质—肉体下部形象。首先，大头便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怪诞人物形象，大头的怪诞之处在于他的脑子里长着“像一朵五瓣的灰色花朵”[3]3的瘤子，这魔幻一般的瘤子随时都可能夺走他的性命，可是直到小说结束，他都没有等到死亡之神的降临。这一形象与巴赫金狂欢诗学中的小丑、骗子以及傻瓜等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头对小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揭示人类关系中坏的传统惯例，伪善的陈规虚礼”[5]127，他以一种自然纯净的眼光审视了村庄里的人情百态，他眼中的世界与传统认知的现实世界相比是颠倒的、截然不同的，这就意味着他亲眼目见的那些情欲恣肆，是为传统社会所不能认同的，“人的本性的健康的、‘自然的’功能，只能……以野性的途径释放出来”[5]127。其次，小说中有很多广场人物形象，如引诱大头的双兰、身经百战的二皮叔，他们不为外在力量所束缚，放纵自我，无拘生活。最后，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物质——肉体下部形象，大胆地描绘了人与动物交媾排泄的身体器官，将狂欢化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三）狂欢化的语言是狂欢化世界最突出的外显特征。狂欢化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杂糅，所以又称为杂语。杂语是指“统一的各民族语言的各个内部层次，有社会方言、团体的话语方式、职业行话、体裁性语言、辈分语言、成人语言、流派语言、权威人士语言、小组语言，昙花一现的时髦语言，以及甚至以小时计算的政治语言”[6]76。因此，《万物花开》的语言集诗意唯美、粗鄙浅陋、肮脏污秽、滑稽谐趣、个性张扬、现代时髦于一体，口语化、方言化和书面化语音水乳交融，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童谣、顺口溜杂糅并存，广场语言与诗性叙述有机统一。小说中由多种形态、风格迥异的语言相互渗透、相互兼容而成的杂语随处可见，如“热血像惊雷喷涌，染红了猪的天空，猪的落日无比辉煌，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一只猪，就要从黄昏沉入它的黑夜了”[3]42“打他狗日的！打他绝八代！打他个野鸟！骂声和人，织成了铜墙铁壁，有关人海战术、游击战、阵地战、埋伏进攻阻击。王榨统统都是无师自通”[3]110。这些语言在文本中多次出现并非是为了博人眼球或者引人发笑，而是旨在以狂欢的姿态呈现了一个原生态的、自然本真的民间世界，并以此来解构庄严肃穆的语体背后所隐藏的那一套束缚人类自然追求和天然情感力量的“无物之阵”。此外，巴赫金认为狂欢化语言在杂糅的同时形成了隐在的对话关系，语言的杂交实际上是“社会——思想的杂交”[6]172。基于这一既定理论，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延伸，作者所书写的狂欢化杂语实际上是作者所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与民间力量的一次对话，知识分子只有放下偏见，融入到崇高与卑微、优雅与粗俗并存的话语世界，才能够真正地与民间群众、底层人民进行平等地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将这些狂欢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建构成一个狂欢化的民间世界，依靠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诗性思维，即从道法自然的艺术精神出发，强调感性直觉的创造性思维，着力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林白建构的狂欢化民间世界既自然本真、诗意盎然，又天马行空，瑰丽魔幻。
三、于众声喧哗里透视人世间的生死善恶
林白建构的这个狂欢世界是魔幻的，但它指向现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对这篇小说的解读不能仅仅只停留于对狂欢世界的分析以及对这一世界所蕴含的狂欢精神诠释，我们还要拨开狂欢的浮云，看到作者所关切的现实问题和所思考的生死命题。
不可否认的是，新世纪的知识分子与真实的民间、乡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林白也无法跨越和弥合这一条鸿沟，她只能够努力地建一座桥，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作家必须要把握到真正的民间力量本质与真实的农民生存状态，才能把这座桥成功地架构起来。无疑，林白捕捉到了其中的要领。
林白为我们呈现的村庄，不仅仅只有万物花开、自由呼吸的繁盛场面，除了村民们无拘无束、情欲恣肆的生存状态以外，还有无数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在这个村庄轮番上演。剥开《万物花开》狂欢化的外衣，我们会发现一股沉重悲凉的存在之思笼罩在小说的文字内里之中。在王榨这个村庄里，封建迷信、命理玄学与现代科技并生，疾病与死亡、欢乐与痛苦并存，狂欢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乱象丛生。而且在这方土地上，仍有不少传统道德文化的糟粕犹如历史阴影般地残留着，这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还将不断延续和积淀下去。无论是三躲父母的重男轻女，还是所有村民的好勇斗狠，都折射出王榨村民骨子里的劣根性。当然，王榨并非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桃花源，外来商业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入侵人们的生活，就连人们最本真、最自然、最自由的情爱性欲都受到了金钱利益的诱惑与污染。小说中出走的三躲再度回到王榨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五丫更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筹码谋取金钱财富，她和王大钱的爱情是建立在利益链条上的性交。
当我们超脱小说众声喧哗的戏谑和玩闹时，会不期然地发现王榨村民们无拘无束的狂欢在某些时候会演化成一场危险的野性放纵，这种狂欢必将带来无穷的恶果。在小说结尾处，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向我们呈现了一曲闹剧与悲剧的齐鸣变奏：细胖不加节制、放荡不羁的肉欲贪婪，使小梅鲜活的生命骤然消逝，大头为了四千块钱替他承担了杀人的恶行，而作为真凶的细胖却从此逍遥法外;“七姐妹”歌舞团对自由生命、自然情感的追求和向往因为沾染了金钱利益的铜臭，再也无法逃脱商品机器驅使下罪与罚的宿命轮回。诚然，只有将现代文明所缺失的自由快乐和诗意生存的狂欢精神注入到现代社会的荒原之中，现代人类的灵魂和生命才能获得拯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崇尚自我审视、灵魂叩问的理性思维从现代人类的生命中驱逐出去。自由意志的张扬与道德法度的规训自古以来就处在一种永恒的矛盾冲突之中，只有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立身于两极，无论是堕落到疯狂罪孽的灵魂深渊，还是困顿于窒息沉重的制度囹圄，都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狂欢。由此可见，林白笔下的这个古老村庄，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它不仅拥有诗意自然、自由唯美的一面，还暗藏着罪恶与痛苦滋生的一面，这使得王榨村渐渐成为一个失落的乐园。如何将痛苦与罪恶剔除，还原一方诗意的理想世界，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难题。
此外，小说还蕴含着对人类生命消逝、死亡大限问题的思考。生活与死亡从来都是人类生命的两种常态，《万物花开》的叙述者大头与死亡毗邻，但他从来不畏惧死亡的降临。王榨人对死亡的态度是极其平淡的，他们认为人的生死取决于自然，万物皆有一定的命数，要遵循自然的生老病死规律，乐观积极地生活。这种与道家思想深度契合的生死观无疑是作者林白所推崇的，当然这种跨越生死、超脱荣辱的生死观也是自由生命形态在思想领域的一种体现。
在《万物花开》中，林白以飞翔的姿态，从往昔创作的桎梏里腾空而起，以魔幻的笔法构造了一个诗意盎然、狂欢奔放、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深入挖掘民间文化深藏的狂欢精神与情感力量，为现代人类干瘪的灵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她也看到了民间深处暗流涌动的各种苦难与罪恶，并不遗余力地将之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以此引起人们的深思，并期望让万物花开的理想世界成为人们心中的追求。
参考文献：
[1]费伦.作为修辞的艺术：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林白.万物花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4]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5]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吴昊，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林白;万物花开;狂欢化;民间世界;自由生命形态
一座处于传统和现代、文明和野蛮、悲凉和嬉乐之间的村庄，一群沸腾激昂、喧哗骚动的灵魂，架构起了林白对新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无处安放的古老乡村文化和原生态的乡民生存现实状况的诗性想象和魔幻呈现。在《万物花开》这部不到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林白此前笔下那些得心应手的叙事元素——如自怨自艾、悲天悯人、优雅性感、神秘魅惑的女性形象不复存在，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肉体的感觉和迷恋，从感官到心灵的个人经验世界以及独身女性在男权文化体系中被孤立以后所滋生出的反抗、绝望、痛苦乃至于报复的情绪等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头脑里长着五个瘤子的怪异少年形象。这个少年凭借其奇特玄妙的生理特征，游弋于生与死、自由与束缚的两端，驰骋在梦幻想象与现实人生的多维空间里。他迥乎常人的思维模式和话语逻辑，在向我们展现一个古老乡村情欲恣肆、眾声喧哗的繁盛场面的同时，也颠覆了我们对农民、对乡土的认知惯性以及那些我们自以为是的所谓“合情合理”的傲慢与偏见。
一、从不可靠的叙述者、
块茎叙事和双声叠唱说起
在《万物花开》整部小说中，我们难以找到一个贯穿始终、具有因果相通关系的情节主线。小说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个名唤“大头”的奇异少年和他眼中碎片化的世界图像。这些错乱交叠的生活断片，以一种狂欢随性的形式，拼接成独属于王榨这个小山村的粗粝鄙俗却又生机澎湃的野性风景。小说甫一开场，我们便发现小说的主人公即小说唯一的叙事人“大头”，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那么什么是不可靠叙述者呢？这一理论由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来以后，便在学术界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对它进行阐释和发散，由此形成了一个立体化、多向度的理论——实践场域。具体而言，学术界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以是否符合“隐含作者”的情感意图和思想规范为评判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物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叙述”[1]78，文学史上的这一类不可靠叙述者有鲁迅小说《祝福》中的“我”、芥川龙之介小说《竹林里》的武士和妻子等。其二，以叙述者的思维能力、智力情商、认知方式、精神状况是否与现实中的常人一致作为评判标准，依照此种标准，我们可以把精神异常的狂人、疯子、痴傻之人和心智未成熟的儿童等叙述者形象归入不可靠的叙述者一类，《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家的傻儿子、《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以及《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都属于这一范畴。
分别从以上两种标准来考量《万物花开》中的叙述者——少年“大头”，我们会发现，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悖论。从叙述者的智力文化、身份等角度考量，少年“大头”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小说中的少年“大头”是一个不成熟的少年且脑子里如花开一般长着五个瘤子，因此，他的一切言说话语都被浸染了癫狂的色彩，心智不全和神经机能性的压迫导致他眼中所呈现的世界永远是混沌的、迷乱的。跟随着他的脚步，我们会发现现实与梦境、想象与回忆之间的界限被打破，颠倒错乱地交织一起，形成一幅难以名状的魔幻图景，读者只能努力地从这图景中辨认每一帧细小的场面是神奇瑰丽的寓言想象还是荒诞不经的现实呈现。正如小说第二章题名“游荡”，小说的主体部分所展现的是少年“大头”视角的游移和意识的飘忽。在小说中，林白并没有遵循从一而终、有头有尾的叙事法则，而是将故事链条改装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叙事块茎以宣泄小说文本的狂欢性。那么何为块茎叙事呢？块茎叙事是与线性叙事相对应的一种叙事方式。西方著名思想家德勒兹曾以“块茎”这一不寻常的比喻来图解阐释自己的思想见解，他认为块茎“是无结构、开放性的、构成‘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2]168。根据他对块茎的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块茎叙事是一种叙事自由、情节结构纵横蔓延、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叙事方法。在《万物花开》中，林白运用穿插、延宕、交叉、阻隔、跳跃、杂糅、叙述者的言与思并置等多重手法，将大头少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的叙事块茎，而将这些叙事块茎缝合起来的绳索则是王榨这个乡村的野性生存状况。如小说中的“面容”“面容（二）”“面容（三）”等小节，主要述说的是王大钱、四丫姨和五丫姨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四丫姨在丈夫与妹妹双重背叛下的几度整容事件。这些内容本应该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片段，但作者却有意将其肢解分裂，并从中插入数十节与之不相干的片段，当然这些零碎的片段也脱胎于另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这其中就有三躲悲戚的遭遇、二皮叔庖丁解牛般的杀猪技艺、整个村庄为了“搭救”二皮叔与官方展开的一场滑稽且野蛮的斗争以及“我”对“妞儿”的情欲迷离等，诸般种种使得小说以灵动飘逸的姿态实现了文本的狂欢化、戏谑化和叙事的自由化、开放化。从隐含作者的角度来考量，少年“大头”又似乎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可靠叙述者，因为林白在小说的一开篇便先入为主地写道：“无论如何，我就是大头。”[3]1这就意味着作者毫不掩饰地宣告了小说主人公具备着代表作者言说一切真实的话语权威，他那种离奇古怪、颠三倒四、含混不清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机制以及那神灵凭附般的意识流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林白表现乡村野性文化、民间欢乐以及生命最本真的自由等叙事意图的最有效载体。 两个角度的考量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少年“大头”的叙述到底可不可靠呢？笔者认为，少年大头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智力障碍注定了他的叙述永远处在一个被人质疑和否定的凝固空间中。但是从整部作品来看，所有台前幕后的叙述者（隐含作者和显性叙述者）以及其他叙事元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文本的叙述是可靠的，作者有意制造了这种叙述上可靠与不可靠共存的矛盾，通过矛盾使小说产生张力。具体而言，作者有意识地将叙述者设置为一个与常人迥然不同的大头少年，以达到言说魔幻景象的便利，但林白的本意并非是虚构一个非人间的神话，她必须使她的叙述效果具备可靠性，于是她借助隐含作者的力量完成了这一目的，使一种生发于自然的野性狂欢从文本中横逸斜出。基于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引申：这种叙述上的可靠与不可靠的诘难冲突，为小说形成双声叠唱的复调性叙事结构提供了发生场域。巴赫金曾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对“复调”做了如下界定和说明：“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和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4]29在小说《万物花开》中，叙述者大头与隐含作者的两套话语系统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隐形的双声叠唱的对话关系，两者是独立的声部，却又相辅相成，互相不可取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操控着显在的不可靠的叙事声音，一面暗藏着隐在的可靠的叙述效果。此外，读者在探索叙述者的不可靠叙事声音以及发掘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时，不可避免地与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发生对话关系，于是多重对话关系油然而生，交织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复调结构。
二、狂欢化民间世界的诗性建构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乡土进行描绘与书写的叙事模式不外乎以下几种：启蒙型批判和反思式、眷戀型牧歌和挽歌式、主旋律型颂歌式。而林白的《万物花开》却无法归类到以上任何一种模式之中，它以诗性的笔调建构了一个间于乌托邦和异托邦的狂欢化民间世界。巴赫金曾经根据中世纪的狂欢节以及由此而生的狂欢化文化，提出了存在两种生活的推论。所谓两种生活，指的是日常化的生活与狂欢化的生活，日常化生活里有一套既定的象征秩序、伦理机制、权利网络和道德体系，人们生活其中，莫不遵守其中的规章法度，自然的情感体验与情爱需求都受到节制和束缚。而在狂欢化生活（巴赫金又将其称为“第二种生活”）的世界里，一切等级制度都被颠覆和解构了，自由、快乐与平等是唯一的社会法度和生活原则，这种生活短暂混乱而又多变，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走向没落。《万物花开》中，王榨村民主要的生活状态就是狂欢化的：他们昼夜不息地打麻将，肆无忌惮地言说着常人难以启齿的性爱经验，以打架为乐，炸鱼偷西瓜更是拿手好戏，喜欢观看血肉模糊的杀猪场面，整个村庄沉溺于膨胀的欲望之中，媾和淫乱之事随处可见，人与动物皆纵情于声色，连植物都沾染了情欲的迷狂。在这里，男女之间的情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男女老少把打群架当成了一场盛大的节日仪式。这些行为超越了道德规范，挑战了传统伦理的底线，撕破了一切生命禁忌的面纱，在混乱、无序、暴力中营造了一种狂欢节的气氛。当然，林白调动诸多笔墨反复涂抹描绘这些场面，并非是为了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提倡人们以一种野蛮暴力、原始野性的方式生活，而是为了彰显这种狂欢背后所隐含的哲学思维与精神内涵：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平等自由精神的推崇以及对快乐哲学和理想精神的张扬。实际上，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值得彰显和颂扬的只是这种生活所隐含的狂欢精神，这种精神存在于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彼岸，却是拯救现代人类日益干瘪的灵魂的一剂良药。
林白不仅以汪洋恣肆、潇洒随意的笔调展现了王榨村人们狂欢化的生活场景，还充分运用和调动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里的诸多元素，建构了一个嘈杂沸腾、众生百态的狂欢化民间世界。下面笔者将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力图将《万物花开》中作者所描绘的狂欢化民间世界一一还原。
（一）狂欢化的时空场景，是狂欢化世界建构的重要基础。狂欢的世界是“翻了个的生活”[4]176，因此，这个世界里的时空也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时空。总的来说，林白笔下的这个王榨村，虽然有一定的真实素材支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空间体，小说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标识。这就意味着小说中的时空已经超越了现实的时空观，“它的进程遵循着狂欢体的特殊规律”[4]245。在这一时空中，存在着无数狂欢的广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万物花开》中不仅存在着实在的广场，还存在着超现实的虚幻的广场。所谓实在的广场即村庄中发生闹剧、打架斗殴事件的一些场景，如二皮叔被警车抓走时，众人簇拥着二皮婶与公家人大闹并大打出手的场面便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广场。这样的狂欢广场小说中还有很多，无论是众人掩护二皮叔从杀猪的现场火速逃离，还是王榨村男女老少与张村人发生群殴械斗，都极具民间谐趣和野性，给人以深思的余地。所谓超现实的虚幻广场，即叙述者“大头”的精神漫游。在这一个广场之上，万物花开，所有张扬的情欲都竞相迸发，弥漫着一种诗意唯美的气氛：当大头的瘤子在油菜花的上空盘旋时，猪、狗、蚂蚁、牛、麻雀和花等万物都被赋予了追求情欲的灵性，它们纵情飞舞，渴望彼此肌肤相亲，沉溺于欲望的海洋。这一狂欢的广场景观，蕴含着林白“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哲学思维。
（二）狂欢化的形象是狂欢化世界建构的重要元素。狂欢化的形象分为广场人物形象、怪诞人物形象和物质—肉体下部形象。首先，大头便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怪诞人物形象，大头的怪诞之处在于他的脑子里长着“像一朵五瓣的灰色花朵”[3]3的瘤子，这魔幻一般的瘤子随时都可能夺走他的性命，可是直到小说结束，他都没有等到死亡之神的降临。这一形象与巴赫金狂欢诗学中的小丑、骗子以及傻瓜等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头对小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揭示人类关系中坏的传统惯例，伪善的陈规虚礼”[5]127，他以一种自然纯净的眼光审视了村庄里的人情百态，他眼中的世界与传统认知的现实世界相比是颠倒的、截然不同的，这就意味着他亲眼目见的那些情欲恣肆，是为传统社会所不能认同的，“人的本性的健康的、‘自然的’功能，只能……以野性的途径释放出来”[5]127。其次，小说中有很多广场人物形象，如引诱大头的双兰、身经百战的二皮叔，他们不为外在力量所束缚，放纵自我，无拘生活。最后，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物质——肉体下部形象，大胆地描绘了人与动物交媾排泄的身体器官，将狂欢化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三）狂欢化的语言是狂欢化世界最突出的外显特征。狂欢化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杂糅，所以又称为杂语。杂语是指“统一的各民族语言的各个内部层次，有社会方言、团体的话语方式、职业行话、体裁性语言、辈分语言、成人语言、流派语言、权威人士语言、小组语言，昙花一现的时髦语言，以及甚至以小时计算的政治语言”[6]76。因此，《万物花开》的语言集诗意唯美、粗鄙浅陋、肮脏污秽、滑稽谐趣、个性张扬、现代时髦于一体，口语化、方言化和书面化语音水乳交融，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童谣、顺口溜杂糅并存，广场语言与诗性叙述有机统一。小说中由多种形态、风格迥异的语言相互渗透、相互兼容而成的杂语随处可见，如“热血像惊雷喷涌，染红了猪的天空，猪的落日无比辉煌，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一只猪，就要从黄昏沉入它的黑夜了”[3]42“打他狗日的！打他绝八代！打他个野鸟！骂声和人，织成了铜墙铁壁，有关人海战术、游击战、阵地战、埋伏进攻阻击。王榨统统都是无师自通”[3]110。这些语言在文本中多次出现并非是为了博人眼球或者引人发笑，而是旨在以狂欢的姿态呈现了一个原生态的、自然本真的民间世界，并以此来解构庄严肃穆的语体背后所隐藏的那一套束缚人类自然追求和天然情感力量的“无物之阵”。此外，巴赫金认为狂欢化语言在杂糅的同时形成了隐在的对话关系，语言的杂交实际上是“社会——思想的杂交”[6]172。基于这一既定理论，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延伸，作者所书写的狂欢化杂语实际上是作者所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与民间力量的一次对话，知识分子只有放下偏见，融入到崇高与卑微、优雅与粗俗并存的话语世界，才能够真正地与民间群众、底层人民进行平等地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将这些狂欢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建构成一个狂欢化的民间世界，依靠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诗性思维，即从道法自然的艺术精神出发，强调感性直觉的创造性思维，着力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林白建构的狂欢化民间世界既自然本真、诗意盎然，又天马行空，瑰丽魔幻。
三、于众声喧哗里透视人世间的生死善恶
林白建构的这个狂欢世界是魔幻的，但它指向现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对这篇小说的解读不能仅仅只停留于对狂欢世界的分析以及对这一世界所蕴含的狂欢精神诠释，我们还要拨开狂欢的浮云，看到作者所关切的现实问题和所思考的生死命题。
不可否认的是，新世纪的知识分子与真实的民间、乡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林白也无法跨越和弥合这一条鸿沟，她只能够努力地建一座桥，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作家必须要把握到真正的民间力量本质与真实的农民生存状态，才能把这座桥成功地架构起来。无疑，林白捕捉到了其中的要领。
林白为我们呈现的村庄，不仅仅只有万物花开、自由呼吸的繁盛场面，除了村民们无拘无束、情欲恣肆的生存状态以外，还有无数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在这个村庄轮番上演。剥开《万物花开》狂欢化的外衣，我们会发现一股沉重悲凉的存在之思笼罩在小说的文字内里之中。在王榨这个村庄里，封建迷信、命理玄学与现代科技并生，疾病与死亡、欢乐与痛苦并存，狂欢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乱象丛生。而且在这方土地上，仍有不少传统道德文化的糟粕犹如历史阴影般地残留着，这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还将不断延续和积淀下去。无论是三躲父母的重男轻女，还是所有村民的好勇斗狠，都折射出王榨村民骨子里的劣根性。当然，王榨并非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桃花源，外来商业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入侵人们的生活，就连人们最本真、最自然、最自由的情爱性欲都受到了金钱利益的诱惑与污染。小说中出走的三躲再度回到王榨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五丫更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筹码谋取金钱财富，她和王大钱的爱情是建立在利益链条上的性交。
当我们超脱小说众声喧哗的戏谑和玩闹时，会不期然地发现王榨村民们无拘无束的狂欢在某些时候会演化成一场危险的野性放纵，这种狂欢必将带来无穷的恶果。在小说结尾处，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向我们呈现了一曲闹剧与悲剧的齐鸣变奏：细胖不加节制、放荡不羁的肉欲贪婪，使小梅鲜活的生命骤然消逝，大头为了四千块钱替他承担了杀人的恶行，而作为真凶的细胖却从此逍遥法外;“七姐妹”歌舞团对自由生命、自然情感的追求和向往因为沾染了金钱利益的铜臭，再也无法逃脱商品机器驅使下罪与罚的宿命轮回。诚然，只有将现代文明所缺失的自由快乐和诗意生存的狂欢精神注入到现代社会的荒原之中，现代人类的灵魂和生命才能获得拯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崇尚自我审视、灵魂叩问的理性思维从现代人类的生命中驱逐出去。自由意志的张扬与道德法度的规训自古以来就处在一种永恒的矛盾冲突之中，只有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立身于两极，无论是堕落到疯狂罪孽的灵魂深渊，还是困顿于窒息沉重的制度囹圄，都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狂欢。由此可见，林白笔下的这个古老村庄，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它不仅拥有诗意自然、自由唯美的一面，还暗藏着罪恶与痛苦滋生的一面，这使得王榨村渐渐成为一个失落的乐园。如何将痛苦与罪恶剔除，还原一方诗意的理想世界，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难题。
此外，小说还蕴含着对人类生命消逝、死亡大限问题的思考。生活与死亡从来都是人类生命的两种常态，《万物花开》的叙述者大头与死亡毗邻，但他从来不畏惧死亡的降临。王榨人对死亡的态度是极其平淡的，他们认为人的生死取决于自然，万物皆有一定的命数，要遵循自然的生老病死规律，乐观积极地生活。这种与道家思想深度契合的生死观无疑是作者林白所推崇的，当然这种跨越生死、超脱荣辱的生死观也是自由生命形态在思想领域的一种体现。
在《万物花开》中，林白以飞翔的姿态，从往昔创作的桎梏里腾空而起，以魔幻的笔法构造了一个诗意盎然、狂欢奔放、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深入挖掘民间文化深藏的狂欢精神与情感力量，为现代人类干瘪的灵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她也看到了民间深处暗流涌动的各种苦难与罪恶，并不遗余力地将之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以此引起人们的深思，并期望让万物花开的理想世界成为人们心中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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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昊，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