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多有贮书数十万卷且终生勤读不辍的，优者如纪昀，主修《四库全书》，青灯下不知读了几多黄卷，远过前代文人。而欧公晚年自号六一居士，为首者即“吾家藏书一万卷”；苏轼任郡守时，倾心吏治，足有一年余不碰书本。以此观之，唐宋诸大家的学问，恐怕不如清儒的渊深了，可他们的文章道德，却是清儒们争相效仿而不逮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古今中外的经典浩如烟海，早在庄子时就有“学也无涯”的感叹，何况信息爆炸的今天，以一人之力断断难以读尽。“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我们能从书海中攫取的，也不过如是而已。但是，即使是这一点，对我们也有着莫大的裨益——它集中地展示了圣贤们毕生总结出来的一些的对我们有用的道理。所以无论唐宋或清，有成就的文人必定有“面壁十年图破壁”的经历。不羁如谪仙，尚且要“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遑论他人！
　　那——我们读书，明理，是要做什么呢？
　　宋代大儒程颐说：“学问，著己而已。”
　　近代大师蔡元培先生说：“学术，所以饰心也。”
　　所以，是为了借助书来建立和提升“自我”这个角色的。
　　我们中国人始终是重视境界的，以人格修养达到最高层为终极目的。姑且不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境界，但仅仅靠读书，是绝对不够的。歌德曾说，才能最好于孤独中培养，品格最好在世界的汹涌波涛中形成。
　　所以，在修学储能后，唐宋文人意气风发地步入了纷繁的人世，踏尽红尘后，胸中万卷才真正有了活性，与半生浮沉得来的“识”和“情”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双眼依旧澄澈，不过多了几许深邃。于是他们的诗文掷地作金石声。当他们回头去指点前贤时，才能真正居高临下、莫逆于心。
　　反观清儒，仍旧把自己幽禁在斗室中，埋头故纸堆，潜心考据、训诂。无数人一生的成就，就是爬罗剔抉博极群书后，笺校经史或前人的文集。当他们提笔想作文时，总也跳不出前人的识见，一副俯仰随人的可怜相。这是为文化做贡献呢，还是一种迷失？
　　专注于物质生活的人诚不足道，但当头脑困于连篇累牍的文字，心靈也不见得可以淡泊和宁静。书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生命的牢笼。
　　不同的时代出现如此差异自然要到大背景下溯源。作为日落前的余晖，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钳制文人学士的真性情。这真是一次无血的大屠戮——朝堂上充斥着曲学阿世之徒，其余则不敢正视当世，匍匐在前人的阴影里，亦步亦趋。就像宋玉模仿屈原，哀感顽艳有，九死未悔却荡然无存。
　　想来清儒们对这一点也是有所察觉的，纪昀的一部《阅微草堂笔记》，名为消夏，实则深藏着对当世种种的喟叹。
　　我时常想，在孔子那个时代，学术藏于官守，夫子和七十二门徒能接触到的典籍应该是不多的，可为什么他们能保持内心的那种简单充盈的快乐——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因为他们可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让生命自由地舒展，欣然地合于大道。这就是程子说的“著己”，无数后人追求终生的孔颜乐处。
　　《易经》：“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句话各家注解纷纭，可我一直一厢情愿地认为，千年前，先圣凝伫，看向楼外烟雨，花开花落，一定也洞见了千年的物换星移，最终笔走龙蛇写下宏愿——愿天下——人人如龙！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得到成全。
　　【作者系山东省费县实验中学高二（2）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