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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至6月15日，第一届“中国交响乐之春”迎来了各省市的28家交响乐团，28场交响音乐会、25场公开排练、31场管风琴音乐会、32场艺术家互动、32场交响乐讲座、64场音乐电影放映、90场室内乐、32场CD推介会，共有20余万人参与，31位老中青三代指挥家执棒。
5月4日，“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以中国交响乐作品展演音乐会为主线，同时配套举办回顾展、论坛和辞书出版等三项活动，全国共计20余家乐团将演出30余场音乐会，备受瞩目的是演出曲目全部为中国作品。
中国交响乐在2008年成了焦点，以此迎来了百年的纪念。
用西方乐器说自己的“话”
不再只是贝多芬、莫扎特，中国交响乐说出了自己的“语言”。
随着中国交响乐团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交响乐作品匮乏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多次在各类会议上大声疾呼：改革开放后，我们学习现代技法已有若干年了，但是尚没有一部受到广泛欢迎的交响乐作品问世。在各种节日演奏的仍然是《梁祝》《黄河》《红旗颂》这些“文革”前产生的作品，而现在一些作品指挥不愿意指，乐团不愿意演，观众不愿意听”。
第一届交响乐之春对所有参演乐团都做出了要求：每个乐团至少有一首民族乐曲。于是，70位本土作曲家的92首原创交响乐作品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带来了《刘邦大帝》，河北交响乐团带来了《英雄河北》，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笛子协奏曲《鹧鸪飞》，浙江本土作曲家王天明创作了以昆曲改编的交响曲《春闺怨》，辽宁歌剧院的原创歌剧《苍原》，安徽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主打当地民歌名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七仙女》《花鼓灯》……
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则来得更加彻底，音乐会全部演出中国作品，中国音协为参演单位拉出了一份包含200余首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国作品曲目单。
不再只是贝多芬、莫扎特，中国交响乐说出了自己的“语言”。
如何说出自己的“语言”，也有不同的声音。作曲家郭文景对地方乐团委约地方风格作品就不十分赞同：“一个地方乐团充分展示自己的特色，这是好的，但是不能仅仅这样，一个地方团体，尤其是交响乐团，风格建设和定位，不能按照地方性的风格来定位。”换位思考，不少地方院团负责人表示，地方院团必须考虑当地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口味，这样才能保证新创作的交响乐作品能够有更高的演出机会和演出频率。他们也希望作曲家能够在注重吸收运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同时，给予必要的变形与发展。
排除作品的可听性，也就是“质”的问题，中国作品在“量”的积累上也存在严重不足。日前在长春举办的研讨会上，该省音乐专家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省内40岁以下潜心交响乐作品创作的作曲家几乎为‘零’”。“投入大、产出少、成活率低！”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团长张浩对中国交响乐作品创作现状的总结。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吉林，目前各个省市乐团几乎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搞定最大的“赞助商”
政府每年的财政拨款成为交响乐团必须依靠的救命稻草。
2007年8月，四川交响乐团获得5万元商业赞助，这是川交第一次实现音乐会冠名赞助。然而对于这样一支近80人的庞大乐团来说，5万元无异于杯水车薪，仅够维持三场演出。
像四川交响乐团这样的情况在国内还有很多。青海交响乐团隶属于青海民族歌舞剧院，由于是差额拨款单位，乐手每个月只能领到正常工资的60%。该院副院长蔡援曾给记者算过这样一笔账：全院每月的工资总额应该是11万，全年应该是132万；这样算下来全年的资金缺口有50万左右。去年青海交响乐团的商演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一共演出了21场，实现毛利润约30万。即便如此，也无法补齐缺口，只能达到正常工资水平的80%，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不足千元。同样，作为西部乐团的“老大”，陕西乐团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去，乐团目前编制100人左右，加上附属合唱团一共140多人，每年的政府拨款是185万，也只能维持乐手工资的60%左右。广西、山西、甘肃、湖北以及东北地区交响乐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总体来讲，国内交响乐的发展很不平衡，乐团生存状况差异很大。从地域上来说，地处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以及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交响乐团生存状况相对较好；而地处中西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乐团的境遇则要差很多，许多乐团甚至连建制都不完整。
政府每年的财政拨款成为交响乐团必须依靠的救命稻草。乐团每年的主要支出都靠这部分钱，因此，政府支持的力度直接决定了乐团的生存发展状况。
依据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同，中国交响乐基金会郭珊理事长把国内的乐团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当地政府非常支持，如深圳、上海、青岛、北京、广州等，这样的乐团资金相对比较充裕，各方面发展相对较好。还有一部分就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上面提到的青海、广西、四川、新疆等地的歌舞剧院下属的乐团，他们地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身政府拨款就少，而且歌舞剧院往往下属多个团体，分到交响乐团头上的就更加可怜，造成了交响乐团所处境地非常困难。再有就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般他们都拥有一定的财力支持，乐团领导的思路又相对较好，比如天津、浙江、江苏等。
交响乐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交响乐团很难靠票房养活自己。一场交响音乐会，国内音乐厅租金通常是2-5万，再加上外请指挥和演奏家的费用、乐手及工作人员劳务、乐器运输及折旧费等等，一场音乐会下来成本很高。而票房收入远达不到支出，因此交响音乐会是演一场赔一场，演的越多赔的越多。“交响乐难搞，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难搞也要坚持搞”，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谭利华曾经多次呼吁社会各界要关注交响乐的发展，“交响乐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音乐发展水平的最高层次，因此必须要得到政府的扶持”。在国内，古典音乐市场远未达到国外的成熟度，在现阶段乃至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仍然是乐团最大的“赞助商”。如何搞定这个“赞助商”，也就成了乐团团长们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啤酒口哨”成为音乐会主角
在“森林音乐会”和“逍遥音乐会”上，啤酒、烟花、彩旗、口哨……，这些平日与古典音乐几乎“绝缘”的东西此时却成了主角。
交响乐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亦是如此。在美国，交响乐、歌剧和芭蕾共同作为三种主要高雅艺术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鼎盛一时，然而近年来，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衰退趋势。
（下转三版）
5月4日，“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以中国交响乐作品展演音乐会为主线，同时配套举办回顾展、论坛和辞书出版等三项活动，全国共计20余家乐团将演出30余场音乐会，备受瞩目的是演出曲目全部为中国作品。
中国交响乐在2008年成了焦点，以此迎来了百年的纪念。
用西方乐器说自己的“话”
不再只是贝多芬、莫扎特，中国交响乐说出了自己的“语言”。
随着中国交响乐团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交响乐作品匮乏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多次在各类会议上大声疾呼：改革开放后，我们学习现代技法已有若干年了，但是尚没有一部受到广泛欢迎的交响乐作品问世。在各种节日演奏的仍然是《梁祝》《黄河》《红旗颂》这些“文革”前产生的作品，而现在一些作品指挥不愿意指，乐团不愿意演，观众不愿意听”。
第一届交响乐之春对所有参演乐团都做出了要求：每个乐团至少有一首民族乐曲。于是，70位本土作曲家的92首原创交响乐作品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带来了《刘邦大帝》，河北交响乐团带来了《英雄河北》，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笛子协奏曲《鹧鸪飞》，浙江本土作曲家王天明创作了以昆曲改编的交响曲《春闺怨》，辽宁歌剧院的原创歌剧《苍原》，安徽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主打当地民歌名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七仙女》《花鼓灯》……
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则来得更加彻底，音乐会全部演出中国作品，中国音协为参演单位拉出了一份包含200余首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国作品曲目单。
不再只是贝多芬、莫扎特，中国交响乐说出了自己的“语言”。
如何说出自己的“语言”，也有不同的声音。作曲家郭文景对地方乐团委约地方风格作品就不十分赞同：“一个地方乐团充分展示自己的特色，这是好的，但是不能仅仅这样，一个地方团体，尤其是交响乐团，风格建设和定位，不能按照地方性的风格来定位。”换位思考，不少地方院团负责人表示，地方院团必须考虑当地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口味，这样才能保证新创作的交响乐作品能够有更高的演出机会和演出频率。他们也希望作曲家能够在注重吸收运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同时，给予必要的变形与发展。
排除作品的可听性，也就是“质”的问题，中国作品在“量”的积累上也存在严重不足。日前在长春举办的研讨会上，该省音乐专家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省内40岁以下潜心交响乐作品创作的作曲家几乎为‘零’”。“投入大、产出少、成活率低！”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团长张浩对中国交响乐作品创作现状的总结。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吉林，目前各个省市乐团几乎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搞定最大的“赞助商”
政府每年的财政拨款成为交响乐团必须依靠的救命稻草。
2007年8月，四川交响乐团获得5万元商业赞助，这是川交第一次实现音乐会冠名赞助。然而对于这样一支近80人的庞大乐团来说，5万元无异于杯水车薪，仅够维持三场演出。
像四川交响乐团这样的情况在国内还有很多。青海交响乐团隶属于青海民族歌舞剧院，由于是差额拨款单位，乐手每个月只能领到正常工资的60%。该院副院长蔡援曾给记者算过这样一笔账：全院每月的工资总额应该是11万，全年应该是132万；这样算下来全年的资金缺口有50万左右。去年青海交响乐团的商演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一共演出了21场，实现毛利润约30万。即便如此，也无法补齐缺口，只能达到正常工资水平的80%，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不足千元。同样，作为西部乐团的“老大”，陕西乐团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去，乐团目前编制100人左右，加上附属合唱团一共140多人，每年的政府拨款是185万，也只能维持乐手工资的60%左右。广西、山西、甘肃、湖北以及东北地区交响乐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总体来讲，国内交响乐的发展很不平衡，乐团生存状况差异很大。从地域上来说，地处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以及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交响乐团生存状况相对较好；而地处中西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乐团的境遇则要差很多，许多乐团甚至连建制都不完整。
政府每年的财政拨款成为交响乐团必须依靠的救命稻草。乐团每年的主要支出都靠这部分钱，因此，政府支持的力度直接决定了乐团的生存发展状况。
依据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同，中国交响乐基金会郭珊理事长把国内的乐团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当地政府非常支持，如深圳、上海、青岛、北京、广州等，这样的乐团资金相对比较充裕，各方面发展相对较好。还有一部分就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上面提到的青海、广西、四川、新疆等地的歌舞剧院下属的乐团，他们地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身政府拨款就少，而且歌舞剧院往往下属多个团体，分到交响乐团头上的就更加可怜，造成了交响乐团所处境地非常困难。再有就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般他们都拥有一定的财力支持，乐团领导的思路又相对较好，比如天津、浙江、江苏等。
交响乐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交响乐团很难靠票房养活自己。一场交响音乐会，国内音乐厅租金通常是2-5万，再加上外请指挥和演奏家的费用、乐手及工作人员劳务、乐器运输及折旧费等等，一场音乐会下来成本很高。而票房收入远达不到支出，因此交响音乐会是演一场赔一场，演的越多赔的越多。“交响乐难搞，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难搞也要坚持搞”，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谭利华曾经多次呼吁社会各界要关注交响乐的发展，“交响乐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音乐发展水平的最高层次，因此必须要得到政府的扶持”。在国内，古典音乐市场远未达到国外的成熟度，在现阶段乃至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仍然是乐团最大的“赞助商”。如何搞定这个“赞助商”，也就成了乐团团长们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啤酒口哨”成为音乐会主角
在“森林音乐会”和“逍遥音乐会”上，啤酒、烟花、彩旗、口哨……，这些平日与古典音乐几乎“绝缘”的东西此时却成了主角。
交响乐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亦是如此。在美国，交响乐、歌剧和芭蕾共同作为三种主要高雅艺术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鼎盛一时，然而近年来，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衰退趋势。
（下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