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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是指文章的体裁、体式、样式、体制。它是作者对现实世界洞察把握下建立起的自己的表达模式，既是作者思想可感性的载体，又是作者把握世界方式，同是也是作者连接受者的中介，其话语方式取决于文本叙述的性质和叙述方式的选择。新闻文体是新闻的体裁、样式，是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各种方法。即“新闻的形式问题，是新闻写作表现内容所运用的语言技巧和方法。”①从文体的角度透视新闻文体创建之初的语言变迁情况，更贴近新闻本体，也是探讨一个时期的某种体裁流变较为独特的视角与切入点，尤其是对于新闻这种与时代变化结合紧密的文体，本文拟从新闻文体语言由文言到白话的历史变迁轨迹，探寻新闻文体在时代风潮中的语体建构和理念的更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我国文体的基本状况是文言文占正统地位，无论是新闻文体、文学文体还是实用文体，都是用文言文写成，不分段落，没有标点，文字又艰涩难懂，别说一般民众，就是能识字断文的“秀才”读起来也未必轻松。当时的新闻文体虽冠以“新闻”之名，其体式语言与旧文学如出一辙，因艰涩的文字，难断的字句，难以达到新闻传播信息之目的；加之它在文体形式上的程式化、单一化，呆板单调，千篇一律，难学难听难用，大大地阻碍了社会交流和文明思想的传播。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启迪民智、振兴民族，必须对艰涩难懂的文言文进行彻底改造，改变“手口异国”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分离的状况，使书面语言成为大众化的交流工具，打破统治阶层垄断书面语言的局面，解放文体。
19世纪90年代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率先提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以文体变革为触介点，明确呼吁建立一种适应现实需要的新文体。他们在报刊文章的写作上创造了一种新文体(亦称“新民体”、“时务体”)。梁启超曾对这种新文体作过概括性评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②正如他的代表作《少年中国说》，打破了旧文体界限，既是新闻时评，也是文学散文，论述了老年人保守，少年人上进的道理，借形象艺术之力，一口气连用了几组多个形象：“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殒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行文明白易懂，一泻千里，极富鼓动性。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文体”，以其“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影响着国人，“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③作为同时代的见证者，黄遵宪毫不吝啬对梁启超新文体的赞美，他在1902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自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也。”新文体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的辉煌，也深刻地影响了“五四”中的青年。胡适在谈到读《新民丛论》等文时的感受说：“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新文体是中国文体的一次空前的带有革命性的解放。它的出现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转化做了必要的准备，揭开了文体改革的序幕。在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文体之风影响下，新闻文体的写作在语言上有明显的突破，注意语言的节奏，词汇的选择，语言技巧的选用，同时在撰文中运用排比、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读来琅琅上口，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显现出一般报人对新闻语体所具有的构建意识。
文体作为报人说话和写作的主要方式，最突出的是语言层面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别的文类的特征。如果说当时的文学体裁作品是文本的体例特征和结构形式等方面的成规，它是文体的显在层面；那么语体则是对体裁的默认与确证，它是当时文体规范下的一种话语系统，可以说新闻文体的语体是与文学纪事说理体裁相匹配和对应的一套语言成规，因为当时的新闻学正处于启蒙和创立阶段，报人与文人是融为一体的，新闻的写作技法也是从文学写作中借鉴的，其话语模式连接着报人的思维方式和风格特征。一般而言，语体既是一个报人特有的对词语的选择、修辞技巧的运用，以及语气、调子和标点符号的使用，它还包括这一时期报人对于语言形式的共同选择与创造。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选择与创造，便形成了“五四”前的新闻语体特征，虽然此特征在历史的进程中尝试着更新与演化，但与那个历史时期文学语体一样有着深深的“时代文体”烙印。因此，从文体学的意义来说，语体是文体的核心，也是它的基础。它既是识别一种文体的关键，又是衡量一个时代文体风格的标记，但对当初的新闻学者而言，新闻语体的形成有一个从成熟的文学语体借鉴的过程，新闻语体形成之初，其表达方式更多来自文学话语，来自对文学话语的改良与变革，比如这场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变革。但真正使新闻文体变革取得成功的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文化领域文言文大一统和一元化局面，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文体多元化时代，白话文得到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认可，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新闻文体也逐步构建成自己的语体结构，进而形成新闻文体体系。
从文言文到半文半白再到白话文，报业先驱者经历了从追求语言形式的变化到写作理念更新的过程，因为从文体变革的整体看，作为文体基本材料的语言的白话化，只是一个初级的战果，更深层次和更高形式的变革还在于文体式样的变革。譬如造屋，土木泥石虽换成钢筋水泥，如设计理念不变，也只能造成低矮土陋的小屋。文言文既然能产生老八股，白话文也能产生新八股。程式化、单一化、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的文言文的弊病，同样也会在白话文中出现。文体变革的目的在于文体的独立化、系统化和多样化。因此，文体变革不只是文章材料的变换，而是文体理念的创建和革命，任何文体外在的话语形式和结构方式都是根源于作者内在的对事实认知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就新闻文体而言，新闻“语言”是其核心所在，也是报人对事实的认知方法和思维方式所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对旧思想彻底清算、彻底批判、彻底否定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形式不可避免地也在批判否定之列。于是，白话文在“破旧立新”的呼声中顺应时代需要被报刊普遍采用，通俗上口、简洁明快的白话文成为当时新闻文体的主要特色，是新闻语体的重要标志。试看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一篇题为《新纪元》的评论：
新纪元来，新纪元来!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我们今日欢祝这新纪元，不是像那小儿女喜欢过年；喜欢那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贴，恭喜的套话照旧说，新衣新裳照旧穿戴。那样陈陈相因生活，就是过了百千万亿年，也是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
这篇世纪之交的时评，李大钊以激情昂扬的白话语体表达出人类对新世纪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体现了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他曾言：“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④“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⑤这些充满启蒙思想的言论都发表在当时传播力极强的《每周评论》上。
《每周评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18年创办的以政治评议为主的报纸。而这篇《新纪元》的评论由李大钊亲笔所写，放在报纸的头篇，大体相当于如今报纸主笔的新年献词之类的重要文章。该文完全采用白话，且分段用标点，是一篇写得有声有色视野宏阔气势磅礴能代表“五四”时期最高水准的新闻评论。此文虽然完全采用白话，但在行文布局、语句安排和语势处理上，也明显留下了文言文的痕迹，如铺陈、排比句式的运用，剥笋似的层层说理等，都是古典议论文常用的手法。因原文较长，仅从它开篇，便可见端倪，如读完全文，这方面的感受会更深。这说明，作者李大钊在一片打倒旧文化的声浪中能保持清醒头脑，有数千年积累的文言文写作经验不容否认，“古为今用”，适当吸取，对白话文写作非常必要，这样既保留了传统文章中凝练含蓄、意蕴丰厚、声音节奏优美的语言功能，使文章显得更自然、更亲切、更生动和细腻；同时又结合西方新闻评论中的时效、鲜明、冷峻、犀利的风格，从而也使传统语言借助现代语言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语言是一种工具。“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得心应手的白话文“利器”为报人掌握并运用于新闻写作后，随之“五四”新思潮的鼓动以及西方新闻文体的影响，新闻文体日趋完善成熟，新闻体式日渐由单一的消息报道发展为速写、特写、述评、调查报告、新闻评论、报告文学等诸多体式。而且，为适应社会政治变化的需要，新闻文体形式在不断创新中又出现了许多的样式，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年间，新闻文体已发展到数十种，如战地通讯、旅游笔记、长篇通讯以及具有文学特征的新闻故事、杂谈、报告文学等品类，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新闻文体体系，为新闻写作提供了极大的选择空间。从文体纵向看，新闻语言经过30年间的变化发展，完全脱去了稚嫩与粗放，一套崭新的具有现代特色的新闻话语方式已形成，并得到读者大众的普遍认可，显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而这勃勃的生命力正是在传播中产生的，正如语言大师巴赫金所言：“语言的生命在于由这个人之口转入那个人之口，由这一语境转到那一语境，由此一社会集团转到彼一社会集团，由这一代人转到下一代人。与此同时，词语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来龙去脉，更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它所栖身的具体语境的影响。”⑥作者所说的“栖身的具体语境的影响”，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政治氛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为人所运用，必然烙上时代的浓烈气息、个人的主观情感以及社会变革的历史印迹，这在新闻语言上较为明显。
从以上探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报人在建构现代新闻体式之初，既有对传统文体的继承，也注意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更重视对新闻文体的语言选择与创造，并寻找与现代新闻的内容和主题相适应的话语方式方面。可以说中国新闻文体的开拓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新闻语体对于新闻文体发展的重要性，并为建构一种既符合“五四”自由精神，又贴近新闻本体的新闻话语而不懈努力。在科学理性和思想启蒙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报人们在反复的新闻写作实践中使白话语言走向了求真、写实、严谨、绵密的“欧化”之路，此后新闻学开始尝试用新的语言方式感知和把握世界，形成自己独立的科学体系。(本文为2006年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SA06090)
注 释：
①张晋升等：《实用新闻写作》，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②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见《饮冰室合集·专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⑤李大钊：《李大钊文选(第一版)》，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第167页。
⑥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7～278页。
(作者为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我国文体的基本状况是文言文占正统地位，无论是新闻文体、文学文体还是实用文体，都是用文言文写成，不分段落，没有标点，文字又艰涩难懂，别说一般民众，就是能识字断文的“秀才”读起来也未必轻松。当时的新闻文体虽冠以“新闻”之名，其体式语言与旧文学如出一辙，因艰涩的文字，难断的字句，难以达到新闻传播信息之目的；加之它在文体形式上的程式化、单一化，呆板单调，千篇一律，难学难听难用，大大地阻碍了社会交流和文明思想的传播。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启迪民智、振兴民族，必须对艰涩难懂的文言文进行彻底改造，改变“手口异国”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分离的状况，使书面语言成为大众化的交流工具，打破统治阶层垄断书面语言的局面，解放文体。
19世纪90年代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率先提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以文体变革为触介点，明确呼吁建立一种适应现实需要的新文体。他们在报刊文章的写作上创造了一种新文体(亦称“新民体”、“时务体”)。梁启超曾对这种新文体作过概括性评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②正如他的代表作《少年中国说》，打破了旧文体界限，既是新闻时评，也是文学散文，论述了老年人保守，少年人上进的道理，借形象艺术之力，一口气连用了几组多个形象：“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殒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行文明白易懂，一泻千里，极富鼓动性。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文体”，以其“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影响着国人，“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③作为同时代的见证者，黄遵宪毫不吝啬对梁启超新文体的赞美，他在1902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自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也。”新文体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的辉煌，也深刻地影响了“五四”中的青年。胡适在谈到读《新民丛论》等文时的感受说：“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新文体是中国文体的一次空前的带有革命性的解放。它的出现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转化做了必要的准备，揭开了文体改革的序幕。在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文体之风影响下，新闻文体的写作在语言上有明显的突破，注意语言的节奏，词汇的选择，语言技巧的选用，同时在撰文中运用排比、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读来琅琅上口，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显现出一般报人对新闻语体所具有的构建意识。
文体作为报人说话和写作的主要方式，最突出的是语言层面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别的文类的特征。如果说当时的文学体裁作品是文本的体例特征和结构形式等方面的成规，它是文体的显在层面；那么语体则是对体裁的默认与确证，它是当时文体规范下的一种话语系统，可以说新闻文体的语体是与文学纪事说理体裁相匹配和对应的一套语言成规，因为当时的新闻学正处于启蒙和创立阶段，报人与文人是融为一体的，新闻的写作技法也是从文学写作中借鉴的，其话语模式连接着报人的思维方式和风格特征。一般而言，语体既是一个报人特有的对词语的选择、修辞技巧的运用，以及语气、调子和标点符号的使用，它还包括这一时期报人对于语言形式的共同选择与创造。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选择与创造，便形成了“五四”前的新闻语体特征，虽然此特征在历史的进程中尝试着更新与演化，但与那个历史时期文学语体一样有着深深的“时代文体”烙印。因此，从文体学的意义来说，语体是文体的核心，也是它的基础。它既是识别一种文体的关键，又是衡量一个时代文体风格的标记，但对当初的新闻学者而言，新闻语体的形成有一个从成熟的文学语体借鉴的过程，新闻语体形成之初，其表达方式更多来自文学话语，来自对文学话语的改良与变革，比如这场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变革。但真正使新闻文体变革取得成功的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文化领域文言文大一统和一元化局面，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文体多元化时代，白话文得到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认可，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新闻文体也逐步构建成自己的语体结构，进而形成新闻文体体系。
从文言文到半文半白再到白话文，报业先驱者经历了从追求语言形式的变化到写作理念更新的过程，因为从文体变革的整体看，作为文体基本材料的语言的白话化，只是一个初级的战果，更深层次和更高形式的变革还在于文体式样的变革。譬如造屋，土木泥石虽换成钢筋水泥，如设计理念不变，也只能造成低矮土陋的小屋。文言文既然能产生老八股，白话文也能产生新八股。程式化、单一化、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的文言文的弊病，同样也会在白话文中出现。文体变革的目的在于文体的独立化、系统化和多样化。因此，文体变革不只是文章材料的变换，而是文体理念的创建和革命，任何文体外在的话语形式和结构方式都是根源于作者内在的对事实认知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就新闻文体而言，新闻“语言”是其核心所在，也是报人对事实的认知方法和思维方式所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对旧思想彻底清算、彻底批判、彻底否定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形式不可避免地也在批判否定之列。于是，白话文在“破旧立新”的呼声中顺应时代需要被报刊普遍采用，通俗上口、简洁明快的白话文成为当时新闻文体的主要特色，是新闻语体的重要标志。试看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一篇题为《新纪元》的评论：
新纪元来，新纪元来!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我们今日欢祝这新纪元，不是像那小儿女喜欢过年；喜欢那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贴，恭喜的套话照旧说，新衣新裳照旧穿戴。那样陈陈相因生活，就是过了百千万亿年，也是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
这篇世纪之交的时评，李大钊以激情昂扬的白话语体表达出人类对新世纪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体现了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他曾言：“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④“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⑤这些充满启蒙思想的言论都发表在当时传播力极强的《每周评论》上。
《每周评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18年创办的以政治评议为主的报纸。而这篇《新纪元》的评论由李大钊亲笔所写，放在报纸的头篇，大体相当于如今报纸主笔的新年献词之类的重要文章。该文完全采用白话，且分段用标点，是一篇写得有声有色视野宏阔气势磅礴能代表“五四”时期最高水准的新闻评论。此文虽然完全采用白话，但在行文布局、语句安排和语势处理上，也明显留下了文言文的痕迹，如铺陈、排比句式的运用，剥笋似的层层说理等，都是古典议论文常用的手法。因原文较长，仅从它开篇，便可见端倪，如读完全文，这方面的感受会更深。这说明，作者李大钊在一片打倒旧文化的声浪中能保持清醒头脑，有数千年积累的文言文写作经验不容否认，“古为今用”，适当吸取，对白话文写作非常必要，这样既保留了传统文章中凝练含蓄、意蕴丰厚、声音节奏优美的语言功能，使文章显得更自然、更亲切、更生动和细腻；同时又结合西方新闻评论中的时效、鲜明、冷峻、犀利的风格，从而也使传统语言借助现代语言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语言是一种工具。“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得心应手的白话文“利器”为报人掌握并运用于新闻写作后，随之“五四”新思潮的鼓动以及西方新闻文体的影响，新闻文体日趋完善成熟，新闻体式日渐由单一的消息报道发展为速写、特写、述评、调查报告、新闻评论、报告文学等诸多体式。而且，为适应社会政治变化的需要，新闻文体形式在不断创新中又出现了许多的样式，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年间，新闻文体已发展到数十种，如战地通讯、旅游笔记、长篇通讯以及具有文学特征的新闻故事、杂谈、报告文学等品类，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新闻文体体系，为新闻写作提供了极大的选择空间。从文体纵向看，新闻语言经过30年间的变化发展，完全脱去了稚嫩与粗放，一套崭新的具有现代特色的新闻话语方式已形成，并得到读者大众的普遍认可，显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而这勃勃的生命力正是在传播中产生的，正如语言大师巴赫金所言：“语言的生命在于由这个人之口转入那个人之口，由这一语境转到那一语境，由此一社会集团转到彼一社会集团，由这一代人转到下一代人。与此同时，词语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来龙去脉，更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它所栖身的具体语境的影响。”⑥作者所说的“栖身的具体语境的影响”，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政治氛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为人所运用，必然烙上时代的浓烈气息、个人的主观情感以及社会变革的历史印迹，这在新闻语言上较为明显。
从以上探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报人在建构现代新闻体式之初，既有对传统文体的继承，也注意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更重视对新闻文体的语言选择与创造，并寻找与现代新闻的内容和主题相适应的话语方式方面。可以说中国新闻文体的开拓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新闻语体对于新闻文体发展的重要性，并为建构一种既符合“五四”自由精神，又贴近新闻本体的新闻话语而不懈努力。在科学理性和思想启蒙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报人们在反复的新闻写作实践中使白话语言走向了求真、写实、严谨、绵密的“欧化”之路，此后新闻学开始尝试用新的语言方式感知和把握世界，形成自己独立的科学体系。(本文为2006年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SA06090)
注 释：
①张晋升等：《实用新闻写作》，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②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见《饮冰室合集·专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⑤李大钊：《李大钊文选(第一版)》，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第167页。
⑥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7～278页。
(作者为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