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浩，男，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２级硕士研究生。１９９３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参与编著了《高中生作文指导》和《初中生作文指导》两本书，读研前发表有新闻、诗歌、小说、散文、论文等共计６０多篇，十几万字。２００２年９月，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现任教育部主办的《中国研究生》杂志南京记者站站长、《南京大学研究生》报主编。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７日，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作客南大，上午１０点在逸夫馆馆Ⅰ以“南京跟我的小说创作”为题，追述了自己对南京永恒的怀念和那刻骨铭心的记忆。
　　白先生谈话中呈现出的是儒雅之质，演讲以他的身世变迁和对南京的感叹为主题。儿时住过的雍园、夫子庙得月台的清唱、中山陵的“天下为公”、华华如盖的梧桐树、六朝古都的文物名胜，都随着败迁台北而成了花朵飘零的感伤与记忆。这种记忆最终积淀成文化乡愁，浓郁在一个个的人物身上，演绎出一缕“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清音挽歌，南京由此沉郁厚重起来。
　　徐春浩：我看了由您的小说改编的台湾电视剧《孽子》，请问您对剧中导演虚构的人物有什么看法？您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白先勇：《孽子》这部电视剧在台湾公共电视台一共演了五次，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剧中有个人物叫赵英，小说中也有这个人物，但不是这种写法。我的小说也改编过许多电影电视，我的感受是电影、电视是导演的作品，已经和原著“无关”了，这部电视剧拍摄的时候，我给他们订的契约是：“女主角的扮演者没有原作者的同意不能开拍。”第一家因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女演员，我便与他们解除了契约，我又与另一家电影公司合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演员，连续剧当然比较煽情了，演完后许多大学生的反映都是比较强烈的！我创作的意图和主要反映的是：“人性、人情”，我认为凡属于“人性、人情”的东西都可以写，《孽子》写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但最底层的人物也是人啊，这些人不管大小、职业都可以写。文学写什么？文学是写人性的，现在没有人对文学真正地理解，对我来说，凡是属于人的，我都非常感兴趣，我是和我作品中的人物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来进行了解和批判的。
　　徐春浩：你写作的初衷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写作？
　　白先勇：我写作是为了把人类心中无言的痛楚转化为文字！
　　徐春浩：你此次来南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白先勇：就看到的来说，南京变化非常快的是新的楼，几年之间变化很大，楼高了新了，但树少了一些，我希望南京能保住这一片绿！
　　徐春浩：你的戏剧《游园惊梦》中对女性服饰的描写特别细腻，请问你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
　　白先勇：女孩的衣服是最美的，我对女孩的兴趣是挺大的。
　　徐春浩：你对戏剧的写作感受怎样？
　　白先勇：我的确是票友，我对戏剧很感兴趣，但我一直认为话剧是“舶来品”，中国以前没有话剧，是不是可以把话剧中的东西吸收过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徐春浩：你对自己作品中的“文化乡愁”是怎么理解的呢？
　　白先勇：从我家庭讲起，我父母对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我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相当喜爱和尊重，我认为对自己的那种文化传统不应该抛弃，我的感受有对文化的那种乡愁，对文化的那种怀念！
　　徐春浩：台湾在您的作品中有何影响？
　　白先勇：《孽子》完全以台北为背景，台湾、台北对我来讲是另外生活的一部分，让我受到一定的教育，让我很自由的放飞了我的一些思想。
　　 徐春浩：你对文学写人性、人情和对传统的看法与梁实秋有许多相似之处，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白先勇：我没上过梁实秋的课，他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对他那种“自由”思想是很赞同的。
　　徐春浩：你对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白先勇：文学的表现是没有一定法则的，只要是表现得好的，都可以吸取其长处，现在我们的生活也好，思想也好，都有许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至于怎么融合西方于东方，有一点儿是很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把自己的根基打好，自己的根基打好了，再去吸收别的东西。
　　徐春浩：南京现在有许多“亮点”，但大部分都是钢筋水泥的东西，民国残存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你对民国留下的东西有何看法，你对你父亲“小诸葛”（白崇禧）有什么看法？
　　白先勇：民国在南京留下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历史遗迹，有许多应该保留，南京大学历史系对民国史的研究可能是最好的，对民国史的研究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南京的古迹确实应该很好的保存起来，新区开发应该小心一点儿，历史的东西真是很珍贵的。我对父亲没有很好的研究，台湾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够好，值得好好研究一下，现在我正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传记，写自己的父亲其实很烦，我正好可以做一下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