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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工业设计的产生与当时德国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民族统一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德国是现代设计运动的发起国之一。从德意志制造联盟促进艺术与工业结合的理想开始，到包豪斯强调设计造型与人的关系，以及乌尔姆所提倡的优良设计，德国工业设计始终致力于“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逐步确立了以系统论和逻辑优先论为基础的理性设计。
工业设计思想则是对工业设计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与概括，对于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明晰工业设计的本质。德国工业设计之所以在世界工业设计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得益于那种宏观的从社会发展的广阔视野中定位工业设计的方向和方法，及准确把握工业时代的设计与社会的关系，进而通过设计影响和改变大众生活的方式。
关键词：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形成轨迹
在19世纪之前，德国曾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局面，但这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中的后来者，却在极短的时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迅速地实现了从农业主导型经济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建立起发达的工业体系。提及德国，人们会想到这里曾经诞生了享誉世界的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如马克思、恩格斯、歌德、海涅、贝多芬、门德尔松、康德、黑格尔、爱因斯坦、普朗克…….
提及德国人，人民会想到他们富有智慧和创造精神，勤劳刻苦，对待工作严肃认真，重实际，讲究效率，遵守纪律…….
提及“德国制造”，人们会想到产品的耐用性、普遍的现实性、最新的工艺、实用的包装、可靠的供货、周到的服务……
虽然德国不是工业设计诞生国，但是德国却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征为本国乃至世界的工业设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工业设计思想体系，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将对我们的设计产生影响。
工业设计（industrial design）作为专业术语，是由美国艺术家约瑟夫.西奈尔（Joseph Smnell）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
成立于1957年6月的国际工业设计学联合会（ICSID），以专业组织的身份先后对工业设计做了几次释义。在1980年举行的第十一次年会上，将工业设计定义为：“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经验及视觉感受赋予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资格，叫作工业设计。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工业设计师应在上述工业产品的全部侧面或其中的几个方面进行工作，而且，当需要设计师对包装、宣传、展示、市场开发等问题的解决付出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以及视觉评价能力时，也属于工业设计的范畴。”
设计思想产生于设计实践活动，是人类通过对设计活动理性的认识、论证和概括后，获得的设计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反映在各种论著、言论、决策和行为中。设计思想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受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具有时代性、阶级性、继承性、发展性、多样性。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文化的日趋多元化，工业设计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干预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发展。
纵观德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沿着以社会目的性为立场，以理性主义为指导，以道德伦理为尊崇道路而形成发展的工业设计思想，从不盲目地为“设计”这个行为而设计，而是通过设计寻求最恰当方式，协调解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设计思想体系，因此，研究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工业设计的本质含义、准确定位工业设计的落脚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德国的工业产品结构合理、造型严谨、技术精湛、品质优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本文以研究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形成轨迹为主旨，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一是德国工业设计思想产生的背景：二是德国工业设计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观念、设计主张、设计成果；三是德国工业设计思想意义。
研究借鉴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其延续历程，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兼收并蓄中外优秀文化营养，找寻自我特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德国现代工业设计思想产生的背景
工业设计是一个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的边缘交叉型学科，设计思想的形成受到历史、社会、人文、科技、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需要、社会意识、社会习俗以及民族传统、科学文化发展方向。
17世纪末在宗教思想与新的自然科学发生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启蒙思想，其核心是新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反宗教思想继续深入，自然科学家创立的理性主义、百科全书首创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思想维护了人的尊严和思想，并倡导一切事物应从过去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及衡量事物的标准中获得解放，并运用人类取得的新知识修正过去的谬误。欧洲启蒙运动最初起始于英、法。英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约翰.洛克（JohnLocke），他曾阐述和平、自由、平等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法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笛卡尔（Rene Descaneo），他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获取了理性认识，并为平等理论做出了贡献。百科全书派代表伏尔泰（ Voltaire）也是法国启蒙思想的卓越代表。
1763 -1764年受卢梭思想影响，德国启蒙教育家约翰贝恩哈特巴塞多夫（Johann.Bernhard Basedorf）在著作《对真理之爱》中提出：“对人和自然都应具有博爱的精神。”巴塞多夫的启蒙教育思想在后来的德国教育中尤其是在重视实际技能的实践本领的培养与提高上具有重大意义。“鼓起你的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就是启蒙的格言。”“欧洲带给世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带给世界一个新的欧洲”法国社会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于2009年如是说，他还特别强调，“当时的历史转捩点，那些在地理上相邻而在历史与观念上相去甚远的不同民族之间终于能够分享同一个重大的命题所具有的深远的意义。”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工业设计都蕴藏着自身的特点，并遵循着自有的理念路线前行。德国从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小国发展成为特色鲜明、魅力强劲，在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中占有独特地位的大国，其中必然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文化、哲学等内在的原因。 1.1 康德的古典美学
伊曼努尔，康德（mmanuel Kant）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之一，其代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及《判断力批判》（1790年）以“理性批判”为名义，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分别阐述他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观点，建构起以张扬理性为目的的“先验哲学”，使理性成为构筑一个不同于中世纪宗教信仰社会的理性社会的基石。
康德所阐释的审美现代性中的合目的性、无功利性、自律性、普遍性等特质蕴含着冷静的先验主义批判精神、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及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在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启示了现代美学和各种文化理论。康德的理性哲学，从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目的论等哲学的根本视野上，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使以“正义、义务、秩序”为主导的道德观，成为德国社会公民共同的普遍道德法则，为工业设计的发展提出了从目的到手段的一整套理性观念与原则。
1.1.1 康德的目的论思想
康德美学立足于目的论，将自然、社会、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合目的性系统，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调转，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沟通了人与自然两大领域。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历史是按照自然的目的计划而发展的，因此人类历史是合目的的。康德的目的论指明了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主观合目的性是康德美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关键内容。所谓的主观合目的性，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合目的性，是指审美对象以其存在的形式而不是以其存在的内容符合人们主观上的审美功能。康德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因此，康德提出，无论人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努力实现它的过程中，不能侵犯他人的人格和尊严；每个人都应努力为别人的合理需求的满足提供方便，因为作为社会存在着的人只有相互合作才能获得共同发展。
1.1.2 康德的道德论思想
康德的道德法则指出了人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全部感觉世界的生存方式，他认为，“道德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能够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唯一条件，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将道德提到了首要的位置。康德的道德理论高度弘扬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不仅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对道德法则的遵守也昭示了人真正的绝对的价值和人的纯洁的人格，这种理性成为德国经济发展中人的行为基础和标准。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把崇高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将崇高的审美判断建立在一个“人之为人”的纯粹尺度之上，把审美主体的内向性要求和主体性特征推向了新的高度。
康德将责任视为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他认为，责任是服从道德法则的行为的必要性，反映了行为意志在道德上的纯粹性，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在于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在于决定行为的法则，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和提升人的尊严。
康德责任思想的主旨就是从人的理性本身出发，通过寻求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必然的道德法则，以实现将人作为目的的价值论目标，确立了以尊重人的理性，注重从人自身内部寻找道德价值的理性追求。这种自己立法，自己无条件地遵守，充分体现出入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诉求，彰显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及其内在价值，突出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尊严与价值，展现了责任价值的伦理意蕴。从康德起，伦理道德就被认为是人所以为人之所在。
1.2 洪堡教育改革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整个德国正处于政治上分裂和经济上落后的状态。1807年，德国对法国战争的失败唤醒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人们希望通过改革复兴德意志民族。1809年3月，威廉.冯.洪堡（ Wilhelmvon Humboldt）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他吸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Fichte）等人的思想，从理想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出发，通过培养“完人”，实施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构筑了德国现代化教育体系。洪堡教育改革推动了教育的大众化，优化了国民整体素质，为德国现代化及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最有价值的科学技术人才基础。
洪堡的新人文教育改革，更多地关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把文化知识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培养了整个国民统一的价值观念、统一的道德标准、统一的行为准则，使德国人在工业化准备阶段就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了注重科学、注重实际的人生观，而这一人生观成为了推动德国工业化深入发展的动力。
1.2.1 “完人”教育理念
作为新人文主义者，洪堡强调以民族和民主精神培养人的理性和道德，即培养所谓的“完人”。洪堡认为，“人的真正目的——这里指的是由人的永恒的理性、而不是由变化无常的兴趣爱好所决定的目的——是通过最高的、最合理分配的教育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把“完人”归纳为6个特征：“充分的自由性和适度的规律性；生动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思辨能力；独特的个性和完整的民族性”。这6条特征具有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性，只有达到和谐均衡的发展，使人的全部力量能够自由发挥，才会形成完美人性。从这个理念出发，教育不再是为某个阶层服务，而是为整个民族和国家服务，教育的目标就是充分激发人内在的生命力，开阔人的视野，培养理智道德、思想独立、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完美公民。
洪堡的“完人”教育思想深受卢梭人权论的影响，即人生来都是平等自由的。洪堡“完人”教育的核心是人，是对人的“全面的、纯粹的”教育，任何人只有接受—项完整的教育，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主张通过实行普通教育，培养全民的理性行为方式和社会责任感，把人从等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有的人无论门户出身，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获得与人的尊严相符的接受教育、发展自我的权利，都应该在自我的逐步发展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命运。洪堡的教育思想关注到了每一个个体，正是这种平民化和社会化的教育思想使其建立起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学校教育体制，使得全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按次序接受完整的教育，扩大了德国受教育的人数，形成了全社会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良好氛围。 据统计，1816年，德国10岁以上的青少年中有60%在校读书，而到1864年，这个比率已上升到94%。1871年，整个德国文盲仅占总人口的12%，其中大多数属居住在乡村中的老年妇女。与英国、法国相比（此时英国人口中有30%的文盲，法国人口中有24%的文盲）德国在国民普遍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领先成就。普遍教育造就了德国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和组织观念，他们相信集体力量，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维护群体约定，严格遵守群体和社会行为准则，充分发挥个人在集体中的作用，形成了德国模式的民族性格。
1.2.2 以科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洪堡深受民族危机的感染和科学发展功用的震撼，他认为科学研究既是发展科学的手段，也是提高修养的手段，因此，大学应具有双重任务——科学探索和道德修养，通过把客观的科学和个人的教育统一起来，促进学生以及民族精神和道德修养的提高。洪堡指出：“低层次的教育提出一批封闭的和既定的知识。在高层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在低层次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高层次，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有正当理由共同探求知识。”大学里的科学研究应该是一种“纯科学”，其核心是发现知识、追求真理，其根本目的不是具体的、实用的，满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陶冶心性和品格的，为了完善个人和思想。洪堡指出：“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合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修养只能在纯科学活动中养成，只有接受纯科学教育的人，即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学术、纯学理的探求，才能使人具备发现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成为自由的研究者和创造者，进而成为一个对集体最为有用、且最能做出贡献的人，从更长远的利益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洪堡的教育改革对推动德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19世纪中期，德国已经占据了世界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的地位，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热力学、电学、电磁学、光学等重大发明发现方面，1810年至1836年，德国取得了108项，英国与法国共取得了206项，但是从1836年至1855年，德国取得了231项，英国与法国总共取得了201项，到1870年，德国又取得了136项，而英法两国只取得了91项；在专利授予方面，1850年为243项，1860年为310项，1870年为4132项，至1910年则达到了12100项。德国的教育改革不仅得到了德意志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并且获得了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成为改造生活与世界的最为强大的决定性力量。
1.3 李斯特建立关税同盟与俾斯麦统一德国
18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转变。与英、法、比利时等国家相比，德国工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相当滞后，因此，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用高效率的工业化社会取代低效率的农业社会，尽快结束德意志民族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欺压，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希望。
1.3.1 李斯特与德国关税同盟的建立
十九世纪上半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物质财富”学说主导着欧洲各国经济发展模式，而此时，德国工业化的发展还是相当落后的，在英国工业品的巨大冲击下，其自由贸易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eidrichLiszt）在肯定斯密理论的前提下，对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从英、法等发达国家出发，增加财富和交换价值予以指责，并从当时德国倾销商品的严峻形势出发，提出了“生产力说”，建立了从民族的立场出发的“国家经济学”。李斯特认为，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对交换价值的占有，而在于对生产力的占有，“财富的生产力”远比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增加的财富得到保障，而且可以使已消耗的价值获得补偿和增值。李斯特所说的“财富的生产力”不仅包括“物质资本”所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他认为，“精神资本既可以表现在个人之中，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也可以体现为整个社会的进取精神、刻苦耐劳、重视公德精神、自由独立精神、宗教、教育和道德状况等，”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源泉。
在肯定生产力是国家发展的最重要财富之后，李斯特强调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其中更重要的就是工业力量的增长，“工业是科学、文学、艺术、启蒙、自由、有益的制度，以及国力和独立之母。”工业的进步将会促进人们抛弃陈旧腐朽的观念习俗，培养起勤劳、节约、进取、讲求效率等新型的民族精神。为了保护发展德国的生产力，取得与发达国家同一地位，李斯特积极推动成立包括整个中欧在内的德国关税同盟。1834年，包括18个邦国的德国关税同盟宣布成立，到1867年，除汉堡与不莱梅之外，德国各邦都加入了关税同盟。同盟的主导思想是在同盟内部实行完全自由的贸易，对外国进口品实行统一关税，不重复征税。
伴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德国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不同，德国的工业革命自开始便从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迅速转向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的重工业。李斯特认为，铁路建设是工业化和强国之路，正如李斯特本人所言：“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它们在同一时刻诞生，彼此肢体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即把德意志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
到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50年至1870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铁路从6000公里增至18876公里，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至139万吨，煤碳产量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钢产量从5.9万吨增至17万吨；德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13.2%，超过法国（10%），仅次于英国（32%），美国（23%），跃居世界第三位。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德国机器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已经可以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由机器进口国变成了机器出口国。 1.3.2 俾斯麦统一德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19世纪初期以前，德国是一个由众多的四分五裂的小邦组成的落后的农业国。随着德国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以铁路建设为推动力的工业革命的发展带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缺少一个统一的市场，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是19世纪下半期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基于对德国现实的深刻体验，他认识到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能够给国家带来真正利益的事情才值得考虑，而且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法必须是切实可行的，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和强权政治的理念开始逐渐形成。1862年9月，在普鲁士会议上，俾斯麦做了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的演说，“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力量……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
之后，他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1864年的德丹战争、1866年的德奥战争和1870年-1871年的德法战争，结束了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建立起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国家统一解决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使德国人更加认识到，仅仅依靠雄辩和罗曼蒂克绝不能使国家强盛，要想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具备基础雄厚的实力，而实力的形成必须依靠全民族的勤奋、务实、敬业、服从。
国家的统一扫除了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19世纪70年代，德国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年至1913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超过了英国（2.2%）和法国（1.6%）；德国的铁路干线从21650公里增至63000公里，煤炭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增至1832万吨，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与此同时，一些作为“未来”工业时代标志的新兴工业，像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光学工业等，均得到最早的开发和扶持。1866年，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 Ernst Werner von Siemens）和艾米尔，拉特瑙（ Emil Rathenau）制成世界上第一架大功率直流电机，完成了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发明。1883年，拉特瑙创办了德国爱迪生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随着19世纪30年代李斯特建立关税同盟，以及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俾斯麦领导下政治统一，德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英国亚当，密斯的以金钱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截然不同，德国逐步完成了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经济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到19世纪末期，德国在欧洲强大起来，并跻身于工业世界的强国之列。
处于工业化发展上升期的德国人，形成了注重科学、注重实用主义人生观，以群体性意识规范、价值标准和共同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断增强，这是德国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推动工业化深入发展的动力。
二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启蒙（19世纪末期）
欧洲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后，实现了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展品共计10000多件，范围极其广泛，但是，新技术与产品中设计严重脱离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以泽姆佩尔为代表的早期工业设计师，突破了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怀旧情绪，明智地接受了工业化生产的这一现实，这种观念与后来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不谋而合，为工业设计向着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2.1 泽姆佩尔的设计思想
哥特弗里德.泽姆佩尔（Gottfried Semper）是德国著名建筑家、建筑和工业设计理论家。作为19世纪中期最早研究美学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的学者之一，泽姆佩尔的实践美学以广泛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以实用艺术及其技术的历史为基础，主张材料和技术相统一、形式和用途相吻合，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
1852年，泽姆佩尔出版了著作《科学、工业与艺术——在伦敦工业博览会闭幕之际，对于国家艺术品味发展的建议》。在文中，他对德国34个诸侯国联合参展博览会的产品予以尖刻严厉的批评，“除了陶瓷、撞针式枪和大型轧制钢材之外，其他东西‘没有特色’，是‘乱七八糟拼凑的形状’，或像‘幼稚可笑的儿戏’。”阐述了工业生产领域中艺术创作的衰落，探讨了工业化与批量生产对整个实用美术及建筑的影响，主张通过改革艺术、研究和普及器物世界的美来改变现存状况。
泽姆佩尔对“学院派艺术家”造成工业产品诸如产品的意图没有得到艺术性的展现、材料被亵渎、产品处理结构形式和比例不确定等不良影响予以批判。“过去的遗产，特别是手工艺传统，在有可能创造出一门新艺术之前必须消除干净。这种新艺术应建立在接受和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他明确地提出了“新艺术”应该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是可以被不断复制的、符合大众需求的美学，“机械能够缝纫、编织、刺绣、雕刻、描绘、深入人类手工艺的领域，使人类一切熟练的技艺相形见拙。”
基于工业化发展的不可逆转性，泽姆佩尔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突破手工艺的、传统的形态，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工业生产和由此形成的物质文明领域，建立了与新机械、新工业相适应的基本形态，由此，技术美学便应运而生。当大部分设计师开始把设计目光、设计思维真正转向工业设备和产品时，他的理论被奉为权威。
1860至1863年，泽姆佩尔通过研究艺术中的造型历史规律，出版了两卷本的总结性理论著作《技术艺术和结构艺术中的风格，或实践美学》，阐述了形式对功能、材料和制造工艺的依赖。他说，“一个好销的器皿应该具有最广泛的用途，并且不会引起其设计意图以及材料特性允许之外的联想。”
泽姆佩尔对于产品基本形式的客观且综合的论述在那个时代是颇为领先的，他认识到了19世纪的艺术和工艺之间的分歧来自于艺术与制造业的分离，古典艺术概念已不符合工业化时代精神，传统手工艺需要一种新的艺术思想。泽姆佩尔的思想为功能主义流派所推崇并加以利用，在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工业产品整体统一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对同样重视物品纯粹目的的德国现代工业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 “青年风格派”的设计思想
19世纪末期，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对欧洲大陆的一些设计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1890年左右，一批艺术改革者发起了一场艺术与设计运动，即新艺术运动。
在新艺术运动浪潮的影响下，德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也开始走出复古主义的泥潭，寻找工业时代的艺术形式。德国的新艺术运动因杂志《青年>（ Die Jugend）而得名，被称为“青年风格派”（Jugendstil）。
1900年前，新的设计形式和新的形式审美品位尚未形成，受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青年风格派”的设计师对待传统手工艺仍是难以割舍的，1900年后，一部分设计师在向自然样式学习的同时，开始对以适应机械化生产和功能实用要求为核心的新的设计形式的探索，其设计风格逐渐向着形式感表现、单纯的色彩对比以及抽象化的几何形态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设计形式——既能适应机械化生产和实用功能，又符合形式美规律的设计形式。
“青年风格派”处于艺术设计新旧时代的转型期，它实际上蕴含了两种思想——一方面，它是对古典艺术的总结和融会，另一方面，它以反传统的形式对新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探索，这种试图创造一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凝练手法和简化装饰，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建立一种以理性思维为依据的20世纪新风格设计做了准备，与后来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不谋而合。
三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探索（20世纪初期）
这一时期，早期的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设计思想在德国工业设计中崭露头脚，鼓励标准化、批量化的现代生产方式，反对形形色色的复古风潮，反对华而不实的矫饰作风，注重设计的科学性、功能性与合理性开始成为主流设计原则。
3.1 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立
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制造大批量价廉物不美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1886年，德国以及其他40多个国家参加了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德国参展的所有产品受到了冷落，博览会评委会给予德国展品的评价是“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 billig undschlecht）”。
当时的英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大批廉价的德国产品凭借价格优势在英国迅速找到了销路，这种状况对英国的制造业造成了极大冲击，为了防止粗制滥造的德国产品流入英国。1887年，英国颁布实施了《商标注册法》，规定进入英国的各国产品必须标明产地，注以“Made in……”的说明，以便英国消费者可以清晰地区分何为进口商品，何为英国优质产品。
到了20世纪初期，世界阵营中的经济及科技力量的分布发生了改变，德国一方面延续了洪堡教育改革以来，对科技探索始终抱有着的热诚和坚忍不拔，另一方面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与国家统一，经济得到了空前的飞速发展，形成了极富实力的工业基地。为了提升德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增强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德国政府开始对他国设计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和情报搜集，系统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
在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推动影响下，具有德国内在特质的设计改革浪潮再次兴起，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在手工艺及工业领域中改革设计是促进贸易繁荣之根本，而德国既无廉价的的原材料，又缺少大路产品的出口对象，只能用高质量的产品来夺取世界市场。当时，德国已经产生了一批大型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自身优势的，试图展示艺术任务和生产任务新型相互关系的垄断组织，并迅速形成了艺术家和工业家的牢固联盟。
1907年，在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的倡导下，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制造商和设计师组织成立了德国第一个设计组织——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其宗旨是“选择各行业，包括艺术、工业、工艺品等方面的代表，联合所有力量向工业行业的高质量目标迈进，为那些能够而且愿意为高质量进行工作的人们形成一个团结中心”。可以看到，“质量”成为这一组织的中心思想，而其与“工业”自觉联系的观念，开创了现代设计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从工业设计思想形成的发展来看，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立预示了设计新时代的到来，对德国工业设计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德意志制造联盟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设计生产高质量产品作为德国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因素。通过艺术价值致力于大众文化建设，改变社会风气，引导高尚劳动，追求和谐生活，建立以质量意识为中心的崇高精神和文化内涵，进而与他国开展竞争，实现其“民族良心”的目标，成为制造商与设计师的共识。从此，注重产品质量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也成为德国文化中的一个价值观念，形成了德国特有的工业文化。
第二，与英国保守的发展、以及在此之前所有的设计团体所不同的是，德意志制造联盟能够接受不可避免的由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所改变的社会客观现实，将艺术与文化、设计与文化、设计与商业联系起来，要求工艺美术工作者和工厂主，积极关注与新技术进步相关的产品设计，遵循大工业生产的规范化、批量化原则，利用机械技术开发满足需要的设计品，不仅使工业设计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真正突破，并且为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现代主义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穆特修斯的设计思想
1896年至1903年，穆特修斯作为德国派驻伦敦大使馆建筑专员，不仅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建筑、实用艺术和日用品生产设计状况进行了广泛研究，同时利用英国在物质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熟经验，一方面着手改革艺术教育，撰写大量论著，从事研究活动。作为泽姆佩尔设计思想的继承，穆特修斯接受经济与科技领域的新变革，认识到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局限所在就是对机器化大生产的片面否定，力图寻找“机器美”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结合点，制定现代产品形式的评价标准，使其适应当时德国的工业与经济条件。
“客观性”是穆特修斯的主导思想。他在其三卷本著作《英国住宅》 （Das englische Hans）中写道，“英国住宅真正的、决定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绝对客观性（ Sachlichkeit）……钱不是花在名贵的花园和地面上，也并不用来表现华丽的装饰和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它采取着天然的正确姿态，没有浮华和虚饰，这是一种如此自然的状态，然而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却成了凤毛麟角”。对穆特修斯来说，“客观性”就是简单与诚实的设计，就是从德国的工业社会现实出发，对产品设计所持有的一种客观的、功能的，实在的态度，把对设计样式、表面装饰的追求转变为对产品内部结构性质的探讨。这种“客观性”的潮流。奠定了德国功能主义设计的基础。 穆特修斯把改变这种状况的重任放在设计和生产者身上，将其个人生活中所奉行的高尚和正直的原则，引入到工业设计和商业行为中。
1932年，穆特修斯为联盟的杂志《die Form》撰写文章，将“高质量”定义为：“从事优良而扎实的工作，采用无瑕疵的、货真价实的材料，而且要通过这些手段达到一个有机的整体，表现出‘绝对客观性的’（Sachlichkeit）、高贵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还要有艺术性等等的特征。”这一定义不仅提出了“高质量”的产品所应具备的条件，使用真实的材料以及先进的工艺，制造高质量的工业产品，成为联盟乃至是整个德国工业设计界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及方向。
穆特修斯的观点极符合当时德国振兴产业、打开世界市场的需要，其设计理念所暗含的是现代文明中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的勃兴。
3.3 贝伦斯的设计思想
如果说穆特修斯主要是在思想和理论上发出德国功能主义的先声，那么制造联盟的另一位重要推动者、现代主义设计的奠基人彼得贝伦斯（ Peter Behrens）则是德国理性功能主义设计思想的实践第—人。
贝伦斯曾是“青年风格派”的代表人物。他根据现代设计的需要，对设计的造型规律进行了数学分析，以理性主义方法研究动植物的线条艺术与造型技术，将纯粹的几何图形用简洁的然而精致的装饰很好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产品技术美的新世界。1900年，贝伦斯参加了德国赫森大公爵恩斯特赫斯的设计实验，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展出了“贝伦斯住宅”（The Haus Behrens），其建筑和设计作品表现出外形简练、功能明显的形式特点。这种没有装饰的、高度精简的形式，为其日后的设计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贝伦斯的功能主义立场与穆特修斯是基本一致的，他的愿望是创造直接来自机器产品形式的、具有广泛有用性的工业化家具，倡导传统工艺与机械生产的重新协调。这些思想主张在贝伦斯的一系列产品设计、平面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等方面得到体现，其大多数的设计产品都是非常朴素而实用的，看不到任何牵强的、多余的装饰，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与传统风格相区别的机器美学价值，他坚信现代工业能够使科学技术服务于新的文化。技术能够确定现代风格。可以说，贝伦斯所倡导的用高度发达的技术服务于文化的观点是极富创造性的，代表了20世纪初期德国设计师努力建立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新文化的共同理想。
作为20世纪初期的德国工业设计先驱，穆特修斯和贝伦斯的设计思想构成了德国功能主义设计思想的雏形轮廓，他们在强调功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审美原则，努力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创造出“好的形式”。
四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
这一时期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包豪斯的工业设计理念当中，包豪斯继承发展了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思想，强调工业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探索普适性、功能性与逻辑性的设计法则。
4.1 包豪斯的成立
1910年，世界各国在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中，英国占14%，德国占16%，法国占7%，美国占35%，俄国占5%，日本占1%，德国跃居欧洲之首，居世界第二位。在这一时期，德国工业经济实现了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德国机器、电机制品、铁和染料的输出居各国之首，对外贸易额从1870年的6亿马克猛增至1913年的20.9亿马克，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确立了在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先地位。
当德国国力强盛之际，便产生了重新瓜分欧洲的资本和资格，雄心和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然而这次战争却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1919年1月19日，德国议会在魏玛召开，颁布德意志帝国第一部宪法，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战后的德国，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濒于崩溃，广大人民已经到了无以为生的境地。此时，如何振兴一蹶不振的社会经济，如何将一片废墟的德国重建为欧洲强国，成为政府和全体国民的当务之急。
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使德国许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认识到，由于战争，造成了艺术家与设计师疏离隔绝，此时需要一种让人民告别乱世的新的艺术——一种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艺术。他们主张正视社会的变革现实，密切艺术与生活的联系，利用建筑和工业艺术改善民众生活，拯救振兴国家民族，在残亘断壁中重建往日辉煌。
1915年，亨利.凡.德，维尔德（ Henri van de Velde）辞职离开他所领导的魏玛艺术与工艺学校，并推荐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Adolf GeorgGropius）担任该校校长。1916年格罗皮乌斯向魏玛政府递交了建议，希望建立一所新型的艺术设计学院，只有这样才会给德国工业的发展带来实质上的益处。受泽姆佩尔和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相信，通过艺术设计的改革，可以促进德国工业发展，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抱着这一态度，魏玛政府审视接受了格罗皮乌斯的建议，于1919年4月12日任命格罗皮乌斯组建设计艺术学校，即魏玛国立包豪斯高等艺术学校（Des Staatliches Bauhaus）。在学校成立当天，格罗皮乌斯发表了由他亲自拟定，代表包豪斯发展理想的《包豪斯宣言》，旨在通过教书育人创立一个新型的、为现代社会服务的设计组织，表达了一种庄严的、崇高的、对生活、对艺术充满理想主义的精神信念。
从1919年成立至1933年被纳粹政府强行关闭，处在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的包豪斯经历格罗皮乌斯、汉斯，迈耶（Hannes Mayer）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三个不同阶段。作为世界上第一所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在短暂的14年历程中，包豪斯集中了20世纪初期欧洲各国对于设计的探索、研究与实验，把以观念为中心和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体系比较完整地奠定起来，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艺术理论和实践推向了巅峰。就其设计理念和设计形式而言，它的影响意义是划时代的： 第一，包豪斯破除了“纯粹艺术”与“实用美术”截然分割的陈旧界限，在艺术和工业结合的思想指导下，达到了艺术和技术的新统一。作为功能主义设计的实践者，包豪斯用现代工业和机械生产的技术眼光观察客观现实，取代了以往那种注重感觉的艺术家式的思维方式，鲜明地传达出理性、简洁、轻盈的艺术抽象美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的设计理念。正是包豪斯功能主义思想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二，包豪斯明确阐释了设计的目的是为“人”提供服务而不是为了“美化产品”。用最经济的预算、最先进的技术、最新型的材料，努力探索一种新的态度，实现艺术、技术、经济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这种社会的、民主的思想构成了包豪斯设计思想的基础，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此而引发的对设计人文精神的自觉关注，正是对包豪斯这一设计思想的拓展。
第三，包豪斯始终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思考设计问题，强调与时俱进，基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包豪斯敏感地把握现实需要，厘清工业时代设计与社会的关系，审时度势地将设计引导到工业生产上，这种从宏观社会发展的广阔视野中思考设计的发展方向和原则方法，是包豪斯的另—重要价值。
4.2 格罗皮乌斯的设计思想
1923年，在“包豪斯魏玛1919～1923年展览”开幕式上，格罗皮乌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艺术与技术，一个全新的整合体（Kunst undTechnikeine neue Einheit）”设计思想理念，对艺术与技术新的结合进行了定义，要使产品达到实用美观，就必须在技术上和形式上实现和谐一致，从这时开始，格罗皮乌斯彻底摆脱了中世纪行会的影子，包豪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开始发挥新作用，解决新问题，真正地融入到工业社会的价值系统中。
对于功能与形式、实用与美观的关系问题，格罗皮乌斯认为，功能与形式的结合只是设计的手段，而并非是设计的目的。他在《艺术家与技术师在何处相会）-文中提到，“物体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它的形象适合于它的功能，人们就能一目了然地认识它的本质。”由此可见，格罗皮乌斯的关于功能主义的设计思想是与穆特修斯、贝伦斯一脉相承的。产品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是不能割裂的，为了设计生产功能确切的产品，首先就要研究它的本质，从材料和结构内部去寻求美的形式，使其完美地服从于其目的，按照功能行事。
为了能够把形式与功能问题合理地统一起来，格罗皮乌斯在《新建筑与包豪斯》-文中对“功能”提出了自己的释义，“功能主义并不等于理性优先……功能主义还包含了对生理和人体的考虑使其发挥功能……空间关系、比例和颜色应该服从于心理功能。此外，花费应当最小。同样，情绪要求也是造型考虑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格罗皮乌斯把人对美的心理需求纳入到“功能”范畴之内，将穆特修斯和贝伦斯的“功能=实用”扩展至整体使用的要求。也就是说，“功能”不仅指产品基本的使用功能，也包括产品审美的、社会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功能，同时，还要考虑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格罗皮乌斯的思想历程非常复杂，他设计思想一直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社会主义特征。格罗皮乌斯强调其建立包豪斯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顺应工业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充分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影响德国工业界，进而改造德国社会，创造一个具有人类高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新环境。
格罗皮乌斯打破了传统美术学院、工艺学校与现实社会相隔离，艺术家与大工业生产毫无关联的旧思想，将包豪斯师生的工作称之为是“为大众生活的服务（ Lebensangelegenheit des ganzen Volkes）”，指出“艺术必须和民众形成统一，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赏心乐事，它应该成为大众的喜悦和生命”，其意义在于广大民众者都能享有。这里所提到的民众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所指，即针对其设计产品的普遍适用性这一目的而指向的消费群。
作为社会的个体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格罗皮乌斯把设计视为一个负有社会责任感的全民事业，认为一个有良知的设计师不仅要体现形式反映功能设计原则，客服纯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鸿沟，同时还必须关注工人阶级的健康，从而形成一种适应人类生存的和谐环境。所以，对于格罗皮乌斯在建筑上所表现出的设计风格，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成为简单的几何形式，他之所以采用简洁的、没有装饰的设计，并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玻璃、钢材等廉价的材料，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大批量、低成本，为社会提供大众化的建筑、工业产品，让人人都能享有设计。这种基于现实情境，契合时代发展，对社会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普遍大众的日常所需予以关注，在当时而言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43 莫霍利一纳吉的设计思想
1921年，拉兹洛.莫霍利一纳吉（ Laszlo Maholy-Nagy）接任伊顿（Johannes ltten），主持包豪斯基础课教学。作为格罗皮乌斯理念的忠实执行者，莫霍利一纳吉把设计当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劳动过程。强调解决问题、创作能为工业化社会所接受的设计，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以及艺术设计思潮的转变。莫霍利一纳吉的思想，与包豪斯的理念最为接近，对于包豪斯稳步向前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莫霍利一纳吉十分关注物体实现功能的方式，在格罗皮乌斯“艺术与技术，一个全新的整合体”这项公式的左边，莫霍利一纳吉又补充了一个概念——“科学”。他说，“形式追随功能这句话是大有深意的——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自然界发生的种种现象中，在那里每一种过程都有其必要的形式，而这总是导致功能的形式。”纳吉认为艺术应该关注社会现实，艺术创作应该为大众的幸福做出贡献。功能意味着两个方面的结合，即工业生产条件（如技术、结构、材料）与社会条件（如广大民众的需求及社会计划）在设计中取得协调。作为优秀的设计师，应该和工程师一样，通过工业化的手段、科学技术的成果为普通大众创造优良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保证产品、环境、使用者的人化关系，实现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的相统一。 4.4 迈耶的设计思想
1928年，迈耶在给《包豪斯》杂志撰写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设计哲学，“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具有公式的产品（如功能、时间、经济性等），建筑本身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美学的过程，由艺术家设计的建筑没有权力和理由存在。”迈耶的思想看似与格罗皮乌斯抵触决裂，正如后来格罗皮乌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迈耶担任校长之前，科学方法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呼之欲出，而迈耶恰恰就把已经开始的工作推向前进，艺术设计成为建造现代物质环境的组织力量。
迈耶认为设计师应肩负道德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应该重视产品与消费者，设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重视气候、卫生、经济、社会以及工程学等问题。迈耶对包豪斯内部机构实施了一系列重构组合，如组建广告系和摄影系，聘请建筑或工科出身的教师，扩展基础课，在材料、字体和人体绘画课基础上增设工程、制图类课程，试图将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引入教学，让各个工作室参与为众多建筑设计家用产品和实用产品。他在《包豪斯与社会》中指出，“作为设计者，我们的生活取决于社会和社会对我们工作的限制。”
1940年，迈耶自己对这一期间包豪斯的特点总结为：“在于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开设了更多科目的科学课程；在于作坊的联合拓展，由于有了更多的机会来为委托项目设计真实的方案，对职业内容的授课量大大增加了；在于艺术家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在于更注重进行那种符合人们需求的原型的设计……”
五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重建（20世纪40～60年代）
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德国又以战败而告终。战争的浩劫，使德国工业总生产能力的50%以上都被摧毁，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1938年的40%的水平，尽管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德国人民面对被占领的现实，普遍存在着悔过和自新的心理。他们从纳粹罪行中进行自我反省，从精神上寻找克服贫困和民族孤独感的力量，为实现民族道德和经济复兴，重新振作精神。
5.1 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成立
作为旧德国一部分的西德意志地区，尽管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但是没有被摧毁就是它在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工业潜力。1951年，通过联邦议院决议，德国设计委员会（ Rat furFormgebung）成立。协会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代表的角色介入到设计活动中，其宗旨是把德国经济对设计的支持作为经济和文化的要素来执行。1952年，新技术形态研究院（lnstitut fuer neue technische Form）在达姆施塔特成立，1954年，工业造型协会（lndustrieform e.V）在埃森成立。
为了纪念在二战中被纳粹处死的“白玫瑰”成员汉斯，绍尔（HansSch oIl）和苏菲.绍尔（Sophie Scholl）兄妹，其姐姐英格.绍尔（lngeScholl）与奥托艾舍（Otl Aicher）等人，于1949年开始筹划建立一所具有政治和人文科学导向的民主学校，希望用和平自由的精神倡导一种反法西斯的欧洲文化，“通过对学生的教育，从而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使人民具备应有的社会责任感（for a college that will educate its students for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避免战事再起，重兴工业理想，从而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振兴德国的工业经济。
1953年，乌尔姆设计学院（ Hochschule fur Gestaltung Ulm）成立。尽管学校仅仅存在了15年，但是在德国战后重建的复杂局面下，乌尔姆创见性地提出设计在未来承担的社会角色，完善了以系统论和逻辑优先论为基础的设计科学方法论，它所形成的设计体系、设计观念直到现在依然是德国设计思想和设计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主张的社会性优先原则。源于康德哲学思想及洪堡教育理念，设计的个体责任—直是乌尔姆设计学院长期关注的主题，不仅影响了它的设计立场，而且渗透到教学管理的各个层面。乌尔姆设计学院沿袭了包豪斯“为大众生活而服务”的民主精神，将人文和科学进行整合融入到设计中，提出了“设计不是—种表现，而是一种服务”核心理念。
乌尔姆在追求社会性优先原则方面，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及文化意义远远大于任何—所设计学院的普遍意义。
第二，确立了一种根植于工业生产和科学理论的设计思维模式。如果说包豪斯确立了现代设计的基本原则，那么真正将现代设计融入工业，并在实践中回答了设计不是一种应用艺术形式，而是一门由其任务决定的规范化学科这一问题的便是乌尔姆设计学院。乌尔姆把数学、社会学、信息学、人体工程学、实验心理学纳入设计实践范畴，搭建了更具学术延展性的跨学科平台，使设计从提倡技术与艺术相结合转向科学性立场上来，促进了设计的系统化、模数化、多学科交叉化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立的、理性的发展道路。
第三，以开放的、批判的态度对待工业设计。随着技术与经济的迅猛发展，设计伦理价值一再沦落，以积极的、批判的精神定位设计在工业文化与文化工业之间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乌尔姆工业设计的新课题。在1963-1964学年的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艾舍指出，“营建系的目的在训练出有能力解决营建工业化所遭遇的相关问题的建筑师。……它所着眼的是让建筑师准备承担起由于营建工业化而加重的责任，而不只是训练一个专业人员。”也就是说，设计的目的不是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而是大众消费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未来的标准，产品设计师对于视觉文化的大部分负有最后的责任。通过教育培养改造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明确设计所担当的社会职责，提高设计师的责任意识和自身的创造能力，表达了在新的科学、新的技术条件下，对于理解、表达和控制自己环境的愿望。正是这种前瞻性的批判意识，使乌尔姆的设计实践远远超越了它所处的时代。
5.2 马尔多纳多的设计思想 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是乌尔姆设计学院第二任校长，他在设计上的思想非常明确，强调设计是技术的、理性的、科学的。
马尔多纳多认为，将过去的包豪斯的原则完全严格地用到一个新的、截然不同的时代是不行的，仅仅单一地寻求一种新形势也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工业设计师，其职业目标是在文化方面服务于社会的工业产品，因此他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制造经验，能够发现设计的各种可能性以适应由战后的技术和工业带来的远远复杂的要求，这样才能确定设计的理念，掌握生产的决定因素，并且参与产品规划、发展和生产的共同作用，直到成品的实现。1957年，马尔多纳多在学院发展规划中，从技术、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审视设计的存在及其意义，主张以实证主义为准则的科学基础，建立一种科学化、规范化的设计方法，以求得普遍实用的设计法则。
在教学实践中主张以现代社会和工业生产的现实紧密结合为宗旨，从注重形式转向更为广泛的人文及科学领域，—方面要求他们必须综合考虑产品设计中的所有因素，如功能的、文化的、技术的、经济的因素；另—方面，要求他们研究并确定新型的、理性的使用模式，强化学生的理性视觉思维的培养，突出设计的企业性格和工业性格。在他的倡导下，学院完全抛弃了艺术课程，各种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的课程，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材料学、机械学、人机工程学等逐渐成为学院的主要课程，形成了乌尔姆设计学院强调科学理性的工业设计风格，构建了从基础训练、理论研究到设计实践的，面向现代工业需求的设计体系。
马尔多纳多认为，“工业设计是一种活动，它的最高目的是确定那些由工业生产的对象的形式特性。形式特性不是指外表特点，而是指把结构和功能关系转变成按照用户和制造者观点的内部一致性。”也就是说，工业设计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使用的方式和手段。1958年，数学家及规划理论家李特（Horst Rittel）和工业社会学家科斯廷（ Hanno Kesting）对设计程序做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受到马尔多纳多的高度重视。他把信息理论、控制理论、实验心理学、实验美学作为设计工作的范围，强调美产生于逻辑结构，而结构又是明晰地反映着功能关系的，设计的对象不是表面的产品，也不是艺术品的创造过程，而是功能的实现，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工业设计的本质任务在于为技术复杂、功能齐全和结构明晰的产品寻找符合它们自身的合理形式。这种态度决定了乌尔姆放弃了对一切形式主义的追求，坚决地站在了由任务和目的出发的功能主义立场上。也就是说，设计的关键不在于解决某种技术上的问题，而在于以何种态度和方式，认识和对待人的心理需求和人的生存方式，把人的因素作为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设计过程中不能单纯地着眼于个别要素的优良与否，而是要将使用产品的人、所设计的产品以及人与产品所共处的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充分考虑人的尺度、人的需求、人的尊严对产品的具体影响，借助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体现对人的关怀，这不仅是设计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设计伦理道德的问题，从此出现了系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想。
马尔多纳多沿用了启蒙时代席勒的美学理想，认为当人们在使用一件设计诚实、形式纯粹、功能合理、品质优良的物品时，物品便会把这种美德传递给使用者。他指出，设计师作为协调者，不应关注商业化和表现力，他的任务是要协调生产和消费的不同要求，把对产品和对人的社会责任放在最优的位置对待。
5.3 古格洛特的设计思想
汉斯.古格洛特（ Hans Gugelot）是乌尔姆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他基于对功能主义的扩充和发展，将系统概念引入工业设计领域。
系统设计既是设计观，又是一种设计方法论，其基本原则是将标准化的生产与多样化的选择结合起来，把复杂纷乱的物体置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使产品在技术、形态、功能以及表现形式上建立一种联系性和统一性。在设计中，体现为单元的组合，系统中的每一个单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能够简便地组合，当单元聚合在一起，便构成一个产品整体，单元之间可以互换互补，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按照构成功能相应的形态来看，系统设计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以一个主件为基础，根据需要配置各种部件；另一种是独立的单元体组合。
系统设计是以系统思维为基础的，若从其理论根源来看，其核心是功能主义与社会责任体系的有机统一；若从形式上看，则是以基本单元为中心，形成了系统化的、简单化的造型形态，整体感非常强。系统设计使产品获得了更加灵活、多样和完善的功能，同时，使得环境获得了秩序；系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应用具有特殊意义：一是系统概念被应用于工业设计后，设计对象作为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不再被孤立，从而使功能设计不只局限于单一的设计对象，同时还要考虑它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二是从系统概念出发，所有产品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将它们设计成组合部件，容易安装、拆卸，便于运输；三是考虑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并可以产生许多设计创新。利用单体的功能部件将产品造型归纳整合为有序的、可组合的几何形态设计模式，使空间和时间以及产品的功能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保证了产品的统一性和耐久性。
5.4 拉姆斯的设计思想
迪特，拉姆斯（ Dieter Rams）深受马尔多纳多科学设计观和理性设计思想的影响。拉姆斯始终坚持实证主义设计原则。在《省略不重要的> -文中，他阐述到，“设计要为功能服务，这是设计最基本、最切实的目标，但也常常是被忽视的目标。”应该说，每一件工业产品都是在为了一种特殊的目的服务，人们购买一件产品并不是为了欣赏，而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某种功用。
拉姆斯从道德伦理层面出发，对一味追逐利润、哗众取宠行为、盲目求新求异、迎合消费需求、不能长久使用、得不到善终的产品设计行为予以批判，强调要以产品实际的质量水平赢得市场。1960年，拉姆斯担任博朗（ Braun）公司设计部主任，他的设计思想发展了博朗公司独特的产品美学和产品风格。博朗公司的产品呈现出一种纯净的、甚至是高度几何的网格特征，每一部件都相似的均衡和统一，但又不是简单地对称，其简洁整齐的外形易于运输、便于清洗和保持。更重要的是，它们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和质量上的信誉传达出一种强调功能决定作用的、坚硬且极端分明的诚实而永恒的品质，使人们在使用产品过程中获得最好的技术支持和心理生理需求的最大满足，成为德国“优良设计”典范。 1989年，拉姆斯在名古屋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举办的会议上，将博朗公司“优良设计”总结概括为以下10条原则：优良的设计是革新性的、是使产品具有使用价值、是美的、是使产品容易被理解、是真诚的、不是奇形怪状的、是寿命长、是始终如一，直至最后的细节、是对环境友善的、是尽可能少的设计。
“优良设计”包含着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对材料的忠实、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统一以及美学的简洁等现代设计精神。“优良设计”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内涵的客观反映，它深深扎根于工业社会，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技术的力量，用正确合理的计划和普遍适用的准则，以引导消费社会的审美口味，并试图以此建立起一个民主理想中的道德世界。
六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
伴随着德国六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借助于西欧一体化的优越条件，德国大量输入引进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和新发现，积极参与国际最先进的经济大循环，拓展自己经济发展的空间，整个工业生产在不断完善的智能化、自动化、电子化的基础之上，提前完成了在高产工业、技术上的持续发展和资本组织效率方面的重建，实现了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1952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320亿美元，1962年则上涨至890亿美元，而在70年代后则超过了6000亿美元，1985年时达到了12300亿美元，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奇迹”。
尽管技术与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已极大地满足了物质上、财富上的需求，但科技对人的异化裂变逐渐反映出来，资源锐减、安全健康、情感失落等一系列被人们称之为“后现代”的新矛盾、新问题随之产生。更具见识、更有道德责任感的德国设计师深深感觉到，设计作为一种针对人的服务方式来说，要实现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已不能仅仅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设计必须着眼于发现并解答人的实际生存困难和具体问题，在强调理性设计观念、强调逻辑关系和次序的同时，满足人的现实心理需求、文化追求和伦理价值。
德国的后现代设计没有像“孟菲斯”那样，对现代主义设计采取一种彻底的决裂和否定，而是在否定继承的基础上，把设计观念的另一重心转向了设计可能引发的后果上，更多地关注设计伦理的、社会的因果关系，在设计中注入情感的、心理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了自己具有建设性的后现代设计理念，成功地诠释了信息社会工业设计的概念。
6.1 青蛙公司的设计思想
无论是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早期探索，还是包豪斯和乌尔姆，德国始终是工业设计史上的理性主义坚实重阵，许多出自德国的产品以其无懈可击的质量至今仍然经久不衰。
创建于1969年的青蛙设计（Frog Design）公司，其创始人哈特姆特艾斯林格（Hartmut Esslinger）提出了“形式追随激情（Form followsemotion）”的设计思想。在这一点上，他与孟菲斯的后现代设计思想一致，主张设计跨越技术与美学的界限，将优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人的需求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以文化、激情和实用性定义产品。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青蛙公司的设计既是充满高新科技的，又是富有人文关怀的。
艾斯林格认为，“设计的目的是创造更为人性化的环境，我的目标一直是将主流产品作为艺术来设计。”设计都应凭借对用户需求的细致体察和巧妙互动而深入人心，以更加贴近人的生命精神的方式，在保持设计的科学结构和合理功能的同时，满足人对精神与文化需求的慰藉。需要强调的是，艾斯林格并不是反对排斥功能主义，而是追求多元化的功能主义理念——激情也在其中。
作为国际工业设计界极富盛名的综合性设计企业，青蛙公司始终按照自己的后现代设计理念，以其前卫的甚至未来派的风格，不断创造出新颖独特的产品。艾斯林格坚信，好的设计是竞争的利器，比繁荣多变的风格要重要得多，消费用户真正想购买的是优质产品。在青蛙设计公司，好品位或好设计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也不是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试图强加于消费者，而是建立在使用者情感基础之上，实现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延续或提升消费者对某种生活方式原有的舒适、美好的感受。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的更深理解和实践。
6.2 科拉尼的设计思想
为了实现人与产品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工业设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保证用户更方便快捷地使用。
探索和追求自然形态的本质是德国著名设计师路吉.科拉尼（ LuigiColane）的设计思想主要组成部分。他立足产品服务于人类，把自然界的生命体作用于高科技时代的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将人类的情感从纯技术的理念中摆脱出来，实现了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完美统一。
科拉尼的设计始终围绕着生物、自然、生态及大自然无直线的理念展开，通过利用人体工程学、空气动力学、仿生学等设计方法，以多视觉、多层次、多方位的设计思维，自然化、趣味化、人性化的视觉元素，力图使人为事物回归自然。他一再声称“我的世界是圆的”，而其设计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与大自然的某种生物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形态，但又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形态模仿。科拉尼认为，“设计的基础应来自诞生于大自然的生命所呈现的真理之中。”凡是科拉尼设计的产品，都是在广泛运用现代科技和对人机工程学充分掌握的基础上，采用大量的有机形态设计，具有复杂而流畅的线条，使人感受到强盛的生命律动及高尚的情感共鸣，表现了设计师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求与探索，以及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对工业设计本质的体现。
6.3 胡贝尔的设计思想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工业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德国理论界本着对社会和人类自身的高度责任感，开始对工业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认为二战以后形成的经济增长决定论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并以此为起点深入探讨现代工业文明，将生态设计与德国的理性功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设计不再单纯地集中于“大众”或“人”，而是指向了更广淘社会和环境需要。 德国环境社会学家约瑟夫，胡贝尔（Joseph Huber）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工业社会对人类环境的影响。在其专著《可持续发展》中，提出工业生态化要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出发点，涉及5项行为规范：一是能够承受的人口密度；二是能够承受的废气排放量；三是资源循环利用；四是减少使用有限的资源；五是促进适应环境和自然的科技创新。这5项规范指明了以工业生态化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发展道路，在保护环境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类的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之后，在《环境社会学》一书中，胡贝尔又提出了“生态工业互动发展机制”的概念，指出产品生产和流程要兼顾环境保护，以此扭转从未端整治环境问题的传统模式，改为在源头上制止环境问题的产生。胡贝尔认为，一件产品对于环境的影响，65%—90%都是由产品从研制、设计、开发到生产过程所致，剩余10%—35%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涉及产品的使用和消费过程。从胡贝尔的理论出发，工业设计要从伦理和道德层面出发，探寻适宜于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设计模式，克服由设计不当引发的环境与生态破坏，促进入、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德国的生态设计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互动过程，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德国设计界和民众对改善环境污染和节约资源能源的认识不断提高，积极探寻减缓消费品周转速度的策略。1978年，德国开始实施“蓝色天使”计划，对符合可回收利用、节能、节水、低毒低污染、可生物降解、低排放、低噪声以及无损害人体健康的产品，授予“蓝色天使”（Blue Angel）标志旨在通过设计改革，将保护生态和减少污染的措施纳入到产品设计的每一个决策中，把环境效益作为产品的设计目标和出发点，力求使产品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与此同时，德国的大型企业按照生态学原理和产品预期的形式和功能，普遍建立了生态设计标准。其中，对产品的要求包括材料、制造工艺、运输、使用、回收处理等5个方面；对环境的要求包括材料来源、国土消耗、对环境的辐射、耗能源、耗水量、产品寿命、使用信息、包装、回收再生、垃圾等10个方面。
奔驰公司提出了对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回收目标，即从汽车的设计开始，就注重汽车的可回收性，力求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废能和废液等实现全部回收，到汽车报废时还能拆解回收。1992年，公司建立了“拆卸流水线”，旧汽车以逆向制造程序被分解，发动机、金属车架、塑料、导线、稀有金属等均被分门别类堆放在一起，完好的部件被送往汽车修理厂作为备件，其余的作为回收材料进行再生处理，奔驰车上的钢铁、有色材料零部件90%以上可以回收利用，玻璃、塑料等回收利用率也可达到50%以上。至于车上的一些贵重材料回收利用的价值更高。
为了方便日后进行有效回收，保证10000余个零部件易于再生循环使用，宝马汽车公司制造商在产品研发时就考虑产品的可回收利用性，在生产第一线便将汽车部件按其材料的类型分别涂上不同颜色，到目前为止，生产废料利用率达到60%。实现了减缓环境负担，减少原材料、自然资源使用，减轻环境污染的生态设计价值。
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设计界就以一种全新的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来定位工业设计，这种设计观反映了设计师在最大限度的提升产品综合价值效益的同时，对社会固有价值的反思和批判，其核心就是对社会和人类自身的高度责任感。
七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意义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在本国乃至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容质疑的，从德意志制造联盟开始，经过包豪斯、乌尔姆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化发展，德国工业设计完成了一个合乎理性逻辑的发展过程，建立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思想体系，在设计哲学与设计美学层面上回答了什么是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为了谁，怎样进行工业设计，引导我们对工业设计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7.1 什么是工业设计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伴随着复苏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文化复兴自信心，面对形式各异的复古风潮、繁华不实的矫饰作风在工业设计领域愈刮愈烈，如罗可可式的纺织机、哥特式蒸汽机、埃及式水压机…..德意志制造联盟开始探求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设计之路，他们把工业化定位在“时代精神”与“民众精神”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认为工业设计与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与追求社会和谐公正密切相关，提出设计师要按照求实的目的去完成设计，把对表面装饰图案的式样设计转变到对产品结构、材料、生产与功能的各个环节的全面把握上，其核心理念所隐含的是客观主义与实用主义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同步体现。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杂社会现实，包豪斯提出工业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挥新作用，解决新问题，其目的不在于多余的、新奇的装饰，而是用客观自然的法则处理井然有序的平面布置和比例和谐的体量关系，通过“艺术+技术”服务于社会人群的真实需求，创造技术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完美结合，有效地保证策划、生产、流通等设计全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实现产品在经济、技术、形式上的和谐一致。正如格罗皮乌斯在《新建筑与包豪斯>中所指出的：“包豪斯的目的不是要传播什么风格、体系、教条、公式或时尚，而是要对设计工作施加一种复苏的感染力，我们的教育不是依靠任何事先想出来的造型意匠，而是靠探求生活中不断变化的形式背后那种活跃的生活火花。”
乌尔姆设计学院将工业设计作为一种建立在科学技术上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强调设计与艺术是沿着各自的道路平行发展的，试图通过技术的力量对设计过程作以系统研究，用正确合理的计划和普遍适用的准则引导消费社会的审美品位，提出产品是用来整顿混乱的人造环境，使杂乱无章的环境变成关联系统的单元体，而不再是孤立的审美物象；产品是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再是艺术与技术，形式与功能，经济与文化的二元对立。而随着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人的多样性以及文化的多元性对工业设计影响的不断加大，德国对于工业设计的理解从强调功能拓展到对人的使用行为的研究，一件产品不仅要具备更好的功能和品质，还要在技术和形式上和谐，要与消费者能够产生情感呼应，更要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有机联系。 可见，自德意志制造联盟开始，德国就始终把工业设计看作一种有目的的求解过程，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不间断的决策过程，动态的沟通和协调入——产品——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关系，其核心本质体现在结果的“合目的性”以及过程的“合规律性”上。尽管需要面对市场竞争，但在德国，工业设计却不是简单的商业“润滑剂”，突出设计对材料诚实，对功能诚实，对结构诚实，对时代诚实是其—直努力探索的重点。
不管是现代工业设计，还是未来工业设计，其出发点都应回归到设计的本质。工业设计作为自然科学的应用工具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承载者，产品（造型）设计不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设计的重点不是设计了什么，而是针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需求，满足了什么，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设计本身具有社会体系的因素，对设计的考虑必须包括对于社会长期的规划与安排，努力提高人的生活和工作质量，设计人的生活方式，改变未来社会的面貌。
7.2 为何设计
工业设计不是对形式考虑的结果，而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满足人的需要的形式的结果。但“人”究竟指的是什么群体呢7在这里，人不是抽象概念的人，而是生活中具体的人，不是指少数权贵或个别特殊人物，而是广大的普通大众，不是单一意义的人，而是兼有生物和社会、生理和心理、体质行为和精神欲望的双重含义的人——是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尊重的，走向全面发展的人。能否做到对“人”的真正关怀，是工业设计能否得到真正发展的最本质的动力源。
不可否认，德国工业设计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民主性和大众性，通过设计为普普通通的社会大众的存在、尊严和福社服务，创造适合大众使用的物品，使产品真正体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关怀，一直是德国工业设计的目的所在。回溯德国工业设计历程，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始终把工业设计的注意力放在社会平民的基本需求上，提出了减少装饰、合理真实、理性主义、功能主义、标准化生产等设计观念，旨在用工业化的手段、科学技术的成果，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民众提供功能良好、品质良好、简洁美观的工业产品。
德绍包豪斯时期，迈耶“满怀热忱的坚信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设计出功能性的建筑，借此来改善普通人的命运，从而改善社会”。为了实现最大的为大众服务的目标，迈耶一方面强调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大规模生产方式和市场传播，刺激和促进设计产业的发展，在满足消费者心理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能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另—方面要求包豪斯的设计要关注社会的需要，强调对大众与社会中下层的关注，重视普通人的存在，尊严和福祉，反对设计精英化、贵族化倾向，提出从民主出发的理想主义是设计面向未来的途径。
1956年，格罗皮乌斯于说：“艺术造型不是为了（贵族富人的）精神或物质奢侈，而是面对（广大社会下层）人本身的基本要求……强调设计造型与人的关系，警惕设计造型可能引起的社会危险，这种一体性的社会思想是包豪斯的主导思想。”可见，工业设计是一种社会行为，应该为社会大众服务，反映社会大众的共同思想、共同理想和共同动机，惠及到社会所有群体。
然而，随着战后经济复苏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追求“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生活使设计对普通大众的价值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在经济利益的影响之下，工业设计的方向从为大众服务转向了为消费者服务，即设计重视有消费能力的“大众”。设计更多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无止境的欲望，刺激人的消费行为，而不是解决大众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消费水准成为判断设计服务对象的标准。这种转变使设计又一欠的脱离了为大众服务的起点，也就是说，工业设计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由此，德国工业设计对社会大众价值的真正认识和尊重现实意义应该被予以重新认识。设计师应以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关怀现实，服务社会中更多的人，主动地为大众需要而进行设计，在协调自己的设计追求和适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找到平衡，这不仅仅是为了工业设计自身健康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平等，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7.3 如何设计
工业设计的关键不是在于解决某种技术上的问题，而在于设计师是以何种态度和方式来认识和对待人的心理需求和人的生存方式，以及造物的方式解决人的生活问题，提升人的生存质量。德国设计师深刻地认识到，设计不仅仅只是一种刺激消费的手段，设计还担负着社会价值重建的任务。
德国工业设计的核心观念之一，关注设计伦理、社会的因果关系，将重心放在工业设计最终为社会服务的宗旨上。1907年穆特修斯在德意志制造联盟成立的时候指出，作为设计师，要将他个人生活中奉行的高尚正直的原则引入设计中，作为一个人，他循规蹈矩，因此，作为一个设计师，他就应该拥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避免设计对社会的负面作用，而不应该设计那些会受到谴责的产品。
尽管当时工业设计只是刚刚萌生，设计伦理的观念意识还很淡薄，但是贝伦斯已经在设计中对设计的功能性、对设计与社会的关系、对产品质量标准的严格重视，并涉及到设计伦理的诸多体现了。
进入消费时代，工业设计的商业化倾向日益凸显，设计师追逐现实功利、一味涌向利润丰厚的实践领域，奢华造作、照搬拿来的风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工业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的选择。但是，以拉姆斯为代表的德国工业设计师却不是那种盲目地索取商业利润的追逐者，而是以全社会、全人类的未来为己任，努力地把这种以人类利益为基本点的设计思想注入工业设计之中，引导人们超越眼前的利益，放眼世界，放眼全人类的前途。
比如设计一种照明用具，仅仅满足照明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能让光线更好地保护使用者的视力，如何选择原材料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消耗，如何回收利用使产品用过后不报废，做到“物尽其用”等等都是设计师必须考虑的。用拉姆斯的话来说，现代主义设计的原则是：“要简单而不要复杂，要直率而不要矫揉造作，要经久耐用而不要追赶时髦，要体现功能而不要贪图外观漂亮，要有理智而不要盲从时尚。”在这里，工业设计不是那种追求肤浅而不负责任的与众不同，而是服务性的、技术性的，自觉地在设计中突出一种作为道德美学和文化力量的社会功能，努力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连接点，使之成为健康文化和消费大众之间的一种交流媒介，通过与产品的交流，让社会大众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由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引发的物欲至上、生态失衡、道德沦丧等问题带来的生态危机、文化危机、信仰缺失日益凸显，一种渴望自然与轻松的和谐生存状态、极度需要精神上的终极关怀成为人们的内心夙愿。
综述：纵观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形成的轨迹，对于德国工业设计来说，屈服于消费文化和商业压力造成不充分、不完整的设计，被认为是不顾社会和伦理后果及不负责任的。设计的责任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衡量，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变革，要求设计师放弃那种强调产品外观、颜色、包装等的做法，以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对现代科技所引起的环境及社会问题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对可能性的选择，设计行为的选择与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面貌。实现工业设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优化经济与生态、社会与人文环境，摒弃技术万能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物质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以一种尊重社会群体、公平对待自然、充满人文理性的文明观和价值观设计或评价设计行为，不仅要看它是否很好地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本质需要，同时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健康进步与发展完善，通过好的设计来改善大众的生活方式与生存质量，实现社会的最终和谐，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德国工业设计的产生与当时德国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民族统一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德国是现代设计运动的发起国之一。从德意志制造联盟促进艺术与工业结合的理想开始，到包豪斯强调设计造型与人的关系，以及乌尔姆所提倡的优良设计，德国工业设计始终致力于“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逐步确立了以系统论和逻辑优先论为基础的理性设计。
工业设计思想则是对工业设计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与概括，对于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明晰工业设计的本质。德国工业设计之所以在世界工业设计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得益于那种宏观的从社会发展的广阔视野中定位工业设计的方向和方法，及准确把握工业时代的设计与社会的关系，进而通过设计影响和改变大众生活的方式。
关键词：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形成轨迹
在19世纪之前，德国曾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局面，但这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中的后来者，却在极短的时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迅速地实现了从农业主导型经济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建立起发达的工业体系。提及德国，人们会想到这里曾经诞生了享誉世界的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如马克思、恩格斯、歌德、海涅、贝多芬、门德尔松、康德、黑格尔、爱因斯坦、普朗克…….
提及德国人，人民会想到他们富有智慧和创造精神，勤劳刻苦，对待工作严肃认真，重实际，讲究效率，遵守纪律…….
提及“德国制造”，人们会想到产品的耐用性、普遍的现实性、最新的工艺、实用的包装、可靠的供货、周到的服务……
虽然德国不是工业设计诞生国，但是德国却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征为本国乃至世界的工业设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工业设计思想体系，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将对我们的设计产生影响。
工业设计（industrial design）作为专业术语，是由美国艺术家约瑟夫.西奈尔（Joseph Smnell）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
成立于1957年6月的国际工业设计学联合会（ICSID），以专业组织的身份先后对工业设计做了几次释义。在1980年举行的第十一次年会上，将工业设计定义为：“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经验及视觉感受赋予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资格，叫作工业设计。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工业设计师应在上述工业产品的全部侧面或其中的几个方面进行工作，而且，当需要设计师对包装、宣传、展示、市场开发等问题的解决付出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以及视觉评价能力时，也属于工业设计的范畴。”
设计思想产生于设计实践活动，是人类通过对设计活动理性的认识、论证和概括后，获得的设计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反映在各种论著、言论、决策和行为中。设计思想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受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具有时代性、阶级性、继承性、发展性、多样性。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文化的日趋多元化，工业设计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干预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发展。
纵观德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沿着以社会目的性为立场，以理性主义为指导，以道德伦理为尊崇道路而形成发展的工业设计思想，从不盲目地为“设计”这个行为而设计，而是通过设计寻求最恰当方式，协调解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设计思想体系，因此，研究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工业设计的本质含义、准确定位工业设计的落脚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德国的工业产品结构合理、造型严谨、技术精湛、品质优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本文以研究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形成轨迹为主旨，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一是德国工业设计思想产生的背景：二是德国工业设计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观念、设计主张、设计成果；三是德国工业设计思想意义。
研究借鉴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其延续历程，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兼收并蓄中外优秀文化营养，找寻自我特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德国现代工业设计思想产生的背景
工业设计是一个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的边缘交叉型学科，设计思想的形成受到历史、社会、人文、科技、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需要、社会意识、社会习俗以及民族传统、科学文化发展方向。
17世纪末在宗教思想与新的自然科学发生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启蒙思想，其核心是新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反宗教思想继续深入，自然科学家创立的理性主义、百科全书首创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思想维护了人的尊严和思想，并倡导一切事物应从过去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及衡量事物的标准中获得解放，并运用人类取得的新知识修正过去的谬误。欧洲启蒙运动最初起始于英、法。英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约翰.洛克（JohnLocke），他曾阐述和平、自由、平等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法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笛卡尔（Rene Descaneo），他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获取了理性认识，并为平等理论做出了贡献。百科全书派代表伏尔泰（ Voltaire）也是法国启蒙思想的卓越代表。
1763 -1764年受卢梭思想影响，德国启蒙教育家约翰贝恩哈特巴塞多夫（Johann.Bernhard Basedorf）在著作《对真理之爱》中提出：“对人和自然都应具有博爱的精神。”巴塞多夫的启蒙教育思想在后来的德国教育中尤其是在重视实际技能的实践本领的培养与提高上具有重大意义。“鼓起你的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就是启蒙的格言。”“欧洲带给世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带给世界一个新的欧洲”法国社会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于2009年如是说，他还特别强调，“当时的历史转捩点，那些在地理上相邻而在历史与观念上相去甚远的不同民族之间终于能够分享同一个重大的命题所具有的深远的意义。”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工业设计都蕴藏着自身的特点，并遵循着自有的理念路线前行。德国从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小国发展成为特色鲜明、魅力强劲，在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中占有独特地位的大国，其中必然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文化、哲学等内在的原因。 1.1 康德的古典美学
伊曼努尔，康德（mmanuel Kant）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之一，其代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及《判断力批判》（1790年）以“理性批判”为名义，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分别阐述他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观点，建构起以张扬理性为目的的“先验哲学”，使理性成为构筑一个不同于中世纪宗教信仰社会的理性社会的基石。
康德所阐释的审美现代性中的合目的性、无功利性、自律性、普遍性等特质蕴含着冷静的先验主义批判精神、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及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在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启示了现代美学和各种文化理论。康德的理性哲学，从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目的论等哲学的根本视野上，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使以“正义、义务、秩序”为主导的道德观，成为德国社会公民共同的普遍道德法则，为工业设计的发展提出了从目的到手段的一整套理性观念与原则。
1.1.1 康德的目的论思想
康德美学立足于目的论，将自然、社会、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合目的性系统，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调转，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沟通了人与自然两大领域。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历史是按照自然的目的计划而发展的，因此人类历史是合目的的。康德的目的论指明了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主观合目的性是康德美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关键内容。所谓的主观合目的性，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合目的性，是指审美对象以其存在的形式而不是以其存在的内容符合人们主观上的审美功能。康德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因此，康德提出，无论人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努力实现它的过程中，不能侵犯他人的人格和尊严；每个人都应努力为别人的合理需求的满足提供方便，因为作为社会存在着的人只有相互合作才能获得共同发展。
1.1.2 康德的道德论思想
康德的道德法则指出了人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全部感觉世界的生存方式，他认为，“道德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能够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唯一条件，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将道德提到了首要的位置。康德的道德理论高度弘扬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不仅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对道德法则的遵守也昭示了人真正的绝对的价值和人的纯洁的人格，这种理性成为德国经济发展中人的行为基础和标准。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把崇高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将崇高的审美判断建立在一个“人之为人”的纯粹尺度之上，把审美主体的内向性要求和主体性特征推向了新的高度。
康德将责任视为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他认为，责任是服从道德法则的行为的必要性，反映了行为意志在道德上的纯粹性，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在于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在于决定行为的法则，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和提升人的尊严。
康德责任思想的主旨就是从人的理性本身出发，通过寻求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必然的道德法则，以实现将人作为目的的价值论目标，确立了以尊重人的理性，注重从人自身内部寻找道德价值的理性追求。这种自己立法，自己无条件地遵守，充分体现出入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诉求，彰显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及其内在价值，突出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尊严与价值，展现了责任价值的伦理意蕴。从康德起，伦理道德就被认为是人所以为人之所在。
1.2 洪堡教育改革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整个德国正处于政治上分裂和经济上落后的状态。1807年，德国对法国战争的失败唤醒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人们希望通过改革复兴德意志民族。1809年3月，威廉.冯.洪堡（ Wilhelmvon Humboldt）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他吸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Fichte）等人的思想，从理想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出发，通过培养“完人”，实施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构筑了德国现代化教育体系。洪堡教育改革推动了教育的大众化，优化了国民整体素质，为德国现代化及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最有价值的科学技术人才基础。
洪堡的新人文教育改革，更多地关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把文化知识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培养了整个国民统一的价值观念、统一的道德标准、统一的行为准则，使德国人在工业化准备阶段就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了注重科学、注重实际的人生观，而这一人生观成为了推动德国工业化深入发展的动力。
1.2.1 “完人”教育理念
作为新人文主义者，洪堡强调以民族和民主精神培养人的理性和道德，即培养所谓的“完人”。洪堡认为，“人的真正目的——这里指的是由人的永恒的理性、而不是由变化无常的兴趣爱好所决定的目的——是通过最高的、最合理分配的教育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把“完人”归纳为6个特征：“充分的自由性和适度的规律性；生动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思辨能力；独特的个性和完整的民族性”。这6条特征具有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性，只有达到和谐均衡的发展，使人的全部力量能够自由发挥，才会形成完美人性。从这个理念出发，教育不再是为某个阶层服务，而是为整个民族和国家服务，教育的目标就是充分激发人内在的生命力，开阔人的视野，培养理智道德、思想独立、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完美公民。
洪堡的“完人”教育思想深受卢梭人权论的影响，即人生来都是平等自由的。洪堡“完人”教育的核心是人，是对人的“全面的、纯粹的”教育，任何人只有接受—项完整的教育，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主张通过实行普通教育，培养全民的理性行为方式和社会责任感，把人从等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有的人无论门户出身，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获得与人的尊严相符的接受教育、发展自我的权利，都应该在自我的逐步发展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命运。洪堡的教育思想关注到了每一个个体，正是这种平民化和社会化的教育思想使其建立起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学校教育体制，使得全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按次序接受完整的教育，扩大了德国受教育的人数，形成了全社会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良好氛围。 据统计，1816年，德国10岁以上的青少年中有60%在校读书，而到1864年，这个比率已上升到94%。1871年，整个德国文盲仅占总人口的12%，其中大多数属居住在乡村中的老年妇女。与英国、法国相比（此时英国人口中有30%的文盲，法国人口中有24%的文盲）德国在国民普遍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领先成就。普遍教育造就了德国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和组织观念，他们相信集体力量，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维护群体约定，严格遵守群体和社会行为准则，充分发挥个人在集体中的作用，形成了德国模式的民族性格。
1.2.2 以科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洪堡深受民族危机的感染和科学发展功用的震撼，他认为科学研究既是发展科学的手段，也是提高修养的手段，因此，大学应具有双重任务——科学探索和道德修养，通过把客观的科学和个人的教育统一起来，促进学生以及民族精神和道德修养的提高。洪堡指出：“低层次的教育提出一批封闭的和既定的知识。在高层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在低层次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高层次，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有正当理由共同探求知识。”大学里的科学研究应该是一种“纯科学”，其核心是发现知识、追求真理，其根本目的不是具体的、实用的，满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陶冶心性和品格的，为了完善个人和思想。洪堡指出：“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合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修养只能在纯科学活动中养成，只有接受纯科学教育的人，即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学术、纯学理的探求，才能使人具备发现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成为自由的研究者和创造者，进而成为一个对集体最为有用、且最能做出贡献的人，从更长远的利益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洪堡的教育改革对推动德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19世纪中期，德国已经占据了世界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的地位，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热力学、电学、电磁学、光学等重大发明发现方面，1810年至1836年，德国取得了108项，英国与法国共取得了206项，但是从1836年至1855年，德国取得了231项，英国与法国总共取得了201项，到1870年，德国又取得了136项，而英法两国只取得了91项；在专利授予方面，1850年为243项，1860年为310项，1870年为4132项，至1910年则达到了12100项。德国的教育改革不仅得到了德意志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并且获得了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成为改造生活与世界的最为强大的决定性力量。
1.3 李斯特建立关税同盟与俾斯麦统一德国
18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转变。与英、法、比利时等国家相比，德国工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相当滞后，因此，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用高效率的工业化社会取代低效率的农业社会，尽快结束德意志民族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欺压，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希望。
1.3.1 李斯特与德国关税同盟的建立
十九世纪上半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物质财富”学说主导着欧洲各国经济发展模式，而此时，德国工业化的发展还是相当落后的，在英国工业品的巨大冲击下，其自由贸易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eidrichLiszt）在肯定斯密理论的前提下，对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从英、法等发达国家出发，增加财富和交换价值予以指责，并从当时德国倾销商品的严峻形势出发，提出了“生产力说”，建立了从民族的立场出发的“国家经济学”。李斯特认为，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对交换价值的占有，而在于对生产力的占有，“财富的生产力”远比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增加的财富得到保障，而且可以使已消耗的价值获得补偿和增值。李斯特所说的“财富的生产力”不仅包括“物质资本”所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他认为，“精神资本既可以表现在个人之中，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也可以体现为整个社会的进取精神、刻苦耐劳、重视公德精神、自由独立精神、宗教、教育和道德状况等，”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源泉。
在肯定生产力是国家发展的最重要财富之后，李斯特强调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其中更重要的就是工业力量的增长，“工业是科学、文学、艺术、启蒙、自由、有益的制度，以及国力和独立之母。”工业的进步将会促进人们抛弃陈旧腐朽的观念习俗，培养起勤劳、节约、进取、讲求效率等新型的民族精神。为了保护发展德国的生产力，取得与发达国家同一地位，李斯特积极推动成立包括整个中欧在内的德国关税同盟。1834年，包括18个邦国的德国关税同盟宣布成立，到1867年，除汉堡与不莱梅之外，德国各邦都加入了关税同盟。同盟的主导思想是在同盟内部实行完全自由的贸易，对外国进口品实行统一关税，不重复征税。
伴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德国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不同，德国的工业革命自开始便从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迅速转向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的重工业。李斯特认为，铁路建设是工业化和强国之路，正如李斯特本人所言：“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它们在同一时刻诞生，彼此肢体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即把德意志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
到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50年至1870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铁路从6000公里增至18876公里，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至139万吨，煤碳产量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钢产量从5.9万吨增至17万吨；德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13.2%，超过法国（10%），仅次于英国（32%），美国（23%），跃居世界第三位。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德国机器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已经可以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由机器进口国变成了机器出口国。 1.3.2 俾斯麦统一德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19世纪初期以前，德国是一个由众多的四分五裂的小邦组成的落后的农业国。随着德国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以铁路建设为推动力的工业革命的发展带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缺少一个统一的市场，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是19世纪下半期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基于对德国现实的深刻体验，他认识到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能够给国家带来真正利益的事情才值得考虑，而且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法必须是切实可行的，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和强权政治的理念开始逐渐形成。1862年9月，在普鲁士会议上，俾斯麦做了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的演说，“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力量……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
之后，他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1864年的德丹战争、1866年的德奥战争和1870年-1871年的德法战争，结束了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建立起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国家统一解决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使德国人更加认识到，仅仅依靠雄辩和罗曼蒂克绝不能使国家强盛，要想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具备基础雄厚的实力，而实力的形成必须依靠全民族的勤奋、务实、敬业、服从。
国家的统一扫除了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19世纪70年代，德国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年至1913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超过了英国（2.2%）和法国（1.6%）；德国的铁路干线从21650公里增至63000公里，煤炭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增至1832万吨，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与此同时，一些作为“未来”工业时代标志的新兴工业，像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光学工业等，均得到最早的开发和扶持。1866年，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 Ernst Werner von Siemens）和艾米尔，拉特瑙（ Emil Rathenau）制成世界上第一架大功率直流电机，完成了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发明。1883年，拉特瑙创办了德国爱迪生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随着19世纪30年代李斯特建立关税同盟，以及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俾斯麦领导下政治统一，德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英国亚当，密斯的以金钱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截然不同，德国逐步完成了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经济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到19世纪末期，德国在欧洲强大起来，并跻身于工业世界的强国之列。
处于工业化发展上升期的德国人，形成了注重科学、注重实用主义人生观，以群体性意识规范、价值标准和共同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断增强，这是德国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推动工业化深入发展的动力。
二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启蒙（19世纪末期）
欧洲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后，实现了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展品共计10000多件，范围极其广泛，但是，新技术与产品中设计严重脱离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以泽姆佩尔为代表的早期工业设计师，突破了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怀旧情绪，明智地接受了工业化生产的这一现实，这种观念与后来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不谋而合，为工业设计向着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2.1 泽姆佩尔的设计思想
哥特弗里德.泽姆佩尔（Gottfried Semper）是德国著名建筑家、建筑和工业设计理论家。作为19世纪中期最早研究美学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的学者之一，泽姆佩尔的实践美学以广泛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以实用艺术及其技术的历史为基础，主张材料和技术相统一、形式和用途相吻合，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
1852年，泽姆佩尔出版了著作《科学、工业与艺术——在伦敦工业博览会闭幕之际，对于国家艺术品味发展的建议》。在文中，他对德国34个诸侯国联合参展博览会的产品予以尖刻严厉的批评，“除了陶瓷、撞针式枪和大型轧制钢材之外，其他东西‘没有特色’，是‘乱七八糟拼凑的形状’，或像‘幼稚可笑的儿戏’。”阐述了工业生产领域中艺术创作的衰落，探讨了工业化与批量生产对整个实用美术及建筑的影响，主张通过改革艺术、研究和普及器物世界的美来改变现存状况。
泽姆佩尔对“学院派艺术家”造成工业产品诸如产品的意图没有得到艺术性的展现、材料被亵渎、产品处理结构形式和比例不确定等不良影响予以批判。“过去的遗产，特别是手工艺传统，在有可能创造出一门新艺术之前必须消除干净。这种新艺术应建立在接受和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他明确地提出了“新艺术”应该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是可以被不断复制的、符合大众需求的美学，“机械能够缝纫、编织、刺绣、雕刻、描绘、深入人类手工艺的领域，使人类一切熟练的技艺相形见拙。”
基于工业化发展的不可逆转性，泽姆佩尔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突破手工艺的、传统的形态，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工业生产和由此形成的物质文明领域，建立了与新机械、新工业相适应的基本形态，由此，技术美学便应运而生。当大部分设计师开始把设计目光、设计思维真正转向工业设备和产品时，他的理论被奉为权威。
1860至1863年，泽姆佩尔通过研究艺术中的造型历史规律，出版了两卷本的总结性理论著作《技术艺术和结构艺术中的风格，或实践美学》，阐述了形式对功能、材料和制造工艺的依赖。他说，“一个好销的器皿应该具有最广泛的用途，并且不会引起其设计意图以及材料特性允许之外的联想。”
泽姆佩尔对于产品基本形式的客观且综合的论述在那个时代是颇为领先的，他认识到了19世纪的艺术和工艺之间的分歧来自于艺术与制造业的分离，古典艺术概念已不符合工业化时代精神，传统手工艺需要一种新的艺术思想。泽姆佩尔的思想为功能主义流派所推崇并加以利用，在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工业产品整体统一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对同样重视物品纯粹目的的德国现代工业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 “青年风格派”的设计思想
19世纪末期，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对欧洲大陆的一些设计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1890年左右，一批艺术改革者发起了一场艺术与设计运动，即新艺术运动。
在新艺术运动浪潮的影响下，德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也开始走出复古主义的泥潭，寻找工业时代的艺术形式。德国的新艺术运动因杂志《青年>（ Die Jugend）而得名，被称为“青年风格派”（Jugendstil）。
1900年前，新的设计形式和新的形式审美品位尚未形成，受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青年风格派”的设计师对待传统手工艺仍是难以割舍的，1900年后，一部分设计师在向自然样式学习的同时，开始对以适应机械化生产和功能实用要求为核心的新的设计形式的探索，其设计风格逐渐向着形式感表现、单纯的色彩对比以及抽象化的几何形态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设计形式——既能适应机械化生产和实用功能，又符合形式美规律的设计形式。
“青年风格派”处于艺术设计新旧时代的转型期，它实际上蕴含了两种思想——一方面，它是对古典艺术的总结和融会，另一方面，它以反传统的形式对新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探索，这种试图创造一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凝练手法和简化装饰，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建立一种以理性思维为依据的20世纪新风格设计做了准备，与后来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不谋而合。
三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探索（20世纪初期）
这一时期，早期的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设计思想在德国工业设计中崭露头脚，鼓励标准化、批量化的现代生产方式，反对形形色色的复古风潮，反对华而不实的矫饰作风，注重设计的科学性、功能性与合理性开始成为主流设计原则。
3.1 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立
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制造大批量价廉物不美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1886年，德国以及其他40多个国家参加了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德国参展的所有产品受到了冷落，博览会评委会给予德国展品的评价是“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 billig undschlecht）”。
当时的英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大批廉价的德国产品凭借价格优势在英国迅速找到了销路，这种状况对英国的制造业造成了极大冲击，为了防止粗制滥造的德国产品流入英国。1887年，英国颁布实施了《商标注册法》，规定进入英国的各国产品必须标明产地，注以“Made in……”的说明，以便英国消费者可以清晰地区分何为进口商品，何为英国优质产品。
到了20世纪初期，世界阵营中的经济及科技力量的分布发生了改变，德国一方面延续了洪堡教育改革以来，对科技探索始终抱有着的热诚和坚忍不拔，另一方面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与国家统一，经济得到了空前的飞速发展，形成了极富实力的工业基地。为了提升德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增强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德国政府开始对他国设计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和情报搜集，系统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
在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推动影响下，具有德国内在特质的设计改革浪潮再次兴起，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在手工艺及工业领域中改革设计是促进贸易繁荣之根本，而德国既无廉价的的原材料，又缺少大路产品的出口对象，只能用高质量的产品来夺取世界市场。当时，德国已经产生了一批大型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自身优势的，试图展示艺术任务和生产任务新型相互关系的垄断组织，并迅速形成了艺术家和工业家的牢固联盟。
1907年，在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的倡导下，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制造商和设计师组织成立了德国第一个设计组织——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其宗旨是“选择各行业，包括艺术、工业、工艺品等方面的代表，联合所有力量向工业行业的高质量目标迈进，为那些能够而且愿意为高质量进行工作的人们形成一个团结中心”。可以看到，“质量”成为这一组织的中心思想，而其与“工业”自觉联系的观念，开创了现代设计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从工业设计思想形成的发展来看，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立预示了设计新时代的到来，对德国工业设计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德意志制造联盟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设计生产高质量产品作为德国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因素。通过艺术价值致力于大众文化建设，改变社会风气，引导高尚劳动，追求和谐生活，建立以质量意识为中心的崇高精神和文化内涵，进而与他国开展竞争，实现其“民族良心”的目标，成为制造商与设计师的共识。从此，注重产品质量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也成为德国文化中的一个价值观念，形成了德国特有的工业文化。
第二，与英国保守的发展、以及在此之前所有的设计团体所不同的是，德意志制造联盟能够接受不可避免的由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所改变的社会客观现实，将艺术与文化、设计与文化、设计与商业联系起来，要求工艺美术工作者和工厂主，积极关注与新技术进步相关的产品设计，遵循大工业生产的规范化、批量化原则，利用机械技术开发满足需要的设计品，不仅使工业设计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真正突破，并且为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现代主义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穆特修斯的设计思想
1896年至1903年，穆特修斯作为德国派驻伦敦大使馆建筑专员，不仅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建筑、实用艺术和日用品生产设计状况进行了广泛研究，同时利用英国在物质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熟经验，一方面着手改革艺术教育，撰写大量论著，从事研究活动。作为泽姆佩尔设计思想的继承，穆特修斯接受经济与科技领域的新变革，认识到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局限所在就是对机器化大生产的片面否定，力图寻找“机器美”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结合点，制定现代产品形式的评价标准，使其适应当时德国的工业与经济条件。
“客观性”是穆特修斯的主导思想。他在其三卷本著作《英国住宅》 （Das englische Hans）中写道，“英国住宅真正的、决定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绝对客观性（ Sachlichkeit）……钱不是花在名贵的花园和地面上，也并不用来表现华丽的装饰和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它采取着天然的正确姿态，没有浮华和虚饰，这是一种如此自然的状态，然而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却成了凤毛麟角”。对穆特修斯来说，“客观性”就是简单与诚实的设计，就是从德国的工业社会现实出发，对产品设计所持有的一种客观的、功能的，实在的态度，把对设计样式、表面装饰的追求转变为对产品内部结构性质的探讨。这种“客观性”的潮流。奠定了德国功能主义设计的基础。 穆特修斯把改变这种状况的重任放在设计和生产者身上，将其个人生活中所奉行的高尚和正直的原则，引入到工业设计和商业行为中。
1932年，穆特修斯为联盟的杂志《die Form》撰写文章，将“高质量”定义为：“从事优良而扎实的工作，采用无瑕疵的、货真价实的材料，而且要通过这些手段达到一个有机的整体，表现出‘绝对客观性的’（Sachlichkeit）、高贵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还要有艺术性等等的特征。”这一定义不仅提出了“高质量”的产品所应具备的条件，使用真实的材料以及先进的工艺，制造高质量的工业产品，成为联盟乃至是整个德国工业设计界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及方向。
穆特修斯的观点极符合当时德国振兴产业、打开世界市场的需要，其设计理念所暗含的是现代文明中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的勃兴。
3.3 贝伦斯的设计思想
如果说穆特修斯主要是在思想和理论上发出德国功能主义的先声，那么制造联盟的另一位重要推动者、现代主义设计的奠基人彼得贝伦斯（ Peter Behrens）则是德国理性功能主义设计思想的实践第—人。
贝伦斯曾是“青年风格派”的代表人物。他根据现代设计的需要，对设计的造型规律进行了数学分析，以理性主义方法研究动植物的线条艺术与造型技术，将纯粹的几何图形用简洁的然而精致的装饰很好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产品技术美的新世界。1900年，贝伦斯参加了德国赫森大公爵恩斯特赫斯的设计实验，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展出了“贝伦斯住宅”（The Haus Behrens），其建筑和设计作品表现出外形简练、功能明显的形式特点。这种没有装饰的、高度精简的形式，为其日后的设计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贝伦斯的功能主义立场与穆特修斯是基本一致的，他的愿望是创造直接来自机器产品形式的、具有广泛有用性的工业化家具，倡导传统工艺与机械生产的重新协调。这些思想主张在贝伦斯的一系列产品设计、平面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等方面得到体现，其大多数的设计产品都是非常朴素而实用的，看不到任何牵强的、多余的装饰，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与传统风格相区别的机器美学价值，他坚信现代工业能够使科学技术服务于新的文化。技术能够确定现代风格。可以说，贝伦斯所倡导的用高度发达的技术服务于文化的观点是极富创造性的，代表了20世纪初期德国设计师努力建立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新文化的共同理想。
作为20世纪初期的德国工业设计先驱，穆特修斯和贝伦斯的设计思想构成了德国功能主义设计思想的雏形轮廓，他们在强调功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审美原则，努力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创造出“好的形式”。
四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
这一时期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包豪斯的工业设计理念当中，包豪斯继承发展了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思想，强调工业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探索普适性、功能性与逻辑性的设计法则。
4.1 包豪斯的成立
1910年，世界各国在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中，英国占14%，德国占16%，法国占7%，美国占35%，俄国占5%，日本占1%，德国跃居欧洲之首，居世界第二位。在这一时期，德国工业经济实现了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德国机器、电机制品、铁和染料的输出居各国之首，对外贸易额从1870年的6亿马克猛增至1913年的20.9亿马克，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确立了在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先地位。
当德国国力强盛之际，便产生了重新瓜分欧洲的资本和资格，雄心和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然而这次战争却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1919年1月19日，德国议会在魏玛召开，颁布德意志帝国第一部宪法，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战后的德国，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濒于崩溃，广大人民已经到了无以为生的境地。此时，如何振兴一蹶不振的社会经济，如何将一片废墟的德国重建为欧洲强国，成为政府和全体国民的当务之急。
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使德国许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认识到，由于战争，造成了艺术家与设计师疏离隔绝，此时需要一种让人民告别乱世的新的艺术——一种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艺术。他们主张正视社会的变革现实，密切艺术与生活的联系，利用建筑和工业艺术改善民众生活，拯救振兴国家民族，在残亘断壁中重建往日辉煌。
1915年，亨利.凡.德，维尔德（ Henri van de Velde）辞职离开他所领导的魏玛艺术与工艺学校，并推荐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Adolf GeorgGropius）担任该校校长。1916年格罗皮乌斯向魏玛政府递交了建议，希望建立一所新型的艺术设计学院，只有这样才会给德国工业的发展带来实质上的益处。受泽姆佩尔和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相信，通过艺术设计的改革，可以促进德国工业发展，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抱着这一态度，魏玛政府审视接受了格罗皮乌斯的建议，于1919年4月12日任命格罗皮乌斯组建设计艺术学校，即魏玛国立包豪斯高等艺术学校（Des Staatliches Bauhaus）。在学校成立当天，格罗皮乌斯发表了由他亲自拟定，代表包豪斯发展理想的《包豪斯宣言》，旨在通过教书育人创立一个新型的、为现代社会服务的设计组织，表达了一种庄严的、崇高的、对生活、对艺术充满理想主义的精神信念。
从1919年成立至1933年被纳粹政府强行关闭，处在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的包豪斯经历格罗皮乌斯、汉斯，迈耶（Hannes Mayer）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三个不同阶段。作为世界上第一所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在短暂的14年历程中，包豪斯集中了20世纪初期欧洲各国对于设计的探索、研究与实验，把以观念为中心和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体系比较完整地奠定起来，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艺术理论和实践推向了巅峰。就其设计理念和设计形式而言，它的影响意义是划时代的： 第一，包豪斯破除了“纯粹艺术”与“实用美术”截然分割的陈旧界限，在艺术和工业结合的思想指导下，达到了艺术和技术的新统一。作为功能主义设计的实践者，包豪斯用现代工业和机械生产的技术眼光观察客观现实，取代了以往那种注重感觉的艺术家式的思维方式，鲜明地传达出理性、简洁、轻盈的艺术抽象美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的设计理念。正是包豪斯功能主义思想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二，包豪斯明确阐释了设计的目的是为“人”提供服务而不是为了“美化产品”。用最经济的预算、最先进的技术、最新型的材料，努力探索一种新的态度，实现艺术、技术、经济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这种社会的、民主的思想构成了包豪斯设计思想的基础，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此而引发的对设计人文精神的自觉关注，正是对包豪斯这一设计思想的拓展。
第三，包豪斯始终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思考设计问题，强调与时俱进，基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包豪斯敏感地把握现实需要，厘清工业时代设计与社会的关系，审时度势地将设计引导到工业生产上，这种从宏观社会发展的广阔视野中思考设计的发展方向和原则方法，是包豪斯的另—重要价值。
4.2 格罗皮乌斯的设计思想
1923年，在“包豪斯魏玛1919～1923年展览”开幕式上，格罗皮乌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艺术与技术，一个全新的整合体（Kunst undTechnikeine neue Einheit）”设计思想理念，对艺术与技术新的结合进行了定义，要使产品达到实用美观，就必须在技术上和形式上实现和谐一致，从这时开始，格罗皮乌斯彻底摆脱了中世纪行会的影子，包豪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开始发挥新作用，解决新问题，真正地融入到工业社会的价值系统中。
对于功能与形式、实用与美观的关系问题，格罗皮乌斯认为，功能与形式的结合只是设计的手段，而并非是设计的目的。他在《艺术家与技术师在何处相会）-文中提到，“物体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它的形象适合于它的功能，人们就能一目了然地认识它的本质。”由此可见，格罗皮乌斯的关于功能主义的设计思想是与穆特修斯、贝伦斯一脉相承的。产品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是不能割裂的，为了设计生产功能确切的产品，首先就要研究它的本质，从材料和结构内部去寻求美的形式，使其完美地服从于其目的，按照功能行事。
为了能够把形式与功能问题合理地统一起来，格罗皮乌斯在《新建筑与包豪斯》-文中对“功能”提出了自己的释义，“功能主义并不等于理性优先……功能主义还包含了对生理和人体的考虑使其发挥功能……空间关系、比例和颜色应该服从于心理功能。此外，花费应当最小。同样，情绪要求也是造型考虑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格罗皮乌斯把人对美的心理需求纳入到“功能”范畴之内，将穆特修斯和贝伦斯的“功能=实用”扩展至整体使用的要求。也就是说，“功能”不仅指产品基本的使用功能，也包括产品审美的、社会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功能，同时，还要考虑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格罗皮乌斯的思想历程非常复杂，他设计思想一直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社会主义特征。格罗皮乌斯强调其建立包豪斯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顺应工业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充分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影响德国工业界，进而改造德国社会，创造一个具有人类高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新环境。
格罗皮乌斯打破了传统美术学院、工艺学校与现实社会相隔离，艺术家与大工业生产毫无关联的旧思想，将包豪斯师生的工作称之为是“为大众生活的服务（ Lebensangelegenheit des ganzen Volkes）”，指出“艺术必须和民众形成统一，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赏心乐事，它应该成为大众的喜悦和生命”，其意义在于广大民众者都能享有。这里所提到的民众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所指，即针对其设计产品的普遍适用性这一目的而指向的消费群。
作为社会的个体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格罗皮乌斯把设计视为一个负有社会责任感的全民事业，认为一个有良知的设计师不仅要体现形式反映功能设计原则，客服纯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鸿沟，同时还必须关注工人阶级的健康，从而形成一种适应人类生存的和谐环境。所以，对于格罗皮乌斯在建筑上所表现出的设计风格，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成为简单的几何形式，他之所以采用简洁的、没有装饰的设计，并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玻璃、钢材等廉价的材料，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大批量、低成本，为社会提供大众化的建筑、工业产品，让人人都能享有设计。这种基于现实情境，契合时代发展，对社会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普遍大众的日常所需予以关注，在当时而言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43 莫霍利一纳吉的设计思想
1921年，拉兹洛.莫霍利一纳吉（ Laszlo Maholy-Nagy）接任伊顿（Johannes ltten），主持包豪斯基础课教学。作为格罗皮乌斯理念的忠实执行者，莫霍利一纳吉把设计当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劳动过程。强调解决问题、创作能为工业化社会所接受的设计，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以及艺术设计思潮的转变。莫霍利一纳吉的思想，与包豪斯的理念最为接近，对于包豪斯稳步向前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莫霍利一纳吉十分关注物体实现功能的方式，在格罗皮乌斯“艺术与技术，一个全新的整合体”这项公式的左边，莫霍利一纳吉又补充了一个概念——“科学”。他说，“形式追随功能这句话是大有深意的——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自然界发生的种种现象中，在那里每一种过程都有其必要的形式，而这总是导致功能的形式。”纳吉认为艺术应该关注社会现实，艺术创作应该为大众的幸福做出贡献。功能意味着两个方面的结合，即工业生产条件（如技术、结构、材料）与社会条件（如广大民众的需求及社会计划）在设计中取得协调。作为优秀的设计师，应该和工程师一样，通过工业化的手段、科学技术的成果为普通大众创造优良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保证产品、环境、使用者的人化关系，实现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的相统一。 4.4 迈耶的设计思想
1928年，迈耶在给《包豪斯》杂志撰写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设计哲学，“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具有公式的产品（如功能、时间、经济性等），建筑本身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美学的过程，由艺术家设计的建筑没有权力和理由存在。”迈耶的思想看似与格罗皮乌斯抵触决裂，正如后来格罗皮乌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迈耶担任校长之前，科学方法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呼之欲出，而迈耶恰恰就把已经开始的工作推向前进，艺术设计成为建造现代物质环境的组织力量。
迈耶认为设计师应肩负道德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应该重视产品与消费者，设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重视气候、卫生、经济、社会以及工程学等问题。迈耶对包豪斯内部机构实施了一系列重构组合，如组建广告系和摄影系，聘请建筑或工科出身的教师，扩展基础课，在材料、字体和人体绘画课基础上增设工程、制图类课程，试图将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引入教学，让各个工作室参与为众多建筑设计家用产品和实用产品。他在《包豪斯与社会》中指出，“作为设计者，我们的生活取决于社会和社会对我们工作的限制。”
1940年，迈耶自己对这一期间包豪斯的特点总结为：“在于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开设了更多科目的科学课程；在于作坊的联合拓展，由于有了更多的机会来为委托项目设计真实的方案，对职业内容的授课量大大增加了；在于艺术家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在于更注重进行那种符合人们需求的原型的设计……”
五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重建（20世纪40～60年代）
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德国又以战败而告终。战争的浩劫，使德国工业总生产能力的50%以上都被摧毁，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1938年的40%的水平，尽管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德国人民面对被占领的现实，普遍存在着悔过和自新的心理。他们从纳粹罪行中进行自我反省，从精神上寻找克服贫困和民族孤独感的力量，为实现民族道德和经济复兴，重新振作精神。
5.1 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成立
作为旧德国一部分的西德意志地区，尽管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但是没有被摧毁就是它在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工业潜力。1951年，通过联邦议院决议，德国设计委员会（ Rat furFormgebung）成立。协会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代表的角色介入到设计活动中，其宗旨是把德国经济对设计的支持作为经济和文化的要素来执行。1952年，新技术形态研究院（lnstitut fuer neue technische Form）在达姆施塔特成立，1954年，工业造型协会（lndustrieform e.V）在埃森成立。
为了纪念在二战中被纳粹处死的“白玫瑰”成员汉斯，绍尔（HansSch oIl）和苏菲.绍尔（Sophie Scholl）兄妹，其姐姐英格.绍尔（lngeScholl）与奥托艾舍（Otl Aicher）等人，于1949年开始筹划建立一所具有政治和人文科学导向的民主学校，希望用和平自由的精神倡导一种反法西斯的欧洲文化，“通过对学生的教育，从而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使人民具备应有的社会责任感（for a college that will educate its students for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避免战事再起，重兴工业理想，从而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振兴德国的工业经济。
1953年，乌尔姆设计学院（ Hochschule fur Gestaltung Ulm）成立。尽管学校仅仅存在了15年，但是在德国战后重建的复杂局面下，乌尔姆创见性地提出设计在未来承担的社会角色，完善了以系统论和逻辑优先论为基础的设计科学方法论，它所形成的设计体系、设计观念直到现在依然是德国设计思想和设计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主张的社会性优先原则。源于康德哲学思想及洪堡教育理念，设计的个体责任—直是乌尔姆设计学院长期关注的主题，不仅影响了它的设计立场，而且渗透到教学管理的各个层面。乌尔姆设计学院沿袭了包豪斯“为大众生活而服务”的民主精神，将人文和科学进行整合融入到设计中，提出了“设计不是—种表现，而是一种服务”核心理念。
乌尔姆在追求社会性优先原则方面，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及文化意义远远大于任何—所设计学院的普遍意义。
第二，确立了一种根植于工业生产和科学理论的设计思维模式。如果说包豪斯确立了现代设计的基本原则，那么真正将现代设计融入工业，并在实践中回答了设计不是一种应用艺术形式，而是一门由其任务决定的规范化学科这一问题的便是乌尔姆设计学院。乌尔姆把数学、社会学、信息学、人体工程学、实验心理学纳入设计实践范畴，搭建了更具学术延展性的跨学科平台，使设计从提倡技术与艺术相结合转向科学性立场上来，促进了设计的系统化、模数化、多学科交叉化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立的、理性的发展道路。
第三，以开放的、批判的态度对待工业设计。随着技术与经济的迅猛发展，设计伦理价值一再沦落，以积极的、批判的精神定位设计在工业文化与文化工业之间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乌尔姆工业设计的新课题。在1963-1964学年的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艾舍指出，“营建系的目的在训练出有能力解决营建工业化所遭遇的相关问题的建筑师。……它所着眼的是让建筑师准备承担起由于营建工业化而加重的责任，而不只是训练一个专业人员。”也就是说，设计的目的不是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而是大众消费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未来的标准，产品设计师对于视觉文化的大部分负有最后的责任。通过教育培养改造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明确设计所担当的社会职责，提高设计师的责任意识和自身的创造能力，表达了在新的科学、新的技术条件下，对于理解、表达和控制自己环境的愿望。正是这种前瞻性的批判意识，使乌尔姆的设计实践远远超越了它所处的时代。
5.2 马尔多纳多的设计思想 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是乌尔姆设计学院第二任校长，他在设计上的思想非常明确，强调设计是技术的、理性的、科学的。
马尔多纳多认为，将过去的包豪斯的原则完全严格地用到一个新的、截然不同的时代是不行的，仅仅单一地寻求一种新形势也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工业设计师，其职业目标是在文化方面服务于社会的工业产品，因此他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制造经验，能够发现设计的各种可能性以适应由战后的技术和工业带来的远远复杂的要求，这样才能确定设计的理念，掌握生产的决定因素，并且参与产品规划、发展和生产的共同作用，直到成品的实现。1957年，马尔多纳多在学院发展规划中，从技术、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审视设计的存在及其意义，主张以实证主义为准则的科学基础，建立一种科学化、规范化的设计方法，以求得普遍实用的设计法则。
在教学实践中主张以现代社会和工业生产的现实紧密结合为宗旨，从注重形式转向更为广泛的人文及科学领域，—方面要求他们必须综合考虑产品设计中的所有因素，如功能的、文化的、技术的、经济的因素；另—方面，要求他们研究并确定新型的、理性的使用模式，强化学生的理性视觉思维的培养，突出设计的企业性格和工业性格。在他的倡导下，学院完全抛弃了艺术课程，各种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的课程，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材料学、机械学、人机工程学等逐渐成为学院的主要课程，形成了乌尔姆设计学院强调科学理性的工业设计风格，构建了从基础训练、理论研究到设计实践的，面向现代工业需求的设计体系。
马尔多纳多认为，“工业设计是一种活动，它的最高目的是确定那些由工业生产的对象的形式特性。形式特性不是指外表特点，而是指把结构和功能关系转变成按照用户和制造者观点的内部一致性。”也就是说，工业设计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使用的方式和手段。1958年，数学家及规划理论家李特（Horst Rittel）和工业社会学家科斯廷（ Hanno Kesting）对设计程序做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受到马尔多纳多的高度重视。他把信息理论、控制理论、实验心理学、实验美学作为设计工作的范围，强调美产生于逻辑结构，而结构又是明晰地反映着功能关系的，设计的对象不是表面的产品，也不是艺术品的创造过程，而是功能的实现，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工业设计的本质任务在于为技术复杂、功能齐全和结构明晰的产品寻找符合它们自身的合理形式。这种态度决定了乌尔姆放弃了对一切形式主义的追求，坚决地站在了由任务和目的出发的功能主义立场上。也就是说，设计的关键不在于解决某种技术上的问题，而在于以何种态度和方式，认识和对待人的心理需求和人的生存方式，把人的因素作为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设计过程中不能单纯地着眼于个别要素的优良与否，而是要将使用产品的人、所设计的产品以及人与产品所共处的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充分考虑人的尺度、人的需求、人的尊严对产品的具体影响，借助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体现对人的关怀，这不仅是设计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设计伦理道德的问题，从此出现了系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想。
马尔多纳多沿用了启蒙时代席勒的美学理想，认为当人们在使用一件设计诚实、形式纯粹、功能合理、品质优良的物品时，物品便会把这种美德传递给使用者。他指出，设计师作为协调者，不应关注商业化和表现力，他的任务是要协调生产和消费的不同要求，把对产品和对人的社会责任放在最优的位置对待。
5.3 古格洛特的设计思想
汉斯.古格洛特（ Hans Gugelot）是乌尔姆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他基于对功能主义的扩充和发展，将系统概念引入工业设计领域。
系统设计既是设计观，又是一种设计方法论，其基本原则是将标准化的生产与多样化的选择结合起来，把复杂纷乱的物体置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使产品在技术、形态、功能以及表现形式上建立一种联系性和统一性。在设计中，体现为单元的组合，系统中的每一个单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能够简便地组合，当单元聚合在一起，便构成一个产品整体，单元之间可以互换互补，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按照构成功能相应的形态来看，系统设计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以一个主件为基础，根据需要配置各种部件；另一种是独立的单元体组合。
系统设计是以系统思维为基础的，若从其理论根源来看，其核心是功能主义与社会责任体系的有机统一；若从形式上看，则是以基本单元为中心，形成了系统化的、简单化的造型形态，整体感非常强。系统设计使产品获得了更加灵活、多样和完善的功能，同时，使得环境获得了秩序；系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应用具有特殊意义：一是系统概念被应用于工业设计后，设计对象作为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不再被孤立，从而使功能设计不只局限于单一的设计对象，同时还要考虑它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二是从系统概念出发，所有产品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将它们设计成组合部件，容易安装、拆卸，便于运输；三是考虑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并可以产生许多设计创新。利用单体的功能部件将产品造型归纳整合为有序的、可组合的几何形态设计模式，使空间和时间以及产品的功能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保证了产品的统一性和耐久性。
5.4 拉姆斯的设计思想
迪特，拉姆斯（ Dieter Rams）深受马尔多纳多科学设计观和理性设计思想的影响。拉姆斯始终坚持实证主义设计原则。在《省略不重要的> -文中，他阐述到，“设计要为功能服务，这是设计最基本、最切实的目标，但也常常是被忽视的目标。”应该说，每一件工业产品都是在为了一种特殊的目的服务，人们购买一件产品并不是为了欣赏，而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某种功用。
拉姆斯从道德伦理层面出发，对一味追逐利润、哗众取宠行为、盲目求新求异、迎合消费需求、不能长久使用、得不到善终的产品设计行为予以批判，强调要以产品实际的质量水平赢得市场。1960年，拉姆斯担任博朗（ Braun）公司设计部主任，他的设计思想发展了博朗公司独特的产品美学和产品风格。博朗公司的产品呈现出一种纯净的、甚至是高度几何的网格特征，每一部件都相似的均衡和统一，但又不是简单地对称，其简洁整齐的外形易于运输、便于清洗和保持。更重要的是，它们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和质量上的信誉传达出一种强调功能决定作用的、坚硬且极端分明的诚实而永恒的品质，使人们在使用产品过程中获得最好的技术支持和心理生理需求的最大满足，成为德国“优良设计”典范。 1989年，拉姆斯在名古屋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举办的会议上，将博朗公司“优良设计”总结概括为以下10条原则：优良的设计是革新性的、是使产品具有使用价值、是美的、是使产品容易被理解、是真诚的、不是奇形怪状的、是寿命长、是始终如一，直至最后的细节、是对环境友善的、是尽可能少的设计。
“优良设计”包含着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对材料的忠实、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统一以及美学的简洁等现代设计精神。“优良设计”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内涵的客观反映，它深深扎根于工业社会，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技术的力量，用正确合理的计划和普遍适用的准则，以引导消费社会的审美口味，并试图以此建立起一个民主理想中的道德世界。
六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
伴随着德国六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借助于西欧一体化的优越条件，德国大量输入引进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和新发现，积极参与国际最先进的经济大循环，拓展自己经济发展的空间，整个工业生产在不断完善的智能化、自动化、电子化的基础之上，提前完成了在高产工业、技术上的持续发展和资本组织效率方面的重建，实现了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1952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320亿美元，1962年则上涨至890亿美元，而在70年代后则超过了6000亿美元，1985年时达到了12300亿美元，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奇迹”。
尽管技术与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已极大地满足了物质上、财富上的需求，但科技对人的异化裂变逐渐反映出来，资源锐减、安全健康、情感失落等一系列被人们称之为“后现代”的新矛盾、新问题随之产生。更具见识、更有道德责任感的德国设计师深深感觉到，设计作为一种针对人的服务方式来说，要实现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已不能仅仅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设计必须着眼于发现并解答人的实际生存困难和具体问题，在强调理性设计观念、强调逻辑关系和次序的同时，满足人的现实心理需求、文化追求和伦理价值。
德国的后现代设计没有像“孟菲斯”那样，对现代主义设计采取一种彻底的决裂和否定，而是在否定继承的基础上，把设计观念的另一重心转向了设计可能引发的后果上，更多地关注设计伦理的、社会的因果关系，在设计中注入情感的、心理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了自己具有建设性的后现代设计理念，成功地诠释了信息社会工业设计的概念。
6.1 青蛙公司的设计思想
无论是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早期探索，还是包豪斯和乌尔姆，德国始终是工业设计史上的理性主义坚实重阵，许多出自德国的产品以其无懈可击的质量至今仍然经久不衰。
创建于1969年的青蛙设计（Frog Design）公司，其创始人哈特姆特艾斯林格（Hartmut Esslinger）提出了“形式追随激情（Form followsemotion）”的设计思想。在这一点上，他与孟菲斯的后现代设计思想一致，主张设计跨越技术与美学的界限，将优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人的需求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以文化、激情和实用性定义产品。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青蛙公司的设计既是充满高新科技的，又是富有人文关怀的。
艾斯林格认为，“设计的目的是创造更为人性化的环境，我的目标一直是将主流产品作为艺术来设计。”设计都应凭借对用户需求的细致体察和巧妙互动而深入人心，以更加贴近人的生命精神的方式，在保持设计的科学结构和合理功能的同时，满足人对精神与文化需求的慰藉。需要强调的是，艾斯林格并不是反对排斥功能主义，而是追求多元化的功能主义理念——激情也在其中。
作为国际工业设计界极富盛名的综合性设计企业，青蛙公司始终按照自己的后现代设计理念，以其前卫的甚至未来派的风格，不断创造出新颖独特的产品。艾斯林格坚信，好的设计是竞争的利器，比繁荣多变的风格要重要得多，消费用户真正想购买的是优质产品。在青蛙设计公司，好品位或好设计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也不是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试图强加于消费者，而是建立在使用者情感基础之上，实现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延续或提升消费者对某种生活方式原有的舒适、美好的感受。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的更深理解和实践。
6.2 科拉尼的设计思想
为了实现人与产品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工业设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保证用户更方便快捷地使用。
探索和追求自然形态的本质是德国著名设计师路吉.科拉尼（ LuigiColane）的设计思想主要组成部分。他立足产品服务于人类，把自然界的生命体作用于高科技时代的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将人类的情感从纯技术的理念中摆脱出来，实现了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完美统一。
科拉尼的设计始终围绕着生物、自然、生态及大自然无直线的理念展开，通过利用人体工程学、空气动力学、仿生学等设计方法，以多视觉、多层次、多方位的设计思维，自然化、趣味化、人性化的视觉元素，力图使人为事物回归自然。他一再声称“我的世界是圆的”，而其设计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与大自然的某种生物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形态，但又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形态模仿。科拉尼认为，“设计的基础应来自诞生于大自然的生命所呈现的真理之中。”凡是科拉尼设计的产品，都是在广泛运用现代科技和对人机工程学充分掌握的基础上，采用大量的有机形态设计，具有复杂而流畅的线条，使人感受到强盛的生命律动及高尚的情感共鸣，表现了设计师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求与探索，以及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对工业设计本质的体现。
6.3 胡贝尔的设计思想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工业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德国理论界本着对社会和人类自身的高度责任感，开始对工业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认为二战以后形成的经济增长决定论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并以此为起点深入探讨现代工业文明，将生态设计与德国的理性功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设计不再单纯地集中于“大众”或“人”，而是指向了更广淘社会和环境需要。 德国环境社会学家约瑟夫，胡贝尔（Joseph Huber）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工业社会对人类环境的影响。在其专著《可持续发展》中，提出工业生态化要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出发点，涉及5项行为规范：一是能够承受的人口密度；二是能够承受的废气排放量；三是资源循环利用；四是减少使用有限的资源；五是促进适应环境和自然的科技创新。这5项规范指明了以工业生态化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发展道路，在保护环境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类的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之后，在《环境社会学》一书中，胡贝尔又提出了“生态工业互动发展机制”的概念，指出产品生产和流程要兼顾环境保护，以此扭转从未端整治环境问题的传统模式，改为在源头上制止环境问题的产生。胡贝尔认为，一件产品对于环境的影响，65%—90%都是由产品从研制、设计、开发到生产过程所致，剩余10%—35%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涉及产品的使用和消费过程。从胡贝尔的理论出发，工业设计要从伦理和道德层面出发，探寻适宜于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设计模式，克服由设计不当引发的环境与生态破坏，促进入、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德国的生态设计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互动过程，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德国设计界和民众对改善环境污染和节约资源能源的认识不断提高，积极探寻减缓消费品周转速度的策略。1978年，德国开始实施“蓝色天使”计划，对符合可回收利用、节能、节水、低毒低污染、可生物降解、低排放、低噪声以及无损害人体健康的产品，授予“蓝色天使”（Blue Angel）标志旨在通过设计改革，将保护生态和减少污染的措施纳入到产品设计的每一个决策中，把环境效益作为产品的设计目标和出发点，力求使产品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与此同时，德国的大型企业按照生态学原理和产品预期的形式和功能，普遍建立了生态设计标准。其中，对产品的要求包括材料、制造工艺、运输、使用、回收处理等5个方面；对环境的要求包括材料来源、国土消耗、对环境的辐射、耗能源、耗水量、产品寿命、使用信息、包装、回收再生、垃圾等10个方面。
奔驰公司提出了对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回收目标，即从汽车的设计开始，就注重汽车的可回收性，力求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废能和废液等实现全部回收，到汽车报废时还能拆解回收。1992年，公司建立了“拆卸流水线”，旧汽车以逆向制造程序被分解，发动机、金属车架、塑料、导线、稀有金属等均被分门别类堆放在一起，完好的部件被送往汽车修理厂作为备件，其余的作为回收材料进行再生处理，奔驰车上的钢铁、有色材料零部件90%以上可以回收利用，玻璃、塑料等回收利用率也可达到50%以上。至于车上的一些贵重材料回收利用的价值更高。
为了方便日后进行有效回收，保证10000余个零部件易于再生循环使用，宝马汽车公司制造商在产品研发时就考虑产品的可回收利用性，在生产第一线便将汽车部件按其材料的类型分别涂上不同颜色，到目前为止，生产废料利用率达到60%。实现了减缓环境负担，减少原材料、自然资源使用，减轻环境污染的生态设计价值。
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设计界就以一种全新的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来定位工业设计，这种设计观反映了设计师在最大限度的提升产品综合价值效益的同时，对社会固有价值的反思和批判，其核心就是对社会和人类自身的高度责任感。
七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的意义
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在本国乃至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容质疑的，从德意志制造联盟开始，经过包豪斯、乌尔姆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化发展，德国工业设计完成了一个合乎理性逻辑的发展过程，建立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思想体系，在设计哲学与设计美学层面上回答了什么是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为了谁，怎样进行工业设计，引导我们对工业设计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7.1 什么是工业设计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伴随着复苏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文化复兴自信心，面对形式各异的复古风潮、繁华不实的矫饰作风在工业设计领域愈刮愈烈，如罗可可式的纺织机、哥特式蒸汽机、埃及式水压机…..德意志制造联盟开始探求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设计之路，他们把工业化定位在“时代精神”与“民众精神”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认为工业设计与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与追求社会和谐公正密切相关，提出设计师要按照求实的目的去完成设计，把对表面装饰图案的式样设计转变到对产品结构、材料、生产与功能的各个环节的全面把握上，其核心理念所隐含的是客观主义与实用主义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同步体现。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杂社会现实，包豪斯提出工业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挥新作用，解决新问题，其目的不在于多余的、新奇的装饰，而是用客观自然的法则处理井然有序的平面布置和比例和谐的体量关系，通过“艺术+技术”服务于社会人群的真实需求，创造技术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完美结合，有效地保证策划、生产、流通等设计全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实现产品在经济、技术、形式上的和谐一致。正如格罗皮乌斯在《新建筑与包豪斯>中所指出的：“包豪斯的目的不是要传播什么风格、体系、教条、公式或时尚，而是要对设计工作施加一种复苏的感染力，我们的教育不是依靠任何事先想出来的造型意匠，而是靠探求生活中不断变化的形式背后那种活跃的生活火花。”
乌尔姆设计学院将工业设计作为一种建立在科学技术上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强调设计与艺术是沿着各自的道路平行发展的，试图通过技术的力量对设计过程作以系统研究，用正确合理的计划和普遍适用的准则引导消费社会的审美品位，提出产品是用来整顿混乱的人造环境，使杂乱无章的环境变成关联系统的单元体，而不再是孤立的审美物象；产品是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再是艺术与技术，形式与功能，经济与文化的二元对立。而随着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人的多样性以及文化的多元性对工业设计影响的不断加大，德国对于工业设计的理解从强调功能拓展到对人的使用行为的研究，一件产品不仅要具备更好的功能和品质，还要在技术和形式上和谐，要与消费者能够产生情感呼应，更要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有机联系。 可见，自德意志制造联盟开始，德国就始终把工业设计看作一种有目的的求解过程，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不间断的决策过程，动态的沟通和协调入——产品——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关系，其核心本质体现在结果的“合目的性”以及过程的“合规律性”上。尽管需要面对市场竞争，但在德国，工业设计却不是简单的商业“润滑剂”，突出设计对材料诚实，对功能诚实，对结构诚实，对时代诚实是其—直努力探索的重点。
不管是现代工业设计，还是未来工业设计，其出发点都应回归到设计的本质。工业设计作为自然科学的应用工具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承载者，产品（造型）设计不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设计的重点不是设计了什么，而是针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需求，满足了什么，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设计本身具有社会体系的因素，对设计的考虑必须包括对于社会长期的规划与安排，努力提高人的生活和工作质量，设计人的生活方式，改变未来社会的面貌。
7.2 为何设计
工业设计不是对形式考虑的结果，而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满足人的需要的形式的结果。但“人”究竟指的是什么群体呢7在这里，人不是抽象概念的人，而是生活中具体的人，不是指少数权贵或个别特殊人物，而是广大的普通大众，不是单一意义的人，而是兼有生物和社会、生理和心理、体质行为和精神欲望的双重含义的人——是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尊重的，走向全面发展的人。能否做到对“人”的真正关怀，是工业设计能否得到真正发展的最本质的动力源。
不可否认，德国工业设计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民主性和大众性，通过设计为普普通通的社会大众的存在、尊严和福社服务，创造适合大众使用的物品，使产品真正体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关怀，一直是德国工业设计的目的所在。回溯德国工业设计历程，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始终把工业设计的注意力放在社会平民的基本需求上，提出了减少装饰、合理真实、理性主义、功能主义、标准化生产等设计观念，旨在用工业化的手段、科学技术的成果，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民众提供功能良好、品质良好、简洁美观的工业产品。
德绍包豪斯时期，迈耶“满怀热忱的坚信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设计出功能性的建筑，借此来改善普通人的命运，从而改善社会”。为了实现最大的为大众服务的目标，迈耶一方面强调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大规模生产方式和市场传播，刺激和促进设计产业的发展，在满足消费者心理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能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另—方面要求包豪斯的设计要关注社会的需要，强调对大众与社会中下层的关注，重视普通人的存在，尊严和福祉，反对设计精英化、贵族化倾向，提出从民主出发的理想主义是设计面向未来的途径。
1956年，格罗皮乌斯于说：“艺术造型不是为了（贵族富人的）精神或物质奢侈，而是面对（广大社会下层）人本身的基本要求……强调设计造型与人的关系，警惕设计造型可能引起的社会危险，这种一体性的社会思想是包豪斯的主导思想。”可见，工业设计是一种社会行为，应该为社会大众服务，反映社会大众的共同思想、共同理想和共同动机，惠及到社会所有群体。
然而，随着战后经济复苏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追求“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生活使设计对普通大众的价值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在经济利益的影响之下，工业设计的方向从为大众服务转向了为消费者服务，即设计重视有消费能力的“大众”。设计更多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无止境的欲望，刺激人的消费行为，而不是解决大众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消费水准成为判断设计服务对象的标准。这种转变使设计又一欠的脱离了为大众服务的起点，也就是说，工业设计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由此，德国工业设计对社会大众价值的真正认识和尊重现实意义应该被予以重新认识。设计师应以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关怀现实，服务社会中更多的人，主动地为大众需要而进行设计，在协调自己的设计追求和适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找到平衡，这不仅仅是为了工业设计自身健康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平等，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7.3 如何设计
工业设计的关键不是在于解决某种技术上的问题，而在于设计师是以何种态度和方式来认识和对待人的心理需求和人的生存方式，以及造物的方式解决人的生活问题，提升人的生存质量。德国设计师深刻地认识到，设计不仅仅只是一种刺激消费的手段，设计还担负着社会价值重建的任务。
德国工业设计的核心观念之一，关注设计伦理、社会的因果关系，将重心放在工业设计最终为社会服务的宗旨上。1907年穆特修斯在德意志制造联盟成立的时候指出，作为设计师，要将他个人生活中奉行的高尚正直的原则引入设计中，作为一个人，他循规蹈矩，因此，作为一个设计师，他就应该拥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避免设计对社会的负面作用，而不应该设计那些会受到谴责的产品。
尽管当时工业设计只是刚刚萌生，设计伦理的观念意识还很淡薄，但是贝伦斯已经在设计中对设计的功能性、对设计与社会的关系、对产品质量标准的严格重视，并涉及到设计伦理的诸多体现了。
进入消费时代，工业设计的商业化倾向日益凸显，设计师追逐现实功利、一味涌向利润丰厚的实践领域，奢华造作、照搬拿来的风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工业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的选择。但是，以拉姆斯为代表的德国工业设计师却不是那种盲目地索取商业利润的追逐者，而是以全社会、全人类的未来为己任，努力地把这种以人类利益为基本点的设计思想注入工业设计之中，引导人们超越眼前的利益，放眼世界，放眼全人类的前途。
比如设计一种照明用具，仅仅满足照明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能让光线更好地保护使用者的视力，如何选择原材料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消耗，如何回收利用使产品用过后不报废，做到“物尽其用”等等都是设计师必须考虑的。用拉姆斯的话来说，现代主义设计的原则是：“要简单而不要复杂，要直率而不要矫揉造作，要经久耐用而不要追赶时髦，要体现功能而不要贪图外观漂亮，要有理智而不要盲从时尚。”在这里，工业设计不是那种追求肤浅而不负责任的与众不同，而是服务性的、技术性的，自觉地在设计中突出一种作为道德美学和文化力量的社会功能，努力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连接点，使之成为健康文化和消费大众之间的一种交流媒介，通过与产品的交流，让社会大众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由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引发的物欲至上、生态失衡、道德沦丧等问题带来的生态危机、文化危机、信仰缺失日益凸显，一种渴望自然与轻松的和谐生存状态、极度需要精神上的终极关怀成为人们的内心夙愿。
综述：纵观德国工业设计思想形成的轨迹，对于德国工业设计来说，屈服于消费文化和商业压力造成不充分、不完整的设计，被认为是不顾社会和伦理后果及不负责任的。设计的责任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衡量，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变革，要求设计师放弃那种强调产品外观、颜色、包装等的做法，以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对现代科技所引起的环境及社会问题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对可能性的选择，设计行为的选择与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面貌。实现工业设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优化经济与生态、社会与人文环境，摒弃技术万能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物质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以一种尊重社会群体、公平对待自然、充满人文理性的文明观和价值观设计或评价设计行为，不仅要看它是否很好地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本质需要，同时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健康进步与发展完善，通过好的设计来改善大众的生活方式与生存质量，实现社会的最终和谐，达到真善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