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经济怎么走？传统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内需，看起来都不算乐观。
　　作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美国人一直在去杠杆，最近又加息。欧洲尚未从债务危机中恢复，现在又困于难民问题。总之，欧美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市场里的钱又越来越贵（利率提高）。那么，拿来购买中国商品的钱必然越来越少，这是常识。
　　中低端消费品的出口格局，很大程度是“购买方”决定的，并非我们可以左右。对比起来，另外“两驾马车”投资和内需似乎可以被我们自己掌握。那么，到底是投资还是内需？
　　不过，“投需之争”已不再是中国财经舆论场的焦点，它正让位于“供给经济学”。“供給经济学”是个好东西，是个新角度，但也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装得太多，它就会模糊和掩盖一些重要的、严肃的讨论。
　　其实，“投需之争”这样的讨论和“供给经济学”也是相通的，而且也是“供给经济学”的题中之义。重新谈谈“投需之争”并不过时，它的确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普通人更容易被表面现象所惑。“内需拉动”曾一度占据上风，但这必须辩证看待。不妨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派”谈起。
　　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有个“购买力学派”。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学派，只是当时美国财经观察家、部分学者所持的一种共同观点。它的主要思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需不足，根源之一是产业工人太穷，根本买不起资本家生产的东西。所以，牛奶只能倒在河里，好产品只能堆在库里发霉。
　　要刺激内需，最直接的办法是增加劳工工资，让产业工人买得起他们双手制造的产品。产品有了销路，工人生活质量提高，资本家也有了钱赚，国家也有了税收，这真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这种观点遭到了猛烈抨击。反对者认为，提高劳工工资，将导致企业利润缩减，而利润缩减，会引发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没有更多钱拿去研发，不利于产业部门技术水平提升。二是资本家赚钱变少，会缩减生产，这又会导致失业。
　　在当时的美国，劳工运动方兴未艾，这种争论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左右之争”。双方逻辑都说得通，而且都颇有道理。那么，到底信谁？
　　实际上，“购买力学派”的说法似乎受到过美国产业大亨、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的启发。福特率先给美国的汽车工人开出了高工资—每天5美元。这个工资标准，的确让工人率先拥有了汽车，因为一辆T型车不过数百美元。
　　福特的高工资几乎是一场社会革命，让一代美国“劳工阶层”转变为了“中产阶级”。南部美国那些家徒四壁的产业工人，一边奔向底特律，一遍哼着小调：“我马上要去底特律，找一个叫亨利·福特的家伙，我不要再当穷光蛋。”
　　这是一副举国欢庆的大好图景，但不要忘记，除了提高工人工资之外，福特更大的贡献是，他率先建立了汽车产业的流水生产线，让汽车生产彻底和手工作坊告别。以前，一个底盘的生产时间是14小时，而现在是1.5小时。以前，汽车发动必须下车手摇，但现在有了电启装置就不用了。总之，高工资背后其实是一场技术大革命。
　　从福特的例子可以看出，“购买力学派”的学说听起来很美，但它可能忽略了技术提升是加工资前提这个基本常识。因为，只有通过技术大革命，生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汽车量产，售价下降，加工资才有意义。
　　一个经济学的常识是，加工资的合理前提，一定是生产效率的相应提高，以及单位要素产出的增加。只有产出增加，提高工资，才能真正地增加工薪族的实际购买力。否则，加工资只会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在某些国家开始发生了。
　　从微观层面来讲，在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效率，即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加工资几乎是一场实体企业的梦魇。如果一国的企业群体始终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产业升级又遥遥无期，那么一味地增加工资，只会摧毁产业原有的成本优势。
　　当然，保证劳动者应有权益、合理地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必须的。对中国而言，拉动内需也是必要的，但加工资也应该辩证看待。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某种程度上讲，这才是加工资的前提。
　　“供给侧改革”的必经之路，一定是提高生产部门的效率和技术水平，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更具世界竞争力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中国企业拿到利润更多，自然具备了加工资条件，内需也会跟上来。
　　在没有完成这些任务之前，很多事情最好不要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