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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中有四处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关于四处评价之间是否一致，学界多有争论，而最大分歧则在集中在孔子是否肯定管仲为“仁”。单纯从字句本身，以及整书的行文特点和孔子的言语习惯，都很难对此做出完全合理的判断。只有将孔子仁学的多维性特点一并纳入，形成三位一体的考察，方可对孔子的评价做出正确的解读。孔子并没有直接肯定管仲为“仁”，他是有意向弟子传达仁学多维性的理论特点。当然，四处评价之间也并无矛盾，他承认管仲的功业与才能，但至于“仁”，孔子进行的则是多维评价。直接认为孔子肯定或否定管仲为“仁”，都是简单化和呆板的。
[关键词]孔子；管仲；《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3541（ 2018） 03 - 0065 - 05
一
《论语》中共出现四处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其中一处出于《八佾》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 “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則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p.76）
其余三处均出自《宪问》篇：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1]（p.171）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l]（p.174）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p.174）
表面上看来，第一处为孔子讥评管仲为“器小”，其余三处则充满赞扬之意。这种前后不一也引发了历代学者层出的探讨和争论。
对于第一处“器小”之论，研究者基本都认为这属于孔子讥评，分歧主要出现在对于孔子所言“器小”具体内涵的理解与解读上。有的认为是奢侈而不知礼法（如朱熹）、有的认为是管仲因功业自满（如钱穆）、有的认为是管仲之功业有王霸之别（如程子等宋儒），等等。
对于后三处，历代学者认为孔子是赞许管仲的居多，这些学者分歧也主要集中在孔子何以赞许管仲的原因分析上。有的认为是而其利泽及人（如朱熹等），止兵是最大的搏爱（如康有为）；有的认为是孔子的仁学理念不仅仅包括心性，还包括对于功业的推崇，属于舍小节而论大功（如钱穆等）；有的认为是管仲明华夷之防的功劳盖过对于君臣名分的固守（如顾炎武），等等。
对于孔子评价管仲的这种表面上的前后矛盾，有的学者并没有明言，但从其对第一处以及后三处的解读能够看出，他们承认孔子前贬后褒，认为孔子的评价存在矛盾。另有一些学者则直面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做出相应的解答，如有的认为后三处当出自《齐论语》，所以，对管仲充满褒扬（顾颉刚等）；有的认为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做出的（如闫春新），等等。
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清代黄培芳《云泉随札》云：
子路问：“管仲未仁乎？”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盖所答非所问，与孟武伯问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云云者，是虚拟之词，存而不论，与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贡则并无一字及仁，益明集注以“谁如其仁”解“如其仁”，谁字添设，说似未安。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事功为二。按之前后论仁，从无如此立说也。[2]（pp.1134 -1135）
黄氏并不承认孔子所言“如其仁”就是认定管仲为“仁”，孔子之“如其仁”之叹，只是虚拟之词，实则未论管仲是否为仁。但是，这样的声音并不是主流。近年，学界再次出现类似的不同声音，如尉春艳认为：“从文本来看，孔子并没有赋予管仲以‘仁’的评价，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孔子也不会称越礼的管仲为仁者”[3]（p.89）；王世巍也认为：“孑L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4]（p.45）
梳理学术史不难看出，关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学者对孔子的“器小”为贬，大都没有异议，只是对具体内涵的解释各有不同。而对《宪问》中的三处评价，研究者的分歧较为突出，集中表现在孔子是否认定管仲为“仁”的问题上。肯定派认为，孔子是称扬管仲为“仁”，否定派则是少数。肯定派势必面临的难题就在于，如何解释孔子对于管仲评价的前后不一。为了解决这一前后不一，肯定派基本倾向于认为孔子是舍小取大，是张本华夷之防和不动兵力。这样用以弥合孔子评价的矛盾。否定派认为，孔子并没有认定管仲为“仁”，这一派以当代学者为主。这样看来，孔子是否认定管仲为“仁”就成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孔子评管仲是否矛盾的主要分歧所在。
二
应该说，当代学者，特别是否定派的几位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如王世巍提到：
以上的研究在论证的过程中，虽然查找、运用了诸多的相关历史文献加以考证，然而却在一开始就抛弃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文献，即《论语》文本本身。并且诸位研究者在解读孔子评论管仲的过程中，也严重脱离了孔子此论的具体语境[4]（p.45）。
王世巍便认识到历来学者研究的问题和症结。基于此，他立足文本和语境提出否定说法，认为孔子话语主要是为教育子路和子贡而言，主要目的在于因材施教地教育学生，不在于评价管仲为“仁”，此说较有说服力。同时，也提出了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要立足文本和语境。
其实，检视研究史能够看出，清代黄培芳等人已经是从全书行文习惯进行判断。单纯从此章字句人手，很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从《论语》文本实际、行文特点、孔子言语习惯出发，显然是合理的同时也是明智的。 本文认为，要对孔子的评价做出正确的解读，单纯从孤立的词句附会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单纯从文本和语境出发也很难做到全面合理。要正确解渎孔子之意，离不开三个方面配合：第一，字句寻绎。原文是研究的起点，从原文词句中寻找逻辑关系，寻找字里行间应有之意与言外之意。第二，从全书行文特点和孔子言语习惯等方面加以考察。第三，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统照。从理论上进行反证和参照，也即从孔子的仁学理论反观此处的评价。只有运用这种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方可对孔子评价管仲作出合理的解释。下面将以这种三位一体的方法做一探讨。
首先，从字句文本看。先看“子路章”：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从行文逻辑看，子路举出了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的事实，然后发出疑问：“未仁乎？”显然，他对这一评价拿捏不准，于是试探性地评价，也是疑问，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评价和启发。其实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关键：子路所说的管仲不死公子纠的行为，其所直接对应的道德概念其实并不是“仁”，而是“忠”或“信”。这一點从孔子回答子贡的一章中得以印证，孔子将管仲的行为与“匹夫匹妇”之“谅”进行区别，“谅”《说文解字》：“信也。”[5]（p.51）指的正是孔子认为的小境界的“信”，充分证明管仲不死公子纠的事实，直接对应的应该是信或忠。子路包括后文的子贡，何以会将管仲不死公子纠的事情问成是否“仁”？
《左传·成公九年》曾记载文子因楚囚而抒发的一番议论：
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6]（p.845）
可以看到，孔子之前，“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实际存在的道德观念和概念，只是没有被提升至核心地位，仍属一般意义。这里，背本与否被认为是仁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子路、子贡这里拿管仲背弃公子纠的事情用“仁”试探性地加以评判，并表示拿捏不准。可以看作子路等人对当时一般意义上的“仁”的概念，与孔子口中经常提及的重要概念“仁”之间差别的发问。实质是学生们对孔子提升和升华后的“仁”拿捏不准，对“仁”与信义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好。
简言之，子路的疑问其实主要存在于：管仲不信义就不应该判定为仁吧？仁与信义到底应该什么关系？
关于子路这一疑问，孔子突出强调了管仲的功绩：“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依据这一点，孔子发出了大家热议不断的感慨和评价：“如其仁，如其仁。”本章如何理解？关键就在于前后句之间的文本关系。子路试图弄清“仁”的内涵，但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另挑管仲一事进行评价，没有对子路的判断做出直接评说。这里“如其仁”指的不是子路所言，而是自己刚才所说的“不以兵车”这件事。
“不以兵车”显然是不动武力，孔子认为管仲实现如此大功，却不依靠武力、没有杀伐，自然也不会造成生灵涂炭，这自然就是孔子认为的“仁”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一点，以《论语》中不难看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以及“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述而》），等等，这些都表明孑L子爱人的仁学本质，以及不崇尚武力的主张。“如其仁”说的正是管仲不动杀伐而成其功，既不尚力、又惠爱于民。至于王世巍所说，孔子强调管仲的不动武力是为了教育崇尚勇武和鲁莽的子路，当然也是题中之义。
所以，本章的行文逻辑应该是：子路认为管仲不信义，于是认为他不算仁，他也有意试问仁和信义的关系问题。孔子其实并没有对子路进行否定，而是从另一方面对“仁”进行了一定评说。管仲不动武力成其功可谓“如其仁”，孔子为何没有直接说管仲就是“仁”，而是说“如其仁”，也就是说单从这件事看，管仲看上去真的很像是“仁”很接近仁。关于这一点，本文大致同意清李光地《论语札记》的观点：
如其仁，《集注》作“谁如其仁”者，似太重……语意犹云似乎亦可称仁也，盖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没也。[2]（p.1135）
整章看来，孔子没有否定子路的说法，孔子实际上也默认子路所言，管仲不信义就不算仁。但孔子从另一方面说，管仲做到了不动武力成其功，是接近于“仁”的。孔子“如其仁，如其仁”的评价和言说方式，给我们很大启发：是看上去很像仁、接近仁，而不是直接判断他是否属于“仁”，说明孔子对于“仁”的认定并不是呆板而固定的，而是将之视为一个变动、多向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详述。
子贡一章能够看出，弟子们对管仲不死公子纠一事很是在意和困惑，他不讲信义算不算是重大污点？用“仁”的标准衡量算不算仁？孔子对子贡的回答，与对子路的回答并不相同。子贡也表示类似的疑惑后，孔子列举了管仲的巨大功绩，并表示管仲的这种不行信义不能和“匹夫匹妇”的“谅”（小信）相提并论。从这里能够看出，孔子再次地没有对是否为“仁”的问题正面回答。从后文能够看出，他着重在于启发子贡：不能仅仅看到一个人的信义与否而不及其他，信义又能代表什么？管仲虽不信义，但功绩卓著。至于他是否为仁，孔子显然没有做正面回答。孔子不对是否为仁做正面回答，同样也给我们重要启示：孔子对于弟子们只是机械地、用信义或某一标准来衡量是否为“仁”，显然觉得很无奈。他有意启发弟子评价一个人要全面地看，同时也有意在传播一种理念：“仁”绝非某一行为就可判定为是，也绝非某一行为判定为非。
在子路和子贡两章中，孔子实际都没有对弟子的问题作正面直接的回答。如果简单将孔子的回答看作是对弟子的正面回答，自然就会产生孔子是肯定了或否定了管仲为“仁”的认识，不免简单化和呆板。关于这一点，从《论语》全书的行文中能找到很多例子。很多情况下，孔子对于弟子的疑问都不是正面回答，而是旨在通过较为简洁的话语，产生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在字面义和语境两个方面对弟子进行启发。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孔子自己也曾经讲到自己教育学生的心得和常用做法，注重的是对学生的启发。经常不是给予学生既定和固定的答案，使得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样的实例在《论语》中也不鲜见，如：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
宪问耻。子曰：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子张所问的善人之道，在孔子那里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孔子的回答实际上更侧重在修为的方法上；原宪问耻之后又问仁，孔子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方式不同。对于耻，他从某一方面回答得较为直接。但对于仁，孔子显然没有正面回答，提供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这种回答产生的理论空间很大，关于仁的理论生发会更加丰富。所以，这种不直接的回答方式，是孔子理论表达和教育的重要方式。
再次回到本文论题，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管仲是否为“仁”这个问题，孔子显然不是持有或是或非的绝对评判，他除了启发弟子评价人物不可因小失大，同时更是有意表达关于“仁”的问题。这主要是从文本字句和全书中体现的孔子言语特点两个方面人手，所得出的结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对除此之外的两处做出合理解释，就非得从第三方面——孔子的仁学体系和理论特点人手。下面就从这方面看其与此处的孔子本意是否能够形成互证。
三
“仁”这一概念，无疑是《论语》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孔子反复论及的理论。“仁”字在《论语》中前后出现百余次，足见其重要性。关于何为“仁”？其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理论层次和维度有哪些？孔子显然没有进行直接的细密阐释和胪列，这些方面都寓含在整部书中，寓含在孔子不同语境下的答问和议论中。通过梳理这些相关资料，不难看出：“仁”有着自己的本质的、核心的内涵，即是“爱人”。但同时又有众多维度，并不是单向、固定和绝对的。试述它的部分维度如下：
第一，它是各种道德的综合，涵盖了丰富的道德内涵。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子曰： “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
孔子口中的“仁”近于道德的集合，综合了多种伦理和品性。
第二，“仁”是一种精神性内容，贯穿在修为和各种道德中。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它是各种修为、行为和道德的内在精神和灵魂，具有精神上的贯穿性。
第三，“仁”是一种道德高标，无限高尚，供人追求和不断靠近。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
连孔子自己都不敢轻易承认达到了“仁”的境界，“仁”无疑是十分高尚的。
第四，“仁”有具体实现的路径，具有实践性。
（樊迟）问仁，曰：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子曰：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仁”虽然是道德的高标，一般人很难企及，但是它又离每一个人无限近，只要想要仁便可做到。这绝非孔子仁学的矛盾，而是从实现的维度上进行的描述，“仁”虽然高尚，但是，可以在具体的行为中实践，而且有实现的方法。
在孔子这里，“仁”由当时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升华为一个在孔子理论体系中有着本质内涵的、同时也是多维的概念。关于“仁”的本质性，无用多言。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更多源自“仁”的概念的多维性。它是多种道德的集合，它具有精神性和内在修为的特性，它具有高标性，同时它也具有实践性和操纵性……只有在这种多维观照中认识孔子的“仁”，我们方可全面准确地理解此处的问答，而不至于非此即彼，陷入呆板和僵硬。
关于这一点，有的学者也有所认知，但将这种多维性认为孔子思想的矛盾性。其实这并不是矛盾，而是这一理论的多维性。正如一块石头，这不是它既大又小的矛盾，而是它又大、又灰、又硬的多维问题。
当以孔子仁学的多维性，反过头来印证子路、子贡两章的“非仁”之问，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子路将不信义的行为等同于非仁，孔子自然也会认为管仲离作为高标的“仁”是有距離的。因为孔子所言的“恭、宽、信、敏、惠”，管仲至少在其中“信”的方面出了问题。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子路，他的意图在于向弟子宣告：“仁”不能呆板而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维度。虽然管仲称不上作为高标的“仁”，但从操作性和实践上看，管仲做到了不用武力（客观上又有爱民的效果），也算是靠近和接近了仁。
《论语》中类似本处，对于某种行为接近于“仁”的判断，孔子是曾经做出过的，此处并非孤例，如“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这种某某事近似于、接近于“仁”的判断，宣示“仁”可以通过实践实现，某种行为也可以接近于仁。它不仅是一种道德高标，也是一种实践和操作。这才是孔子答子路的本意。
子贡也有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方式有所不同，他没有直接否认子贡。他旨在启发子贡对人的评价不应因小失大。同时，孔子仁学的多维性，也在此有所展现，管仲如同召忽一样死公子纠，就能算作“仁”。显然，孔子也不可能把召忽直接认定为“仁”。管仲不死公子纠，还有了后世功业，就不算“仁”。显然，孔子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可以将这两章合观，得出孔子对于管仲的真实看法与评价：评价人不可因小失大，“仁”是一种道德高标，管仲显然有距离，但“仁”有实践操作性，管仲有接近于仁的行为。“仁”是一种至高境界，很难企及，但从每件事情做起都是在践行“仁”。一句话，“仁”是多维的，不可将之呆板和固化，也不可因此而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单纯地认为孔子肯定管仲为仁或反之，都没有看到孔子仁学本身具有的多维性，有简单、呆板与固化的嫌疑。
这两章的问题基本解决，随之，其余两处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八佾》“器小”之论是孔子直接抛出的认识和观点，关于后文有人跟问的：“俭”和“知礼”，本文基本同意李光地等人的看法。因为孔子说管仲器小，气象、气度狭小，类似于“俭”的特征，自然有人认为是不是“俭”？同时气象小、拘束，和知礼、按规矩行事有相近，有人进而追问是不是“知礼”。当然，孔子先后都以事实否定了两种认识。也就是说，本章孔子并没有对管仲“器小”的原因作正面回答，只是表示自己所言与“俭”和“知礼”无关。其实，此处关于“器小”的理解，从字里行间能够解读的内容是有限的，同时这种理解也是开放的。这里无意对此做深入探讨，只是说明孔子认定管仲“器小”一定与孔子的仁学体系相关。从子路、子贡两章也大致能够判断，孔子实际并没有将管仲直接认定为“仁”，前后是不矛盾的。
《宪问》中“人也”的判断，也是孔子对于管仲某方面才华与能力的肯定，并没有关涉到“仁”的问题，与其他各处并不矛盾。
总之，能够看出，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总体上秉持的是公正客观、顾全大局的做法，充分承认他的功业和才华。对于“仁”这样具有特殊内涵和重要性的概念，孔子显然并没有做出或是或非的直接评判。孔子仁学的多维性特点，决定了孔子对此表述的多向性和丰富性，直接认定孔子肯定或否定管仲为“仁”，都有简单化、呆板化之嫌疑。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自然是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尉春艳.从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孔子思想的矛盾性[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7）.
[4]王世巍.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J].管子学刊，2015 （1）.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关键词]孔子；管仲；《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3541（ 2018） 03 - 0065 - 05
一
《论语》中共出现四处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其中一处出于《八佾》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 “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則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p.76）
其余三处均出自《宪问》篇：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1]（p.171）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l]（p.174）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p.174）
表面上看来，第一处为孔子讥评管仲为“器小”，其余三处则充满赞扬之意。这种前后不一也引发了历代学者层出的探讨和争论。
对于第一处“器小”之论，研究者基本都认为这属于孔子讥评，分歧主要出现在对于孔子所言“器小”具体内涵的理解与解读上。有的认为是奢侈而不知礼法（如朱熹）、有的认为是管仲因功业自满（如钱穆）、有的认为是管仲之功业有王霸之别（如程子等宋儒），等等。
对于后三处，历代学者认为孔子是赞许管仲的居多，这些学者分歧也主要集中在孔子何以赞许管仲的原因分析上。有的认为是而其利泽及人（如朱熹等），止兵是最大的搏爱（如康有为）；有的认为是孔子的仁学理念不仅仅包括心性，还包括对于功业的推崇，属于舍小节而论大功（如钱穆等）；有的认为是管仲明华夷之防的功劳盖过对于君臣名分的固守（如顾炎武），等等。
对于孔子评价管仲的这种表面上的前后矛盾，有的学者并没有明言，但从其对第一处以及后三处的解读能够看出，他们承认孔子前贬后褒，认为孔子的评价存在矛盾。另有一些学者则直面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做出相应的解答，如有的认为后三处当出自《齐论语》，所以，对管仲充满褒扬（顾颉刚等）；有的认为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做出的（如闫春新），等等。
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清代黄培芳《云泉随札》云：
子路问：“管仲未仁乎？”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盖所答非所问，与孟武伯问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云云者，是虚拟之词，存而不论，与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贡则并无一字及仁，益明集注以“谁如其仁”解“如其仁”，谁字添设，说似未安。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事功为二。按之前后论仁，从无如此立说也。[2]（pp.1134 -1135）
黄氏并不承认孔子所言“如其仁”就是认定管仲为“仁”，孔子之“如其仁”之叹，只是虚拟之词，实则未论管仲是否为仁。但是，这样的声音并不是主流。近年，学界再次出现类似的不同声音，如尉春艳认为：“从文本来看，孔子并没有赋予管仲以‘仁’的评价，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孔子也不会称越礼的管仲为仁者”[3]（p.89）；王世巍也认为：“孑L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4]（p.45）
梳理学术史不难看出，关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学者对孔子的“器小”为贬，大都没有异议，只是对具体内涵的解释各有不同。而对《宪问》中的三处评价，研究者的分歧较为突出，集中表现在孔子是否认定管仲为“仁”的问题上。肯定派认为，孔子是称扬管仲为“仁”，否定派则是少数。肯定派势必面临的难题就在于，如何解释孔子对于管仲评价的前后不一。为了解决这一前后不一，肯定派基本倾向于认为孔子是舍小取大，是张本华夷之防和不动兵力。这样用以弥合孔子评价的矛盾。否定派认为，孔子并没有认定管仲为“仁”，这一派以当代学者为主。这样看来，孔子是否认定管仲为“仁”就成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孔子评管仲是否矛盾的主要分歧所在。
二
应该说，当代学者，特别是否定派的几位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如王世巍提到：
以上的研究在论证的过程中，虽然查找、运用了诸多的相关历史文献加以考证，然而却在一开始就抛弃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文献，即《论语》文本本身。并且诸位研究者在解读孔子评论管仲的过程中，也严重脱离了孔子此论的具体语境[4]（p.45）。
王世巍便认识到历来学者研究的问题和症结。基于此，他立足文本和语境提出否定说法，认为孔子话语主要是为教育子路和子贡而言，主要目的在于因材施教地教育学生，不在于评价管仲为“仁”，此说较有说服力。同时，也提出了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要立足文本和语境。
其实，检视研究史能够看出，清代黄培芳等人已经是从全书行文习惯进行判断。单纯从此章字句人手，很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从《论语》文本实际、行文特点、孔子言语习惯出发，显然是合理的同时也是明智的。 本文认为，要对孔子的评价做出正确的解读，单纯从孤立的词句附会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单纯从文本和语境出发也很难做到全面合理。要正确解渎孔子之意，离不开三个方面配合：第一，字句寻绎。原文是研究的起点，从原文词句中寻找逻辑关系，寻找字里行间应有之意与言外之意。第二，从全书行文特点和孔子言语习惯等方面加以考察。第三，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统照。从理论上进行反证和参照，也即从孔子的仁学理论反观此处的评价。只有运用这种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方可对孔子评价管仲作出合理的解释。下面将以这种三位一体的方法做一探讨。
首先，从字句文本看。先看“子路章”：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从行文逻辑看，子路举出了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的事实，然后发出疑问：“未仁乎？”显然，他对这一评价拿捏不准，于是试探性地评价，也是疑问，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评价和启发。其实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关键：子路所说的管仲不死公子纠的行为，其所直接对应的道德概念其实并不是“仁”，而是“忠”或“信”。这一點从孔子回答子贡的一章中得以印证，孔子将管仲的行为与“匹夫匹妇”之“谅”进行区别，“谅”《说文解字》：“信也。”[5]（p.51）指的正是孔子认为的小境界的“信”，充分证明管仲不死公子纠的事实，直接对应的应该是信或忠。子路包括后文的子贡，何以会将管仲不死公子纠的事情问成是否“仁”？
《左传·成公九年》曾记载文子因楚囚而抒发的一番议论：
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6]（p.845）
可以看到，孔子之前，“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实际存在的道德观念和概念，只是没有被提升至核心地位，仍属一般意义。这里，背本与否被认为是仁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子路、子贡这里拿管仲背弃公子纠的事情用“仁”试探性地加以评判，并表示拿捏不准。可以看作子路等人对当时一般意义上的“仁”的概念，与孔子口中经常提及的重要概念“仁”之间差别的发问。实质是学生们对孔子提升和升华后的“仁”拿捏不准，对“仁”与信义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好。
简言之，子路的疑问其实主要存在于：管仲不信义就不应该判定为仁吧？仁与信义到底应该什么关系？
关于子路这一疑问，孔子突出强调了管仲的功绩：“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依据这一点，孔子发出了大家热议不断的感慨和评价：“如其仁，如其仁。”本章如何理解？关键就在于前后句之间的文本关系。子路试图弄清“仁”的内涵，但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另挑管仲一事进行评价，没有对子路的判断做出直接评说。这里“如其仁”指的不是子路所言，而是自己刚才所说的“不以兵车”这件事。
“不以兵车”显然是不动武力，孔子认为管仲实现如此大功，却不依靠武力、没有杀伐，自然也不会造成生灵涂炭，这自然就是孔子认为的“仁”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一点，以《论语》中不难看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以及“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述而》），等等，这些都表明孑L子爱人的仁学本质，以及不崇尚武力的主张。“如其仁”说的正是管仲不动杀伐而成其功，既不尚力、又惠爱于民。至于王世巍所说，孔子强调管仲的不动武力是为了教育崇尚勇武和鲁莽的子路，当然也是题中之义。
所以，本章的行文逻辑应该是：子路认为管仲不信义，于是认为他不算仁，他也有意试问仁和信义的关系问题。孔子其实并没有对子路进行否定，而是从另一方面对“仁”进行了一定评说。管仲不动武力成其功可谓“如其仁”，孔子为何没有直接说管仲就是“仁”，而是说“如其仁”，也就是说单从这件事看，管仲看上去真的很像是“仁”很接近仁。关于这一点，本文大致同意清李光地《论语札记》的观点：
如其仁，《集注》作“谁如其仁”者，似太重……语意犹云似乎亦可称仁也，盖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没也。[2]（p.1135）
整章看来，孔子没有否定子路的说法，孔子实际上也默认子路所言，管仲不信义就不算仁。但孔子从另一方面说，管仲做到了不动武力成其功，是接近于“仁”的。孔子“如其仁，如其仁”的评价和言说方式，给我们很大启发：是看上去很像仁、接近仁，而不是直接判断他是否属于“仁”，说明孔子对于“仁”的认定并不是呆板而固定的，而是将之视为一个变动、多向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详述。
子贡一章能够看出，弟子们对管仲不死公子纠一事很是在意和困惑，他不讲信义算不算是重大污点？用“仁”的标准衡量算不算仁？孔子对子贡的回答，与对子路的回答并不相同。子贡也表示类似的疑惑后，孔子列举了管仲的巨大功绩，并表示管仲的这种不行信义不能和“匹夫匹妇”的“谅”（小信）相提并论。从这里能够看出，孔子再次地没有对是否为“仁”的问题正面回答。从后文能够看出，他着重在于启发子贡：不能仅仅看到一个人的信义与否而不及其他，信义又能代表什么？管仲虽不信义，但功绩卓著。至于他是否为仁，孔子显然没有做正面回答。孔子不对是否为仁做正面回答，同样也给我们重要启示：孔子对于弟子们只是机械地、用信义或某一标准来衡量是否为“仁”，显然觉得很无奈。他有意启发弟子评价一个人要全面地看，同时也有意在传播一种理念：“仁”绝非某一行为就可判定为是，也绝非某一行为判定为非。
在子路和子贡两章中，孔子实际都没有对弟子的问题作正面直接的回答。如果简单将孔子的回答看作是对弟子的正面回答，自然就会产生孔子是肯定了或否定了管仲为“仁”的认识，不免简单化和呆板。关于这一点，从《论语》全书的行文中能找到很多例子。很多情况下，孔子对于弟子的疑问都不是正面回答，而是旨在通过较为简洁的话语，产生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在字面义和语境两个方面对弟子进行启发。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孔子自己也曾经讲到自己教育学生的心得和常用做法，注重的是对学生的启发。经常不是给予学生既定和固定的答案，使得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样的实例在《论语》中也不鲜见，如：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
宪问耻。子曰：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子张所问的善人之道，在孔子那里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孔子的回答实际上更侧重在修为的方法上；原宪问耻之后又问仁，孔子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方式不同。对于耻，他从某一方面回答得较为直接。但对于仁，孔子显然没有正面回答，提供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这种回答产生的理论空间很大，关于仁的理论生发会更加丰富。所以，这种不直接的回答方式，是孔子理论表达和教育的重要方式。
再次回到本文论题，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管仲是否为“仁”这个问题，孔子显然不是持有或是或非的绝对评判，他除了启发弟子评价人物不可因小失大，同时更是有意表达关于“仁”的问题。这主要是从文本字句和全书中体现的孔子言语特点两个方面人手，所得出的结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对除此之外的两处做出合理解释，就非得从第三方面——孔子的仁学体系和理论特点人手。下面就从这方面看其与此处的孔子本意是否能够形成互证。
三
“仁”这一概念，无疑是《论语》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孔子反复论及的理论。“仁”字在《论语》中前后出现百余次，足见其重要性。关于何为“仁”？其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理论层次和维度有哪些？孔子显然没有进行直接的细密阐释和胪列，这些方面都寓含在整部书中，寓含在孔子不同语境下的答问和议论中。通过梳理这些相关资料，不难看出：“仁”有着自己的本质的、核心的内涵，即是“爱人”。但同时又有众多维度，并不是单向、固定和绝对的。试述它的部分维度如下：
第一，它是各种道德的综合，涵盖了丰富的道德内涵。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子曰： “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
孔子口中的“仁”近于道德的集合，综合了多种伦理和品性。
第二，“仁”是一种精神性内容，贯穿在修为和各种道德中。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它是各种修为、行为和道德的内在精神和灵魂，具有精神上的贯穿性。
第三，“仁”是一种道德高标，无限高尚，供人追求和不断靠近。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
连孔子自己都不敢轻易承认达到了“仁”的境界，“仁”无疑是十分高尚的。
第四，“仁”有具体实现的路径，具有实践性。
（樊迟）问仁，曰：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子曰：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仁”虽然是道德的高标，一般人很难企及，但是它又离每一个人无限近，只要想要仁便可做到。这绝非孔子仁学的矛盾，而是从实现的维度上进行的描述，“仁”虽然高尚，但是，可以在具体的行为中实践，而且有实现的方法。
在孔子这里，“仁”由当时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升华为一个在孔子理论体系中有着本质内涵的、同时也是多维的概念。关于“仁”的本质性，无用多言。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更多源自“仁”的概念的多维性。它是多种道德的集合，它具有精神性和内在修为的特性，它具有高标性，同时它也具有实践性和操纵性……只有在这种多维观照中认识孔子的“仁”，我们方可全面准确地理解此处的问答，而不至于非此即彼，陷入呆板和僵硬。
关于这一点，有的学者也有所认知，但将这种多维性认为孔子思想的矛盾性。其实这并不是矛盾，而是这一理论的多维性。正如一块石头，这不是它既大又小的矛盾，而是它又大、又灰、又硬的多维问题。
当以孔子仁学的多维性，反过头来印证子路、子贡两章的“非仁”之问，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子路将不信义的行为等同于非仁，孔子自然也会认为管仲离作为高标的“仁”是有距離的。因为孔子所言的“恭、宽、信、敏、惠”，管仲至少在其中“信”的方面出了问题。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子路，他的意图在于向弟子宣告：“仁”不能呆板而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维度。虽然管仲称不上作为高标的“仁”，但从操作性和实践上看，管仲做到了不用武力（客观上又有爱民的效果），也算是靠近和接近了仁。
《论语》中类似本处，对于某种行为接近于“仁”的判断，孔子是曾经做出过的，此处并非孤例，如“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这种某某事近似于、接近于“仁”的判断，宣示“仁”可以通过实践实现，某种行为也可以接近于仁。它不仅是一种道德高标，也是一种实践和操作。这才是孔子答子路的本意。
子贡也有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方式有所不同，他没有直接否认子贡。他旨在启发子贡对人的评价不应因小失大。同时，孔子仁学的多维性，也在此有所展现，管仲如同召忽一样死公子纠，就能算作“仁”。显然，孔子也不可能把召忽直接认定为“仁”。管仲不死公子纠，还有了后世功业，就不算“仁”。显然，孔子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可以将这两章合观，得出孔子对于管仲的真实看法与评价：评价人不可因小失大，“仁”是一种道德高标，管仲显然有距离，但“仁”有实践操作性，管仲有接近于仁的行为。“仁”是一种至高境界，很难企及，但从每件事情做起都是在践行“仁”。一句话，“仁”是多维的，不可将之呆板和固化，也不可因此而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单纯地认为孔子肯定管仲为仁或反之，都没有看到孔子仁学本身具有的多维性，有简单、呆板与固化的嫌疑。
这两章的问题基本解决，随之，其余两处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八佾》“器小”之论是孔子直接抛出的认识和观点，关于后文有人跟问的：“俭”和“知礼”，本文基本同意李光地等人的看法。因为孔子说管仲器小，气象、气度狭小，类似于“俭”的特征，自然有人认为是不是“俭”？同时气象小、拘束，和知礼、按规矩行事有相近，有人进而追问是不是“知礼”。当然，孔子先后都以事实否定了两种认识。也就是说，本章孔子并没有对管仲“器小”的原因作正面回答，只是表示自己所言与“俭”和“知礼”无关。其实，此处关于“器小”的理解，从字里行间能够解读的内容是有限的，同时这种理解也是开放的。这里无意对此做深入探讨，只是说明孔子认定管仲“器小”一定与孔子的仁学体系相关。从子路、子贡两章也大致能够判断，孔子实际并没有将管仲直接认定为“仁”，前后是不矛盾的。
《宪问》中“人也”的判断，也是孔子对于管仲某方面才华与能力的肯定，并没有关涉到“仁”的问题，与其他各处并不矛盾。
总之，能够看出，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总体上秉持的是公正客观、顾全大局的做法，充分承认他的功业和才华。对于“仁”这样具有特殊内涵和重要性的概念，孔子显然并没有做出或是或非的直接评判。孔子仁学的多维性特点，决定了孔子对此表述的多向性和丰富性，直接认定孔子肯定或否定管仲为“仁”，都有简单化、呆板化之嫌疑。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自然是不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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