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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构建智慧城市过程中，由于技术架构的模糊性、城市结构的复杂性，使得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不少的风向。文章从技术、理念、产业和社会风险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风险，以及风险产生的原因。在分析和归纳风险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从构建本土化智慧城市理论、提升核心技术安全性，以及健全智慧城市制度、构建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两方面互动等方面加以规避，进而提高智慧城市建设的水平。
【关键词】智慧城市；风险；防范措施；城市结构
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城镇人口比重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超过50%，当前，我国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1]。但是同时，不少城市也面临着日渐凸显的社会问题，比如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经济转型困难等等。而智慧城市这一概念的出现和实施，为城市控制管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文章结合我国城市现状，对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风险和防范措施进行了综合探讨。
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现状
2009年，IBM提出智慧城市概念，试图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去理解和更好管理城市，优化城镇资源配置。
当前，世界各地普遍认可了智慧城市基本概念和理念，截至目前，我国上海、深圳、广州、济南等城市均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总体规划，并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
从时间上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适时引入智慧城市理念，主要是IBM战略性输入的结果，基本遵循了其所描述的智慧城市特征和架构，而这一状况将使得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外部输入性风险[2]。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在新能源、新信息技术产业中进一步占据制高点。而恰在此时，IBM推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和理念，正好适应美国经济发展需要。那么，如果我国不加以区别地全盘接受其框架，也就意味着我国相关技术、产品和管理模式等，均要受到进一步打压，生存空间会进一步缩小。这样一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将会进一步丧失竞争力。而在另外一方面，智慧城市作为一种外生制度设计，试图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大量的城市问题，但是这种技术手段，未必能够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在治理城市拥堵中应用智慧城市，如果依然存在机动车辆增加过快、公共交通系统落后等问题，其很难发挥较大的作用。
当前，不少城市已经形成了符合城市发展实际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这是智慧城市理念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我国仍处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初级阶段，在制定城市规划时，不少城市仍将IBM提供的解决方案作为依据，而这种状况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出现模仿问题，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出现趋同性。
上海、北京等地早已公布智慧城市发展规划，但其产业布局、重点应用、纲要结构和支撑体系等，相似度较高。这一问题的存在，会对我国城市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不良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加剧城市之间的竞争，如果都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规划核心，则可能会导致行业恶性竞争、产能过剩；二是物联网将“主机与主机”的互联网发展成为“人—机—物”三元一体化系统，比如通过智能手机终端，可方便购物等[3]。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设计是一套完整类生物“神经系统”，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城市规划，如果失控，则可能为城市发展带来隐患，这时可能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
二、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一）技术风险
当前，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物联网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还存在着创新技术少、自助知识产权技术与产品不足，智慧城市建设还需要依靠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比如在物联网标准上，仅有组件式传感器通用标准，但新型传感器标准空白，中高档传感器全部依赖进口，90%芯片依赖进口[4]。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技术链条无完全自主性，面临着非自主性的风险。购买国外技术，会花费大量资金，使得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在资金供应、产业发展商存在较大压力。同时，如果大量使用外国技术，则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大部分终端主机与互联网依赖的芯片、操作系统和路由器等，均可能存在泄露，这也是非自主性风险的表现。
而智慧城市与网络相比，对安全设备网络防护、系统加固、应用代码和关键设备冗余与灾难恢复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即便如此，系统仍然存在不可预知风险。这种也是的智慧城市存在技术风险。
根据爱立信预测，未来10年将有500亿个终端接入物联网，其年均增长高达258%。在未来，智慧城市将会出现大量数据，也就是“数据海”。当前，不少城市信息空间，智慧城市的信息要求保密性、完整性和可认证性，但是智能物体泛在布局与云计算用户接口开放，增加了信息空间的安全风险因素。
超级计算机与RFID芯片高速传输通道，可能受水灾、地震等影响，导致出现中断威胁，使得部分物体无法被感知，使得系统控制陷入瘫痪。而非授权者在传输信道上，可能存在非法接口，或通过系统漏洞植入后台程序窃取信息，出现窃听为威胁[5]。
（二）产业风险
（1）基础薄弱。智慧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为不同阶段进行。在建设过程中，要与城市产业基础相匹配。如果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速度，超过城市目前产业支撑能力，则就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当前，我国城市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水平有待提升，结构不优化，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小；二是信息产业发展不充分，特别是信息服务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三是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与智慧城市建设需求不相符合[6]。
另外，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产业链。比如以物联网为例，其上游产业包括传感器网络、RFID等，中下游产业发展速度慢，可能出现断链和断环等现象。 （2）产业结构空洞风险。根据权威预测，物联网将成为万亿元级别规模的新兴产业。在云计算上，云计算技术在医疗、金融、通信和政府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巨大的发展潜力，则促进智慧城市更好进行产业布局。但是因为相应产业层级不完整，从业人员达不到社会需求，智慧产业可能面临较大的发展风向，出现多类型的产业结构空洞风险。
根据城市发展的差序性格局，高技术人才、金融和资源等均向大城市聚集，这种资源与技术的聚集，容易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进而形成产业垄断。国外智慧城市这种发展势头，将会给我国智慧城市发展造成较大的压力，使得我国智慧产业面临空前的外在竞争压力。
（三）社会风险
（1）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化风险。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将不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但是由于产业结构、经济水平、文化教育和信息化水平等影响，各个地区和行业的人群，在享有智慧城市服务上会出现差异，“数字鸿沟”会进一步发展为“智慧鸿沟”。这方面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市化总体格局产生区域性真空与发展落差，不同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不同步；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市民与农民在享有智慧服务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智慧城市逐步从设计走向实施阶段；三是智慧服务以个体为服务粒度，但由于市民智能物体数量和使用能力不均衡，同时与市民收入、文化程度密切相关[7]。
（2）伦理道德体系滞后风险。人们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均可能因为智能城市建设而改变，且对公共空间、个体行为和社会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与社会大环境、信息技术发展相比，道德体系和社会伦理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滞后性的表现，存在以下方面：一是在物联网世界，人、物体等均会被转化为数字，并且处于被监控状态，这将引发人们伦理的思考，是否对社会伦理构成挑战；在这种反思下，智慧城市就会出现滞后情况，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阻力；二是物联网所构建的“人—机—物”三元一体化系统，提供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接口，但是这两个世界并不对等，互联网社会具有开放性、离散性，以及匿名性、隔离性特征，可能产生较多的信息污染、信息霸权和信息欺诈等问题，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3）信息应用安全风险。智慧城市建设是与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入融合的过程，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信息应用将成
【摘 要】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构建智慧城市过程中，由于技术架构的模糊性、城市结构的复杂性，使得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不少的风向。文章从技术、理念、产业和社会风险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风险，以及风险产生的原因。在分析和归纳风险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从构建本土化智慧城市理论、提升核心技术安全性，以及健全智慧城市制度、构建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两方面互动等方面加以规避，进而提高智慧城市建设的水平。
【关键词】智慧城市；风险；防范措施；城市结构
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城镇人口比重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超过50%，当前，我国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1]。但是同时，不少城市也面临着日渐凸显的社会问题，比如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经济转型困难等等。而智慧城市这一概念的出现和实施，为城市控制管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文章结合我国城市现状，对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风险和防范措施进行了综合探讨。
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现状
2009年，IBM提出智慧城市概念，试图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去理解和更好管理城市，优化城镇资源配置。
当前，世界各地普遍认可了智慧城市基本概念和理念，截至目前，我国上海、深圳、广州、济南等城市均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总体规划，并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
从时间上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适时引入智慧城市理念，主要是IBM战略性输入的结果，基本遵循了其所描述的智慧城市特征和架构，而这一状况将使得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外部输入性风险[2]。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在新能源、新信息技术产业中进一步占据制高点。而恰在此时，IBM推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和理念，正好适应美国经济发展需要。那么，如果我国不加以区别地全盘接受其框架，也就意味着我国相关技术、产品和管理模式等，均要受到进一步打压，生存空间会进一步缩小。这样一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将会进一步丧失竞争力。而在另外一方面，智慧城市作为一种外生制度设计，试图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大量的城市问题，但是这种技术手段，未必能够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在治理城市拥堵中应用智慧城市，如果依然存在机动车辆增加过快、公共交通系统落后等问题，其很难发挥较大的作用。
当前，不少城市已经形成了符合城市发展实际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这是智慧城市理念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我国仍处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初级阶段，在制定城市规划时，不少城市仍将IBM提供的解决方案作为依据，而这种状况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出现模仿问题，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出现趋同性。
上海、北京等地早已公布智慧城市发展规划，但其产业布局、重点应用、纲要结构和支撑体系等，相似度较高。这一问题的存在，会对我国城市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不良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加剧城市之间的竞争，如果都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规划核心，则可能会导致行业恶性竞争、产能过剩；二是物联网将“主机与主机”的互联网发展成为“人—机—物”三元一体化系统，比如通过智能手机终端，可方便购物等[3]。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设计是一套完整类生物“神经系统”，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城市规划，如果失控，则可能为城市发展带来隐患，这时可能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
二、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一）技术风险
当前，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物联网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还存在着创新技术少、自助知识产权技术与产品不足，智慧城市建设还需要依靠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比如在物联网标准上，仅有组件式传感器通用标准，但新型传感器标准空白，中高档传感器全部依赖进口，90%芯片依赖进口[4]。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技术链条无完全自主性，面临着非自主性的风险。购买国外技术，会花费大量资金，使得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在资金供应、产业发展商存在较大压力。同时，如果大量使用外国技术，则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大部分终端主机与互联网依赖的芯片、操作系统和路由器等，均可能存在泄露，这也是非自主性风险的表现。
而智慧城市与网络相比，对安全设备网络防护、系统加固、应用代码和关键设备冗余与灾难恢复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即便如此，系统仍然存在不可预知风险。这种也是的智慧城市存在技术风险。
根据爱立信预测，未来10年将有500亿个终端接入物联网，其年均增长高达258%。在未来，智慧城市将会出现大量数据，也就是“数据海”。当前，不少城市信息空间，智慧城市的信息要求保密性、完整性和可认证性，但是智能物体泛在布局与云计算用户接口开放，增加了信息空间的安全风险因素。
超级计算机与RFID芯片高速传输通道，可能受水灾、地震等影响，导致出现中断威胁，使得部分物体无法被感知，使得系统控制陷入瘫痪。而非授权者在传输信道上，可能存在非法接口，或通过系统漏洞植入后台程序窃取信息，出现窃听为威胁[5]。
（二）产业风险
（1）基础薄弱。智慧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为不同阶段进行。在建设过程中，要与城市产业基础相匹配。如果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速度，超过城市目前产业支撑能力，则就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当前，我国城市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水平有待提升，结构不优化，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小；二是信息产业发展不充分，特别是信息服务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三是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与智慧城市建设需求不相符合[6]。
另外，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产业链。比如以物联网为例，其上游产业包括传感器网络、RFID等，中下游产业发展速度慢，可能出现断链和断环等现象。 （2）产业结构空洞风险。根据权威预测，物联网将成为万亿元级别规模的新兴产业。在云计算上，云计算技术在医疗、金融、通信和政府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巨大的发展潜力，则促进智慧城市更好进行产业布局。但是因为相应产业层级不完整，从业人员达不到社会需求，智慧产业可能面临较大的发展风向，出现多类型的产业结构空洞风险。
根据城市发展的差序性格局，高技术人才、金融和资源等均向大城市聚集，这种资源与技术的聚集，容易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进而形成产业垄断。国外智慧城市这种发展势头，将会给我国智慧城市发展造成较大的压力，使得我国智慧产业面临空前的外在竞争压力。
（三）社会风险
（1）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化风险。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将不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但是由于产业结构、经济水平、文化教育和信息化水平等影响，各个地区和行业的人群，在享有智慧城市服务上会出现差异，“数字鸿沟”会进一步发展为“智慧鸿沟”。这方面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市化总体格局产生区域性真空与发展落差，不同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不同步；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市民与农民在享有智慧服务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智慧城市逐步从设计走向实施阶段；三是智慧服务以个体为服务粒度，但由于市民智能物体数量和使用能力不均衡，同时与市民收入、文化程度密切相关[7]。
（2）伦理道德体系滞后风险。人们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均可能因为智能城市建设而改变，且对公共空间、个体行为和社会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与社会大环境、信息技术发展相比，道德体系和社会伦理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滞后性的表现，存在以下方面：一是在物联网世界，人、物体等均会被转化为数字，并且处于被监控状态，这将引发人们伦理的思考，是否对社会伦理构成挑战；在这种反思下，智慧城市就会出现滞后情况，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阻力；二是物联网所构建的“人—机—物”三元一体化系统，提供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接口，但是这两个世界并不对等，互联网社会具有开放性、离散性，以及匿名性、隔离性特征，可能产生较多的信息污染、信息霸权和信息欺诈等问题，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3）信息应用安全风险。智慧城市建设是与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入融合的过程，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信息应用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