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近些年我才发现，学生出身的公务人员，参加．工作时的年龄有个大体的层次可分。
　　比如说“三八”式的，一般而言，如今在75～80岁之间；“四九”式的也过了退休年龄，而以65～70岁居多数。对此。我有亲身体会。
　　我1949年从公，刚刚大学毕业。24岁。这个年龄偏大了些。按常规，6岁上小学，12岁入中学，大学毕业时应为22岁。抗日战争期间四处流亡，读书有过两次中断，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也不独我为然。我班同学与我同庚甚至稍大一些的颇有几位。当然也有二十一、二岁毕业的，说明他们没有耽搁，甚至跳过级。
　　以上算是个“引子”。我想说的是，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在同辈同事中，有一批竟比我年轻得多，大体小上四、五岁。当时行政单位通常是只讲资历不讲学历的，自然想不起去问个究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这批同事大多是高中毕业。这个年龄上的差距，自然也就不解自通。
　　在那“小”一拨子里偏有一位更加小。我28岁那年，他才22岁。这也不奇怪，他18岁高中毕业．已当了四年干部，在当时也算“老”的了。
　　偏我不识相，自恃年高，戏称他一声“小何”，这个小小玩笑大大触恼了他，对我板了一个星期的面孔。从此，我长了个心眼，断不可在年龄上和朋友开玩笑，为此闹得不欢。大为不美。
　　他是个很聪明、很精干的人，且刻苦自励，工作很出色。不久“调干”考大学，他报了当时尚为“冷门”的外贸专业，学成后国内国外跑，担任了“司局”级领导职务。光阴荏苒，转眼间他也年届六十，准备交班离休。前年相聚，我提起旧事，他一笑说：“当年是少年气盛呵。”
　　对我来说，年龄上之有层次，毕竟也是个敏感的问题。居于那个层次的同事始终要比我小四、五岁，如今尽管都有了一把年纪，每看见他们我都会油然产生羡慕之情。毕竟“年龄是个宝”。
　　好在对此我还有“糊涂”的一面。我常常不知老之已至，难免有些童子之心。做些幼稚之事；头脑清醒时，也是偏不服老，不甘于老，并以此引为得意。我甚至觉得在这一点上比苏东坡高明。他在词作《密州出猎》中，开篇就道：“老夫聊发少年狂。”那时他才三十几岁，自称“老夫”，既带有自我调侃意味，也有身居太守高位的自诩，同时兼顾了引文的需要。说这首词抒发了他在忿懑中的报国情绪，当然也是对的。他大半辈子宦途坎坷，吃过大苦，如果不是保持着一股朝气，也活不到七十岁。
　　几年前我曾撰文吁请朋友不以“李老”或“李老师”称我，不然我将把“老”字抛回，施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提出解决之方，即不妨喊我“小李”，如此我将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因为这样实在是祝我来日方长，不致速朽。
　　这个并非玩笑的建议未在朋友间完全取得共识。有人认为我胡闹，有人甚至直斥我在“犯傻”、“发狂”。我感到很冤枉，辩解既难生效，就想在客观上取证，谋求支持，而终于也得到了。
　　去年一天晚上，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位记者采访吴阶平先生的全过程。吴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本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采访自然是从专业开始，渐及日常生活起居，海阔天空，话题很广。吴先生有问必答，妙语连珠。当记者问及别人如何称呼他，他又如何对待时，他做了圆满的回答，大意是，“当我初进人大常委班子时，我发现自己年龄最小；再次选入时，又发现自己最老。所以不论人家喊我老吴、小吴、吴大夫、吴主任、吴院长，我都乐于答应。”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生于1917年，比我大了许多，更不用提社会地位了。能发此论，说明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情趣盎然。
　　当然，说这仅是童心的表现，是极不够的。年长了，童心来自哪里?恐怕离不开对生活认真而热情的投入，看得深，参得透，进而能自由地采取一种率真的态度，这样，年龄便不致于成为拘禁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包袱，而使心与年俱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