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成名
从应届博士毕业生成长为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只用了5年。
2006年6月，鲁政委进入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同年7月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研究处成立，当时鲁政委是研究处最早的三名员工之一。
研究处刚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研究任务。鲁政委自言“三天不写就手痒”。于是，他就自己找一些感兴趣的事件评论，以至于当时有同事说他写得比他们看得还快。就这样，没想到还收到了良好的反馈。
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测让鲁政委在业内初露锋芒。
在2006年6月之前，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一次设定数年不变，偶尔动用便会引起市场的剧烈震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此被称为“巨斧”。然而，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2006年3月18日第一次口头警示关注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三个月后央行就提高一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彼时正一边行色匆匆走在长安街上一边接受关于这次提准电话采访的鲁政委，在反复品味吴晓灵的警示后，敏锐地觉得有必要把准备金率及其调整作为研究对象，并希望能够准确预测到准备金率调整的时间点。
2007年那一年，鲁政委做出了几个事后看起来非常精准的预测。在准备金还在9%的时候，他预言准备金率很快会突破15%，未来准备金率会有多次上调，最终要提高到23%。
事后回顾，2007年准备金提高了十次，其中六个时间点都被他预测对了。準备金率最终到2011年被提到了21.5%的最高点。
对准备金率在时间点上的多次精准判断，让他在兴业银行内赢得了关注，业务部门开始主动找他，咨询观点。他至今仍然记得的一件事是，2007年端午节前夕他在小平的故里四川华蓥山出差，兴业银行一位交易主管还打电话给他，问到底是要提准还是要加息，因为这决定要不要做利率互换。鲁政委明确告诉他说是提准，不会加息。
鲁政委另一个为人熟知的预测就是早在2008年初，他就预见到了美联储要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注入流动性，只不过他当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一个词叫QE。
2008年，鲁政委成为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的资深经济学家，过了一段时间，正式成为资金营运中心部门的首席经济学家。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四万亿计划”。虽然市场一片悲观，但鲁政委已经在数据中看到了经济强劲反弹的端倪，由此，他在2009年下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建议政府部门不要再督查还没有上马的项目。果然，中国经济很快又出现了过热，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64%。
2010～2012年，鲁政委连续14次精确地判断了人民银行政策出台的窗口，而被境外媒体称为“十四冠王”，那时恰逢世界杯过后“预测帝”章鱼保罗红极一时，国内媒体又冠以鲁政委“预测帝”、“章鱼哥”的称号。
2011年，他正式获得了兴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的头衔。
他的名气迅速在行外传开。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被香港专业投资者杂志《The Asset（财资）》评为亚洲“人民币债券最佳分析师”。
2012年之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的区间回落到8%以下。2012年8月23日鲁政委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根源在于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过高，而非简单的“内需不足”和“外需不足”。
鲁政委预言：未来人民币汇率必将贬值，“你不要相信人民币永远都不会贬值，那是不可能的”。2014年末他曾经建议行内较大规模地增持中资美元债。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2015年8月11日的“8·11”汇改。
眼下正待验证的预言，是鲁政委在2014年初所作出的“2017～2022年或成中国房价回调期”。他在2018年重提这种观点时进行了一个小修正：未来房价更可能会走在“L型”的一横上，但流动性会大幅下降，这恰恰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量价上的含义；房地产的流动性问题，需要相关企业和居民高度关注……
分析师做预测，平滑外推很容易，鲁政委也在中国经济数据月度预测方面连续多年保持着名列市场前茅的预测精度，但他更看重的，是对市场拐点的提前研判。他认为，前者只是雕虫小技，而后者才是超一流市场分析师所应该具备的真功夫。
读书
准确的预测背后是多读书，多类比。
大量的阅读经历要追溯到鲁政委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书期间，当时他怀揣着成为一名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的梦想，读了很多学术书籍，一年要读几十本上百本书。
读书让他博览古今中外，也给他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灵感。
2007年，他判断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用的是类比的方法。他认为中国处在跟韩国非常相似的发展路径和状态下，仔细地分析韩国的情况后发现韩国的准备金率最高就是20%，结合中国的情况他预估准备金最高会调到23%。
“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会经历长时间的经常项目顺差。放眼当年美国、英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甚至远到当年荷兰快速增长的时候，都莫不如此。而在经常项目的顺差之下，一定要控制货币供应，控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头，否则国内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胀，由此就一定需要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在没有法定准备金的时代如何调控呢？鲁政委阅读了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1867-1960）》后发现，在过去的严格金汇兑本位制度下，规定了钞票兑黄金的平价，比如说1盎司黄金兑换30美元。实际上这个兑换的系数并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控制流动性的需要来进行调整，这实际上就是金汇兑本位时代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看了《美国货币史》之后，鲁政委恍然大悟：其实中国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工具，在每一个快速发展的有巨额顺差的国家，都曾经被大规模地使用过。 为什么在2008年初能预见到美联储买债注水呢？这源于他曾看过一本名为《联储岁月》的书。
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陷入长时间的低迷之后，美联储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会讨论：如果美国像日本那样，怎么才能起来？最后大家想到的方案是，利息降无可降之后就是购买长期国债强行注入。
2008年初他看到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到0.5%，但经济还是那么差，利率已经没空间了，只有买债往里面注水了。
除了经济学的专业书籍，鲁政委还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等诗句都是他非常喜爱的。
鲁政委认为，诗词总是能够带给他一种无以言表的美，对于写出酣畅淋漓、广为传阅的研究报告有着莫大的帮助。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思想
和很多同时代的经济学人一样，通过大量阅读，鲁政委吸收了很多经济学“大家”的思想。其中，凯恩斯、哈耶克和明斯基是对他影响深刻的几位经济学家。
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其名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历来被认为高深晦涩，当年怀揣学者梦想的鲁政委硬着头皮把高鸿业翻译的版本读了三遍。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言中的那句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长期人都会死的），每个曾经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不陌生。但是这句话应该如何解读呢？
在鲁政委看来，凯恩斯的原教旨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只讨论短期问题的，不讨论长期问题。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所以，不要在讨论宏观调控政策时试图去讨论经济结构的问题，也不要去讨论所谓的效率。结构和效率问题，更多地要靠市场来解决。
“本来它就不是一个解决效率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就是怎么活到明天的问题。”
这句话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所有的宏观政策都是不能经年累月使用的。“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只是用来买时间，你不能一直买，到最后总有一天会没钱的，你只能短时间买一下。”
《预言与劝说》是凯恩斯的另一本经典之作。这本书中有一种观点是，汇率的贬值跟扩张性的政策是等价的，但扩张性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往往需要取得更多人的意见统一，而通胀和贬值就不需要人投票，央行自己做就行了。当然，世易时移，在当下，有些方面已经和那时不一样了。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
“哈耶克最真实地阐释了市场的真谛，他直击了现在很多人对于经济认识的不正确的地方。他觉得市场的本源，就是每个人只掌握着碎片化的信息，所以要充分地经过市场的交易，现代用语叫博弈。这对现实当中认识社会有很大的意义。”
鲁政委认为，市场逻辑的最深刻根源都在哈耶克那里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市场经济的所有邏辑如果进一步往前推，其实都跟休漠的不可知论紧密相连，而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不可知论。
明斯基是金融不稳定论的开创者，当代研究金融危机的开创性人物，其代表作有《稳定不稳定的经济》，鲁政委曾经为该书的中文版审校，并一直深为明斯基富有穿透力和强烈政策含义的观点所折服。
明斯基认为，金融是内在不稳定的，其不稳定内生于人性，根源于高杠杆。特别是在“泡沫”方面，鲁政委认为明斯基关于泡沫的定义是他看到过的最好的定义，也是政策含义最强的定义。
明斯基认为，所谓泡沫就是以庞氏融资的方式，把价格推到不可持续的高度。所谓旁氏融资，就是只有靠借新钱还旧债才能维系的融资。每一次泡沫的破灭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为我们理解我国目前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是要控制好杠杆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研究
内心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学者的鲁政委，虽然目前“沦为”一名市场机构的宏观分析师，但他说，当初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在。除了作纯市场的分析和预测之外，鲁政委还时常站在政策的角度探讨“应该怎么做”。正是后者，仍然深藏着最初的情怀。
每年给新员工培训的时候，鲁政委都会讲一讲市场研究跟学术研究的几点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是学术研究其实更加注重解释，不是很注重预测。
鲁政委回忆在社科院读博士期间，林毅夫曾给他们讲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林毅夫说，经济学能不能预测未来，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你首先要能解释过去，当你解释了过去，你至少有更大的概率有可能被用来预测未来。
“虽然你不一定能预测未来，毕竟未来的条件可能跟过去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但是历史也总是会押着相同的韵脚。”鲁政委说。
而市场分析师就是为预测而生的。“把过去相同的历史场景分析清楚，把过去把所有的历史数据理清楚，通俗讲叫基本事实要清楚，假定未来跟过去差不多，那么我们就大致知道了未来会怎么走。”
鲁政委告诉记者，事实证明这种预测方法是很有效的，过去成就了他“预测帝”威名的很多预测，都是以这种方法推导出来的。
第二，很多学者一辈子只干一个“点”，市场机构的分析师不得不成为“万金油”，这是市场机构对分析师的特定要求。
第三个差别在于是否有原创性，学术研究很看重观念的新颖和原创性，但是市场分析并不在乎这一点，关键一定要“准”。“你可以借鉴别人，但是你一定要学会选择正确的东西，而不必关注这个观点是不是自己原创的。”
第四点不同就是，学者不仅学术观点始终在那一“点”上，而且观点始终如一，而分析师的观点既不能不变，又不能经常变。
分析师要在适当的时间去变，但有时也需要在市场临时走得跟自己的预测不一样懂得去坚持。“促使你坚持和调整的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是逻辑。第一个是理论逻辑，第二个是现实逻辑，现实逻辑就是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
“有时候觉得一个分析师特别像一个交易员，发现看错了，止损就换方向，但是止损不能太早不能太晚，否则就会被打了左脸打右脸。”他说。
最后一个差别就是规范跟实证的差别。实证是，只预测未来会怎么样，至于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并不关心也不判断；而规范只要去判断，这样好还是不好，要不要这样，应不应该这样。鲁政委对自己的要求，是两个方面都需要做，希望由此能够有机会给政策部门更好选择的建议。
鲁政委常常说，对于一个分析师来说，预测精准应验都是弥足自豪的，但若是极端残酷的预测结果，即便应验后能够让一个分析师“赢得生前身后名”，也毋宁大声疾呼，因为政策部门如果能关注到并采取措施提前干预，那样的话，“预测失误”的价值要大得多。
从应届博士毕业生成长为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只用了5年。
2006年6月，鲁政委进入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同年7月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研究处成立，当时鲁政委是研究处最早的三名员工之一。
研究处刚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研究任务。鲁政委自言“三天不写就手痒”。于是，他就自己找一些感兴趣的事件评论，以至于当时有同事说他写得比他们看得还快。就这样，没想到还收到了良好的反馈。
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测让鲁政委在业内初露锋芒。
在2006年6月之前，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一次设定数年不变，偶尔动用便会引起市场的剧烈震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此被称为“巨斧”。然而，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2006年3月18日第一次口头警示关注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三个月后央行就提高一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彼时正一边行色匆匆走在长安街上一边接受关于这次提准电话采访的鲁政委，在反复品味吴晓灵的警示后，敏锐地觉得有必要把准备金率及其调整作为研究对象，并希望能够准确预测到准备金率调整的时间点。
2007年那一年，鲁政委做出了几个事后看起来非常精准的预测。在准备金还在9%的时候，他预言准备金率很快会突破15%，未来准备金率会有多次上调，最终要提高到23%。
事后回顾，2007年准备金提高了十次，其中六个时间点都被他预测对了。準备金率最终到2011年被提到了21.5%的最高点。
对准备金率在时间点上的多次精准判断，让他在兴业银行内赢得了关注，业务部门开始主动找他，咨询观点。他至今仍然记得的一件事是，2007年端午节前夕他在小平的故里四川华蓥山出差，兴业银行一位交易主管还打电话给他，问到底是要提准还是要加息，因为这决定要不要做利率互换。鲁政委明确告诉他说是提准，不会加息。
鲁政委另一个为人熟知的预测就是早在2008年初，他就预见到了美联储要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注入流动性，只不过他当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一个词叫QE。
2008年，鲁政委成为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的资深经济学家，过了一段时间，正式成为资金营运中心部门的首席经济学家。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四万亿计划”。虽然市场一片悲观，但鲁政委已经在数据中看到了经济强劲反弹的端倪，由此，他在2009年下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建议政府部门不要再督查还没有上马的项目。果然，中国经济很快又出现了过热，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64%。
2010～2012年，鲁政委连续14次精确地判断了人民银行政策出台的窗口，而被境外媒体称为“十四冠王”，那时恰逢世界杯过后“预测帝”章鱼保罗红极一时，国内媒体又冠以鲁政委“预测帝”、“章鱼哥”的称号。
2011年，他正式获得了兴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的头衔。
他的名气迅速在行外传开。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被香港专业投资者杂志《The Asset（财资）》评为亚洲“人民币债券最佳分析师”。
2012年之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的区间回落到8%以下。2012年8月23日鲁政委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根源在于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过高，而非简单的“内需不足”和“外需不足”。
鲁政委预言：未来人民币汇率必将贬值，“你不要相信人民币永远都不会贬值，那是不可能的”。2014年末他曾经建议行内较大规模地增持中资美元债。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2015年8月11日的“8·11”汇改。
眼下正待验证的预言，是鲁政委在2014年初所作出的“2017～2022年或成中国房价回调期”。他在2018年重提这种观点时进行了一个小修正：未来房价更可能会走在“L型”的一横上，但流动性会大幅下降，这恰恰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量价上的含义；房地产的流动性问题，需要相关企业和居民高度关注……
分析师做预测，平滑外推很容易，鲁政委也在中国经济数据月度预测方面连续多年保持着名列市场前茅的预测精度，但他更看重的，是对市场拐点的提前研判。他认为，前者只是雕虫小技，而后者才是超一流市场分析师所应该具备的真功夫。
读书
准确的预测背后是多读书，多类比。
大量的阅读经历要追溯到鲁政委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书期间，当时他怀揣着成为一名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的梦想，读了很多学术书籍，一年要读几十本上百本书。
读书让他博览古今中外，也给他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灵感。
2007年，他判断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用的是类比的方法。他认为中国处在跟韩国非常相似的发展路径和状态下，仔细地分析韩国的情况后发现韩国的准备金率最高就是20%，结合中国的情况他预估准备金最高会调到23%。
“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会经历长时间的经常项目顺差。放眼当年美国、英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甚至远到当年荷兰快速增长的时候，都莫不如此。而在经常项目的顺差之下，一定要控制货币供应，控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头，否则国内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胀，由此就一定需要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在没有法定准备金的时代如何调控呢？鲁政委阅读了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1867-1960）》后发现，在过去的严格金汇兑本位制度下，规定了钞票兑黄金的平价，比如说1盎司黄金兑换30美元。实际上这个兑换的系数并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控制流动性的需要来进行调整，这实际上就是金汇兑本位时代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看了《美国货币史》之后，鲁政委恍然大悟：其实中国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工具，在每一个快速发展的有巨额顺差的国家，都曾经被大规模地使用过。 为什么在2008年初能预见到美联储买债注水呢？这源于他曾看过一本名为《联储岁月》的书。
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陷入长时间的低迷之后，美联储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会讨论：如果美国像日本那样，怎么才能起来？最后大家想到的方案是，利息降无可降之后就是购买长期国债强行注入。
2008年初他看到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到0.5%，但经济还是那么差，利率已经没空间了，只有买债往里面注水了。
除了经济学的专业书籍，鲁政委还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等诗句都是他非常喜爱的。
鲁政委认为，诗词总是能够带给他一种无以言表的美，对于写出酣畅淋漓、广为传阅的研究报告有着莫大的帮助。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思想
和很多同时代的经济学人一样，通过大量阅读，鲁政委吸收了很多经济学“大家”的思想。其中，凯恩斯、哈耶克和明斯基是对他影响深刻的几位经济学家。
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其名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历来被认为高深晦涩，当年怀揣学者梦想的鲁政委硬着头皮把高鸿业翻译的版本读了三遍。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言中的那句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长期人都会死的），每个曾经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不陌生。但是这句话应该如何解读呢？
在鲁政委看来，凯恩斯的原教旨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只讨论短期问题的，不讨论长期问题。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所以，不要在讨论宏观调控政策时试图去讨论经济结构的问题，也不要去讨论所谓的效率。结构和效率问题，更多地要靠市场来解决。
“本来它就不是一个解决效率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就是怎么活到明天的问题。”
这句话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所有的宏观政策都是不能经年累月使用的。“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只是用来买时间，你不能一直买，到最后总有一天会没钱的，你只能短时间买一下。”
《预言与劝说》是凯恩斯的另一本经典之作。这本书中有一种观点是，汇率的贬值跟扩张性的政策是等价的，但扩张性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往往需要取得更多人的意见统一，而通胀和贬值就不需要人投票，央行自己做就行了。当然，世易时移，在当下，有些方面已经和那时不一样了。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
“哈耶克最真实地阐释了市场的真谛，他直击了现在很多人对于经济认识的不正确的地方。他觉得市场的本源，就是每个人只掌握着碎片化的信息，所以要充分地经过市场的交易，现代用语叫博弈。这对现实当中认识社会有很大的意义。”
鲁政委认为，市场逻辑的最深刻根源都在哈耶克那里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市场经济的所有邏辑如果进一步往前推，其实都跟休漠的不可知论紧密相连，而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不可知论。
明斯基是金融不稳定论的开创者，当代研究金融危机的开创性人物，其代表作有《稳定不稳定的经济》，鲁政委曾经为该书的中文版审校，并一直深为明斯基富有穿透力和强烈政策含义的观点所折服。
明斯基认为，金融是内在不稳定的，其不稳定内生于人性，根源于高杠杆。特别是在“泡沫”方面，鲁政委认为明斯基关于泡沫的定义是他看到过的最好的定义，也是政策含义最强的定义。
明斯基认为，所谓泡沫就是以庞氏融资的方式，把价格推到不可持续的高度。所谓旁氏融资，就是只有靠借新钱还旧债才能维系的融资。每一次泡沫的破灭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为我们理解我国目前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是要控制好杠杆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研究
内心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学者的鲁政委，虽然目前“沦为”一名市场机构的宏观分析师，但他说，当初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在。除了作纯市场的分析和预测之外，鲁政委还时常站在政策的角度探讨“应该怎么做”。正是后者，仍然深藏着最初的情怀。
每年给新员工培训的时候，鲁政委都会讲一讲市场研究跟学术研究的几点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是学术研究其实更加注重解释，不是很注重预测。
鲁政委回忆在社科院读博士期间，林毅夫曾给他们讲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林毅夫说，经济学能不能预测未来，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你首先要能解释过去，当你解释了过去，你至少有更大的概率有可能被用来预测未来。
“虽然你不一定能预测未来，毕竟未来的条件可能跟过去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但是历史也总是会押着相同的韵脚。”鲁政委说。
而市场分析师就是为预测而生的。“把过去相同的历史场景分析清楚，把过去把所有的历史数据理清楚，通俗讲叫基本事实要清楚，假定未来跟过去差不多，那么我们就大致知道了未来会怎么走。”
鲁政委告诉记者，事实证明这种预测方法是很有效的，过去成就了他“预测帝”威名的很多预测，都是以这种方法推导出来的。
第二，很多学者一辈子只干一个“点”，市场机构的分析师不得不成为“万金油”，这是市场机构对分析师的特定要求。
第三个差别在于是否有原创性，学术研究很看重观念的新颖和原创性，但是市场分析并不在乎这一点，关键一定要“准”。“你可以借鉴别人，但是你一定要学会选择正确的东西，而不必关注这个观点是不是自己原创的。”
第四点不同就是，学者不仅学术观点始终在那一“点”上，而且观点始终如一，而分析师的观点既不能不变，又不能经常变。
分析师要在适当的时间去变，但有时也需要在市场临时走得跟自己的预测不一样懂得去坚持。“促使你坚持和调整的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是逻辑。第一个是理论逻辑，第二个是现实逻辑，现实逻辑就是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
“有时候觉得一个分析师特别像一个交易员，发现看错了，止损就换方向，但是止损不能太早不能太晚，否则就会被打了左脸打右脸。”他说。
最后一个差别就是规范跟实证的差别。实证是，只预测未来会怎么样，至于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并不关心也不判断；而规范只要去判断，这样好还是不好，要不要这样，应不应该这样。鲁政委对自己的要求，是两个方面都需要做，希望由此能够有机会给政策部门更好选择的建议。
鲁政委常常说，对于一个分析师来说，预测精准应验都是弥足自豪的，但若是极端残酷的预测结果，即便应验后能够让一个分析师“赢得生前身后名”，也毋宁大声疾呼，因为政策部门如果能关注到并采取措施提前干预，那样的话，“预测失误”的价值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