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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夜写下几句总源于
不知寄给谁的古老冲动
——《杂咏九章·古老的信封》
在文化工业盛行、乐于脑洞复制的时代，像“九章系列”这样胸藏万象、道器杂陈，以一种近乎执拗的不可确定性示人的作品并不常见。通常我们以为的现代性（新诗的道统），是指“西方化”，所谓波德莱尔的所有“可能性”，它更多是经济社会及物质异化的产物。而当我们言及个体经验和语言形式，往往又不一定仅为时代语境和社会学概念所限定。这么说，并不意味“九章系列”具有仅是立足古典或本土质素的企图。它似乎喜欢缺失标签，对接受某类参照系的命名游戏不那么热心。
在“九章系列”里，几乎看不到刻意的本土文化自信，也没有常见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焦虑，更看不到要对抗现代化“荒原”的意指。它只有一种对“本质”的忠实，时空与文化也仿佛只是一种道具，为了达成更纯粹的洞察和质询，更多还原人的存在状态。其间有属灵时的妙得，有格物辨析，有不得已勉力的命名，它们或在此过程链接“奥秘”，或仅留下“印迹”回应着造化的伟大……我甚至认为它已然横陈在中西诗学的两套参照系之间，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生长态。
有人说，“九章”的命名，是陈先发的“野心”作祟，可他这个系列的文本却未必超越从前。在我看来，那又如何？这恰是个并不重要的问题。日常即道，体用不二，“九章”与否又如何？对于陈先发这样一个成名多年且颇有建树的生长型诗人，仅从文本及命名去解读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些不同的声音，也足见大家对一个优秀诗人的高期待值。而事实是，文本的长或短，仍是见仁见智的产物，读和写都是惯性，须以更长远的时空和文化生成体系去检验。陈先发的独特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诗歌美学的承接和西方文化的用心体认，几乎是开放性的平等待之。个人感觉诗歌创作在他更像是某种工具，为了构建出一种生命的实验场。这种自觉性，很多“为诗而诗”的诗者并不具备。勉力谓之“九章”，是因为它本身在路上——在时空的漂移中它的动能还在变化着，作为供人辨识的一种印迹冠以“九章”并无不妥。
世间伟大的艺术早已完成/写作的耻辱为何仍循环不息……
——《杂咏九章·群树婆娑》
正如久坐于这里的我/被坐在别处的我/深深地怀疑过
——《杂咏九章·死者的仪器》
这几行，已是最好的答案。语言现实就是文艺及社会性的最佳表情，诗人只有不停止心性的发育，才不会重复于偏见。这种从容走向“未知”的自觉，远胜沉溺于对自我的无效重复。因此从阶段上看，孤立的文本未必足以全然地负担。更何况，我们如何敢肯定自己一定拥有对文本的检阅权限？
“九章”相较陈先发过去的诗写，自我诘问和怀疑的元素更盛，在指向性上也更深远和丰富：“在旋转的光束上，在他们的舞步里/从我脑中一闪而去的是些什么”；“而这些该死的语言经验一无所用”；“他们东张西望，仿佛永远在等着/一个缺席者”；为了把我层层剥开/我的父亲死去了；我依然这么抽象/我依然这么复杂（《裂隙九章·箜篌颂》）。
这就是真正的诗者，接受各种世俗打扰的同时，总能以“第三只眼”看世界，并以一个“形而上”的能量赤裸面对真相。在陈先发眼里，日常中有无穷的神秘性，是生存的奥秘，更是命运的奥秘，并能够为我们提供宇宙大时空维度上的光亮：人终须勘破假我之境/譬如夜半窗前听雨//总觉得万千雨滴中，有那一滴/在分开众水，独自游向湖心亭（《秋兴九章·六》）。
进一步看，一个诗人的“技艺”是否伟大，个体经验是否通透，往往在于他对现象界的处理，并拥有替他者“代言”的功夫。有时他并不需要太多的世俗立场，所谓身份、法律、道德、是非，什么都没有，几近空无。就仅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最本然的打量。如同《秋兴九章·一》的意趣：在外省监狱的窗口/看见秋天的云//我的采访很不顺利。囚徒中/有的方言聱牙，像外星球语言//有的几天不说一个字/但许多年后——//仍有人给我写信/那时，他被重机枪押着//穿过月亮与红壤之间的/丘陵地带。转往另一座监狱//因为他视力衰竭/我回信的字体写得异常粗大//那是十月底了/夜间凉爽，多梦。
我们像一个词/被写出来了/我们的形象被投射/在此窗下/ 但万物暗黑如岩呀，只有人在语言中的/屈辱是光线（《裂隙九章·来自裂隙的光线》）。最美的旋律是雨点击打/正在枯萎的事物（《杂咏九章·群树婆娑》）。是的，这就是体用不二，这就是上帝无处不在的荣耀。“道”从来不在他处，在寻常万物之中，于阁下面门上发光：“然而诗并非添加/诗是忘却。/像老僧用脏水洗脸/世上多少清风入隙、俯仰皆得的轻松（《白头鹎鸟九章·直觉诗》）。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诗行还搭载了一种独有气质——铺陈和直落相互拉锯产生张力，语言干净如洗推进自如，结构浑然开合漂亮，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滋生奇怪而强大的紧张度，意蕴沛然，“彼岸情结”可视可触且又多以悖论展现。不难看出，这种风貌在中西双方的诗学传统里都缺失一个清晰的对标，而这种缺失，正是一个生长型的大诗人的“标配”——这一次，陈先发只是借用“九章”之名相，继续自己的“问道之途”。
无论怎样，诗写的根本，都不是为了停留于照顾或讨好自己的感觉和情绪，重复自我的偏见，而是为了回到事物的本身。唯有诚实，天真才如期显露：我想，这个世界至少需要/一种絕对静止的东西/让我看清在刚刚结束的一个/稀薄的梦中，在家乡雨水和/松坡下埋了七年的老父亲那/幅度无穷之小、却从未断绝的运动……（《遂宁九章·从白鹭开始》）
对于真正的诗人，精神性的构建永远在路上。那“不可见的恒河水”（《裂隙九章·不可多得的容器》），大概只有一种轨迹——在悖论和荒诞中无限接近。既然主客同源，人之身心即小宇宙，一滴水的秘密即是所有水的秘密：最开阔的心灵是独裁（《黑池坝笔记》）。
以上，也正好应和现代量子力学与佛道二学的共通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即观察者的观察机制决定被观察者的某种特性的显露。当诗人觉知它，便成就了诗歌的道德和最美仪轨：我的笔尖牢牢抵住语言中的我/这一刻虫鸟噤声/四壁垂直/而垂直，是多么稀有的祝福（《遂宁九章·斗室之舞》）。
陈先发的诗性沉思是难以被模仿的。首先是体验上的差异性，其次是思考和知识架构的差异，再其次是对时代语境的洞穿和文字样态的操控。几乎没有“九章”不能进入的事物，只须“在虚无中，再坚持一会儿”（《裂隙九章·云端片客》）。“九章”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诗人心力强大，智能丰沛，完全是在弯曲中漫向一切：大醉之后站在渠边/村头村尾奇异地安静/积水和星光中只有/我双耳加速旋转的微声（《寒江帖九章·江右村帖》）。
有一点可以明确，西方的认知习惯几乎是对象化的，常以“泛逻辑”“泛解剖”立足，包括基督文化和后现代的消解，仍都是主客二元的特质；中国乃至东方的认知方式多是主客同源的“返观模式”，仿佛科学的主客二元式的实证结果，与超验式真实体悟的失语处，有无数裂隙，更有无数激荡交汇……
我需要深深的告诫。但告诫不可得。/我们如此着迷于暗黑中的孤树并/逐一消失在它浑然不觉的海水之中（《黄钟入室九章·嘉木留声》）。
以我个人愚见，世上如有拥有禅修经验的诗人——他本身就是一首“最精彩的诗”。这当然是象征是喻体——“九章”还在路上，它始终在路上。
不知寄给谁的古老冲动
——《杂咏九章·古老的信封》
在文化工业盛行、乐于脑洞复制的时代，像“九章系列”这样胸藏万象、道器杂陈，以一种近乎执拗的不可确定性示人的作品并不常见。通常我们以为的现代性（新诗的道统），是指“西方化”，所谓波德莱尔的所有“可能性”，它更多是经济社会及物质异化的产物。而当我们言及个体经验和语言形式，往往又不一定仅为时代语境和社会学概念所限定。这么说，并不意味“九章系列”具有仅是立足古典或本土质素的企图。它似乎喜欢缺失标签，对接受某类参照系的命名游戏不那么热心。
在“九章系列”里，几乎看不到刻意的本土文化自信，也没有常见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焦虑，更看不到要对抗现代化“荒原”的意指。它只有一种对“本质”的忠实，时空与文化也仿佛只是一种道具，为了达成更纯粹的洞察和质询，更多还原人的存在状态。其间有属灵时的妙得，有格物辨析，有不得已勉力的命名，它们或在此过程链接“奥秘”，或仅留下“印迹”回应着造化的伟大……我甚至认为它已然横陈在中西诗学的两套参照系之间，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生长态。
有人说，“九章”的命名，是陈先发的“野心”作祟，可他这个系列的文本却未必超越从前。在我看来，那又如何？这恰是个并不重要的问题。日常即道，体用不二，“九章”与否又如何？对于陈先发这样一个成名多年且颇有建树的生长型诗人，仅从文本及命名去解读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些不同的声音，也足见大家对一个优秀诗人的高期待值。而事实是，文本的长或短，仍是见仁见智的产物，读和写都是惯性，须以更长远的时空和文化生成体系去检验。陈先发的独特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诗歌美学的承接和西方文化的用心体认，几乎是开放性的平等待之。个人感觉诗歌创作在他更像是某种工具，为了构建出一种生命的实验场。这种自觉性，很多“为诗而诗”的诗者并不具备。勉力谓之“九章”，是因为它本身在路上——在时空的漂移中它的动能还在变化着，作为供人辨识的一种印迹冠以“九章”并无不妥。
世间伟大的艺术早已完成/写作的耻辱为何仍循环不息……
——《杂咏九章·群树婆娑》
正如久坐于这里的我/被坐在别处的我/深深地怀疑过
——《杂咏九章·死者的仪器》
这几行，已是最好的答案。语言现实就是文艺及社会性的最佳表情，诗人只有不停止心性的发育，才不会重复于偏见。这种从容走向“未知”的自觉，远胜沉溺于对自我的无效重复。因此从阶段上看，孤立的文本未必足以全然地负担。更何况，我们如何敢肯定自己一定拥有对文本的检阅权限？
“九章”相较陈先发过去的诗写，自我诘问和怀疑的元素更盛，在指向性上也更深远和丰富：“在旋转的光束上，在他们的舞步里/从我脑中一闪而去的是些什么”；“而这些该死的语言经验一无所用”；“他们东张西望，仿佛永远在等着/一个缺席者”；为了把我层层剥开/我的父亲死去了；我依然这么抽象/我依然这么复杂（《裂隙九章·箜篌颂》）。
这就是真正的诗者，接受各种世俗打扰的同时，总能以“第三只眼”看世界，并以一个“形而上”的能量赤裸面对真相。在陈先发眼里，日常中有无穷的神秘性，是生存的奥秘，更是命运的奥秘，并能够为我们提供宇宙大时空维度上的光亮：人终须勘破假我之境/譬如夜半窗前听雨//总觉得万千雨滴中，有那一滴/在分开众水，独自游向湖心亭（《秋兴九章·六》）。
进一步看，一个诗人的“技艺”是否伟大，个体经验是否通透，往往在于他对现象界的处理，并拥有替他者“代言”的功夫。有时他并不需要太多的世俗立场，所谓身份、法律、道德、是非，什么都没有，几近空无。就仅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最本然的打量。如同《秋兴九章·一》的意趣：在外省监狱的窗口/看见秋天的云//我的采访很不顺利。囚徒中/有的方言聱牙，像外星球语言//有的几天不说一个字/但许多年后——//仍有人给我写信/那时，他被重机枪押着//穿过月亮与红壤之间的/丘陵地带。转往另一座监狱//因为他视力衰竭/我回信的字体写得异常粗大//那是十月底了/夜间凉爽，多梦。
我们像一个词/被写出来了/我们的形象被投射/在此窗下/ 但万物暗黑如岩呀，只有人在语言中的/屈辱是光线（《裂隙九章·来自裂隙的光线》）。最美的旋律是雨点击打/正在枯萎的事物（《杂咏九章·群树婆娑》）。是的，这就是体用不二，这就是上帝无处不在的荣耀。“道”从来不在他处，在寻常万物之中，于阁下面门上发光：“然而诗并非添加/诗是忘却。/像老僧用脏水洗脸/世上多少清风入隙、俯仰皆得的轻松（《白头鹎鸟九章·直觉诗》）。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诗行还搭载了一种独有气质——铺陈和直落相互拉锯产生张力，语言干净如洗推进自如，结构浑然开合漂亮，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滋生奇怪而强大的紧张度，意蕴沛然，“彼岸情结”可视可触且又多以悖论展现。不难看出，这种风貌在中西双方的诗学传统里都缺失一个清晰的对标，而这种缺失，正是一个生长型的大诗人的“标配”——这一次，陈先发只是借用“九章”之名相，继续自己的“问道之途”。
无论怎样，诗写的根本，都不是为了停留于照顾或讨好自己的感觉和情绪，重复自我的偏见，而是为了回到事物的本身。唯有诚实，天真才如期显露：我想，这个世界至少需要/一种絕对静止的东西/让我看清在刚刚结束的一个/稀薄的梦中，在家乡雨水和/松坡下埋了七年的老父亲那/幅度无穷之小、却从未断绝的运动……（《遂宁九章·从白鹭开始》）
对于真正的诗人，精神性的构建永远在路上。那“不可见的恒河水”（《裂隙九章·不可多得的容器》），大概只有一种轨迹——在悖论和荒诞中无限接近。既然主客同源，人之身心即小宇宙，一滴水的秘密即是所有水的秘密：最开阔的心灵是独裁（《黑池坝笔记》）。
以上，也正好应和现代量子力学与佛道二学的共通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即观察者的观察机制决定被观察者的某种特性的显露。当诗人觉知它，便成就了诗歌的道德和最美仪轨：我的笔尖牢牢抵住语言中的我/这一刻虫鸟噤声/四壁垂直/而垂直，是多么稀有的祝福（《遂宁九章·斗室之舞》）。
陈先发的诗性沉思是难以被模仿的。首先是体验上的差异性，其次是思考和知识架构的差异，再其次是对时代语境的洞穿和文字样态的操控。几乎没有“九章”不能进入的事物，只须“在虚无中，再坚持一会儿”（《裂隙九章·云端片客》）。“九章”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诗人心力强大，智能丰沛，完全是在弯曲中漫向一切：大醉之后站在渠边/村头村尾奇异地安静/积水和星光中只有/我双耳加速旋转的微声（《寒江帖九章·江右村帖》）。
有一点可以明确，西方的认知习惯几乎是对象化的，常以“泛逻辑”“泛解剖”立足，包括基督文化和后现代的消解，仍都是主客二元的特质；中国乃至东方的认知方式多是主客同源的“返观模式”，仿佛科学的主客二元式的实证结果，与超验式真实体悟的失语处，有无数裂隙，更有无数激荡交汇……
我需要深深的告诫。但告诫不可得。/我们如此着迷于暗黑中的孤树并/逐一消失在它浑然不觉的海水之中（《黄钟入室九章·嘉木留声》）。
以我个人愚见，世上如有拥有禅修经验的诗人——他本身就是一首“最精彩的诗”。这当然是象征是喻体——“九章”还在路上，它始终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