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历史故事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国影响很大的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它的前四种,即《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是林汉达先生写的。1980年,我根据林汉达50万字的遗稿《三国故事新编》,改写出版了8万字的《三国故事》。时隔三十多年,我又写出《晋朝南北朝故事》《隋唐故事》《宋元故事》《明朝故事》《清朝故事》。这样,《中国历史故事集》经过五十多年,才得以最后完成,总共十种。虽然时间拉得比较长,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是这套书鲜明的写作风格始终一贯,宛如一体,是很难得的。这与两代作者的心灵相映、气质相投分不开。
那么,这套书的特色究竟指的什么?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和续写者,我有着很实际的体会。
开启者的奠基之功
林汉达写的前四种,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写法上,都有着独到之处。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选材严谨又运用灵活。这套书的每一本,篇幅和字数有限,写哪些内容,依据哪些史料,就要认真挑选。中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丰富而繁杂。同时就有真假难辨与如何取舍的问题。林汉达主要采用正史的记载,同时也参照一般史书的说法。这样既能保持真实性,有据可查,又能丰富故事情节。叙述的时候,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适当地做细节的设计和铺垫,包括环境的渲染和人物细微神态的描画,使之合情又合理,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在取舍上,则采用更符合主题的材料和说法。比如,《春秋故事》的第一篇“千金一笑”,写周幽王宠爱褒姒,用烽火戏弄诸侯的事。历史记载对褒姒的说法不一,有认为她是妲己一类的坏女人,有意诱惑君王,葬送国家;也有说她是被迫的无辜的。林汉达认为把国家败亡归罪到女人身上不公正,他采用了后一种说法,并在细节上做了处理。
2、叙事一线贯穿,详略结合。林汉达写的前四种,内容都是以军国大事为主,围绕着一条主线,沿着时间顺序往前推进,引出一个一个故事。故事内容不同,地点人物必定变换,可这条主线从头到尾,始终不断。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很难以一国进程为主线,但是仍然把事件的地点和人物的行踪联系起来,贯穿全书。到了秦汉以后,这条主线就是皇帝的更迭和传位了。古时候,帝王的代代相传和在位长短,是纪年和记事的依据,也是国家最显著的标志。用它当线索,能清楚地介绍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这条线索把选择的故事串起来,一个故事讲完了,又回到主线上往前走,引出下一个故事。我把这种写法称作“串珠式”或是“糖葫芦式”。这样的编排,使得全书浑然为一体,完整而有层次,是很高明的办法。
串珠式的编排,珠子就是一个个故事,连接珠子的线就是帝王的传承。这样写,就必须转接自然,不漏痕迹。讲完一个主要故事以后,要把一些相关的事件简单介绍,过渡到另一个主要故事,而不是突然变题。这就需要作者对历史脉络有清楚地了解,又能前后勾连,语句联接,做到有详有略。我们在书里就看到大故事套着小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不间断,随着叙述了解了一个朝代的全过程。而实际上,作者是经过精心挑选后又特意连在了一起。因此也可以说,一本书不管多少节,不管每节题目叫什么,它讲的就是一个故事,是这个朝代的整体。把各个标题去掉,它仍然是连贯的,完整的。
再有就是作者的议论,书里不是在每节讲完后,站在今天的高度给以评价和褒贬。林汉达是在讲述过程中,随着情节的交代自然把看法带出来,与故事融为一体,语气一致。这样的议论,既符合当时的环境,又态度平和,不露痕迹,避免了生硬和与故事脱节。
3、语言表达的口语化。林汉达是语言学家,多年从事语言研究,对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很热心。他是浙江宁波人,说话是难懂的地方音,可对运用口语进行写作有深厚的研究,写的作品也是很地道的口语化文章,北京味尤其突出。这四本书的语言,就是他的语言风格的集中体现。
林氏语言风格在这几本书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把口头语运用到情节铺陈和人物对话当中,如老者道家常,如朋友间交谈,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这也就把严肃的军国政事化为了轻松的话题,化解了紧张气氛。第二,用具体的描绘和勾勒讲人物和事件的细节、外貌、表情等,用比喻和形容的方法解释事物。很少用现成的书面词语和成语典故。这样可以化抽象为形象,把一般的印象变成具体的表象,帮助读者理解人和事。第三,使用同义词和近义词,表示事情的细微差别和程度的不同,林汉达对口语词汇做过细致的分析探讨,如手指的各种动作,愤怒生气的形体动作,高兴得意的面部表情等,都有多种描绘的用词。所以才能使书中词汇不重样,不单调。
林汉达先生的这些写作特点,给《中国历史故事集》做了定位,确立了基本写法。人们现在一提起这套书,就与这些特点联系起来,不能分割。我常想,如果中少社当初选择的作者不是林汉达,而是别的历史学家或是作家,那么《中国历史故事集》这套书就不会具有现在的这种特色,而是另一种样子。这也是优秀作品往往个性鲜明的例证,和别人写的就是不一样。
续写者的继承与发展
我在接手编辑《中国历史故事集》以后,先是修订再版春秋、战国、西汉三本,又加工出版东汉。这个过程,对于熟悉、领会林汉达的写作特点,有极大的作用。我由此掌握了基本方法,加上我自己在历史、文学、戏曲、语言方面的学问积累和写作经验,这就成了有利条件。到了自己来写《三国故事》,就觉得比较从容。
林汉达说过:“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试验通俗语文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我国的历史故事实在丰富,内容也真有价值,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用现代口语翻译或改写出来,让一般不大接触古文的读者也可以自由阅读。”我从担任编辑到参与写作,也有同样的体会,是从开始的工作需要转到了责任承接。
写了《三国故事》以后,社里把这套书的后续工作交给了我。我本来希望请历史界人士来写,我在语言上翻改,但不成功。同事们都认为还是我自己写好。然而工作的繁忙,又把事情拖下来,到我退休之后才准备动笔。不过这也有好处,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变革,史学上有了新成果,社会环境宽松了,我的思维更开阔了;语言上,口语词汇也更丰富了。这对写作无疑是好事。所以我写后五本的时候,就觉得把握自如,心态很放松,不像林汉达那时候,思想有很多顾虑。 续写有两条路子,一是延续前几本的风格,二是用新的方法。显然,后一种更容易,因为不必顾及和前几种一致。以往就有这么做的。可这显然不是我的想法,也不符合大家的愿望。所以我还是用前几本的写法把大貌定下来。如前所述,一是选材以正史为主,旁史为辅;二是以朝代和皇帝更迭为线索,把所选的故事勾连起来,前后照应不断线,议论含在故事里。三是运用口语的语气和词汇叙述。这样写,就使得读者感到和前面几本浑然一体。
然而完全模仿前面的写法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后续的五种所写的朝代,时间要长得多,大事和名人要多得多,史料要丰富得多,可是像《左传》《国策》《史记》那样文学性极强的史书又没有,需要作者看大量的史料,并加以筛选组织。当今的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对历史都有一定的了解,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慢节奏,希望看到更多的信息和知识点。再就是语言,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人们交流的机会大增,口语也在变化,更丰富多彩。有些原本是书面语的词,或是各地方言的词,都成了大众口头常说的话。只靠林汉达几十年前的老套子老词汇就不够用了。因此,我在续写的时候,方法上也做了些出新。
1、选材。在以军国大事为主选的前提下,续书也选了一些经济、思想、学术、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故事来讲,而且都与政事挂钩相连,不显突兀。对皇帝与后妃、子女、亲友和宦官、宫女的关系及宫廷生活也有适当讲述,并揭示了这些“家务事”给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这些内容在前几种里,几乎没有。续书这样来选材,不但使得全书内容丰富多样,也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面貌。
2、写法。续书坚持“串珠式”叙述方法,把各类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始终不断线。同时考虑到要加大信息和情节的分量,又采取了一些新的处理方法。一是考虑到有些故事发生时间重叠,运用了倒叙、插叙、追记、伏笔、预告等方法,使之前后呼应,脉络清楚。二是在讲历史真情之后,也把一些民间传说加以介绍,以分清真伪。如瓦岗起义与瓦岗英雄传奇、杨业与杨家将传说、宋真宗宠刘娥与狸猫换太子、包拯与包公案、施世纶与施公案、乾隆帝封容妃与香妃传说等。三是增加多条页下注释,对一些有关的知识和结局补充说明。如在《清朝故事》的结尾处,用了四个长注释,介绍了清末一些风云人物在民国的结局,堪称新颖。四是引用名家诗词和文章名段,展示人物风采和成就。前几本中引用过一些民歌民谣,并翻成了白话。而续书引用的作品是原文,不翻译。原因很明显,这些名家之作都是经典,翻成白话一是很难,二是容易弄巧成拙,应以欣赏原文为妙。
这次续写,还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尝试了多线平行穿插方法。前几种的每节中,无论讲多少情节,都是以一个为中心,沿着一条线推进。但在续书中,因为有些大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必须写到,或是几件事难分主次,字数篇幅又有限,就采用了把它们写在一节里,穿插均衡讲述的方法。因为交代清楚,读下来丝毫不觉乱,反而很有层次感,使读者了解了同时期的几件大事。像五代的更迭和契丹南下;元朝九帝争位;明成祖征北、迁都、寻侄;南明的抗清与内斗;康熙帝巡视黄河、与俄国谈判边界、亲征噶尔丹等,就是这么写的。
3、语言。以口语化语言为主,也适当用书面语,因为有些知识和事物,用口语词汇无法准确表达。这是林汉达的做法,也是我的做法。语言是灵活的,多变的,发展的,又要能创新。口头语更是如此。除了运用传统的口语句式和词汇以外,续书还较多地使用了近年来活跃在民间的新句法和新词汇,也有的是我的独创。但是那些滑稽庸俗的网络语和手机语,是被拒之文外的。
续书语言的另一个发展是语速和断句。为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因为情节容量增大,续书讲故事的节奏要比前几本紧凑,情节转换要快些,很少有在一个情节上或一个场面上,写很长的对话和反复交代。句子尽量贴近口语的语气,十个字以内的短句较多,有些甚至是单词为句。标点的使用也很灵活,往往根据语气的要求断句或连句。
我在新版《中国历史故事集》的序言里写了这样的话:“语言是心灵的窗户,也是一支画笔;历史是社会的镜子,也是一把梳子。这些都将在书中给读者实实在在的感受。”我们通过语言讲述历史,通过历史来认识古代社会。这个过程是要讲究方法的。我相信,这套书的写作方法,既能很好地表达所写的内容,也能使读者阅读和理解它更便捷,更顺畅。
那么,这套书的特色究竟指的什么?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和续写者,我有着很实际的体会。
开启者的奠基之功
林汉达写的前四种,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写法上,都有着独到之处。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选材严谨又运用灵活。这套书的每一本,篇幅和字数有限,写哪些内容,依据哪些史料,就要认真挑选。中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丰富而繁杂。同时就有真假难辨与如何取舍的问题。林汉达主要采用正史的记载,同时也参照一般史书的说法。这样既能保持真实性,有据可查,又能丰富故事情节。叙述的时候,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适当地做细节的设计和铺垫,包括环境的渲染和人物细微神态的描画,使之合情又合理,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在取舍上,则采用更符合主题的材料和说法。比如,《春秋故事》的第一篇“千金一笑”,写周幽王宠爱褒姒,用烽火戏弄诸侯的事。历史记载对褒姒的说法不一,有认为她是妲己一类的坏女人,有意诱惑君王,葬送国家;也有说她是被迫的无辜的。林汉达认为把国家败亡归罪到女人身上不公正,他采用了后一种说法,并在细节上做了处理。
2、叙事一线贯穿,详略结合。林汉达写的前四种,内容都是以军国大事为主,围绕着一条主线,沿着时间顺序往前推进,引出一个一个故事。故事内容不同,地点人物必定变换,可这条主线从头到尾,始终不断。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很难以一国进程为主线,但是仍然把事件的地点和人物的行踪联系起来,贯穿全书。到了秦汉以后,这条主线就是皇帝的更迭和传位了。古时候,帝王的代代相传和在位长短,是纪年和记事的依据,也是国家最显著的标志。用它当线索,能清楚地介绍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这条线索把选择的故事串起来,一个故事讲完了,又回到主线上往前走,引出下一个故事。我把这种写法称作“串珠式”或是“糖葫芦式”。这样的编排,使得全书浑然为一体,完整而有层次,是很高明的办法。
串珠式的编排,珠子就是一个个故事,连接珠子的线就是帝王的传承。这样写,就必须转接自然,不漏痕迹。讲完一个主要故事以后,要把一些相关的事件简单介绍,过渡到另一个主要故事,而不是突然变题。这就需要作者对历史脉络有清楚地了解,又能前后勾连,语句联接,做到有详有略。我们在书里就看到大故事套着小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不间断,随着叙述了解了一个朝代的全过程。而实际上,作者是经过精心挑选后又特意连在了一起。因此也可以说,一本书不管多少节,不管每节题目叫什么,它讲的就是一个故事,是这个朝代的整体。把各个标题去掉,它仍然是连贯的,完整的。
再有就是作者的议论,书里不是在每节讲完后,站在今天的高度给以评价和褒贬。林汉达是在讲述过程中,随着情节的交代自然把看法带出来,与故事融为一体,语气一致。这样的议论,既符合当时的环境,又态度平和,不露痕迹,避免了生硬和与故事脱节。
3、语言表达的口语化。林汉达是语言学家,多年从事语言研究,对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很热心。他是浙江宁波人,说话是难懂的地方音,可对运用口语进行写作有深厚的研究,写的作品也是很地道的口语化文章,北京味尤其突出。这四本书的语言,就是他的语言风格的集中体现。
林氏语言风格在这几本书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把口头语运用到情节铺陈和人物对话当中,如老者道家常,如朋友间交谈,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这也就把严肃的军国政事化为了轻松的话题,化解了紧张气氛。第二,用具体的描绘和勾勒讲人物和事件的细节、外貌、表情等,用比喻和形容的方法解释事物。很少用现成的书面词语和成语典故。这样可以化抽象为形象,把一般的印象变成具体的表象,帮助读者理解人和事。第三,使用同义词和近义词,表示事情的细微差别和程度的不同,林汉达对口语词汇做过细致的分析探讨,如手指的各种动作,愤怒生气的形体动作,高兴得意的面部表情等,都有多种描绘的用词。所以才能使书中词汇不重样,不单调。
林汉达先生的这些写作特点,给《中国历史故事集》做了定位,确立了基本写法。人们现在一提起这套书,就与这些特点联系起来,不能分割。我常想,如果中少社当初选择的作者不是林汉达,而是别的历史学家或是作家,那么《中国历史故事集》这套书就不会具有现在的这种特色,而是另一种样子。这也是优秀作品往往个性鲜明的例证,和别人写的就是不一样。
续写者的继承与发展
我在接手编辑《中国历史故事集》以后,先是修订再版春秋、战国、西汉三本,又加工出版东汉。这个过程,对于熟悉、领会林汉达的写作特点,有极大的作用。我由此掌握了基本方法,加上我自己在历史、文学、戏曲、语言方面的学问积累和写作经验,这就成了有利条件。到了自己来写《三国故事》,就觉得比较从容。
林汉达说过:“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试验通俗语文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我国的历史故事实在丰富,内容也真有价值,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用现代口语翻译或改写出来,让一般不大接触古文的读者也可以自由阅读。”我从担任编辑到参与写作,也有同样的体会,是从开始的工作需要转到了责任承接。
写了《三国故事》以后,社里把这套书的后续工作交给了我。我本来希望请历史界人士来写,我在语言上翻改,但不成功。同事们都认为还是我自己写好。然而工作的繁忙,又把事情拖下来,到我退休之后才准备动笔。不过这也有好处,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变革,史学上有了新成果,社会环境宽松了,我的思维更开阔了;语言上,口语词汇也更丰富了。这对写作无疑是好事。所以我写后五本的时候,就觉得把握自如,心态很放松,不像林汉达那时候,思想有很多顾虑。 续写有两条路子,一是延续前几本的风格,二是用新的方法。显然,后一种更容易,因为不必顾及和前几种一致。以往就有这么做的。可这显然不是我的想法,也不符合大家的愿望。所以我还是用前几本的写法把大貌定下来。如前所述,一是选材以正史为主,旁史为辅;二是以朝代和皇帝更迭为线索,把所选的故事勾连起来,前后照应不断线,议论含在故事里。三是运用口语的语气和词汇叙述。这样写,就使得读者感到和前面几本浑然一体。
然而完全模仿前面的写法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后续的五种所写的朝代,时间要长得多,大事和名人要多得多,史料要丰富得多,可是像《左传》《国策》《史记》那样文学性极强的史书又没有,需要作者看大量的史料,并加以筛选组织。当今的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对历史都有一定的了解,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慢节奏,希望看到更多的信息和知识点。再就是语言,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人们交流的机会大增,口语也在变化,更丰富多彩。有些原本是书面语的词,或是各地方言的词,都成了大众口头常说的话。只靠林汉达几十年前的老套子老词汇就不够用了。因此,我在续写的时候,方法上也做了些出新。
1、选材。在以军国大事为主选的前提下,续书也选了一些经济、思想、学术、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故事来讲,而且都与政事挂钩相连,不显突兀。对皇帝与后妃、子女、亲友和宦官、宫女的关系及宫廷生活也有适当讲述,并揭示了这些“家务事”给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这些内容在前几种里,几乎没有。续书这样来选材,不但使得全书内容丰富多样,也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面貌。
2、写法。续书坚持“串珠式”叙述方法,把各类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始终不断线。同时考虑到要加大信息和情节的分量,又采取了一些新的处理方法。一是考虑到有些故事发生时间重叠,运用了倒叙、插叙、追记、伏笔、预告等方法,使之前后呼应,脉络清楚。二是在讲历史真情之后,也把一些民间传说加以介绍,以分清真伪。如瓦岗起义与瓦岗英雄传奇、杨业与杨家将传说、宋真宗宠刘娥与狸猫换太子、包拯与包公案、施世纶与施公案、乾隆帝封容妃与香妃传说等。三是增加多条页下注释,对一些有关的知识和结局补充说明。如在《清朝故事》的结尾处,用了四个长注释,介绍了清末一些风云人物在民国的结局,堪称新颖。四是引用名家诗词和文章名段,展示人物风采和成就。前几本中引用过一些民歌民谣,并翻成了白话。而续书引用的作品是原文,不翻译。原因很明显,这些名家之作都是经典,翻成白话一是很难,二是容易弄巧成拙,应以欣赏原文为妙。
这次续写,还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尝试了多线平行穿插方法。前几种的每节中,无论讲多少情节,都是以一个为中心,沿着一条线推进。但在续书中,因为有些大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必须写到,或是几件事难分主次,字数篇幅又有限,就采用了把它们写在一节里,穿插均衡讲述的方法。因为交代清楚,读下来丝毫不觉乱,反而很有层次感,使读者了解了同时期的几件大事。像五代的更迭和契丹南下;元朝九帝争位;明成祖征北、迁都、寻侄;南明的抗清与内斗;康熙帝巡视黄河、与俄国谈判边界、亲征噶尔丹等,就是这么写的。
3、语言。以口语化语言为主,也适当用书面语,因为有些知识和事物,用口语词汇无法准确表达。这是林汉达的做法,也是我的做法。语言是灵活的,多变的,发展的,又要能创新。口头语更是如此。除了运用传统的口语句式和词汇以外,续书还较多地使用了近年来活跃在民间的新句法和新词汇,也有的是我的独创。但是那些滑稽庸俗的网络语和手机语,是被拒之文外的。
续书语言的另一个发展是语速和断句。为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因为情节容量增大,续书讲故事的节奏要比前几本紧凑,情节转换要快些,很少有在一个情节上或一个场面上,写很长的对话和反复交代。句子尽量贴近口语的语气,十个字以内的短句较多,有些甚至是单词为句。标点的使用也很灵活,往往根据语气的要求断句或连句。
我在新版《中国历史故事集》的序言里写了这样的话:“语言是心灵的窗户,也是一支画笔;历史是社会的镜子,也是一把梳子。这些都将在书中给读者实实在在的感受。”我们通过语言讲述历史,通过历史来认识古代社会。这个过程是要讲究方法的。我相信,这套书的写作方法,既能很好地表达所写的内容,也能使读者阅读和理解它更便捷,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