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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29日晚，上海淮剧团在共舞台举办了一场纪念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何益山诞辰九十五周年的隆重演出。当天下午，晚报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上海广大淮剧爱好者热情关注，纷纷从四面八方拥向共舞台。开演前半小时，售票早已告罄，“客满”霓虹灯红光闪烁，此刻人流有增无减，幸喜他们未曾败兴而归，多亏共舞台善解人意，敞开方便之门，破例免票任其蜂拥而进，没座位无所谓，立足墙边，照样兴致勃勃欣赏具有一定意义的精彩演出。
开锣之前，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上台致贺词，她充分肯定何益山数十年来，为发展弘扬淮剧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无私奉献，赞扬他为人师表高尚品质，给世人留下了光辉的典范。
父亲何益山，原名何步高，出身梨园世家，祖上从事“香火戏”（淮戏初级阶段形式之一）。祖父何明珍，叔祖父何卓珍系徽班出身（同为最早开拓上海淮剧的艺人之一），父亲由小就在戏班里泡大、耳濡目染，深受“皮夹可”（徽班皮黄与“三可子”淮戏相接合）的艺术熏陶。读过三年私塾，即随祖父学戏，十三岁拜徽班艺人曾锦香为师，每日清晨起床，不进饮食，在二尺宽、三尺长的地毯上苦练基本功。十四岁正式粉墨登场，扮演些矫揉造作“娘娘腔”的闺门小旦，这跟其阳刚之气男子汉的性格天壤之别，自己实在难受。不到一年，断然改演文武小生，演《芦花荡》周瑜、《宁武关》周遇吉，与姊夫周廷福（淮剧早期四大名旦之一）合演《小放牛》《蝴蝶杯》等戏。他十六七岁时，在虹口义乐大戏院与“五连子”谢长钰（淮剧早期四大名旦之首，被誉为江北梅兰芳）生旦联袂，兢献技艺。二人年轻气盛，力图上进，对当时“三可子”淮戏演唱仅用清板节拍，显得十分平淡、落后，难以适应时代潮流，并开始研究借鉴京剧使用京胡托腔模式，运用二胡弦乐为淮戏演唱伴奏，更加悦耳动听。他们这一创举，对淮戏以后的音乐改革、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虹口天宝路演京戏的翔舞台、闸北长安路演淮戏的凤翔大戏院，这两家戏馆的老板均为盐城人王树宝。1931年底，翔舞台重新组建一套班子，缺少小生，王老板想到有京戏造诣的父亲何益山（京淮同属徽班，一脉相承不分家）可以担此重任。可是对父亲而言，演京戏是不成问题，但完全融入其中，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京戏班是座大熔炉，学习、锻炼，能学到许多本领，是进一步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绝佳良机。接受了王老板的邀请，他带领了何步楼、何筱亭（淮剧早期著名武生）二位叔父及张古山（父入室弟子、志成淮剧创始人、团长）师兄，从凤翔大戏院加盟翔舞台京戏班。1932年元旦演出了全部《龙凤呈祥》，父亲扮演了刘备一角。他与京班当家花旦俞艳芳曾合演过《麒麟豹》（即《珍珠塔》）《虹霓关》等，他以当家小生行当，饰方卿和王伯党等角色。没有京戏小生特有的小嗓子功底，就用像周信芳大师在《封神榜》中饰小生那样用大嗓子演唱，同样得到王老板认可和观众的青睐。父亲除了演戏，其余时间都如饥似渴地放在学戏上。他非常虚心诚恳地向京班前辈、同行讨教，嘴甜，大爷、叔叔叫得响，竭力拉拢关系，赠送一些礼物，取得对方欢心，对方也因而自觉自愿地把肚里“玩意”统统挖出来给他。这样，凭借自己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在翔舞台两年多的时间，包括借抄脚本，他毅然学会一百二十几出戏，真可谓是心血凝成的丰硕果实，而这些他在京戏班学到的艺术表演技能，又在此后的淮剧舞台演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到了十八岁，他又选择转型文武老生这条戏路，经常到大舞台观看京剧名家林树森、“小达子”李桂春、马连良等人的演出，对周信芳大师“麒派”的艺术表演风格更是情有独钟。只要大师每次登台亮相，他总会千方百计抽空去观摩，尽管票价昂贵，也难以使他望而却步。如一时囊中羞涩，则不惜典当借贷，也要去领略大师的艺术风采。抗战时期他率班辗转于苏北城镇乡村，曾演出过《投军别窑》《四进士》《追韩信》《临江驿》等“麒派”代表作，旦角都由父亲教会母亲袁彩凤（淮戏名家武旭东入室弟子）扮演剧中人物王宝钏、杨素贞、张翠鸾等。那时苏北观众称地方戏为小戏，京戏是大戏。因而父亲所到之处皆呼为何益山大戏班子。
在我十三岁刚步入艺坛，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培养我成为他忠实“麒派”的接班人。1946年戏班在南市大戏院（小南门海潮寺处）演出，我们淮戏班中有位来自京戏乡班的“麒派”老生左月亭先生，父亲请他教我开蒙戏《徐策跑城》，“朗朗青天不可欺，未曾起意神仙知……”（老词）。那时，我挂牌小何益山，携该剧经常在各淮剧馆会串演出上“露脸”。小老生受到了观众们鼓励和喜爱。父亲好像觉得我与“麒派”有点缘分，第二年就带我去八仙桥黄金大戏院看周信芳大师演出全部《明末遗恨》。那是我第一次看大师的演出，大师把崇祯帝面临国将灭亡，沉郁感伤，那种凄凉悲惨的绝望表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父子曾经看过周大师演出的《闯王进京》《四进士》《十五贯》《斩经堂》《打渔杀家》《乌龙院》，最后一场是1962年1月5日在天蟾舞台演出的全部《海瑞》。父亲以后所演淮剧《寇准背靴》中寇准，《扫松下书》中张广才，《白毛女》中杨白劳等其他戏中角色，不论从唱腔道白、阵势化动作方面，或多或少体现了“麒派”艺术表演的神韵。因此，业内外人士将其誉为“淮剧麒麟童”。1951年，市文化局在康乐酒家举办庆祝周信芳演剧五十年暨上海市戏曲界敬老大会，父亲何益山也应邀出席，这是他第一次与其崇拜的偶像见面。
父亲的“三公”戏独树一帜，在大江南北有口皆碑，早年多为演京戏包公《打銮驾》《探阴山》《铡判官》《断太后》，母亲袁彩凤在剧中饰庞妃、柳金婵等角色。她声容并茂，气质如兰，夫妻配戏如牡丹绿叶，相得益彰。《包公案》连台本戏，也是以前戏班、剧团日常上演的主要剧目之一，包公一角自然是父亲当仁不让。在精诚淮剧团时，全部《秦香莲》是我们频繁演出的看家戏，我是饰陈世美的“专业户”。大公堂铡美一场，父亲饰演的包公：“陈驸马。”我扮陈世美：“包明公。”包：“陈状元。”陈：“包大人。”包：“陈世美！”陈：“包黑子！”老观众似乎看到舞台上“父子”斗嘴，禁不住咯咯发笑。 关云长是父亲成功塑造的又一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其扮相威严，台步坚凝，力足声洪，调高响逸。演出剧目颇多，如京戏《白马坡》《古城会》《水淹七军》《三本走麦城（关公显圣）》以及淮剧的《单刀会》《关公辞曹》（另一个版本为《辞曹月娥》）。1947年11月12日，上海淮剧界为恭祝孙中山总理诞辰纪念，在天蟾舞台举行盛大演出，压轴戏就是父亲何益山的《关公辞曹（操）》，由师伯马麟童（武旭东入室弟子）配演曹操一角，马童则有我扮演。1950年，父亲在无锡新民大戏院一次淮剧会串中，又与淮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武小凤合演了《关公辞曹（月娥）》。1951年，他整理改编演出了《赞貂蝉》，该剧阐述了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遣貂蝉前往引诱，关羽对貂蝉为拯救汉室江山，铲除董卓表示赞赏，但同时又点破她不该被曹操利用，故伎重演，出乖露丑，贻笑大方，貂蝉顿觉满面惭愧，无地自容，拔剑自刎。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父亲一直将《赞貂蝉》作为保留节目，久演不衰，先后与淮剧著名演员马慧珍、谷小燕、颜小琴搭档演出。
宋代《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父亲擅长的令公杨继业，在淮坛也是久负盛名。他博采众长，自成一格。他从前辈手中继承了其中的《五台山》一折。我在剧中扮演五郎杨延德。1948年这出戏首度献演于新疆路沪北大戏院，接着又应邀赴大陆电台（北京路西藏路前中法大药房顶楼）为广大听众播唱。结果听众频频点播《五台山》，更出现了点播者、演唱者和剧目末尾一字相同的巧合，十分有趣。清末进士季龙图由此还评定了一幅对联，上联：“吴义山（上海闻人）点何益山唱《五台山》”，下联：“胡什凤（江西省长）点武小凤演《双珠凤》”。真是热闹了好一阵子。
195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上海视察，他是淮安人，要看家乡戏，市文化局非常重视，特地从几个淮剧团中选拔出《五台山》去向国家领导人汇报。11月9日晚，沪北大戏院挂牌停演，市局艺术处长刘厚生亲自领一辆客车来接我们《五台山》剧组到延安西路200号华东民族事务委员会（今上海文艺活动中心）。周总理在陈毅市长陪同下观看了该剧演出。两天后，我父子被通知到市文化局（外滩苏联驻沪领事馆隔壁一幢大楼），艺术处何慢同志传达总理以资鼓励关爱，还赠送了八个字“潜在力大，继续提高”。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于1954年6月26日上午在上海人民艺术剧场（今兰心大戏院）观看了父亲主演的《五台山》。中午，田汉主席在锦江饭店宴请上海戏曲界老艺术家们，父亲何益山、姑父周廷福及陈威翰应邀出席。
《五台山》一剧参加1954年华东区五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父亲凭借杨继业一角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包括上海所有民营淮剧团和江苏淮剧团在内，与会淮剧演员中的唯一一枚演员二等奖。（奖章已贡献给江苏省淮剧博物馆。）
上海电视台戏剧台于2004年2月为淮剧《五台山》摄制了音配像，我为父亲杨继业一角的录音配像，该剧列入了淮剧经典传统保留剧目之一。
父亲有着良好的舞台作风和敬业精神，演戏从不马虎，艺术造诣深厚，昆乱不当。早年我二叔何步楼演《反西凉》，他勾起大花脸饰演曹洪，翻吊打十虎。虽说戏路子宽，不过几乎没演过小花脸。但有一回遇到特殊情况，那是1945年在苏州东方大戏院，戏班演全部《一棒雪》，他演完了《莫成替死》，下面是《审头刺汤》，谁知饰汤勤的著名丑角演员邱海波突发高烧上不了场。俗话说“救场如救火”，别人都不会，能演汤勤的只有著名老生演员王九林，可他又正候场演陆炳。父亲于是二话没说，化妆出台，愣把严嵩门下这个忠实走卒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
上世纪四十年代，淮戏班常推出连台本戏，唱与做都是演员根据剧情需要，自由发挥，即兴表演。有些为了活跃舞台气氛，有的小丑演员也会卖弄点噱头，我们叫“逗梗”。1947年闸北大戏院淮戏班夜场上演《施公案》，父亲饰施仕伦，公堂破案，恶霸被缉拿正法，良民被解救回家。著名淮剧丑角演员裔红玉扮演一个老百姓，他在下公堂时对施公讲：“大人，我怕再被凶徒残害，我留个电话给您，保持联系。”施公：“好呀，什么电话？”裔：“我给大人电话号码是13452。”（当时上海电话号码为5位数）跟“益山是吾儿”字音相同，这分明占父亲的便宜，可父亲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说：“我也给你一个电话。”裔：“大人请讲。”施公：“给你电话号码是54288。”用些沪语的腔调与“我是你爸爸”字音相同，话音刚落，场子内爆发出哄堂大笑，著名司鼓梁广义笑得前仆后仰，一脚蹬倒板鼓架，板鼓骨碌碌滚到台上。
父亲何益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叶起，即成为所参加各淮戏班里的主要艺术力量的核心。1935年他应邀赴苏州吉庆园演出，由于阵容庞大，他率领一批艺人首次把淮剧开拓到常州西区大舞台等地区。以后在上海领衔过武旭东班，顾汉章、顾艳琴班以及筱惠春、杨占奎、王春来等人戏班。解放后陆续担当了“精诚”“志成”“东升”“同盛”淮剧团的灵魂人物。除了出任“志成”副团长兼艺委会主任，统筹日常演出剧目，他还兼任多个社会公职。1952年被选为上海市淮剧工会主席，维护一些孤寡老人的生活福利开展积极行动，有时遇到工作没有着落、生活陷入低谷的同行找上门，父亲总是饭菜款待，临行再送他十块钱以作回苏北的路费。有个演员，班期即将结束之际申明离团，谁知风云变幻，他与下家剧团虽有口头契约，可对方届时失信，将其拒之门外，而原来的剧团则已另聘名角，“好马难吃回头草”，上海虽有十二家淮剧团，临时想插足其中谈何容易，因而其成了“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地”。没了饭碗，拖家带眷五六口，生活犯了愁，危难之中想到工会主席，便上我家请求父亲伸出援手，最后仍通过父亲出面斡旋，仍将他安置在原来剧团。作为上海市淮扬剧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市1954年、1955年、1957年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委员会文艺分会淮扬剧支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带头和动员广大淮扬剧艺人购买公债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贡献自己一份力量。1956年，他又被推举为上海市传统剧目（淮剧）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发动淮剧数十位中老演员，共挖掘大小传统剧目四百数十个之多。他本人就捐献、整理了《博望坡》《药王卷》《百寿图》《雪拥蓝关》等五十几个剧目，并因此获得1956年度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享受高级知识分子一切待遇。作为上海所有民营淮剧团的一面旗帜，他和上海淮剧团（全民所有制）“淮剧皇后”筱文艳一起，应邀出席上海市人民庆祝1957年、195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及1958年、1961年国庆节的人民广场观礼。父亲所做的这些，在淮剧发展史上已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锣之前，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上台致贺词，她充分肯定何益山数十年来，为发展弘扬淮剧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无私奉献，赞扬他为人师表高尚品质，给世人留下了光辉的典范。
父亲何益山，原名何步高，出身梨园世家，祖上从事“香火戏”（淮戏初级阶段形式之一）。祖父何明珍，叔祖父何卓珍系徽班出身（同为最早开拓上海淮剧的艺人之一），父亲由小就在戏班里泡大、耳濡目染，深受“皮夹可”（徽班皮黄与“三可子”淮戏相接合）的艺术熏陶。读过三年私塾，即随祖父学戏，十三岁拜徽班艺人曾锦香为师，每日清晨起床，不进饮食，在二尺宽、三尺长的地毯上苦练基本功。十四岁正式粉墨登场，扮演些矫揉造作“娘娘腔”的闺门小旦，这跟其阳刚之气男子汉的性格天壤之别，自己实在难受。不到一年，断然改演文武小生，演《芦花荡》周瑜、《宁武关》周遇吉，与姊夫周廷福（淮剧早期四大名旦之一）合演《小放牛》《蝴蝶杯》等戏。他十六七岁时，在虹口义乐大戏院与“五连子”谢长钰（淮剧早期四大名旦之首，被誉为江北梅兰芳）生旦联袂，兢献技艺。二人年轻气盛，力图上进，对当时“三可子”淮戏演唱仅用清板节拍，显得十分平淡、落后，难以适应时代潮流，并开始研究借鉴京剧使用京胡托腔模式，运用二胡弦乐为淮戏演唱伴奏，更加悦耳动听。他们这一创举，对淮戏以后的音乐改革、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虹口天宝路演京戏的翔舞台、闸北长安路演淮戏的凤翔大戏院，这两家戏馆的老板均为盐城人王树宝。1931年底，翔舞台重新组建一套班子，缺少小生，王老板想到有京戏造诣的父亲何益山（京淮同属徽班，一脉相承不分家）可以担此重任。可是对父亲而言，演京戏是不成问题，但完全融入其中，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京戏班是座大熔炉，学习、锻炼，能学到许多本领，是进一步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绝佳良机。接受了王老板的邀请，他带领了何步楼、何筱亭（淮剧早期著名武生）二位叔父及张古山（父入室弟子、志成淮剧创始人、团长）师兄，从凤翔大戏院加盟翔舞台京戏班。1932年元旦演出了全部《龙凤呈祥》，父亲扮演了刘备一角。他与京班当家花旦俞艳芳曾合演过《麒麟豹》（即《珍珠塔》）《虹霓关》等，他以当家小生行当，饰方卿和王伯党等角色。没有京戏小生特有的小嗓子功底，就用像周信芳大师在《封神榜》中饰小生那样用大嗓子演唱，同样得到王老板认可和观众的青睐。父亲除了演戏，其余时间都如饥似渴地放在学戏上。他非常虚心诚恳地向京班前辈、同行讨教，嘴甜，大爷、叔叔叫得响，竭力拉拢关系，赠送一些礼物，取得对方欢心，对方也因而自觉自愿地把肚里“玩意”统统挖出来给他。这样，凭借自己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在翔舞台两年多的时间，包括借抄脚本，他毅然学会一百二十几出戏，真可谓是心血凝成的丰硕果实，而这些他在京戏班学到的艺术表演技能，又在此后的淮剧舞台演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到了十八岁，他又选择转型文武老生这条戏路，经常到大舞台观看京剧名家林树森、“小达子”李桂春、马连良等人的演出，对周信芳大师“麒派”的艺术表演风格更是情有独钟。只要大师每次登台亮相，他总会千方百计抽空去观摩，尽管票价昂贵，也难以使他望而却步。如一时囊中羞涩，则不惜典当借贷，也要去领略大师的艺术风采。抗战时期他率班辗转于苏北城镇乡村，曾演出过《投军别窑》《四进士》《追韩信》《临江驿》等“麒派”代表作，旦角都由父亲教会母亲袁彩凤（淮戏名家武旭东入室弟子）扮演剧中人物王宝钏、杨素贞、张翠鸾等。那时苏北观众称地方戏为小戏，京戏是大戏。因而父亲所到之处皆呼为何益山大戏班子。
在我十三岁刚步入艺坛，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培养我成为他忠实“麒派”的接班人。1946年戏班在南市大戏院（小南门海潮寺处）演出，我们淮戏班中有位来自京戏乡班的“麒派”老生左月亭先生，父亲请他教我开蒙戏《徐策跑城》，“朗朗青天不可欺，未曾起意神仙知……”（老词）。那时，我挂牌小何益山，携该剧经常在各淮剧馆会串演出上“露脸”。小老生受到了观众们鼓励和喜爱。父亲好像觉得我与“麒派”有点缘分，第二年就带我去八仙桥黄金大戏院看周信芳大师演出全部《明末遗恨》。那是我第一次看大师的演出，大师把崇祯帝面临国将灭亡，沉郁感伤，那种凄凉悲惨的绝望表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父子曾经看过周大师演出的《闯王进京》《四进士》《十五贯》《斩经堂》《打渔杀家》《乌龙院》，最后一场是1962年1月5日在天蟾舞台演出的全部《海瑞》。父亲以后所演淮剧《寇准背靴》中寇准，《扫松下书》中张广才，《白毛女》中杨白劳等其他戏中角色，不论从唱腔道白、阵势化动作方面，或多或少体现了“麒派”艺术表演的神韵。因此，业内外人士将其誉为“淮剧麒麟童”。1951年，市文化局在康乐酒家举办庆祝周信芳演剧五十年暨上海市戏曲界敬老大会，父亲何益山也应邀出席，这是他第一次与其崇拜的偶像见面。
父亲的“三公”戏独树一帜，在大江南北有口皆碑，早年多为演京戏包公《打銮驾》《探阴山》《铡判官》《断太后》，母亲袁彩凤在剧中饰庞妃、柳金婵等角色。她声容并茂，气质如兰，夫妻配戏如牡丹绿叶，相得益彰。《包公案》连台本戏，也是以前戏班、剧团日常上演的主要剧目之一，包公一角自然是父亲当仁不让。在精诚淮剧团时，全部《秦香莲》是我们频繁演出的看家戏，我是饰陈世美的“专业户”。大公堂铡美一场，父亲饰演的包公：“陈驸马。”我扮陈世美：“包明公。”包：“陈状元。”陈：“包大人。”包：“陈世美！”陈：“包黑子！”老观众似乎看到舞台上“父子”斗嘴，禁不住咯咯发笑。 关云长是父亲成功塑造的又一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其扮相威严，台步坚凝，力足声洪，调高响逸。演出剧目颇多，如京戏《白马坡》《古城会》《水淹七军》《三本走麦城（关公显圣）》以及淮剧的《单刀会》《关公辞曹》（另一个版本为《辞曹月娥》）。1947年11月12日，上海淮剧界为恭祝孙中山总理诞辰纪念，在天蟾舞台举行盛大演出，压轴戏就是父亲何益山的《关公辞曹（操）》，由师伯马麟童（武旭东入室弟子）配演曹操一角，马童则有我扮演。1950年，父亲在无锡新民大戏院一次淮剧会串中，又与淮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武小凤合演了《关公辞曹（月娥）》。1951年，他整理改编演出了《赞貂蝉》，该剧阐述了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遣貂蝉前往引诱，关羽对貂蝉为拯救汉室江山，铲除董卓表示赞赏，但同时又点破她不该被曹操利用，故伎重演，出乖露丑，贻笑大方，貂蝉顿觉满面惭愧，无地自容，拔剑自刎。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父亲一直将《赞貂蝉》作为保留节目，久演不衰，先后与淮剧著名演员马慧珍、谷小燕、颜小琴搭档演出。
宋代《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父亲擅长的令公杨继业，在淮坛也是久负盛名。他博采众长，自成一格。他从前辈手中继承了其中的《五台山》一折。我在剧中扮演五郎杨延德。1948年这出戏首度献演于新疆路沪北大戏院，接着又应邀赴大陆电台（北京路西藏路前中法大药房顶楼）为广大听众播唱。结果听众频频点播《五台山》，更出现了点播者、演唱者和剧目末尾一字相同的巧合，十分有趣。清末进士季龙图由此还评定了一幅对联，上联：“吴义山（上海闻人）点何益山唱《五台山》”，下联：“胡什凤（江西省长）点武小凤演《双珠凤》”。真是热闹了好一阵子。
195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上海视察，他是淮安人，要看家乡戏，市文化局非常重视，特地从几个淮剧团中选拔出《五台山》去向国家领导人汇报。11月9日晚，沪北大戏院挂牌停演，市局艺术处长刘厚生亲自领一辆客车来接我们《五台山》剧组到延安西路200号华东民族事务委员会（今上海文艺活动中心）。周总理在陈毅市长陪同下观看了该剧演出。两天后，我父子被通知到市文化局（外滩苏联驻沪领事馆隔壁一幢大楼），艺术处何慢同志传达总理以资鼓励关爱，还赠送了八个字“潜在力大，继续提高”。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于1954年6月26日上午在上海人民艺术剧场（今兰心大戏院）观看了父亲主演的《五台山》。中午，田汉主席在锦江饭店宴请上海戏曲界老艺术家们，父亲何益山、姑父周廷福及陈威翰应邀出席。
《五台山》一剧参加1954年华东区五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父亲凭借杨继业一角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包括上海所有民营淮剧团和江苏淮剧团在内，与会淮剧演员中的唯一一枚演员二等奖。（奖章已贡献给江苏省淮剧博物馆。）
上海电视台戏剧台于2004年2月为淮剧《五台山》摄制了音配像，我为父亲杨继业一角的录音配像，该剧列入了淮剧经典传统保留剧目之一。
父亲有着良好的舞台作风和敬业精神，演戏从不马虎，艺术造诣深厚，昆乱不当。早年我二叔何步楼演《反西凉》，他勾起大花脸饰演曹洪，翻吊打十虎。虽说戏路子宽，不过几乎没演过小花脸。但有一回遇到特殊情况，那是1945年在苏州东方大戏院，戏班演全部《一棒雪》，他演完了《莫成替死》，下面是《审头刺汤》，谁知饰汤勤的著名丑角演员邱海波突发高烧上不了场。俗话说“救场如救火”，别人都不会，能演汤勤的只有著名老生演员王九林，可他又正候场演陆炳。父亲于是二话没说，化妆出台，愣把严嵩门下这个忠实走卒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
上世纪四十年代，淮戏班常推出连台本戏，唱与做都是演员根据剧情需要，自由发挥，即兴表演。有些为了活跃舞台气氛，有的小丑演员也会卖弄点噱头，我们叫“逗梗”。1947年闸北大戏院淮戏班夜场上演《施公案》，父亲饰施仕伦，公堂破案，恶霸被缉拿正法，良民被解救回家。著名淮剧丑角演员裔红玉扮演一个老百姓，他在下公堂时对施公讲：“大人，我怕再被凶徒残害，我留个电话给您，保持联系。”施公：“好呀，什么电话？”裔：“我给大人电话号码是13452。”（当时上海电话号码为5位数）跟“益山是吾儿”字音相同，这分明占父亲的便宜，可父亲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说：“我也给你一个电话。”裔：“大人请讲。”施公：“给你电话号码是54288。”用些沪语的腔调与“我是你爸爸”字音相同，话音刚落，场子内爆发出哄堂大笑，著名司鼓梁广义笑得前仆后仰，一脚蹬倒板鼓架，板鼓骨碌碌滚到台上。
父亲何益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叶起，即成为所参加各淮戏班里的主要艺术力量的核心。1935年他应邀赴苏州吉庆园演出，由于阵容庞大，他率领一批艺人首次把淮剧开拓到常州西区大舞台等地区。以后在上海领衔过武旭东班，顾汉章、顾艳琴班以及筱惠春、杨占奎、王春来等人戏班。解放后陆续担当了“精诚”“志成”“东升”“同盛”淮剧团的灵魂人物。除了出任“志成”副团长兼艺委会主任，统筹日常演出剧目，他还兼任多个社会公职。1952年被选为上海市淮剧工会主席，维护一些孤寡老人的生活福利开展积极行动，有时遇到工作没有着落、生活陷入低谷的同行找上门，父亲总是饭菜款待，临行再送他十块钱以作回苏北的路费。有个演员，班期即将结束之际申明离团，谁知风云变幻，他与下家剧团虽有口头契约，可对方届时失信，将其拒之门外，而原来的剧团则已另聘名角，“好马难吃回头草”，上海虽有十二家淮剧团，临时想插足其中谈何容易，因而其成了“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地”。没了饭碗，拖家带眷五六口，生活犯了愁，危难之中想到工会主席，便上我家请求父亲伸出援手，最后仍通过父亲出面斡旋，仍将他安置在原来剧团。作为上海市淮扬剧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市1954年、1955年、1957年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委员会文艺分会淮扬剧支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带头和动员广大淮扬剧艺人购买公债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贡献自己一份力量。1956年，他又被推举为上海市传统剧目（淮剧）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发动淮剧数十位中老演员，共挖掘大小传统剧目四百数十个之多。他本人就捐献、整理了《博望坡》《药王卷》《百寿图》《雪拥蓝关》等五十几个剧目，并因此获得1956年度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享受高级知识分子一切待遇。作为上海所有民营淮剧团的一面旗帜，他和上海淮剧团（全民所有制）“淮剧皇后”筱文艳一起，应邀出席上海市人民庆祝1957年、195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及1958年、1961年国庆节的人民广场观礼。父亲所做的这些，在淮剧发展史上已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