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麦收时节，大量秸秆成为政府和社会“会呼吸的痛”，媒体年年报道，各级政府围绕秸秆禁烧可下了不少功夫，将责任落实到镇、村、户、人，然而禁烧秸秆效果仍不理想。
　　从财富到垃圾的变化，根源在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形态发生变化后，秸秆的利用方式没有同步升级。农业生产具有提供农产品、美化环境、农业教育等多重正的社会效应，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农业秸秆、面源污染、耗水等负面影响。一大车秸秆卖几十块钱，耗时耗力不说，送到秸秆回收利用点还得花掉不少的油钱，直接还田的农机作业也得多花钱。秸秆焚烧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社会不能只要农业的正面效益，而让农民完全承担秸秆禁烧的成本，这对农民来说不公平。
　　然而在现实中，秸秆的治理方式仍然是“以堵为主”，各地不断出台焚烧秸秆的“禁令”，每到麦收和秋收时节，农民“躲猫猫”似地想方设法烧秸秆，基层公务员骑着电动车或摩托车下乡到处“灭火”，但是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秸秆焚烧的存在不是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也不是农民不明道理，根源还在于秸秆回收难、再利用效率低、回收成本高。
　　“堵不如疏”，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然而秸秆治理的现实是一方面仍然“以堵为主”，另一方面，秸秆“疏”的成本太高。如果不扭转秸秆治理的方式，或者不降低秸秆利用的成本，秸秆这一老大难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当前，秸秆综合利用主要包括：造纸发电、生物质能源、3D打印等，但是都或多或少存在成本效益、市场和技术的瓶颈，秸秆综合利用的高效产业链还没能完全建立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根治秸秆焚烧不妨转换思维，变“禁”为“补”，把用于秸秆禁烧的基层治理经费转换为对农民不焚烧秸秆的补贴，同时设立针对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和产业升级的专项补贴。变“禁”为“补”，好处多多。谁都不愿在烟雾弥漫的世界中生活，如果把基层治理秸秆焚烧的经费转换为对农民的补贴，是帮着农民承担了部分秸秆有效处理的成本，花小钱办大事。增加对农民的补贴，也是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形式。此外，把钱补贴给农民，也有助于缓解秸秆治理造成的干群对立，用更加和谐的方式治理秸秆禁烧。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在加强对农民禁烧秸秆直接补贴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从长远来说，必须要给秸秆找一个“绿色经济”的家。因此，也要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专项补贴，一方面加大对秸秆直接还田、秸秆打包等农机购置的补贴力度，主要由财政来承担秸秆直接还田或秸秆回收的农机成本。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培育的专项补贴，鼓励包括生物质能源和3D打印在内的新型企业业态充分开发秸秆的功能，提高秸秆利用的经济效益。当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方式同步跟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节奏之后，农作物秸秆就不再是负担而是财富了，那么秸秆禁烧也就自然变成一个“伪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