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

来源 :特区文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apgis_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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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先生,我对卢喆的行踪一无所知。我和他分开之后再没联系,算起来也有一年。
  不不,我们并非情侣,甚至没有过身体接触,只是纯粹的同事关系。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里也许有一二条值得继续探寻的线索,也许什么都没有,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打断,语言会像河上流舟,载到哪里算哪里。
  前年—那一整年,我一直坐在他那辆灰色尼桑的副驾,跟着他在城市游荡,从浦东到浦西,再从浦西到浦东,一次次跨越黄浦江,很深的夜里,仍然在张江大道上奔驰。什么鬼天气都在外面,大雨,大雾,大雪,开着车冲来冲去。车厢里堆满猫狗的尸体。它们的屎尿到处流淌,一直流到我的脚边,弄脏鞋底,散发馊臭。在最冷和最热的季节,都必须打开车窗,不然腐烂的味道会直接将人熏晕,但久也习惯。那味道并非不可忍受,如果仔细去闻,这个味道里面还混杂着发酵的甜腻、皮毛的膻。
  卢喆的小公司名为“挚爱宠”,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是他的助手,也是唯一的员工。我们专门上门给宠物做安乐死,又苦又不体面,少有人做,事儿就落我们手里。我最初认识卢喆时,他还在医院皮肤科做实习医生,记不得怎么加上微信,那时我连他的全名都记不得,只知道他姓卢,平常绝少联系,只会在节日期间互发祝福信息。后来我辞职,在朋友圈发求职信息,希望朋友们推荐一个短期工作,我暂时不想好好上班。卢喆来问,要不要跟他晃一段时间。他已转做了兽医,业务扩大,正需要一个助手。主要做些什么,我问他。他说,专门做宠物安乐死,间杂绝育手术。之于我,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陪他说话,做些杂活儿—铺一下毯子、递一下针筒、收尸之类,薪水足够。我决定去试试,反正很快就会退出。
  我们约了南浦大桥下见面。当时他正站在巨大的桥墩下,背对我,向着绿化带的鲜花撒尿,用尿柱一朵朵把花浇透。我站在他身后,等他提好裤子,拉上拉链,朝我走来。他的头发很长了,随意绑了个辫,胡子很久没刮,清清瘦瘦,一身白褂,褂子上尽是黑色与黄色的污渍。他离我还有五六米远,异味已钻入鼻孔,我往后退了一步。几年前,我初见他时,他穿着整洁,剃着板寸,声音洪亮,步履如飞。也并非判若两人,靠近他时,仍能被他奕奕的神采感染。
  “走,上车,下午还有三个活儿。”他扔给我一条簇新白大褂,褂上印着“挚爱宠”三字,他为我打开车门。副驾的座位上有个鞋盒,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只长毛兔,刚死不久,毛塌下去,跌落一团云,尿液从它的两股之间流出来,浸湿了纸盒。我换好褂子,上了车,一路抱着鞋盒,被车厢里的味道熏得手足无措。他打开手机里的地图软件,给我看三个标注的地址,规划连接三点的最短路线。市区各个时段的拥堵他也熟记于心。我们得先去静安区的一幢旧楼,再去徐汇,再去闵行。下高架,路过花店时,卢喆让我下车买几枝白菊,最大朵的那种。
  旧楼是法租界内的一所老宅,紧邻某民国作家的故居。我从旁多次路过,但从来没有进去。下午一点半,停好车,走到那所小房子前,摁响门铃。浅冬时节,法桐树的叶子掉了一地,几乎将地面全部覆盖。几分钟后,一位老太太来开门,一身黑衣,眉眼鲜浓,面色肃穆。卢喆递去一枝菊花,老太接过,一句话也没有。我们一起上楼。她将菊花随手插进一个水晶花瓶。二楼敞阔,地板刚打过蜡,光亮如鉴,当中铺了一块浴巾,年迈的金毛狗躺在上面,口鼻呼哧呼哧地大喘气,抬眼看了我们一眼,又垂下头,虽然瘫痪已久,仍然周身整洁,被人照料得很好。窗户大开,冬日的冷风吹进来,拂动它浅金色的毛发,阳光柔弱,天气不错。我们围着跪在老狗的身边。卢喆轻轻抱住老狗的头,喃喃低语,不知说些什么,直至老狗的眼神不再张皇。这让我想起萨满念咒安慰受惊的牛羊,有股神秘的力量通过话语流转。我在一旁,始终觉得画面不够真实,有个地方在漏气。我没找到那个漏气的孔,吱吱声却不绝于耳。开始吧,卢喆说。他从铝皮箱子里拿出针管和针筒,配好药剂,手指推了一下针筒,滋出小股喷泉。动作利落熟练,甚至生出美感。我拉住狗腿,他将红色药水缓慢注入。三四分钟的时间里,老狗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缓慢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深麻之后,他又打了一针,这才是死药。老狗吐出一口长长的气,随之失去呼吸。在那个静默时刻,屋内的光线暗淡,所有人的呼吸都被抽走。我听见狗爪在地板上轻轻摩擦的声音,像是在走动,可又分辨不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浮在半空,又在耳边。声音越来越小,直至升入天花板,彻底消隐。
  “受苦了。”老太太说,红了眼圈,亲吻狗的额头,用浴巾把狗整个儿裹起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牛皮纸箱。卢喆示意我去抱起纸箱。我以为一定很重,使了大力,结果箱子飘轻。死去的大狗只如一片树叶,它的全身重量也随那口气吐了出来。那个老太太问怎么结账。卢喆说,您就用支付宝好了,安乐死四百块,火化六百,骨灰给您快递回来,包邮,总共一千,给您打个折,九百。收好钱,我们往下走。我把纸箱子往后备箱里放,里面已经有了两个箱子,打开来看,一只暹羅猫、一只柯基犬,粪便污浊了它们的毛发。我忍不住抚摸那只暹罗猫,手指碰到它僵硬的身体,又抽回手,好像被冻伤。
  我们继续奔赴下一个地址。卢喆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撑头,靠在车窗上,问我对这工作什么感觉。我说,第一次发现死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卢喆干笑一声,说,是的。我又说,我听见了那条狗死去的声音。他说,是吗,什么样。我说,微弱的回声,就像水面的波纹,慢慢荡开,水面复归平静。他说,哦。我想他一定早已习惯。
  同样的操作步骤又进行了两次。晚上八点多我们才忙完,在便利店买了两份热饭,车厢里的味道我还没有习惯,只好下车,蹲在寒风里吃完。卢喆坐在车里,丝毫不受影响。我怀疑他只是把饭扒入口腔,根本就没有咀嚼,连味道也不尝就匆忙咽下。他说,盛夏里不一会儿就有了尸臭,那味道才叫惊人,保管你永生难忘。我说,我信。夜晚我们抵达松江的一所独栋别墅,毛坯房,卢喆租下来,但从来不住,客厅中央只有一个小号焚烧炉,烟囱高高伸出去。我坐在唯一的沙发上,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动物死尸—兔子、猫、狗,码入炉子,摁下音箱,播放《大悲咒》,打开燃气开关。火迫不及待喷射出来,先燃着皮毛,再燃着骨肉,隔着玻璃柜窗,炉子里一片金黄火光,噼啪声轻微响起,像是有个人在里面一直剥核桃,屋子里有股子烧焦的肉香和毛茸茸的暖意。如果不是眼看着焚炉,会以为有人在深夜烤肉。很香。   我说:“难道他们从来不怀疑自己拿到的骨灰是混过的?”
  卢喆趴在窗边填写快递单,说:“只有一个人打过电话投诉,因为他安乐死的是一只凤冠鹦鹉,但我给他的骨灰量太大,惹他怀疑了。”
  我问:“那你怎么办?”
  他说:“我说不小心寄错了,他说我是个骗子,一定要我退钱,我把钱给他退了回去。”
  我耸耸肩,说:“真是亏了。”
  他很无所谓,说:“偶尔会碰到这样的人。我还火化过一头猪,这个炉子太浅,我只能把它带去屠宰场,请人劈成两扇,内脏另装。每次都有些多余的骨灰,就撒在院子里做肥。”院子里几棵白色茶花,应该是前任房客种下的,因为骨灰做肥,开得极为茂盛。
  他填完快递单,站到我的身后。两个人一起看着火炉,烈焰熊熊,卷毁一切。过一会儿,里面只剩灰烬、几块没有烧尽的碎骨。我从来没有对火的毁灭性有這么强烈的实感,火光逐渐微弱,扑了几下,炉膛里寂灭,如死之死。我对卢喆说,今天对我而言是特别的一日,会让人想点生死的事情。我曾被长辈带着去看杀猪。杀猪翁不顾惨叫,熟练地切开猪的喉咙,破开猪的肚皮,用半月形的刀子切下猪心,啪地扔到我的面前。我被他眼神的生冷吓哭,而那混杂血腥的烘臭味道也像一把锐刀,直劈向我。我捂着眼睛,哭着要回去。同行长辈的精神却被攫住,如痴如醉,一动不动,也不顾我的哭声。随之而来的噩梦一直做到二十多岁。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警察先生,侥幸有个温暖富裕的家庭,在长久的和平里娇生惯养,甚至有一丝丝萎靡,物质丰裕,无灾无祸,小情小爱就够我们心烦。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真实的痛苦,好像一直被一张无形的棉被裹着,摔跤了也跌不痛,也因此免于生活的粗粝,保持了一颗柔软的心,等待开掘。也许祖辈已经开始凋零,但父母辈还在,我们尚想不到死的事情,所以关于死的一切都叫我觉得新鲜,却又害怕。
  我对卢喆说,我们两个像猫猫狗狗的死神。我在iPad上画出一把黑色镰刀,把图片发给他。
  卢喆说:“不能老想这些事,会生病,我头痒得很,先去洗个头。”他洗完头,吹干,绑好头发,已是凌晨两点。我困翻了,他开车送我回家,大半夜的广播主持人始终接不到热线电话,只好放送过时金曲。我闭着眼睛。
  他说:“你睡着了吗?”我摇头。
  “上次我帮一个流浪狗中心做安乐死。一天之内,送走了二百多只狗,只重复一个动作,拉住狗腿,注射药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也没时间想更多,只想快点把工作做完。我打完了针,推针的拇指甚至有些酸痛,走出屋子一看,吓了一跳。工作人员把那些狗一条条排在院子里,排了一整个院子,大大小小,各种颜色,花的、白的、黑的,卷毛的、短毛的、满身疥疮的,全都软绵绵地躺在那里,侧翻着身体,天气特别炎热,空气又咸又潮,一点风也没有。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集中营的毒气室,我就是那个负责打开阀门的人,狗尸排成列阵。我在里面慢慢穿行,打针的时候太仓促,我没注意它们的模样,也忽略了它们的恐惧,别以为猫狗不会怨恨,有几只死前露着獠牙。我问这些尸体怎么处理。工作人员说,找挖土机挖个大坑,一起埋了。几个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动物,在我手下全部失去了生息。我当时想—”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可真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
  我礼貌地沉默了一阵。
  “为什么转行做兽医,原来的工作明明很好?”
  “缺钱。”他说,但我从没见过他花钱,他只是随便编了个借口搪塞。
  城市在夜色中变成模糊不清的一团,车子像行驶在棉花上,道路不停起伏。我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随之失于寒风。快到家了,他停下车。我转过头去看他。昏黄路灯斜照进来,落在他的面孔上,柔缓的腮骨、和顺的眉眼、纤薄的嘴唇,穿着白袍,笼罩在雾气中,平平无奇又年轻的面孔,没有表情,也没有情绪。我想起那几棵山茶,叶子生得硕大,白色的花朵在夜色中发光,浸没于死亡的事物总有晶莹冷峻的美感。我下车,告诉他这份工作我接下了,明天还会再来,我们约在襄阳公园的门口见面,明天有三个“活儿”。
  大部分为宠物寻求安乐死的主人都有不错的家境。病痛缠身的猫狗,气息奄奄,因为没有力气,打入死药的时候,不会挣扎,四腿一蹬就走了。有人立刻反悔,问我们可有什么解药能够挽回,他们愿意付双倍三倍五倍的价钱。卢喆面无表情地回答:这个不是加减法,死了就是死了。话说得难听,道理没有错。在实施手术之前,赠出一朵白菊,对方接下,就是一次无法更改的宣判,双方都要接受。宠物的性命其实并不握在它们手中,有些情况并不严重,或患有难以根治的皮肤病,或是跛足,或是盲,或只是性情不再温顺。主人要它们死,我们也得硬上,带领它们穿越求生的惶恐,去向不毛之地。安乐本不该死的动物,卢喆称之为“脏活儿”。脏活儿并非终结宠物的痛苦,而是终结主人的痛苦和负担—“安乐死”这三个字太动听了,大部分时候,连这三个字我们都不说全,只说“安乐”,把“死”遮掩到背后。主人们对我俩的态度矛盾,冷淡、不屑,又盼望我们,似乎动杀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一开始我的工作很简单,有人预约手术,把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尤其是不要让宠物进食与喝水,因为它们死后憋不住屎尿。手术过程中,我安抚宠物的主人,听他们讲述死者短暂又幸福的一生。起先我还能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讲述,甚至在动情处掉几滴眼泪。后来发现故事千篇一律,松懈下来,低下头走神,只在讲述者情绪激动时抬起头来,满含同情地看他们一眼,再低下头。收尸也是我的工作,把动物尸体塞进后备箱,站在车边看卢喆收钱。两三个月之后,这些单调的工作做到腻烦,我对卢喆说,让我干点别的,卢喆说,那你试试注射。我问他,那是什么感觉,他说,你试试就知道了。他自八风不动,我总觉得平静里包藏祸心。我第一次的安乐对象是一只年迈京巴,聋了多年,患上肾炎,狗不会喊痛,但会整日哼唧。主人说太可怜了,也活不了多久, 干脆安乐了。卢喆抱着它,拉住它的腿。我负责扎针。它的周身肌肉与血液都在抗拒,那扇门不肯对我打开。它的眼泪顺着鼻子淌下来,一直淌到我的手心。我小声对卢喆说,针进不去。卢喆说,用力,不要怕,它又不会喊疼。我用足力气,突然觉得它绷得紧紧的肌肉豁开,啾,那么一下,针头扎进去。它死相凄凉,牙齿龇着,红色的长舌头伸出来,挂在外面。主人不敢看,躲在卧室里,等一切结束再进来,看了看狗的模样,捂着脸说,安乐死,也没那么安乐嘛。结束之后,坐回车里,我烦闷不已,双手举高,左右翻着,对卢喆大叫,你看看,你看看,我手也脏了。卢喆说,你自己说要试试,给你试了你又不高兴。那时我并没有觉得愧悔,相反,是痛快,我让一个生灵得到了解脱,让它自由,不必在疾痛中了却残生。我甚至想,它是该死的,早在那里等我,满心期盼我来解救。正是这份痛快让我不安。回去之后,卢喆扔给我一个布偶娃娃,让我往它的肚子注射药水做练习。很快布偶的腹腔吸饱了水,变得沉重黏湿。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洇出的水立刻打湿桌子。   “你把它们当成布偶,下手立刻容易很多。”卢喆说。
  “别用‘下手’这个词,听起来不怀好意。”我说。
  “那管透明液体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时常被它吸引,明明是透明的,仔细看,却像有轻絮漂浮。
  “琥珀胆碱,和注射死刑用的东西差不多,直接导致呼吸麻痹。剂量够就能杀人。”
  “琥、珀、胆、碱。”这四字组合有畸美。
  “是啊。”他干干地笑起来,嘴巴咧起来,喉咙里发出一串咳嗽似的声音,他时常这么笑,“到后来你就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这不过是一份工作,本质上我们做的是收垃圾的活儿,连分类都不做。你今天手脏了,过段时间你会发现不仅手脏了,心硬了,人渐渐不知怎么就不爱收拾了,散发臭气,你等着吧。”他的口氣没有起伏,听了却叫人生恨。
  我问他:“你杀过人吗?拿着这些东西,很容易杀人吧。”
  “没有。”他说,“没有。”他又小声说一遍,眼神躲开。
  我那日再没和他说话,怨念他,也憎恶自己,随波逐流,竟然沦落到杀生为生,做了屠夫,日日流窜于市。我们两个不声不响地把接下来的活儿做了,他把我送回住处,驱车离去。我躺在床上,总是想,明天就不做了,离开卢喆,去找份体面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在有着落地玻璃窗的办公室里,中央空调冬暖夏凉,养一盆绿萝,悉心照料,只和同事来往,每天开会、发邮件、打电话、写总结,周末去吃火锅。曾经那么厌倦的生活,忽然变得生机勃勃,虽然枯燥,至少不必每天奔波,一遍又一遍地向人递送死亡的讯息。但每天早晨我醒来,依然按例去襄阳公园等卢喆。九点钟,他的灰色尼桑一定会拐个弯儿,正好停在我的面前。我脚步轻快地上前,拉开车门,坐好,拿出记事本,把要去的地址在手机地图上一一标注,计算好最佳路线,奔赴一个又一个的“活儿”。夜间,一起回到松江的火葬小屋,焚化尸体,时常忙到半夜。《大悲咒》的诵声如同漂浮的尘,在空气中画着无尽的圈。我仍然能够听见漏气的声音,悠长嘶哑的吱吱声,无处不在。幻听,我知道,可还是怀疑自己身处一个正在漏气的巨大气球之中,等到气放得差不多了,我也会被封死其中,就像被松脂选中的昆虫。
  你一定乐在其中。卢喆冷冰冰地指出。
  我说,我没有一刻不想挣开,但是事情赶着事情,脱不开手,明天我就走。这话我说到腻烦,说到后来自己也发笑。我在他的身边待了整整一年,比预期长得多,从冬天又回到冬天。虽然我没有兽医执照,也学会计算剂量—每千克体重1.5毫升巴比妥钠或1毫升40%硫酸镁溶液做麻醉,熟稔地将药水打进它们的腿部或者腹腔。我最喜欢的方式是腹腔注射,手摁在动物柔软的肚皮,那里排布着整齐的乳头,袒露粉色的皮肤,在柔软里找到最柔软,针头刺破肚皮,仿佛不是在索命,而是在治愈。死亡被包上一层糖衣,打针的动作简洁利落,让人忽略最后的结果。我平静地看它们回光返照,继而沉入永夜。
  我总是忘记安慰死者。卢喆告诉我,尽管和它们语言不通,送别的话语不能忘,随便说点什么都好,但不能不说,濒死那一刻,它们什么都听得懂。卢喆在这一点上比我认真,且耐心。他抱着那些濒死的动物低语,语意真诚而干燥,是真正的送行,与之相比,我做得仓促敷衍。但这就是矛盾的地方,假如卢喆果真珍爱生命,怎么会接下那些“脏活儿”,一般的兽医可不屑于做这些事情。
  这个活儿干多了,恍惚真以为自己有权力决定生死,以至于在路上看到病弱的流浪猫狗,甚至步履蹒跚的老人,那念头也会钻进脑子里:差不多了,苟活无益,让我送你们上路。这个念头有过一,就会有二,直至蜂拥而来,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克制。我不知道卢喆是否有过这个念头,但他几乎没有表露过。他话也不多,尽管我们总在一块,坐在一辆车里,可我们并不在一个世界。他在一个更远更荒凉的所在。
  我处死过此生见过的最漂亮的动物—一条名为Luka的德国牧羊犬,豢养在优渥家庭的宠物,血统纯正,褐色眼睛如同沉潭,走起路来威武生风,体型完美,皮肤和肌肉都像经过精准计算。它是赛犬届的传奇,主人特别为它定做一面玻璃柜来陈列奖杯和奖牌,放置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Luka虽已八岁,还很健壮,无灾无病,只因主人迁居国外,不便携带,也不能容忍它成为别人的宠物,就找到我们。火化完的骨灰,将被压成一颗钻石,镶成戒面,戴在主人的无名指上。Luka正在玩球,它叼着球,头一甩,将球甩出去,又奔过去叼回来,如此反复,享受作为狗的纯粹快乐。Luka的主人是个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皮肤如猪油脂一般白滑。他动情地说,你们瞧瞧,它多美啊。我们三人站在台阶上,看着Luka玩球,足二十分钟。它一刻不停,精力旺盛,对自己即将变成钻石毫不知情。这算是脏活儿,卢喆说,你来还是我来,我于心不忍,让他动手。但见Luka蹲在庭院,昂首挺胸,好奇而机敏地看着我们做准备,我心似乎被牵动,跑去对卢喆说,我来。我蹲下去,抚摸Luka的额头、耳朵、下巴、脖子,感受它毛发的柔软,与它低语,告诉它,不用害怕,根本不痛,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一直低声重复这句话。Luka微微别着头,眨眼睛,或听懂了,或没听懂。我轻拍它头,又说了几句对不起。打完麻醉针后,它站起来,摇摇晃晃,爬上楼梯,趴到主人脚边,下巴贴紧地面,闭起眼睛,睡着了。我走过去,把毒药打进它的身体,毒素立刻会发挥作用,流遍全身,让它在沉重的睡眠中窒息。卢喆曾对我说过,麻醉只是让它们无法行动,也许它们全程清醒,就像把它们锁进小棺材,又迅速地抽掉棺材里的空气。
  车后载着Luka的尸体,我像是打碎了昂贵的水晶杯,杯子落在地面,一声脆响,尖锐刺耳,却让人想一听再听。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装修得像是澡堂,装有挂衣钩、淋浴喷头,进去的人还能领到毛巾和肥皂,脱得干净,准备洗澡,淋浴喷头里喷出的却是毒气。”我也干干地笑起来,说:“我现在也是打开毒气阀门的人。”
  卢喆问:“怎么说起这个?”
  我说:“想起来就说了。你为什么放弃做医生?”   卢喆说:“兽医也是医生。”
  我说:“你从来不治病。”
  “死和生一样有意义。”卢喆说,“我们有意忽略这一点。”
  “那不一样。”我反驳,又懒得继续找话说。
  卢喆说得没错,我早就乐在其中,手很稳,心中也无丝毫游移。说起来不过是给动物送终,日久天长,心里还是反反复复在刀上滚,直至长出厚茧,不忍与愧悔都被遮蔽在这层厚茧之下。还没到夏天,我已晒得煤黑,贪图轻省,剃了寸头,又因为饮食不规律,飞速发胖,白大褂变得像卢喆那件一样黄,沾满无法洗净的污渍。我需要花点力气才能回想起一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卢喆却没有什么变化,和南浦大桥路边撒野尿时一样,散发着难以名状的气味。那味道我身上也有,它仍然不断刺激着我的鼻腔。我尝不到味道,菜和肉只有口感的区别,吃饭只是果腹,囫囵地吞下去。
  时间也模糊了,仿若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季节,城市在我眼中消隐一半,只有街道,以及缀在道路上作为终点也作为起点的“活儿”。我们一遍遍敲开陌生人的门,就像敲开一个个黑洞。到了夏天,车厢被烈日一烤,后备箱里的尸体迅速腐烂,那个味道的确叫人终身难忘,蛆虫孵化,每个星期能清理出一小把蝇蛹,车里面总是有一两只苍蝇,驱不走,打不死。我很久都没有放假,偶尔也会碰到没有活儿的日子,一个人出门逛,走到人群里去,地铁站、商场、公园,这些地方,发现自己看不清人的面孔,高矮胖瘦美丑。一个姑娘走过来,无法分辨她是否美丽,衣着是否时髦,并非是说我得了脸盲症,而是突然失去了坐标,只剩下了一些简易粗糙的标准:年轻的、老迈的、健康的、生病的、活着的、死去的。有一次独自在街头行走,也许是走在嘉善老市的巷子里,有几个孩子在挂彩灯,筹备着什么节日。我站住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极度无聊,无所适从,只得折回家去,坐在沙发里。我认定自己患上了某种难以痊愈的精神痼疾。我想卢喆肯定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发生爱情。现在,距离我离开卢喆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我能看见您烫得笔挺的警服、额头上轻微的皱纹、厚而阔的嘴唇。我好多了,但不太可能痊愈。
  秋天,我们在宝山见证一场车祸,就发生在眼前。一辆飞驰的货车撞到横穿马路的电动车。骑电动车的人飞出去十几米,在空中画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重重跌落在道路中央。另一辆货车来不及刹车,直接碾过那人的颅骨和胸腔,发出扑哧的声音,像扎破一个瘪掉的气球。那一声我听得分明。我们把车停下来,隔着车窗看着地上,人已稀烂到难以辨认,只剩被压扁的轮廓。我舔了舔嘴唇,似乎有脑浆蹦落在上面,却没有尝到味道。我们走吧。我说。他发动了汽车。过了大概五分钟,我又让他停车,两边是茂盛的蓖麻,比人还高,下车走了几步,唾液咸咸地泌出来,盈满口腔,胃里翻搅,口鼻窒息。我扶着路灯的柱子干呕。卢喆跑上来,给我递水。我喝一口,水也是咸的。
  “我要走了。”我对卢喆说,“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
  他沉默一会儿,问:“今天还有几个活儿?”
  我说:“两个。”
  他找出订单,打电话过去,将手术推迟到明日,空出一个下午。他说,去喝酒。我们驾车去外滩的啤酒屋。两个穿着脏污白大褂、蓬头垢面的人走进去,坐在沿街的位置,引人侧目。然而我们浑不在意,将酸得发苦的柠檬挤进酒瓶,一口气喝到了底。又各自点了一瓶,握着酒瓶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人抽烟,许多人说话,配合音乐,混成含糊不清的一团嗡嗡声,热闹滚沸。我迷醉似的眯起眼睛,被热闹蜇得有点痒。如果是从前,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不自觉地快乐,但那日隔岸观火,只感受到微微热意。傍晚风起,江对面的灯火即将亮起,变幻的浮丽的温暖的,纵欲过度的,眼前的一切像一个裹在肥皂泡里的梦核,而我们从这个肥皂泡里钻了出来,再也回不去。卢喆说,没想我会在他身边待那么久,眨个眼快一年。我点点头,时间确实过得太快。他犹豫一阵,要不要继续往下说。其实我们之间话并不多,他总是没什么要对我说,我也没什么要对他说,但并非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坐在车里,许多想法都投掷在空气里,即便不发一言,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彼此。
  他说:“你问过我有没有杀人,杀人这个词不合适。”他停顿一下,说:“我曾为一个孩子实施过安乐死。那之后我就离开了医院。”
  我问他,是不是被医院查到了。
  他说,没有。
  现在我将这个故事转述给您。
  那个孩子转进医院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她患有非常罕见的皮肤增生,左脸的皮肤瘤生得拳头那么大,像个热带的丑陋野兽,胸口和背部都因为增生而畸形,多出的皮肤像一层层泡沫,附着在她身上,遮盖了本来面目。夜里,因为后背上高起瘤块,她只能坐着睡觉。这是一种基因缺陷造成的疾病,无法治疗。她才十四岁,到医院来是为了做一个面部整形的手术,好保住她的左眼,她的右眼已经被吞没。随着年纪增长,皮肤增生的速度越来越快,好像身体里有个开关忘记关掉,一层层翻涌,但她的母亲不想放弃。多年来,他们一直辗转在各个医院,寻求治疗,因为疾病,这孩子也没法上学,医生和家人都不知道她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毋庸置疑,情况肯定会越来越糟糕。
  卢喆中午在医院小花园的长凳上吃午饭,这个小女孩走过来,因为身体畸形,她走得很慢,坐在他的身边。他拿了个橘子给她。她接过来,放在手心里,迟迟没有剥。他想可能是因为她的手指早就粗大变形,因而又伸出手去把橘子拿回来,剥好放回她的手心。那个女孩子吃了橘子,眼睛却不看他,说:“我很可怜吧,连个橘子都剥不开。”卢喆没说话,得了这样的病确实可怜。他想安慰她,于是摸了摸那孩子的头,但那密集乳突状的增生皮肤着实让他不舒服了一会儿。
  之后那几天,每次他在小花园吃饭,那孩子都会坐过来。熟络之后,她给他看她以前的画。在手指还能握住笔时,她经常会坐在窗前画画打发时间,画的是医院里最常见的场景,都是简易的素描,空空荡荡的走道、满满当当的停车场、值夜的护士、侧躺着露着半截屁股的病人,画里有幽默。卢喆觉得很可惜,这孩子人生的可能性都被夺走了,有一只巨蟒正在吞噬她,总有一天会把她全部吃尽。他想让她高兴一些,便问她,有什么愿望。那孩子想了想,说,她想死,想了很久。卢喆有些意外,也不算吃惊,只是笑笑,说,这个愿望他可满足不了。那孩子仅剩的一只眼睛看过来,里面星光黯淡。卢喆動摇了,说,也不是毫无办法。医学院里待了七年,最知道人是脆弱的动物。那孩子嘴角艰难地抽动,卢喆知道她在笑。“要是能吃着糖死掉就好了。”那孩子说。   卢喆和她相处越久,对她就越同情,看着她如何被肉身纠缠和拖累,如陷沼泽,所有人都无能为力。他在办公室里,一个男同事说,那孩子是很难得的病例,遗体一定要拿来做病理解剖。卢喆听了,破口大骂,摔门而去,跑到小花园坐了半天,气都没顺过来。隔天他和那孩子又在小花园相聚,他问她怕不怕死。那孩子笑着说,不怕。卢喆说,他可以帮她,前提是,她必须十分确定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她的父母也必须同意。他冲昏了头,根本就没去想后果。
  过了几天,那孩子的父母过来突然给她办了退院手续,三人一起离开医院。卢喆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那孩子,她说,就等你了。卢喆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说服她父母的。
  他带着全套的家伙什儿,路过花店时,被莹莹白菊打动,包了十几朵,抱着去了那孩子家。那个家早就四壁空空,但布置得相当整洁。她妈妈接过了花,送到那孩子的面前。她把整张面孔都扎进去,深深嗅了一口,说,真香。四个人坐在客厅了,只有那孩子情绪激动,简直有些手舞足蹈,而她的父母都沉默不语,眼圈泛红,仍不知如何应对。
  那孩子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卢喆说:“等你准备好。”
  那孩子说:“我早准备好了,不过我得先吃个糖。”她一定要自己剥,缓慢而笨拙地把糖纸打开,拿出里面的糖果,放入口中,用舌头搅着糖,说,真是好吃。她那奇怪的模样,此番看起来也不怎么奇怪,增生的皮肤似乎泛着粉色。她坐在一张柔软的沙发上,垫了厚厚蓬松的靠枕,手臂伸出来。卢喆找到了静脉,打了麻醉,看着她沉沉睡去,又向她身体里注射了琥珀胆碱。数分钟后,那孩子停止了呼吸,那只无形巨蟒也停止了吞噬,这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奇怪的是,那孩子唯一的眼睛在半途睁开,怎么都无法闭上。卢喆靠近去看,好像听见她在说,我又不想死了,我想活回来。他被吓得一哆嗦。
  卢喆说,他那时候一点力气都没有,手垂着,木木地盯着那孩子的身体。不知和她的父母说了些什么,不知何时离开了那个房子,又怎么回到自己的住所。那段记忆被抽走了,过了很久,也许有一天还是两天。他回过神来,继而后怕,怕的是那孩子的父母跑去报案,指控他谋杀,不过这事儿终究没有发生。他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数日,直到那孩子的父母发信息给他,请他来参加葬礼。他没有去。那件事情之后,他始终觉得自己的作为和医生应奉行的准则背道而驰。他离开了医院,开始筹备做兽医。
  “还有一个感觉。”他说,“我确实被蛊惑了。”
  “被什么蛊惑?”我问。
  “我得想想。”他笑起来,说:“很难描述啊,就像把一艘破船往江心一推,然后看着它慢慢沉没—那种松快。”
  我们又点了两瓶酒,喝完之后,我步行了两个小时才到家,途中无所想,也只有松快的感觉,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也失去了我想失去的。
  那天之后,我又在卢喆身边待了两个月,从秋到冬,其实已经做得很勉强,时常想要从他身边逃走,正如之前所言,我快要耗尽了。最后一天是个阴湿的雨日,在此之前,雨已经下了十几天,我们奔赴一个活儿。因被雨水侵蚀,雨刷一路都发出病恹恹的嘎吱声。
  那是极大而复杂的小区,来时已是昏暗的傍晚,我们迷失其中,楼栋的标牌都生了锈,小区里的绿化树木野蛮生长,只好打电话给预约的客人。接电话的是位老妇,她来门口迎接我们。我们在门口等了十分钟,才看见一个精瘦的老妇人走过来,背折成一道小弓,低着头,走到面前才抬头,问说,是不是你们。卢喆说,是我们。
  我们跟着她往小区的深处走,穿过私自在绿化带开垦的花田和菜圃,冬日凋敝的玫瑰花丛,抵达沿河一座老房的一楼。她扭动钥匙,打开门,装修是三四十年前的式样,墙壁上贴着绿地锦蔓的墙纸,已褪成浅色,这房子整个儿都是灰的,像被潮水冲刷过。房间里没有猫狗的味道,我们做这行久了,鼻子一收,就知道家里有没有养宠物,连品种也都能闻出来。她说,能不能快一点。她打开卧室的门。我们向内看去,里面只有一张床,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上百张照片,一个老翁颤抖着坐在床沿,面对这些照片,茫然地看我们一眼,又低下头去。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惊惶,再看才发觉他可能并没有意识。
  老年痴呆吧,我猜。
  墙上的照片全是夫妇二人的合影,按照拍摄的时间排序,跨度得有五十年,从黑白到彩色,从天南到海北。老头年轻时很魁梧,现在只剩皱巴巴一团,老太收拾得清清爽爽,老来依旧。照片的背景一直在变,二人的姿势却几乎没有变过,牵着手,并列站立,看得出感情很好。阅览这些照片时,有被时间浸没的感觉。我觉得不祥,问老太,怎么不见狗呢。预约的时候说是给一条十二岁的患癌贵宾犬做安乐。她说,没有狗。她给我们倒上水,叫我们坐下。卢喆和我都没坐,也不接水,抱着手臂,等着她的下文。
  老太说:“你们能把我老伴安乐了吗?他现在是个空壳子,活着不如死了。”
  我们当然拒绝了。
  老太也站了起来,嗓子细细地说:“多少钱我都愿意。去年,他情况还没这么差,我给他反复讲讲,他还记得自己是谁、我是谁,记得自己爱吃什么、爱看什么。但一天天越来越不好,直到现在不死不活,认不得自己,也认不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吃喝拉撒没一样可以自理,话也讲不出,眼珠子都不会转了。他可怜,我也可怜。”她说完,往房间里看去。我跟随着她的目光,也往里看,老头也看过来,目光里全是灰烬,但又有些光芒似的。
  我们自然还是不同意,马上要出门。
  “为什么就碰不到一个愿意的呢?”老太的眼眶红起来。
  “这是杀人。”卢喆说。
  他没再说话,朝我看一眼。老实说,我动了杀心,举手之劳,可以免掉一个老妇人的麻烦,反正那个人无知无觉,已经失去了意识,也没有了人世的牵连,现在和个木头桩子有什么区别?活着只是徒增亲人的痛苦。人不能这样活着,我兀自想着,頭晕目眩。忽然觉得双脚冰凉,墙纸上的锦蔓爬下来,想要缠住我,我使劲跺了两脚,它们又缩了回去。
  “你怎么了?”卢喆问我。   “不舒服,我先走了。”我走出门去,天已经完全黑了,雨不小,路灯稀少,路面昏暗,我走到停车场,在车里坐着。过会儿卢喆回来,坐到我的旁边。我说,太冷了,雨下个没完,半个月没有放晴,我快发霉了。卢喆说,是好久没见着太阳。
  我问他:“怎么样了?”
  他说:“安抚了一下老太太。”
  我说:“你没有把老头给……”
  “没有。”他矢口否认。
  “累。”我说。
  卢喆伸出手来,想拍拍我的头,但他又缩回去,说:“那你睡一会儿。”
  我迷迷糊糊睡过去,过了没多久,老太又来敲车窗,站在外面不肯离去。卢喆转过头来对我说,算了吧,就当可怜她,我们接下这个活儿吧。我已察觉出这是个梦,因为时间又倒回白日,天上挂着太阳,下着不属于冬日的暴雨。我們走入雨中,雨却落不到我们身上,回到那个屋子。那些锦蔓不知何时爬满地面,织成一条轻软的绿毯,走在上面,竟然吱吱作响。老头仍旧无知无觉地坐在床沿,眼神木讷。老太太过去,扶他躺下。卢喆计算好药量,让陈太撸起老头的袖子,老头长期营养不良,手臂纤细,苍白如纸,血管萎缩。我们花费了半天的时间才找到静脉。老头的呼吸很快慢下来,细若游丝,直至消失。老太不知哪里去了,房间里只有我和卢喆,对着一具尸体。尸体的表面沁出水珠,变为绿色,长满天鹅绒般柔软的青霉,身体迅速胀大成冰凉的一团。我们来不及逃走,被挤到墙壁上,几乎无法呼吸。过了没一会儿,那副身体轰然爆炸,散作一片紫色的孢子。我在梦中对卢喆绝望地喊:完蛋了,我们吸入过量的孢子。卢喆说:这孢子就是我们带来的。
  空气潮湿,绞着经年无解的气味,把我呛醒。醒来发现卢喆也闭上了眼,他睡得很深。雨下大了,雨点子敲在车身上,是轻灵密集的鼓点。我将白大褂脱下来,像轻轻蜕掉一层皮,把这件已经无法漂洗干净的白衣放在座椅上,打开车门,又轻轻合上,冒雨离去。还没有走到地铁口,领口已经湿透。回到家,头发还湿着,倒在床上囫囵睡着,竟连个梦也没有。第二天早晨,七点半醒来,走到窗边看了一个小时的雨,絮雨纷纷不止,顶上一片浅灰色乌云,不冷,只是阴湿,微微寒意,弥漫天地,逃无可逃。九点钟卢喆打个电话来,问我要不要继续。我说,不了,谢谢。他说了几句祝福的话,隔了几秒,又说,再会,挂掉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发了会儿呆,去楼下吃了顿热饭。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关于卢喆,我知道的事情只有这么多,他究竟去了哪里,我并不知晓。我以为他会一直过着那样的生活。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请喝茶。我以为警察都没有什么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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