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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很早就有了农耕的历史,《辽史》记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1]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帝国之后,亦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纠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2]太宗更是将农业视为军国要务的重中之重,会同八年(公元946年),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3]上深然之。是年,诏徵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4]待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辽的历代统治者更视农业为国之第一要务。
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增加了赋税,大力发展农业,更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1)命诸道教民种树,种植桑麻,开垦圹田或募民耕种荒地;(2)贷给贫苦农民耕牛、种子、农具和粮食,减免租赋;(3)禁止富室放高利贷盘剥农民;(4)禁止各军官非时放牧妨农;(5)灾荒时给予补救、免租,赈济及设置义仓备荒;[5](6)通括户口。《辽史》记载了很多,如:《辽史》卷七十七《耶律挞烈传》载:“会同间,为边部令稳。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载:“统和十三年六月丁丑,诏减前岁括田租赋。”《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载:“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等等。这样既巩固了契丹族统治,又增加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辽西京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条件,即盆地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宜人,十分适合农业发展。加之统治者的鼓励政策和当地人民的勤劳,西京的农业经济在有辽一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西京地区地处与宋朝和西夏的交界处,经常会有战争,有诗云:“父子尽从蛇阵殁,弟兄空望雁门悲。”[6]战争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所以人民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会造成大量的劳动力逃逸,耕地自然也会荒废,帝国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恢复生产力,经常会制定一些鼓励的措施,如:“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又敕:诸州有逃户在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之一分。诈认者罪之。”[7]从这条史料中还可以看出,为了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已经开始鼓励“番”人转为农业人口了,这里的“番”人应该包括了契丹、沙陀、党项等西京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而且在西京的辽墓中出现了铁农具,如在山西省天镇县夏家沟地出土文物中,有不少辽代的铁器,如铡刀、车辖、羊毛剪、车穿(直径8寸、5寸各一个),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内,足见辽时铁器已经普遍用于农业、畜牧业和运输业了。[8]同时也可以说明西京地区的“番”人已经开始转变生产方式,意味着这些民族的人口开始了自己的封建化进程,是民族融合在生产领域的重要体现。
另外,古代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发展还经常遭遇天灾或者人祸,辽统治者为稳定统治,收拢人心,采取减免租赋等措施,以鼓励农业生产,例如:“统和十年(公元992年)二月壬午,免云州租赋。……辛卯,给复云州流民。……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给复三年。……八月癸亥,观稼,仍遣使分阅苗稼。”[9]“寿隆元年春正月乙卯,振奉圣州贫民。二年春正月辛酉,市牛给乌古、敌烈、隈乌古部贫民。……六年二月癸丑,出绢赐五院贫民。”[10]此外,还选拔负责任的官员出任当地的官员,稳定人心,发展生产。重熙十五年,杨佶“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境内亢旱,苗稼将槁。视事之夕,雨泽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苏我?上天降雨。谁其抚我?杨公为主。’漯阳水失故道,岁为民害,乃以己俸创长挢,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辕泣送”。[11]兴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御清凉殿宴劳之。
在自身无法解决发展的问题之时,帝国的统治者们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将危机转嫁,让宋帝国为其输送血液。《老学庵笔记》载:“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朔,本皆中国也,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戌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讬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元议……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12]既减轻了自己的境内人民的负担,又起到了收获人心、发展农业的双重功效。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辽帝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西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因此在国内其他地区遭受灾害之时,西京成为其重要的救灾粮食基地。统和元年九月癸丑朔,“以东京、平州旱、蝗,诏振之。乙卯,谒永兴、长宁、敦睦三宫。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请权停关征,以通山西易,从之”。[13]甚至在战乱年间资助宋朝的边军将士,“保宁七年(公元975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14]
从辽西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可以看出,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程是当地各民族封建化进程的一个历程,他们从游牧人口或者其他类型的人口转向了农业,成为了农业人口,基本上消除了民族间的标志,从生产领域融为一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15]随着经济生活的转变,其他方面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于是“番”人开始读书,从事宗教活动,从文化上和信仰上实现彼此间的认同。在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到或者基本看不到有关他们的记载,可能的合理解释便是:他们融入了当地的农业社会,接受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彼此之间认同,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融入汉族之中。”[16]从而实现民族融合。
参考文献:
[1][2][4][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4.
[3][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5]曹冠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52.
[6]陈述輯校.全辽文(卷十二)·无题佚句.中华书局,1982.
[7]辽史拾遗(卷六).
[8]乔志强.山西制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89.
[9](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中华书局,1974.
[10][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六)·道宗纪六.中华书局,1974.
[11][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八十九)·杨佶.中华书局,1974.
[1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16.
[13][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十)·圣宗纪一.中华书局,1974.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人民出版社,1972:222.
[16]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31.
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增加了赋税,大力发展农业,更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1)命诸道教民种树,种植桑麻,开垦圹田或募民耕种荒地;(2)贷给贫苦农民耕牛、种子、农具和粮食,减免租赋;(3)禁止富室放高利贷盘剥农民;(4)禁止各军官非时放牧妨农;(5)灾荒时给予补救、免租,赈济及设置义仓备荒;[5](6)通括户口。《辽史》记载了很多,如:《辽史》卷七十七《耶律挞烈传》载:“会同间,为边部令稳。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载:“统和十三年六月丁丑,诏减前岁括田租赋。”《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载:“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等等。这样既巩固了契丹族统治,又增加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辽西京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条件,即盆地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宜人,十分适合农业发展。加之统治者的鼓励政策和当地人民的勤劳,西京的农业经济在有辽一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西京地区地处与宋朝和西夏的交界处,经常会有战争,有诗云:“父子尽从蛇阵殁,弟兄空望雁门悲。”[6]战争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所以人民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会造成大量的劳动力逃逸,耕地自然也会荒废,帝国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恢复生产力,经常会制定一些鼓励的措施,如:“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又敕:诸州有逃户在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之一分。诈认者罪之。”[7]从这条史料中还可以看出,为了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已经开始鼓励“番”人转为农业人口了,这里的“番”人应该包括了契丹、沙陀、党项等西京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而且在西京的辽墓中出现了铁农具,如在山西省天镇县夏家沟地出土文物中,有不少辽代的铁器,如铡刀、车辖、羊毛剪、车穿(直径8寸、5寸各一个),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内,足见辽时铁器已经普遍用于农业、畜牧业和运输业了。[8]同时也可以说明西京地区的“番”人已经开始转变生产方式,意味着这些民族的人口开始了自己的封建化进程,是民族融合在生产领域的重要体现。
另外,古代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发展还经常遭遇天灾或者人祸,辽统治者为稳定统治,收拢人心,采取减免租赋等措施,以鼓励农业生产,例如:“统和十年(公元992年)二月壬午,免云州租赋。……辛卯,给复云州流民。……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给复三年。……八月癸亥,观稼,仍遣使分阅苗稼。”[9]“寿隆元年春正月乙卯,振奉圣州贫民。二年春正月辛酉,市牛给乌古、敌烈、隈乌古部贫民。……六年二月癸丑,出绢赐五院贫民。”[10]此外,还选拔负责任的官员出任当地的官员,稳定人心,发展生产。重熙十五年,杨佶“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境内亢旱,苗稼将槁。视事之夕,雨泽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苏我?上天降雨。谁其抚我?杨公为主。’漯阳水失故道,岁为民害,乃以己俸创长挢,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辕泣送”。[11]兴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御清凉殿宴劳之。
在自身无法解决发展的问题之时,帝国的统治者们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将危机转嫁,让宋帝国为其输送血液。《老学庵笔记》载:“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朔,本皆中国也,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戌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讬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元议……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12]既减轻了自己的境内人民的负担,又起到了收获人心、发展农业的双重功效。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辽帝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西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因此在国内其他地区遭受灾害之时,西京成为其重要的救灾粮食基地。统和元年九月癸丑朔,“以东京、平州旱、蝗,诏振之。乙卯,谒永兴、长宁、敦睦三宫。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请权停关征,以通山西易,从之”。[13]甚至在战乱年间资助宋朝的边军将士,“保宁七年(公元975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14]
从辽西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可以看出,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程是当地各民族封建化进程的一个历程,他们从游牧人口或者其他类型的人口转向了农业,成为了农业人口,基本上消除了民族间的标志,从生产领域融为一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15]随着经济生活的转变,其他方面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于是“番”人开始读书,从事宗教活动,从文化上和信仰上实现彼此间的认同。在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到或者基本看不到有关他们的记载,可能的合理解释便是:他们融入了当地的农业社会,接受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彼此之间认同,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融入汉族之中。”[16]从而实现民族融合。
参考文献:
[1][2][4][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4.
[3][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5]曹冠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52.
[6]陈述輯校.全辽文(卷十二)·无题佚句.中华书局,1982.
[7]辽史拾遗(卷六).
[8]乔志强.山西制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89.
[9](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中华书局,1974.
[10][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六)·道宗纪六.中华书局,1974.
[11][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八十九)·杨佶.中华书局,1974.
[1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16.
[13][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十)·圣宗纪一.中华书局,1974.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人民出版社,1972:222.
[16]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