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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很早就有了农耕的历史，《辽史》记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１］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帝国之后，亦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纠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2］太宗更是将农业视为军国要务的重中之重，会同八年（公元946年），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3］上深然之。是年，诏徵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4］待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辽的历代统治者更视农业为国之第一要务。
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增加了赋税，大力发展农业，更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1）命诸道教民种树，种植桑麻，开垦圹田或募民耕种荒地；（2）贷给贫苦农民耕牛、种子、农具和粮食，减免租赋；（3）禁止富室放高利贷盘剥农民；（4）禁止各军官非时放牧妨农；（5）灾荒时给予补救、免租，赈济及设置义仓备荒；［5］（6）通括户口。《辽史》记载了很多，如：《辽史》卷七十七《耶律挞烈传》载：“会同间，为边部令稳。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载：“统和十三年六月丁丑，诏减前岁括田租赋。”《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载：“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等等。这样既巩固了契丹族统治，又增加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辽西京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条件，即盆地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宜人，十分适合农业发展。加之统治者的鼓励政策和当地人民的勤劳，西京的农业经济在有辽一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西京地区地处与宋朝和西夏的交界处，经常会有战争，有诗云：“父子尽从蛇阵殁，弟兄空望雁门悲。”［6］战争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所以人民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会造成大量的劳动力逃逸，耕地自然也会荒废，帝国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恢复生产力，经常会制定一些鼓励的措施，如：“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又敕：诸州有逃户在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之一分。诈认者罪之。”［7］从这条史料中还可以看出，为了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已经开始鼓励“番”人转为农业人口了，这里的“番”人应该包括了契丹、沙陀、党项等西京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而且在西京的辽墓中出现了铁农具，如在山西省天镇县夏家沟地出土文物中，有不少辽代的铁器，如铡刀、车辖、羊毛剪、车穿（直径8寸、5寸各一个），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内，足见辽时铁器已经普遍用于农业、畜牧业和运输业了。［8］同时也可以说明西京地区的“番”人已经开始转变生产方式，意味着这些民族的人口开始了自己的封建化进程，是民族融合在生产领域的重要体现。
另外，古代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发展还经常遭遇天灾或者人祸，辽统治者为稳定统治，收拢人心，采取减免租赋等措施，以鼓励农业生产，例如：“统和十年（公元992年）二月壬午，免云州租赋。……辛卯，给复云州流民。……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给复三年。……八月癸亥，观稼，仍遣使分阅苗稼。”［9］“寿隆元年春正月乙卯，振奉圣州贫民。二年春正月辛酉，市牛给乌古、敌烈、隈乌古部贫民。……六年二月癸丑，出绢赐五院贫民。”［１0］此外，还选拔负责任的官员出任当地的官员，稳定人心，发展生产。重熙十五年，杨佶“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境内亢旱，苗稼将槁。视事之夕，雨泽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苏我？上天降雨。谁其抚我？杨公为主。’漯阳水失故道，岁为民害，乃以己俸创长挢，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辕泣送”。［１1］兴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御清凉殿宴劳之。
在自身无法解决发展的问题之时，帝国的统治者们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将危机转嫁，让宋帝国为其输送血液。《老学庵笔记》载：“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朔，本皆中国也，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戌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讬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元议……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１2］既减轻了自己的境内人民的负担，又起到了收获人心、发展农业的双重功效。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辽帝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西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因此在国内其他地区遭受灾害之时，西京成为其重要的救灾粮食基地。统和元年九月癸丑朔，“以东京、平州旱、蝗，诏振之。乙卯，谒永兴、长宁、敦睦三宫。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请权停关征，以通山西易，从之”。［１3］甚至在战乱年间资助宋朝的边军将士，“保宁七年（公元975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１4］
从辽西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可以看出，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程是当地各民族封建化进程的一个历程，他们从游牧人口或者其他类型的人口转向了农业，成为了农业人口，基本上消除了民族间的标志，从生产领域融为一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１5］随着经济生活的转变，其他方面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于是“番”人开始读书，从事宗教活动，从文化上和信仰上实现彼此间的认同。在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到或者基本看不到有关他们的记载，可能的合理解释便是：他们融入了当地的农业社会，接受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彼此之间认同，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融入汉族之中。”［１6］从而实现民族融合。
参考文献：
［1］［2］［4］［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4.
［3］［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5］曹冠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52.
［6］陈述輯校.全辽文（卷十二）·无题佚句.中华书局，1982.
［7］辽史拾遗（卷六）.
［8］乔志强.山西制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89.
［9］（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中华书局，1974.
［10］［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六）·道宗纪六.中华书局，1974.
［11］［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八十九）·杨佶.中华书局，1974.
［1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16.
［13］［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十）·圣宗纪一.中华书局，1974.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人民出版社，1972：222.
［16］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31.
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增加了赋税，大力发展农业，更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1）命诸道教民种树，种植桑麻，开垦圹田或募民耕种荒地；（2）贷给贫苦农民耕牛、种子、农具和粮食，减免租赋；（3）禁止富室放高利贷盘剥农民；（4）禁止各军官非时放牧妨农；（5）灾荒时给予补救、免租，赈济及设置义仓备荒；［5］（6）通括户口。《辽史》记载了很多，如：《辽史》卷七十七《耶律挞烈传》载：“会同间，为边部令稳。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载：“统和十三年六月丁丑，诏减前岁括田租赋。”《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载：“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等等。这样既巩固了契丹族统治，又增加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辽西京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条件，即盆地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宜人，十分适合农业发展。加之统治者的鼓励政策和当地人民的勤劳，西京的农业经济在有辽一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西京地区地处与宋朝和西夏的交界处，经常会有战争，有诗云：“父子尽从蛇阵殁，弟兄空望雁门悲。”［6］战争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所以人民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会造成大量的劳动力逃逸，耕地自然也会荒废，帝国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恢复生产力，经常会制定一些鼓励的措施，如：“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又敕：诸州有逃户在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之一分。诈认者罪之。”［7］从这条史料中还可以看出，为了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已经开始鼓励“番”人转为农业人口了，这里的“番”人应该包括了契丹、沙陀、党项等西京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而且在西京的辽墓中出现了铁农具，如在山西省天镇县夏家沟地出土文物中，有不少辽代的铁器，如铡刀、车辖、羊毛剪、车穿（直径8寸、5寸各一个），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内，足见辽时铁器已经普遍用于农业、畜牧业和运输业了。［8］同时也可以说明西京地区的“番”人已经开始转变生产方式，意味着这些民族的人口开始了自己的封建化进程，是民族融合在生产领域的重要体现。
另外，古代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发展还经常遭遇天灾或者人祸，辽统治者为稳定统治，收拢人心，采取减免租赋等措施，以鼓励农业生产，例如：“统和十年（公元992年）二月壬午，免云州租赋。……辛卯，给复云州流民。……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给复三年。……八月癸亥，观稼，仍遣使分阅苗稼。”［9］“寿隆元年春正月乙卯，振奉圣州贫民。二年春正月辛酉，市牛给乌古、敌烈、隈乌古部贫民。……六年二月癸丑，出绢赐五院贫民。”［１0］此外，还选拔负责任的官员出任当地的官员，稳定人心，发展生产。重熙十五年，杨佶“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境内亢旱，苗稼将槁。视事之夕，雨泽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苏我？上天降雨。谁其抚我？杨公为主。’漯阳水失故道，岁为民害，乃以己俸创长挢，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辕泣送”。［１1］兴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御清凉殿宴劳之。
在自身无法解决发展的问题之时，帝国的统治者们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将危机转嫁，让宋帝国为其输送血液。《老学庵笔记》载：“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朔，本皆中国也，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戌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讬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元议……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１2］既减轻了自己的境内人民的负担，又起到了收获人心、发展农业的双重功效。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辽帝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西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因此在国内其他地区遭受灾害之时，西京成为其重要的救灾粮食基地。统和元年九月癸丑朔，“以东京、平州旱、蝗，诏振之。乙卯，谒永兴、长宁、敦睦三宫。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请权停关征，以通山西易，从之”。［１3］甚至在战乱年间资助宋朝的边军将士，“保宁七年（公元975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１4］
从辽西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可以看出，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程是当地各民族封建化进程的一个历程，他们从游牧人口或者其他类型的人口转向了农业，成为了农业人口，基本上消除了民族间的标志，从生产领域融为一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１5］随着经济生活的转变，其他方面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于是“番”人开始读书，从事宗教活动，从文化上和信仰上实现彼此间的认同。在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到或者基本看不到有关他们的记载，可能的合理解释便是：他们融入了当地的农业社会，接受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彼此之间认同，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融入汉族之中。”［１6］从而实现民族融合。
参考文献：
［1］［2］［4］［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4.
［3］［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5］曹冠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52.
［6］陈述輯校.全辽文（卷十二）·无题佚句.中华书局，1982.
［7］辽史拾遗（卷六）.
［8］乔志强.山西制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89.
［9］（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中华书局，1974.
［10］［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六）·道宗纪六.中华书局，1974.
［11］［元］脱脱等撰.辽史（卷八十九）·杨佶.中华书局，1974.
［1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16.
［13］［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十）·圣宗纪一.中华书局，1974.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人民出版社，1972：222.
［16］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