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弓的作品《胡同里的八哥儿》，巧借一只八哥儿为我们演绎出一段沉重的历史，勾画出性格鲜明的人物，传达出时代的风云多变，展示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八哥儿是结构全篇的线索。其实，就一只八哥儿而言，它是单纯的，既无好恶之分亦无美丑之辨，它在学舌时，也只是充当了人的传声筒而已。但写鸟是为了写人，在小说中主要是为了刻画刘祥这个人物。应该说在整篇小说中，刘祥是个灵魂人物，而且就那个时代而言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旧中国战乱年代普通市民典型。
　　首先，在他身上凝聚着人民大众所具有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大义。但小说没有说教，而是抓住了八哥儿学说“八格牙路”这一典型细节。当日寇铁蹄践踏中国河山之时，“八格牙路”不再是一种打趣或逗笑，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内涵，那就是侵略性和欺侮性。也正因此，刘祥变着法子让八哥儿屙出东洋话和敲着铜盆警告街坊邻里，就成为一种市民化、自觉化的爱国行为了。其次，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对西方文明景仰和艳羡的成分，他在同“我”打趣时说的“叫它也戴戴博士帽”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作为人力车夫，他走街串巷，是很能感受到西方的发达的，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可以飞扬跋扈，与其国力强盛有关，这是他教八哥儿学说“古德毛宁”的心理基础。同时，作为人力车夫，他服务的对象多是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洋人，他们之间是佣人与雇主的关系，也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处于这样一种劣势，他在潜意识中自然会痛恨富人、洋人，这也就是他与老蔡争辩时，说“让它给咱中国人请安”的思想基础。应该说，在他思想中有一个遥远的梦想：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富强了，中国人也能当家作主，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人民大众的共同心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的典型性格写照。对西方文明的景仰和对西洋人的痛恨构成一种矛盾，但也正因思想中的这种矛盾，使得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样性得以体现，反而使人物显得真实可信，有血有肉。再次是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不满情绪，如小说末尾刘祥带着八哥儿到乡下避难时，用黑布罩蒙住鸟笼这一细节，把人物的典型心理传神地表达出来。耐人寻味的是，作为靠出卖劳力支撑生活的人力车夫刘祥，他饱受欺侮，缺少他人的关爱，却把全部心思、精力放在喂鸟上，自己每天喝胡辣汤，却让鸟吃鸡蛋黄，八哥儿就是他的“媳妇儿”，他的精神寄托，“只有它还能陪我说说话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漠。
　　与此同时，八哥儿也是一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像小说中的胡同、胡同口的胡辣汤等，都具有鲜明的民俗、民族特征，都准确地勾勒出三十年代古都开封的风俗画面。也正因此，我们可以说，八哥儿是作家精心构置的一个道具，八哥儿连同它的主人，成为旧中国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成为那个黑暗年代的一个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