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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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距我们不到200步
  马克思诞辰200年了。200年,似乎是个漫长的时间,因此,马克思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宇宙的年龄多大?170亿岁;地球的年龄多大?不到50亿岁;人类的年龄多大?大约200万岁;中华民族的年龄多大?5000岁,也许已到8000岁。用200与5000、200万、50亿、170亿比较一下,不就是眼睛一眨的瞬间吗?
  马克思说过,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万事万物,其实都是绵延不断、前后相继、此伏彼起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我们一样,都行进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降临于这个世界后,都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大变老的过程;每个人都是社会之人,既受着社会的制约,又都影响着社会。就此而言,我们与马克思恩格斯是一样的,概莫能外。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革命比作万里长征,到1949年时,还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按此标准计算,200年算几步?还不到10步。当然,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姑且把一年当一步,所以,马克思从诞生算起,距我们现在只有200步,如按他逝世的1883年计算,只有135步,不到200步,所以,距离并不遥远。
  不遥远,我们就有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不遥远,我们就可以对话;不遥远,我们就可以比较;不遥远,我们就可以共同切磋走过的道路、思考未来的旅途。
  当然,毕竟有200步的距离,所以,就有一定的时间差,当年的世界与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一定差异,当年的马克思与今天的我们也有一定差异。而且,我们也得承认,马克思比我们先走了200步。除了客观的时空距离外,就主观个体而言,当然也有先见之明,也有“老马识途”。所以,我们必须向马克思学习,对“老马”的智慧和经验不可小觑。
  “老马”与我们可以很亲近
  我称马克思为“老马”,并非高攀或不敬。因为当年就有人称马克思为“老马”。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们在1848年时就称他为“马老”了,当时马克思还不到30岁。
  与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人一样,马克思也有绰号。马克思的孩子们不叫他“父亲”,而叫他“摩尔”。“摩尔”来自希腊文,意为黝黑的,欧洲人常用以泛指黑皮肤的人。马克思长着一副较黑的面孔,特别是乌黑的头发和胡须,于是孩子们便给他取了个“摩尔”的绰号。他的朋友也这样叫他。
  想一想,如果我们和马克思互称“老马”、“老李”、小王、大刘,或尊称“马老”,那是多么随和,多么亲切!即使200步的时空距离,也会在这洋溢着生活气息的称呼中消失殆尽!
  一声“马老”或“老马”,告诉我们的是,马克思是人,不是神。马克思与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员。所以,我们来到世上,都要生活,都要工作,都有七情六欲,都有喜怒哀乐,都要面对生活的挑战,都要享受人生的乐趣。我们不能例外,马克思也不能例外。
  所以,生活中的马克思,与我们并无太大差异。
  马克思有爱情。他与燕妮从小就认识,17岁订婚,1843年25岁时结婚。燕妮比他大4岁,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他们生了7个孩子,但3个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马克思很爱燕妮,也很爱家庭。
  馬克思喜欢孩子,经常与孩子们嬉闹玩耍,常常一玩就是几个钟头。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全家都会去郊游。他曾经折叠了好多纸船,然后与孩子们一起放在水里演练海战。他还背着孩子与别人赛跑,让孩子们得到莫大的欢乐。这种场景,与我们今天的父母们多么相似。
  马克思喜欢下象棋。如果赢了,就兴高采烈。一旦陷入窘境就生气,输一盘就会发火,要求再来。这种心态,与我们所有象棋爱好者的心态多么类似。
  马克思在英国住的房子,与我最早分得的房子差不多——两个房间。他的房子的一面墙前堆满了书籍报纸,甚至一直摞到靠近天花板。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大概都不会忘记当年自己家里的类似景象。
  马克思的一生贫困潦倒、颠沛流离。我们老一辈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马克思还被好几个国家驱逐出境过,这种待遇当年的中国人还“享受”不到,但其苦涩的滋味可以想见。
  因为马克思是人,我们就不要把他当神看待。一当神,就只能对他顶礼膜拜,我们的膝盖就要跪下了;一当神,就会把他的著作和理论当作宗教而不是科学来对待了。
  不当神,而当人,我们与马克思之间就可以很亲近,就可以无拘无束、亲切交流,就可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了。
  不当神,而当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就能够以其逻辑力量而不是外力强制赢得我们的尊敬了。
  不当神,而当人,我们甚至就可以请他“加入”中国国籍了。马克思当年几乎没有祖国,即使今天在他的祖国德国的地位也没有在中国高。如果他仍然坚持“工人没有祖国”,那我们也可以想法授予他“荣誉中国公民”的称号。
  年龄相同但业绩不凡
  当然,马克思也不是等闲之人。虽然不是神仙下凡,但肯定应该算是人中精英、人中豪杰,亦即非凡之人。
  1848年,马克思刚刚30岁,就与时年28岁的恩格斯一起,写出了《共产党宣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变革。
  1867年,马克思49岁,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随后,又写出了第二卷、第三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最深刻、最全面的论证,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马克思还写了其他大量的著作,许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
  马克思还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许多国家的工人领袖都来向他请教。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时说:“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事实证明了这一预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几乎遍及世界,还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无数的人们,都有过像马克思一样的30岁、40岁、50岁、60岁……有的,也在同样年龄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比较而言,马克思的业绩和贡献还是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同样年龄的人。
  所有这些成就,不是神赐的。马克思的成就,首先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得益于马克思自身的素质和努力。
  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同伴和学生们大声疾呼的至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他差不多每天都读歌德、莎士比亚、莱辛、但丁和塞万提斯的作品,认为他们是他的语言教师。
  马克思特别注意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和化学)和历史学领域内的每一个新现象和每一个新的成就。
  到大英博物馆查阅的资料不计其数。与工人群众的接触更增加了他对于社会现实的感性认识。
  “天才就是勤奋。”马克思所具有和取得的一切,都是通过努力、奋斗、创造而得来的。
  马克思从来不愿意别人给他过多的赞扬。甚至“群众的赞美和声望”,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一个人走上邪路的证据。
  马克思与我们的工作
  我们和马克思一樣,都在不停地工作。为什么工作?马克思回答得很清楚:“为人类而工作。”这是他最喜欢说的名言之一。他说:“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工作,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马克思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而且几乎通夜工作。到早晨才去睡觉。他常常要被呼唤好多遍才下楼到餐室去,而且几乎不等咽下最后一口饭就又回到他的书房去了。
  其实,在我们中间或我们的前辈中间,凡是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对这种废寝忘食的工作方式,一定不会陌生。因为没有这种专心致志甚至废寝忘食的精神,是很难取得成就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工作和工作方式,或多或少与马克思有关。因为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且预见到这种矛盾运动必然会带来很多社会变革。从南湖红船起航之时,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和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当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
  马克思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人的身份从事工作。正如国际歌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每一个人都是主人,也都应该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履行主人应尽的职责。
  马克思要求我们以严谨的态度工作。他自己工作的态度就非常认真和严谨。他从不引用他还未十分确信的事实,对很多事情都要追根溯源。这种态度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然是需要的。我在工作中就深有体会。党史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时间、地点、人物等许多细节。为了保证历史的准确性,我们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翻来覆去地考证、核实,很多都要直接查到最原始的材料,才能作为依据。实践告诉我们,学习马克思的工作态度,对我们做好今天的工作,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与我们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某种程度上是从人的生活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穿衣、吃饭、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人类要满足衣、食、住、行,就必须从事生产活动。于是,就有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从而产生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归根结底是由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只要往深处一探究,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生活,时时处处都有马克思打下的烙印。
  比如,按马克思所说,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因此,治国理政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更好地满足这种需求。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所有工作和活动,都是要围着解决这种矛盾、满足这种需求展开的。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把商品作为社会的细胞进行了深刻的解剖,揭示了商品从生产、流通、交换到消费的全过程及其规律。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商品的需求及其实现,都受着这种规律的支配,因此,也都必须遵循和利用这种规律。
  马克思要求创造和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使人类社会成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今天的社会,正越来越增加着马克思所预言的因素。
  因此,为了更好地生活,我们就要认真研究马克思对于社会生活内在规律的揭示,掌握和运用这种规律,更好地创造美好的生活。
  当然,马克思毕竟比我们早生了100多年甚至200年,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大大超过了马克思当年的状况和水平。
  比如说,马克思没有坐过汽车,没有乘过飞机,没有看过电影,家里没有电视,更没有使用过手机和互联网……因为所有这一切,当时还没有发明或实际运用。所以,马克思没有享用过这些现代生活方式。
  由此,我们当然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不可能预见和回答当代社会的一切问题。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都要到马克思那里找答案,那就无异于刻舟求剑,是不现实的。我们今人的生活更多彩、眼界更宽广、信息更丰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奔流的长河,站在时代的高度,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马克思与我们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倡导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脑海中、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可能感觉不到,但却经常下意识地表现出来。
  马克思揭示了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该社会的观念和思想的现实基础,而生产力则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这一理论,迄今都是我们认识各种社会问题的思想基础,对中国共产党科学地治国理政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而不是孤立的观点、用发展的观点而不是静止的观点认识世界。这一思想已经成为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强调实践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每天都在从事一定的实践,都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马克思的视野开阔,并不把他的活动局限于他所生长的国度。他说:“我是世界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与此类似,邓小平也说过:“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种宽广的视野,成为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眼光、在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奔涌着一条世界化的洪流,这就是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过程。中國的对外开放,其实正是这种世界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表现。想当年,中国人连与外国人结婚都几乎不可能。1977年10月,澳大利亚公民苏珊要求与中国一公民结婚,这一问题一直报到了最高层。李先念批示:“我意可批准结婚。”邓小平批示:“很赞成。”至此,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中国人的生活国际化了,中国的学生可以大批出国留学了。40年的对外开放,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邀请马克思到中国来旅游
  时光能不能倒转?这在科学上还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假如时空可以穿越,我一定要向马克思发出一份热情而郑重的邀请,邀请他到中国来旅游。
  今天的交通方式,已经比马克思当年不知先进了多少倍。所以,无论他住在德国还是英国,乘坐飞机也就10多个小时的时间,来一趟中国不是很难。
  马克思也肯定愿意到中国来看一看。因为他对中国本来就很关心。1842年,在他人生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里,就第一次提到了中国。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位“中国人”,即孔子,还提到了“中国人的直线”——易经中的“八卦”。1851到1862年间,马克思恩格斯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就有21篇。
  所以,邀请马克思到中国来一趟,无论是正式访问,还是私人旅游,都是合情合理的。
  马克思到中国来,我们一定要请他看看中国的长城。他们当年提到过长城。但现在的长城,既不是防御外来入侵的工事,更不是闭关自守的象征,而是世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绵延万里的长城,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
  马克思到中国来,我们一定要请他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看看。1920年,陈望道第一次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历史文献,就是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起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本历史性著作,对中国直至今天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到中国来,我们一定要请他坐坐中国的高铁。到2017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高铁里程占世界的66.3%。坐在高铁上,从启动到停车,哪怕运行上千公里,茶杯里的水都不会洒出来。坐趟高铁,也就直接尝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滋味。
  马克思到中国来,我们一定要请他用用中国华为的手机。现在中国智能手机用户规模已达6.68亿,甚至连街头买红薯的大爷大妈,都有用手机进行网上支付的。马克思要查什么资料,不一定要到大英博物馆一本本去翻书了,用手机一查,资料马上就可以找到了。
  看到这一切,马克思或许会感到迷茫,因为他们当年从来没有见过呀!所以,即使马克思是伟人,我们还得请一位小青年教他怎样使用手机、怎样进行网上转账、怎样用手机翻译他与我们的谈话。
  看到这一切,马克思会满意吗?我想,应该会满意的。因为他最看重的是实践。实践已经展示了人民满意的最大成效,一直为人民着想的马克思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呢?而且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得到了最大的应用,而且得到了最大的发展。马克思高兴还来不及呢。
  当然,马克思肯定也会有稍许不快。因为世界上的事物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一切都在进步,一切还要发展。当年,恩格斯到美国去,就曾批评美国是一个暴发户,一下子有钱了,得意洋洋,但是缺乏教养,缺少绅士的风度。甚至“美国人与欧洲人比较,就像外省人和巴黎人一样”。马克思会不会也有对中国不满意的地方呢?这个问题等马克思来了中国再直接问他吧。
  马克思到中国来,肯定也会发现,中国的现实与他的某些预想不是完全吻合的。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就从来没有说过,更没有见过。对此,只要像马克思那样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就可以预见,马克思一定会这样回答: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他可能还会更加坚定地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摘自5月7日《北京日报》。作者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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