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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一个曾经是我们先辈们“知书达礼”启蒙起点。岁月流逝，“私塾”早已淡出人们视线，仿佛那是遥远的往事。面对厚重的五千年文明，后辈坐享其成的同时，亦努力追根溯源。正如一株千年古树、一座百年古宅，倒下，还有根、有砖瓦。而客家人曾经的“私塾”，就是传承客家“耕读文化”的根须、一块旧砖。
围龙屋的旧日时光里，祖母点拨童稚的“读书心”，《月光光》童谣里说：“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么老婆”“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于是，父母“送子上学堂”，私塾成为人生第一个课堂。
仁居古城的老学究冯锡煌先生，对“客家人的私塾”颇有研究。他说，客家人是一个迁徙的汉族民系，千里南迁、披荆斩棘，一面创立新家园，一面叮嘱家族子孙不忘中原文化的“根”。地处粤东北的平远，与赣、闽相邻，为客家人聚集地，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许多客家习俗，乡村中广泛存在的“私塾”，就是 “耕读传家”中“读”的第一站。
冯老先生力邀我到仁居古城的“张家试馆”看看。坐落小巷深处两百年小民居，门面简约小屋依旧完好，门额上的“张家试馆”题字，笔酣墨饱、遒劲有力。那算不算“私塾”呢？冯老说，那是科举时代小县城的一处张姓学子“乡试”的住宿与温习之所，往往也请塾师辅导。客家人历来崇尚读书，视上学求知为人生头等大事，宁愿挑担、卖菜、做苦工，也要供子弟读书。特别是科举取士时代，家家都全力以赴，希望子弟能认真攻读，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平远地处偏远，族人鼓励学子知书达礼，“一举成名”。清嘉庆二十五年的《平远县志》 作了这样的概括：“平邑夙称‘小邹鲁’，诗书弦诵之声，周乎境内”。邹，孟子故乡；鲁，孔子故乡。“邹鲁”，谓为文化昌盛之地、礼义之邦。修志时，地方官员盛赞本地人文，虽为美溢之词，但平远确有清楚的文脉。唐代，有进士黄僚；明末进士韩元勋“赐一品大夫”；就是近代，平远涌现了一批辛亥革命先锋战士，有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同盟会员姚海珊、姚万喻等。这些杰出的人士，他们的“礼义廉耻”均从私塾启程。
清末，平远全县人口约为6万人，私塾有40所左右。私塾规模较小，一般一塾一师，学生数人至十几人不等，塾师一般由童生担任，经馆塾师则须附学生员、禀膳生（秀才）以上才能担任。根据明朝史书记载，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两场考核的学子才能被称作童生，成为童生方有资格参加院试，成绩佼佼者才能成为秀才。
学习的阶段“蒙馆”至“经馆”， 儿童初入蒙馆，先读《三字经》，继读《百家姓》《千家文》《四书》《五经》，塾师仅点读正文，不加讲解。三、五年后入经馆，仍读《四书》《五经》，塾师“开讲”，且学作对句，分段学作“八股文”，谓之“开笔”。经馆读过三、五年，较聪明的儿童可做几百字的“八股文”，谓之“完篇”，即可应童子试。
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私塾与客家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办学成为乡村或家族中的重要事项和团结众人的向心力，通过文化的传承，传统“国学”灌输给学子，而客家礼仪、礼节也不断发扬光大。
客家私塾中按办学规模分，有散馆、专馆、义学三类：散馆，即家庭私塾。由生员（秀才）或其他有文化的人在家庭单独设塾，或富贵人家聘请塾师到家设馆：专馆，即家族，客家人一家或几户人家、一村一族或几个村单独或联合聘请塾师设立的一种私塾：义学，又称为“书院”，是私塾中规模较大的学校。书院延请本地宿儒当塾师，免费对本族的穷苦子弟进行初级教育，属义务性质，经费主要来源于地租。
私塾，不能简单与幼儿园、小学或初中相对比。从教育对象上看是“孩子”，从办学资金来看是“民资”，从内容看，则类似今天的“国学”。要理解实属不易，我对于私塾的印象全是零敲碎打的间接获得，甚至有些主观猜测。
先生，是私塾灵魂，主宰着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不管他的学生买不买账。在外祖父的星聚楼，我看到了两幅与“私塾”有关的水墨壁画。一幅为学生跪拜先生，颇为严肃；而另一幅却让人开心不已，大腹便便的先生好像布置完学生作业后，自得其乐，学生却在交头接耳，心在书外。外公与大画家林风眠同村同辈，大师故乡的壁画才有这别出心裁的幽默。
冯华德先生的《姚雨平传》，颇为详细地描写了英雄年少时的“私塾”生活：
1889年，八岁的姚雨平就读乔庄的明新蒙馆。该馆原为善堂，塾师是本村族叔姚海珊。清朝末年，平远各乡村，聚族而居的民户凡三五十户，学龄儿童在十人以来者，必有开明士绅，倡设学馆，礼聘教师，以教育儿童。姚海珊亦自幼在乡私塾读书，屡应童子试，未能考取秀才，但其学问渊博，品行高尚，乃设馆授徒。姚雨平入学后，初读《三字经》，接读《百家姓》《千家文》，后读《四书》《五经》。起初，塾师姚海珊只点读正文，不加讲解。姚雨平一面熟读背诵，一面学习写字。十岁时，姚雨平升进原堂的经馆读书。
在古城仁居社南村，有一位叫潘明祯的塾师，从他的蒙馆并经馆走出了两位民国少将：有功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少将旅长严应鱼；少将军务处长、广东禁烟局局长温蒲香。可谓名师出高徒。在《严应鱼传》中，潘先生的照片气宇轩昂，属于“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那种脸庞，目光坚定而炯炯有神。我收集的老照片中，有1914年的私塾先生画师，即是高瘦而眼深陷，白须，表情严肃，让人生畏。
民国平远县长朱浩怀年龄略小于姚雨平，私塾当然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清宣统元年，适逢本村（东石石磜下）敬乐轩蒙馆开办”，朱浩怀回忆说：“奉母亲之命，报名入学，还是读四书。塾师是我同宗下一辈的人，年龄四十多岁，他也不过读过蒙馆，连童生资格也没有，同学十余人，有比我大的。”
从前的私塾，无论蒙馆、经馆，其教学情形，乡间有一则谚语，可谓形容尽致，谚语说“春紧，夏宽，秋彳亍 ，冬落托。”就是说，春天刚开学，师生都要紧张一下，夏季天热，就较宽松了，秋天天气好，不免东走走西看看，冬天冷，师生都不在学，显得冷落了。
朱浩怀在他的回忆录《晚庆集》谈到私塾的性质：
—明清两代，都没有所谓“义务教育”，也没有什么“教育行政”。全国的城镇乡村，所有学龄儿童、青少年，读书受教育事宜，政府概不过问。全赖地方坤耆，家庭父老，出钱出力，设立学塾，聘请教师，使附近男童，自动入学。学塾又称私塾，分为蒙馆、经馆两级。教材是全国一律的，即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一般男童，进入蒙馆，教师仅点读正文，逐句逐段背诵。读过四书五经，已十余岁了，仍升入经馆。教师开始讲解中意义，并开始学做八股文，准备应童子试，简称童试。
民国以前，平远注重传统文化教育，开明乡绅积极办学，扩大私塾规模。东石灵水村由林姓族人清光绪兴建的“毓秀书院”、仁居邹坊村三姓族人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的邹坊文祠等，都可容纳几十名学生同时学习。超过“私塾”规模的，就是仁居学宫，那是全县学子们向往的圣地。学宫位于古城仁居东门内，明嘉靖四十二年，由第一任知县王化创建，比著名的梅县东山书院早了183年，建筑规模宏伟，有泮池、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崇圣殿、东庑、西庑等，大成殿内奉祀孔圣人塑像，四壁高悬皇帝御书，北面清康熙御书“万世师表”，南面清嘉庆御书“圣集大成”，东面清雍正御书“生民未有”，西面清乾隆御书“与天地参”。民国前，此处为讲经与乡试之所；民国后，曾为仁居中学校舍。1957年春，仁居被拆毁，如今在仁居中学校舍内仍有“泮池”和“状元桥”。
清末变法，逐步改革学制，废科举。平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陆续兴办各级新式学校。至民国18年（1929），全县已办起初高级小学及简易小学共计192间，学生1.2万人；中学5间，学生630人。私塾开始衰落，新学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知识之窗。
当年，小朱浩怀当看过夕阳下的一队新学堂的学生，唱着歌从屋前走过后，他厌倦了迂腐的私塾生活，下决心到新学堂读书，开始了新的生活。
国民时期，一大批从私塾转向新学堂的平远学子，由于有良好的“国学”底子，成为国家栋梁，如辛亥革命元勋姚雨平将军、平远第一位留学博士吴康、民国交通部长曾养甫、台湾“行政院长”余俊贤等。当我们剥离私塾教育的刻板、迂腐外衣后，仍可窥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既有文化经典、人生哲理，也有政治智慧、历史教训等。到今天，只是由原来学生的必读课程，转变为少数专家学者研究的领域罢了。
围龙屋的旧日时光里，祖母点拨童稚的“读书心”，《月光光》童谣里说：“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么老婆”“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于是，父母“送子上学堂”，私塾成为人生第一个课堂。
仁居古城的老学究冯锡煌先生，对“客家人的私塾”颇有研究。他说，客家人是一个迁徙的汉族民系，千里南迁、披荆斩棘，一面创立新家园，一面叮嘱家族子孙不忘中原文化的“根”。地处粤东北的平远，与赣、闽相邻，为客家人聚集地，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许多客家习俗，乡村中广泛存在的“私塾”，就是 “耕读传家”中“读”的第一站。
冯老先生力邀我到仁居古城的“张家试馆”看看。坐落小巷深处两百年小民居，门面简约小屋依旧完好，门额上的“张家试馆”题字，笔酣墨饱、遒劲有力。那算不算“私塾”呢？冯老说，那是科举时代小县城的一处张姓学子“乡试”的住宿与温习之所，往往也请塾师辅导。客家人历来崇尚读书，视上学求知为人生头等大事，宁愿挑担、卖菜、做苦工，也要供子弟读书。特别是科举取士时代，家家都全力以赴，希望子弟能认真攻读，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平远地处偏远，族人鼓励学子知书达礼，“一举成名”。清嘉庆二十五年的《平远县志》 作了这样的概括：“平邑夙称‘小邹鲁’，诗书弦诵之声，周乎境内”。邹，孟子故乡；鲁，孔子故乡。“邹鲁”，谓为文化昌盛之地、礼义之邦。修志时，地方官员盛赞本地人文，虽为美溢之词，但平远确有清楚的文脉。唐代，有进士黄僚；明末进士韩元勋“赐一品大夫”；就是近代，平远涌现了一批辛亥革命先锋战士，有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同盟会员姚海珊、姚万喻等。这些杰出的人士，他们的“礼义廉耻”均从私塾启程。
清末，平远全县人口约为6万人，私塾有40所左右。私塾规模较小，一般一塾一师，学生数人至十几人不等，塾师一般由童生担任，经馆塾师则须附学生员、禀膳生（秀才）以上才能担任。根据明朝史书记载，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两场考核的学子才能被称作童生，成为童生方有资格参加院试，成绩佼佼者才能成为秀才。
学习的阶段“蒙馆”至“经馆”， 儿童初入蒙馆，先读《三字经》，继读《百家姓》《千家文》《四书》《五经》，塾师仅点读正文，不加讲解。三、五年后入经馆，仍读《四书》《五经》，塾师“开讲”，且学作对句，分段学作“八股文”，谓之“开笔”。经馆读过三、五年，较聪明的儿童可做几百字的“八股文”，谓之“完篇”，即可应童子试。
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私塾与客家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办学成为乡村或家族中的重要事项和团结众人的向心力，通过文化的传承，传统“国学”灌输给学子，而客家礼仪、礼节也不断发扬光大。
客家私塾中按办学规模分，有散馆、专馆、义学三类：散馆，即家庭私塾。由生员（秀才）或其他有文化的人在家庭单独设塾，或富贵人家聘请塾师到家设馆：专馆，即家族，客家人一家或几户人家、一村一族或几个村单独或联合聘请塾师设立的一种私塾：义学，又称为“书院”，是私塾中规模较大的学校。书院延请本地宿儒当塾师，免费对本族的穷苦子弟进行初级教育，属义务性质，经费主要来源于地租。
私塾，不能简单与幼儿园、小学或初中相对比。从教育对象上看是“孩子”，从办学资金来看是“民资”，从内容看，则类似今天的“国学”。要理解实属不易，我对于私塾的印象全是零敲碎打的间接获得，甚至有些主观猜测。
先生，是私塾灵魂，主宰着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不管他的学生买不买账。在外祖父的星聚楼，我看到了两幅与“私塾”有关的水墨壁画。一幅为学生跪拜先生，颇为严肃；而另一幅却让人开心不已，大腹便便的先生好像布置完学生作业后，自得其乐，学生却在交头接耳，心在书外。外公与大画家林风眠同村同辈，大师故乡的壁画才有这别出心裁的幽默。
冯华德先生的《姚雨平传》，颇为详细地描写了英雄年少时的“私塾”生活：
1889年，八岁的姚雨平就读乔庄的明新蒙馆。该馆原为善堂，塾师是本村族叔姚海珊。清朝末年，平远各乡村，聚族而居的民户凡三五十户，学龄儿童在十人以来者，必有开明士绅，倡设学馆，礼聘教师，以教育儿童。姚海珊亦自幼在乡私塾读书，屡应童子试，未能考取秀才，但其学问渊博，品行高尚，乃设馆授徒。姚雨平入学后，初读《三字经》，接读《百家姓》《千家文》，后读《四书》《五经》。起初，塾师姚海珊只点读正文，不加讲解。姚雨平一面熟读背诵，一面学习写字。十岁时，姚雨平升进原堂的经馆读书。
在古城仁居社南村，有一位叫潘明祯的塾师，从他的蒙馆并经馆走出了两位民国少将：有功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少将旅长严应鱼；少将军务处长、广东禁烟局局长温蒲香。可谓名师出高徒。在《严应鱼传》中，潘先生的照片气宇轩昂，属于“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那种脸庞，目光坚定而炯炯有神。我收集的老照片中，有1914年的私塾先生画师，即是高瘦而眼深陷，白须，表情严肃，让人生畏。
民国平远县长朱浩怀年龄略小于姚雨平，私塾当然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清宣统元年，适逢本村（东石石磜下）敬乐轩蒙馆开办”，朱浩怀回忆说：“奉母亲之命，报名入学，还是读四书。塾师是我同宗下一辈的人，年龄四十多岁，他也不过读过蒙馆，连童生资格也没有，同学十余人，有比我大的。”
从前的私塾，无论蒙馆、经馆，其教学情形，乡间有一则谚语，可谓形容尽致，谚语说“春紧，夏宽，秋彳亍 ，冬落托。”就是说，春天刚开学，师生都要紧张一下，夏季天热，就较宽松了，秋天天气好，不免东走走西看看，冬天冷，师生都不在学，显得冷落了。
朱浩怀在他的回忆录《晚庆集》谈到私塾的性质：
—明清两代，都没有所谓“义务教育”，也没有什么“教育行政”。全国的城镇乡村，所有学龄儿童、青少年，读书受教育事宜，政府概不过问。全赖地方坤耆，家庭父老，出钱出力，设立学塾，聘请教师，使附近男童，自动入学。学塾又称私塾，分为蒙馆、经馆两级。教材是全国一律的，即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一般男童，进入蒙馆，教师仅点读正文，逐句逐段背诵。读过四书五经，已十余岁了，仍升入经馆。教师开始讲解中意义，并开始学做八股文，准备应童子试，简称童试。
民国以前，平远注重传统文化教育，开明乡绅积极办学，扩大私塾规模。东石灵水村由林姓族人清光绪兴建的“毓秀书院”、仁居邹坊村三姓族人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的邹坊文祠等，都可容纳几十名学生同时学习。超过“私塾”规模的，就是仁居学宫，那是全县学子们向往的圣地。学宫位于古城仁居东门内，明嘉靖四十二年，由第一任知县王化创建，比著名的梅县东山书院早了183年，建筑规模宏伟，有泮池、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崇圣殿、东庑、西庑等，大成殿内奉祀孔圣人塑像，四壁高悬皇帝御书，北面清康熙御书“万世师表”，南面清嘉庆御书“圣集大成”，东面清雍正御书“生民未有”，西面清乾隆御书“与天地参”。民国前，此处为讲经与乡试之所；民国后，曾为仁居中学校舍。1957年春，仁居被拆毁，如今在仁居中学校舍内仍有“泮池”和“状元桥”。
清末变法，逐步改革学制，废科举。平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陆续兴办各级新式学校。至民国18年（1929），全县已办起初高级小学及简易小学共计192间，学生1.2万人；中学5间，学生630人。私塾开始衰落，新学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知识之窗。
当年，小朱浩怀当看过夕阳下的一队新学堂的学生，唱着歌从屋前走过后，他厌倦了迂腐的私塾生活，下决心到新学堂读书，开始了新的生活。
国民时期，一大批从私塾转向新学堂的平远学子，由于有良好的“国学”底子，成为国家栋梁，如辛亥革命元勋姚雨平将军、平远第一位留学博士吴康、民国交通部长曾养甫、台湾“行政院长”余俊贤等。当我们剥离私塾教育的刻板、迂腐外衣后，仍可窥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既有文化经典、人生哲理，也有政治智慧、历史教训等。到今天，只是由原来学生的必读课程，转变为少数专家学者研究的领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