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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战争是为了塑造和平，缅怀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过去60年，但其后来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格局，而它给人类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莫过于人类对和平的深刻理解和孜孜追求。善良的人们希望这个世界充满和平，期盼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别、不同宗教的人群能够友善相处，和衷共济。
1942年5月，由于入缅远征军作战失利，致使怒江西岸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为日寇的铁蹄之下，村寨被烧毁，人民被屠杀，妇女被奸淫，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惨重损失。但是这里的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当地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与日寇进行了长达两年又八个月的殊死搏斗。1945年1月，配合远征军全歼了日本侵略军，光复了怒江西岸的大好河山，各族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爱国主义的颂歌。研究和探索怒江以西各民族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利于肯定各民族在当年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向人们揭示导致日军覆灭的“神秘地带”的真正内涵，启迪后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使当年团结、奋进、不屈的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扼住中国的咽喉，在滇西、缅甸投入数十万的兵力，计第十五集团军第五十六、十八、五十五、三十三师团，第二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一、五十三、五十四师团，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五师团，配有第五飞行师，是日本能征惯战、熟悉山地丛林作战的劲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半年时间，日军就侵占了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从1941年1月19日侵入缅甸，到5月3日侵入我国畹町，当中有我10万远征军入缅作战，不到4个月时间，缅甸即告陷落。缅甸面积67万平方公里，与云南一样属多民族地区，特别是中缅边境的民族，跨境而居，特征相同。缅甸以昂山为首的民族主义者，抱着天真的幻想和日本帝国主义“合作”，1942年1月，又带着缅甸独立军尾随日军从泰国回到缅甸，日军占领缅甸，独立军被改编为“缅甸国防军”，直到1943年以后，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昂山等人才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回到缅甸人民方面来，这之前的缅甸抗战是由少数英国武装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主进行的。以缅甸的地形和军事位置而言，理应阻住日军，但反以退却、溃败而终，直至1942年5月5日，才以云南惠通桥阻断日军，长达2年又8个月的时间，日军不但无法跨越怒江，反在松山、腾冲、芒市大部被歼。进入云南后的情况，日军留下了许多记录，5月10日日军侵占腾冲后，田岛曾说，他们在缅甸几乎遇不到英军的抵抗，后来碰到中国兵才与他们大打起来。日人服部卓四郎在其巨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记录日军在腾冲覆灭的情况时说：“……只有一只眼、一只手和一条腿的官兵，那种悲壮的情景宛如阿修罗场，足以泣鬼神。”而在腾冲的来凤山和攻城战役时，预二师参谋主任方诚曾说：“本师开始攻击之际，白发苍颜之老先生，西装革履之少爷公子们以及男女学生，乡镇保甲长民众等，均争相驮沙袋、担子弹、送茶饭，并有许多太太小姐成群结队的跟着部队后面观战，好像赶会看戏似的，此时官兵精神异常振奋，几不自知是在打仗！”
在这之前日军在怒江以西处处挨打，经常龟缩而不敢妄动，抗日军队在这一带经常能够狠揍日军并在不利时有效转移，这与当地各民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日寇侵入滇西，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也是日寇最嚣张的时期，由于滇西各民族的英勇斗争，使日寇进攻受挫，只能局限于怒江以西的一隅之地，这与正面战场其他地区一溃千里的情形相比、滇西战场坚持两年有余，确属不易。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和十八师团主力侵占腾龙地区，计2万余人，其锋锐不可当，入缅远征军被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当时滇军在腾龙一带的警备队，畏惧不抵抗，保山、腾冲县长都解散机构，弃城逃走；有的趁火打劫，大肆抢劫，乱中发财；有的成立所谓的游击队，打家劫舍。这时，只有十一集团军派出部分抗日力量到敌后活动，滇西已成散钱无串之势，有的官僚公开声称“日军来了，只能当顺民”。日军在腾龙成立伪政权后，又准备成立腾越省，范围是怒江西岸的地区。以后日伪又将南甸、干崖、盏达等十土司全盘控制，组织土司监督厅，地点设在绮罗观音寺，这样从腾龙县境到沿边各土司的地带，都处于日伪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历史上称为“藩篱”、“屏蔽”的民族地区的土司，采取什么态度呢？当时隶属腾龙的土司有干崖宣抚司刀保图、南甸宣抚司龚绶、陇川宣抚司多永安、潞江安抚司线光天、已革盏达副宣抚司思鸿升、户撒长官司赖奉先、腊撒长官司盖炳铨，在接到《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致滇西各土司代电》后，均表示忠诚，服从抗战。芒市安抚司代办方克光、遮放副宣抚司多英培、勐卯土司代办方克胜、勐板土司蒋广发，深陷敌中，蒋广发还派亲戚来对第十一集团军部说：“广发守义不屈，曾与敌人数次作战，歼敌不少，至今敌人尚不敢入其境。”勐卯方克胜消息已通，与固守江防的三十六师副师长有来往，要求援助；芒市方克光密约抗日游击队长朱嘉锡会面，请嘉锡往救。这三位土司虽身困逆境，不能自拔，但不肯昧义从逆之心，昭然可见。其中，干崖土司刀保图（即刀京版）非常突出，刀京版在1942年曾亲自组织中缅义勇军随第五军入缅作战，被杜聿明委为少将参议，以后被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委为滇西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司令，收编当地入缅远征军的溃兵，组织了三百多人的抗日武装，惩办了汉奸“黑人牙膏”杨绍林，还把情报人员安置到当时的维持会中，除提供各种情报外，还制止日军的烧杀、抢劫、奸淫等行为。潞江土司线光天，自惠通桥陷落，即密报形势，招募乡勇过江，请三十六师西渡支援，自己奋勇固守新城，到新城陷落，又退到大塘子，组织司署临时办事处，协助作战。
保山、云龙所属潞江上游六土司：六库土千总段浩、鲁掌土千总茶光周、等梗土千总段承钺、老窝土司段承功、卯照土干总段根华、练地土司杨光炯，亲自或派子侄到十一集团军总部大理，输诚效力，意极诚笃。镇康、顺宁所属的土司，湾甸土知州景寿庄、耿马宣抚司罕富廷、孟定土知州罕万贤、勐角土司罕富民，均与三十九师师长宫全斌、骑兵团长杨布一起到大理，倾诚抗日。
以上20家土司，辖地人口总计百万以上，都表示愿意抗日，由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分别给予抗日自卫支队长、大队长等名义，发给委令、印记，积极集合民众，从事训练，连远住腾冲的缅太子莽达喇疆括，被敌劫到芒市，图谋利用，也被他拒绝。
在怒江抗日游击阶段，在土司所属的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给日本侵略者予沉重打击。线光天的“滇西边区自卫军支队”官兵二百人，接受了十一集团军配发的轻机枪、步枪等武器，打击敌人，从未中断。在坝湾、跑马山脚，曾先后两次伏击日军，取得胜利，并缴获了日军枪支和军用地图，还两次袭击修筑松山公路的敌人，使敌人不敢随意行动，还抓捕了溃逃的日军伍长和士兵各一人。1942年9月，预二师四团在蛮东山与日军扫荡部队角逐战斗，整个战斗持续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寇五百多人，是在当地傣、景颇、汉等民族团结奋战下的结果，其中石婆坡隘抚夷、邦角山官尚自贵的景颇族一百多人的武装助战，死守住囊宋河南岸，使日军处于包围之中。洪行副师长对这一带民族表示感谢，尚说：“打击日寇，随叫随到。”潞西的杨思敬卖田购买枪支，组织“抗日救亡团”，发展到四百多人，枪一百多支，多次打击日军，茅草寨伏击战，打死日军十多人，伤七八十人。蛮允许本和率抗日自卫军在那炳寨一带袭击日军，击毙日军二百多人，联队长中弹身死，腾冲古永梁正中率乡长杨顺茂等，集民勇三百多人，与侵入该地的四五百日军接火，毙敌联队长一人，士兵数十人。盏西孟守义、龙江的刘福铭也组织了民族武装，“自费抗战，毁家纾难”，抗击日军。
远征军反攻时，粮食大都出自滇西，还组织这里的各族群众派骡马运输，仅潞江土司线光天派人送的军粮即达三万多箩。
边疆少数民族积极抗战的因缘
国难当头，边疆少数民族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
第一，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领土是正义的行动，是人心所向。正义的行动必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古语说：“兵以义动”。日本法西斯在沦陷区的大肆烧杀抢掠为人民切齿之恨，当地的各族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投入战斗，小股或被打散的日军，被当地人民消灭。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远有抗击外族入侵，近到打击英国殖民主义的蚕食，边疆各族人民完全继承了这一美德。
第二，对于民族群众，是经过认真组织发动的。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寇的杀掳，曾有一个说法，认为云南较之南京等地民众具有反抗性。云南虽比南京等地环境特殊，易于伸曲，少数民族能发挥较好的反抗斗争，完全是经过组织发动的，如果仅以为正义在我一方，不去组织，不去发动，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1943年5月后，接替预二师游击的三十六师副师长朱振华所部第三游击队，由黄埔出身的上校黄福臣带领，在中缅交界的神护关一带抗击日军，此地为少数民族分散居住区，傈僳族最多，其次是景颇族、傣族，那里为原始森林覆盖，茅草很高，野兽很多，猿声不断，极有利于游击活动。日军对此地始终无可奈何，该部多为外省外地善战军人，武器也好，司令部设在神护关的杨家寨和王家寨中。当地3／4是傈僳族，比汉人多，生活很苦，汉人配有步枪或猎枪，傈僳族只有弩箭。第三路游击队的黄福臣部，没有民族政策，对他们很欺凌，称之为野人，又有不良分子经常偷摸到傈僳寨中抢掠，有些民族群众常到司令部报告，司令部不大理会，还吓唬他们，致使关系恶化，黄福臣终因得不到当地民族的支持，在一次日寇扫荡中被害，黄部又误认是当地民族起的作用，集中所部一百余人火烧傈僳寨，一场内部的民族争斗骤起，只因黄部胡参谋适可而止，优待释放了“俘虏”，傈傈群众更深明大义，几天后由老人出面抬了一罐酒、一头肥猪和一头黄牛来慰问黄部，从此双方均以抗日为大局，团结起来了。李根源先生在《报告抚慰滇西土司情形书》中说：“当正义暴力搏斗之际，人心向背，自有权衡，然而事先感之以义，给之以恩，则后事之来，有不可知者。”“然敌人侦谍四出，百端迷惑，若不及时体其来意，示以殊恩，发其忠义，诚恐被敌利诱、威胁，则心志稍移，凝结无术，然则宣慰、宣抚之道非可缓也。”日寇当年在滇西一带四处宣传“同种同文”，开会时会场正中还贴孙中山当年说过的几句依靠日本的话，诸如：“快来中山先生建设之大东亚阵线工作”之类（《三民主义》中并无大东亚主义或大东亚阵线的条文），“抗击英美”等，当时，十一集团军和云贵监察使署，连发《告土司民众书》，并派出专员尹明德于1942年8月11日启行，到腾冲、南甸、干崖、盏达各土司地抚慰，尹所到之处，赠发“为国干城”匾额，转发蒋委员长电文玉照，并发委令。凡在当地有名望地位的人物都授以军职，如刘楚湘、刀京版、封维德等。当时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一工作，在给李根源的回电中说：“边民内向，土司归诚，实施祖训，协助抗战，此皆先生德望所感，抚怀得宜所致，良用钦佩，尚希对于输诚报国各土司，尽数代为抚慰为要。”宋希濂转发了蒋介石给各土司的电文：“本委员长翘首南天，良深廑念……深盼各司共体斯意，益加奋发，统率边民，偕行杀敌，保世守之封疆，驱压境之强寇，共集大勋，副余厚望。”对潞江土司线光天，李根源、宋希濂做了大量工作，分别写了亲笔信。当时潞江土司的秘书刘明德、总务主任李济洲都是积极主张抗战的志士，对线光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有借于历代对各土司地方的抚慰。这一带土司，都是元、明、清世袭的，一般都已二十七八代，当地人称有的是汉人变夷人，有的是夷人变汉人，当清末和1926年英军入侵滇缅边界民族地区时，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就体现出来了，英国人欺骗当地土司头人到伦敦，但众多土司头人则出示元、明、清时中国皇帝发给的委牌，声称只信孔明而不知耶稣。李根源说：“目今敌军压境，人心易惑，而各土司同仇敌忾，得来请命，数百年怀柔抚绥之德，效忠明耻之教，事效己见。”南甸土司一贯认为自己“世效诚节”，才“如此恩赐铭鼎”，不管日寇如何利诱，最终能不失民族气节。线光天当年31岁，爱国思想很深，这与他早年受业于腾冲王举人，毕业于腾冲县立中学分不开。刀京版，其父刀安仁就是一个爱国志士，曾参加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抗日将领在致书给他们的时候，都抓住了这一点晓之以大义，用土司保国保境的事迹教育他们，如宋希濂在给线光天函中说“执事世受国恩，谊同休戚，亟盼领导边民与国军切取联络，起而杀敌，共策殊勋。昔石柱司官女将秦良玉，为国杀敌立功，今北平四川营，赫然有驻兵遗迹，史册流传，勋名不朽。执事宏识远略，万流仰镜，当能绍此前徽而发扬光大之也。”南甸土司龚绶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职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线光天还提出策略说：“抗战期间，军食为重，腾龙沿边各土司地产米最丰，如国军能迅速将腾龙克复，驱敌境外，将丰富米粮内移，以助军食，于抗战裨益甚大。”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教育，正是造成当地民族发挥巨大作用的向心力，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英国有关人士漫游这一带时即著文指出，当地民族汉化较深，非一日形成。长久的爱国主义教育形成的力量，一遇事变，这种潜在的巨大能量就爆发出来了。
1942年5月，由于入缅远征军作战失利，致使怒江西岸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为日寇的铁蹄之下，村寨被烧毁，人民被屠杀，妇女被奸淫，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惨重损失。但是这里的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当地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与日寇进行了长达两年又八个月的殊死搏斗。1945年1月，配合远征军全歼了日本侵略军，光复了怒江西岸的大好河山，各族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爱国主义的颂歌。研究和探索怒江以西各民族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利于肯定各民族在当年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向人们揭示导致日军覆灭的“神秘地带”的真正内涵，启迪后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使当年团结、奋进、不屈的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扼住中国的咽喉，在滇西、缅甸投入数十万的兵力，计第十五集团军第五十六、十八、五十五、三十三师团，第二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一、五十三、五十四师团，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五师团，配有第五飞行师，是日本能征惯战、熟悉山地丛林作战的劲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半年时间，日军就侵占了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从1941年1月19日侵入缅甸，到5月3日侵入我国畹町，当中有我10万远征军入缅作战，不到4个月时间，缅甸即告陷落。缅甸面积67万平方公里，与云南一样属多民族地区，特别是中缅边境的民族，跨境而居，特征相同。缅甸以昂山为首的民族主义者，抱着天真的幻想和日本帝国主义“合作”，1942年1月，又带着缅甸独立军尾随日军从泰国回到缅甸，日军占领缅甸，独立军被改编为“缅甸国防军”，直到1943年以后，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昂山等人才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回到缅甸人民方面来，这之前的缅甸抗战是由少数英国武装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主进行的。以缅甸的地形和军事位置而言，理应阻住日军，但反以退却、溃败而终，直至1942年5月5日，才以云南惠通桥阻断日军，长达2年又8个月的时间，日军不但无法跨越怒江，反在松山、腾冲、芒市大部被歼。进入云南后的情况，日军留下了许多记录，5月10日日军侵占腾冲后，田岛曾说，他们在缅甸几乎遇不到英军的抵抗，后来碰到中国兵才与他们大打起来。日人服部卓四郎在其巨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记录日军在腾冲覆灭的情况时说：“……只有一只眼、一只手和一条腿的官兵，那种悲壮的情景宛如阿修罗场，足以泣鬼神。”而在腾冲的来凤山和攻城战役时，预二师参谋主任方诚曾说：“本师开始攻击之际，白发苍颜之老先生，西装革履之少爷公子们以及男女学生，乡镇保甲长民众等，均争相驮沙袋、担子弹、送茶饭，并有许多太太小姐成群结队的跟着部队后面观战，好像赶会看戏似的，此时官兵精神异常振奋，几不自知是在打仗！”
在这之前日军在怒江以西处处挨打，经常龟缩而不敢妄动，抗日军队在这一带经常能够狠揍日军并在不利时有效转移，这与当地各民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日寇侵入滇西，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也是日寇最嚣张的时期，由于滇西各民族的英勇斗争，使日寇进攻受挫，只能局限于怒江以西的一隅之地，这与正面战场其他地区一溃千里的情形相比、滇西战场坚持两年有余，确属不易。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和十八师团主力侵占腾龙地区，计2万余人，其锋锐不可当，入缅远征军被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当时滇军在腾龙一带的警备队，畏惧不抵抗，保山、腾冲县长都解散机构，弃城逃走；有的趁火打劫，大肆抢劫，乱中发财；有的成立所谓的游击队，打家劫舍。这时，只有十一集团军派出部分抗日力量到敌后活动，滇西已成散钱无串之势，有的官僚公开声称“日军来了，只能当顺民”。日军在腾龙成立伪政权后，又准备成立腾越省，范围是怒江西岸的地区。以后日伪又将南甸、干崖、盏达等十土司全盘控制，组织土司监督厅，地点设在绮罗观音寺，这样从腾龙县境到沿边各土司的地带，都处于日伪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历史上称为“藩篱”、“屏蔽”的民族地区的土司，采取什么态度呢？当时隶属腾龙的土司有干崖宣抚司刀保图、南甸宣抚司龚绶、陇川宣抚司多永安、潞江安抚司线光天、已革盏达副宣抚司思鸿升、户撒长官司赖奉先、腊撒长官司盖炳铨，在接到《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致滇西各土司代电》后，均表示忠诚，服从抗战。芒市安抚司代办方克光、遮放副宣抚司多英培、勐卯土司代办方克胜、勐板土司蒋广发，深陷敌中，蒋广发还派亲戚来对第十一集团军部说：“广发守义不屈，曾与敌人数次作战，歼敌不少，至今敌人尚不敢入其境。”勐卯方克胜消息已通，与固守江防的三十六师副师长有来往，要求援助；芒市方克光密约抗日游击队长朱嘉锡会面，请嘉锡往救。这三位土司虽身困逆境，不能自拔，但不肯昧义从逆之心，昭然可见。其中，干崖土司刀保图（即刀京版）非常突出，刀京版在1942年曾亲自组织中缅义勇军随第五军入缅作战，被杜聿明委为少将参议，以后被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委为滇西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司令，收编当地入缅远征军的溃兵，组织了三百多人的抗日武装，惩办了汉奸“黑人牙膏”杨绍林，还把情报人员安置到当时的维持会中，除提供各种情报外，还制止日军的烧杀、抢劫、奸淫等行为。潞江土司线光天，自惠通桥陷落，即密报形势，招募乡勇过江，请三十六师西渡支援，自己奋勇固守新城，到新城陷落，又退到大塘子，组织司署临时办事处，协助作战。
保山、云龙所属潞江上游六土司：六库土千总段浩、鲁掌土千总茶光周、等梗土千总段承钺、老窝土司段承功、卯照土干总段根华、练地土司杨光炯，亲自或派子侄到十一集团军总部大理，输诚效力，意极诚笃。镇康、顺宁所属的土司，湾甸土知州景寿庄、耿马宣抚司罕富廷、孟定土知州罕万贤、勐角土司罕富民，均与三十九师师长宫全斌、骑兵团长杨布一起到大理，倾诚抗日。
以上20家土司，辖地人口总计百万以上，都表示愿意抗日，由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分别给予抗日自卫支队长、大队长等名义，发给委令、印记，积极集合民众，从事训练，连远住腾冲的缅太子莽达喇疆括，被敌劫到芒市，图谋利用，也被他拒绝。
在怒江抗日游击阶段，在土司所属的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给日本侵略者予沉重打击。线光天的“滇西边区自卫军支队”官兵二百人，接受了十一集团军配发的轻机枪、步枪等武器，打击敌人，从未中断。在坝湾、跑马山脚，曾先后两次伏击日军，取得胜利，并缴获了日军枪支和军用地图，还两次袭击修筑松山公路的敌人，使敌人不敢随意行动，还抓捕了溃逃的日军伍长和士兵各一人。1942年9月，预二师四团在蛮东山与日军扫荡部队角逐战斗，整个战斗持续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寇五百多人，是在当地傣、景颇、汉等民族团结奋战下的结果，其中石婆坡隘抚夷、邦角山官尚自贵的景颇族一百多人的武装助战，死守住囊宋河南岸，使日军处于包围之中。洪行副师长对这一带民族表示感谢，尚说：“打击日寇，随叫随到。”潞西的杨思敬卖田购买枪支，组织“抗日救亡团”，发展到四百多人，枪一百多支，多次打击日军，茅草寨伏击战，打死日军十多人，伤七八十人。蛮允许本和率抗日自卫军在那炳寨一带袭击日军，击毙日军二百多人，联队长中弹身死，腾冲古永梁正中率乡长杨顺茂等，集民勇三百多人，与侵入该地的四五百日军接火，毙敌联队长一人，士兵数十人。盏西孟守义、龙江的刘福铭也组织了民族武装，“自费抗战，毁家纾难”，抗击日军。
远征军反攻时，粮食大都出自滇西，还组织这里的各族群众派骡马运输，仅潞江土司线光天派人送的军粮即达三万多箩。
边疆少数民族积极抗战的因缘
国难当头，边疆少数民族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
第一，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领土是正义的行动，是人心所向。正义的行动必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古语说：“兵以义动”。日本法西斯在沦陷区的大肆烧杀抢掠为人民切齿之恨，当地的各族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投入战斗，小股或被打散的日军，被当地人民消灭。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远有抗击外族入侵，近到打击英国殖民主义的蚕食，边疆各族人民完全继承了这一美德。
第二，对于民族群众，是经过认真组织发动的。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寇的杀掳，曾有一个说法，认为云南较之南京等地民众具有反抗性。云南虽比南京等地环境特殊，易于伸曲，少数民族能发挥较好的反抗斗争，完全是经过组织发动的，如果仅以为正义在我一方，不去组织，不去发动，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1943年5月后，接替预二师游击的三十六师副师长朱振华所部第三游击队，由黄埔出身的上校黄福臣带领，在中缅交界的神护关一带抗击日军，此地为少数民族分散居住区，傈僳族最多，其次是景颇族、傣族，那里为原始森林覆盖，茅草很高，野兽很多，猿声不断，极有利于游击活动。日军对此地始终无可奈何，该部多为外省外地善战军人，武器也好，司令部设在神护关的杨家寨和王家寨中。当地3／4是傈僳族，比汉人多，生活很苦，汉人配有步枪或猎枪，傈僳族只有弩箭。第三路游击队的黄福臣部，没有民族政策，对他们很欺凌，称之为野人，又有不良分子经常偷摸到傈僳寨中抢掠，有些民族群众常到司令部报告，司令部不大理会，还吓唬他们，致使关系恶化，黄福臣终因得不到当地民族的支持，在一次日寇扫荡中被害，黄部又误认是当地民族起的作用，集中所部一百余人火烧傈僳寨，一场内部的民族争斗骤起，只因黄部胡参谋适可而止，优待释放了“俘虏”，傈傈群众更深明大义，几天后由老人出面抬了一罐酒、一头肥猪和一头黄牛来慰问黄部，从此双方均以抗日为大局，团结起来了。李根源先生在《报告抚慰滇西土司情形书》中说：“当正义暴力搏斗之际，人心向背，自有权衡，然而事先感之以义，给之以恩，则后事之来，有不可知者。”“然敌人侦谍四出，百端迷惑，若不及时体其来意，示以殊恩，发其忠义，诚恐被敌利诱、威胁，则心志稍移，凝结无术，然则宣慰、宣抚之道非可缓也。”日寇当年在滇西一带四处宣传“同种同文”，开会时会场正中还贴孙中山当年说过的几句依靠日本的话，诸如：“快来中山先生建设之大东亚阵线工作”之类（《三民主义》中并无大东亚主义或大东亚阵线的条文），“抗击英美”等，当时，十一集团军和云贵监察使署，连发《告土司民众书》，并派出专员尹明德于1942年8月11日启行，到腾冲、南甸、干崖、盏达各土司地抚慰，尹所到之处，赠发“为国干城”匾额，转发蒋委员长电文玉照，并发委令。凡在当地有名望地位的人物都授以军职，如刘楚湘、刀京版、封维德等。当时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一工作，在给李根源的回电中说：“边民内向，土司归诚，实施祖训，协助抗战，此皆先生德望所感，抚怀得宜所致，良用钦佩，尚希对于输诚报国各土司，尽数代为抚慰为要。”宋希濂转发了蒋介石给各土司的电文：“本委员长翘首南天，良深廑念……深盼各司共体斯意，益加奋发，统率边民，偕行杀敌，保世守之封疆，驱压境之强寇，共集大勋，副余厚望。”对潞江土司线光天，李根源、宋希濂做了大量工作，分别写了亲笔信。当时潞江土司的秘书刘明德、总务主任李济洲都是积极主张抗战的志士，对线光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有借于历代对各土司地方的抚慰。这一带土司，都是元、明、清世袭的，一般都已二十七八代，当地人称有的是汉人变夷人，有的是夷人变汉人，当清末和1926年英军入侵滇缅边界民族地区时，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就体现出来了，英国人欺骗当地土司头人到伦敦，但众多土司头人则出示元、明、清时中国皇帝发给的委牌，声称只信孔明而不知耶稣。李根源说：“目今敌军压境，人心易惑，而各土司同仇敌忾，得来请命，数百年怀柔抚绥之德，效忠明耻之教，事效己见。”南甸土司一贯认为自己“世效诚节”，才“如此恩赐铭鼎”，不管日寇如何利诱，最终能不失民族气节。线光天当年31岁，爱国思想很深，这与他早年受业于腾冲王举人，毕业于腾冲县立中学分不开。刀京版，其父刀安仁就是一个爱国志士，曾参加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抗日将领在致书给他们的时候，都抓住了这一点晓之以大义，用土司保国保境的事迹教育他们，如宋希濂在给线光天函中说“执事世受国恩，谊同休戚，亟盼领导边民与国军切取联络，起而杀敌，共策殊勋。昔石柱司官女将秦良玉，为国杀敌立功，今北平四川营，赫然有驻兵遗迹，史册流传，勋名不朽。执事宏识远略，万流仰镜，当能绍此前徽而发扬光大之也。”南甸土司龚绶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职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线光天还提出策略说：“抗战期间，军食为重，腾龙沿边各土司地产米最丰，如国军能迅速将腾龙克复，驱敌境外，将丰富米粮内移，以助军食，于抗战裨益甚大。”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教育，正是造成当地民族发挥巨大作用的向心力，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英国有关人士漫游这一带时即著文指出，当地民族汉化较深，非一日形成。长久的爱国主义教育形成的力量，一遇事变，这种潜在的巨大能量就爆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