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拨完号前，不知为什么，我就知道自己拨错了。手机响了一两声，就有人通话了。“你拨错了！”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在挂断前厉声说。我又拨了一遍。“我说你拨错了！”又是那个似乎来自天堂的声音。手机挂断的咔嗒声又钻入了我耳。
　　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拨错号了呢？那时，我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警察素来好奇。我第三次拨了过去。“又是你吗？”那人说。“是我。”我答，“我想知道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拨错了呢？”“你自己去想吧！”手机被猛地撂下。我在那坐了会儿，手机松松垮垮地握在我的手指间。我又拨号把那人叫回来。“你还没想出来吗？”他问。“我能想出的唯一理由是……从来没人给你打过手机。”“你说对了！”
　　手机第四次断了。我咯咯笑着又把那人找回来。“你到底要做什么呢？”他问。“我想我打手机……只是想问个好。”“问好？从来没有人给我问过好。”“为什么没有人给你问过好？”“因为我是孤家寡人活在人间的天堂里！”“天堂？”“你来给我问好是为什么？”“如果从来没有人给你打手机，我想也许我应该给你打。”“好吧，你好！你是谁？”我终于成功了。现在，好奇的是他了。我告诉了他我是谁，并问他是做什么的。“我叫罗伯特·戴维，89岁了。20年了，还没有在一天中接到过这么多的拨错号的手机通讯！”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谈了10分钟。罗伯特没有家人、朋友，和他亲近的人都死了。接着，我们发现了相通的东西：他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了近40年。告诉我他在那里做电梯操作员的日子时，他的语气甚至很友好。我问是否能再给他打手机。“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他几乎是震惊地问。“我们也许能做手机朋友。你知道，就像笔友。”他犹豫了：“我不介意再有一个朋友。”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试探性。
　　第二天下午我又拔通了罗伯特的手机，之后几天又时常打通他的手机。他是个健谈的人，回忆了一战、二战、兴登堡灾难和其他历史事件。他的故事引人入胜。我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好让他给我打手机。他打了，几乎每天都打。
　　我并不是出于体贴一个孤独老人才这么做的。和罗伯特交谈对我也很重要，因为我的生活中有一个空白点——我在孤儿院里长大。渐渐地，罗伯特扮演了我父亲的角色。我和他谈我的工作和学院课程，我当时在读夜校。
　　罗伯特喜欢充当顾问的角色。在讨论我和上司之间的不和时，我告诉这位新朋友：“我想我应该和他谈谈。”“这么莽撞干吗？”罗伯特警告说，“把事情放一放。如果你和我一样冷静，你就会知道时间能化解许多事。如果事情变糟了，再去和他谈。”手机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你知道。”他轻声说，“我像对我自己的儿子那样对你说话。我一直想要个家，有个孩子的亲情关系。你太年轻了，不知道这种感觉。”我知道，我也一直想要个家——有个父亲的亲情关系。但我什么也没说，害怕自己不能抑制长久以来的伤痛。
　　一天晚上，罗伯特提到他90岁的生日快到了。我买了纤维板，设计了贺卡，上面放着蛋糕和90根蜡烛。我请办公室的全体警察，甚至局长在上面签名。我收集了90个人的签名。我知道，罗伯特定会从中获得快乐。我们在手机上交流了4个月，我想是见面的时候了。我决定亲自送上贺卡。
　　我没告诉罗伯特我将登门拜访，一天早晨，我按着地址开车前往，把车停在他公寓附近的大街上。当我进入一座大楼时，一名邮递员在走廊分拣信件，我查看邮箱、寻找罗伯特的名字时，他点了点头。找到了，1H公寓，离我站的地方大约20英尺。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们还能像在手机上那么融洽吗？一丝怀疑从心头掠过。他也许会拒绝我，就像我父亲从我生命中离开时拒绝我一样。我轻叩罗伯特的房门。没人回答，我又重重地敲了一下。
　　邮递员从分拣信件的活儿中抬起头来，“那儿没人了。”他说。“是吗？”我感到有点迷惑，心想，如果他回答敲门人的方式跟回答手机的方式一样，我可能要敲一天门了。“你是他的亲戚吗？”“不，只是朋友。”“对不起。”他轻声说，“但戴维先生前天去世了。”去世了？我一时张口结舌，僵在那里了，他真的去了天堂……回过神后，我谢了那个邮递员，走进了中午的阳光中。我向汽车走去，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拐到一个角落时，我看见了一座教堂，《圣经·旧约》上的一句话跳进我的脑海：“朋友的爱永伴……”是啊，某些突发的不幸事件会提醒我们生命的美好。但“朋友的爱永伴，无论我在人间他在天堂……”此刻，我第一次感到我和罗伯特是多么亲密。
　　我下意识地将手机举到耳旁，仿佛又听见罗伯特的吼声：“打错手机了！”接着我听见他问我为什么要再打。“因为你至关重要，罗伯特。”我大声说，“因为我是你的朋友。”“噢，你是我的朋友……”手机中似乎传来了天堂的声音。
　　我将那张没有打开的生日贺卡放在汽车的后座上，坐到方向盘后面。发动汽车前，我回过头，喃喃说：“罗伯特，我没拨错号。我拨对了——今后我还会用手机向你问好的。”
　　（摘自《新民晚报》）